“代盡孝心”陪診師，3.1億老人的“臨時兒女”

“有她在，我心裏踏實。”

診室外的長椅上，78歲的周奶奶等待叫號，而她口中的“她”是陪診師湯孝琴，她要陪獨居老人周奶奶檢查身體。從掛號窗口到診室，再到藥房，她熟練地穿梭在醫院的樓梯間和走廊，不時蹲下身向老人解釋下一個步驟。

在上海，這座戶籍老人占比近40%的超大城市，像湯孝琴這樣的持證陪診師已超千人。今年2月，上海製定了《上海老年人助醫陪診服務試點方案》，計劃在浦東、楊浦、鬆江、徐匯、長寧、普陀、靜安、虹口、黃浦等9個區啟動陪診服務試點。從街道誌願者到市場化服務，從“跑腿代勞”到專業分級，上海試圖通過政策引導、職業培訓和行業規範，破解老年人“就醫難”的痛點。

陪同掛號、引導就醫、跑腿拿藥......陪診師進入大眾視野已有數年時間。隨著老齡化趨勢加劇和健康意識的提升，這個行業迎來了發展期。然而，網絡上也充斥著對亂象的吐槽：陪診師，真能當好老人的“臨時子女”？這個新興行業究竟如何運作，又麵臨哪些真實挑戰？

繁榮下的迷霧，陪診師的現實與困境

陪診服務的概念並非本土原創，它最先起源於美國的“患者導航”（Patient Navigation,PN）計劃，由紐約市Harold Freeman醫生及其團隊在1990年首次提出並實施，隨後在美國乃至全球範圍內推廣應用。2023年6月，我國醫藥教育協會（China Medicine Education Association,CMEA）發布《陪診師職業技能規範》，才正式將陪診師定義為：為老年病患、孕產婦以及行動不便或不便獨立去醫院就診者，提供協助掛號、問診、檢查、帶藥、以及預約住院等服務的群體或個人。可見中國的陪診師行業起步較慢，但這也並不影響該行業近幾年在我國的快速發展。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止2024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3.1億。此外，老年人進入60歲以後，身體機能和免疫力下降，患病概率增加。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老年人中慢性病率超過78%；《2024年養老護理員職業現狀調查研究報告》也顯示，老年人患病率是總人口平均水平的4倍，帶病生存時間達8年多。“病有所醫”直接關係著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但現實是，家庭結構小型化、子女外出就業等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的常態，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主動或被動地過著獨居生活，老年人就醫也麵臨著重重阻礙。淘寶數據顯示，2022年裏有2.6萬人次通過淘寶搜索“陪診”。



2018-2023年中國陪診服務人次及市場規模統計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智研谘詢整理

新需求催生新市場，新市場催生新服務。2023年，陪診相關企業注冊量同比增加59.8%至385家，陪診服務人次達434.3萬人次，市場規模達7.47億元。而2023年我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人次達95.6億人次，同比增長13.5%，龐大的潛在需求群體為陪診服務行業發展帶來廣闊的增長空間。



我國陪診服務行業主要廠商分布圖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智研谘詢整理

然而，繁榮的表象下，是尚未厘清的混沌。目前陪診市場格局高度分散，超90%的企業注冊資本不足500萬，缺乏引領品牌。更根本的挑戰在於“身份不明”。

目前，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中，尚未收錄“陪診師”，也並無官方頒布的“陪診師證書”。因此，某些不良機構趁機“鑽空子”，通過誇大宣傳來吸引學員，誘導學員考取所謂的“陪診師資格證”，甚至讓學員花錢購買“證書”，證書就像超市小票一樣被打印出來。

收費混亂是另一重迷霧。相似的服務，價格可能相差數倍，服務提供方容易利用信息差控製服務價格，消費者處於被動狀態。在陪診服務的具體內容上，“陪診師”應該做什麽、不應該做什麽，至今也沒有確切的規定和統一的標準。

“無準入門檻，無服務標準，無主管單位”，專家口中的“三無”狀態，正是這個新興業態最真實的尷尬。這看似矛盾的行業圖景並非偶然，其根源是深植於社會結構變遷與醫療體係轉型的土壤之中。

縫隙中生長，陪診師因何而生？

要知道，陪診行業是近幾年才逐漸發展起來，並為人們所了解的。這是因為隨著社會的變遷，中國老齡化加劇，家庭結構也隨之改變。在過去，家庭代際同住率高，子女可承擔陪診責任；而如今“421家庭結構”（4老人+2父母+1孩子）成為主流，子女在異地就業與父母養老需求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這種“銀發海嘯”與“家庭空巢化”的疊加效應，使陪診服務從可選消費變為生存剛需。社會陪診員提供的“代問診”“報告解讀”等服務，既節省了時間成本，也緩解了年輕人的心理負擔。

此外，醫療流程的複雜與“信息壁壘”讓空巢老人難以成功就診。三甲醫院動輒數十個科室、複雜的分時段預約係統，讓初次就診者手足無措。

《2024年老年友善醫療微改造需求洞察報告》指出，老年就醫現存5個“需要”問題亟待解決，其中之一就是就醫流程複雜，超九成受訪老人需要陪診。醫院導診台僅提供基礎指引，無法滿足跨科室協調、病情解讀等深度需求。而陪診師憑借對醫院流程的熟悉，能快速規劃就診路線，甚至通過“病曆整理”“檢查項目預判”等增值服務，提升就診效率。

行業的低門檻，恰逢就業環境的轉型期，吸引著各路人員湧入：不堪工作重負的護士、護工，帶著醫療背景提供專業服務；家政、養老從業者拓展業務，摸索“家政+醫療”的新路；尋求靈活收入的寶媽、退休人員、大學生也加入兼職行列。疫情更是短期催熱了需求。

與此同時，美團、阿裏健康等平台經濟的介入，推動著陪診服務標準化，進一步降低了入行門檻，加速了行業擴張。

老齡化需求、醫療流程的複雜、就業環境的轉型等多種現實需求催生出陪診師這樣一個龐大市場。而陪診師這一場“臨時子女”的角色扮演，照見的是社會養老與醫療服務銜接的縫隙，也映出新興行業在混沌中求存的無奈。陪診師行業能否成為照見醫療服務缺口與就業新局的鏡子？答案，藏在規範與溫度的平衡裏。

“臨時子女”的服務密碼，自營深耕與平台連接

陪診服務，作為填補老齡化社會就醫親情缺口的新興力量，其運作模式在實踐中不斷演化。縱觀當前市場格局，主要形成了自營模式和平台模式兩大路徑，它們以不同的邏輯構建著“臨時子女”的服務版圖，共同回應著3.1億老人的迫切需求。

在自營模式下，陪診服務的提供者，無論是專門的陪診公司，還是像養老機構、家政公司，他們都直接管理著自己的陪診師團隊。他們全程把控服務流程，目標是建立自己的服務品牌，直接麵向個人用戶或者B端機構提供服務。

自營模式的核心優勢，在於對服務質量與效率的深度把控。當然，自營也麵臨挑戰：組建和管理專業團隊成本較高；贏得用戶信任，尤其是在涉及老人健康與情感的領域，需要持續投入。對他們而言，如何在擴大規模時不丟掉那份溫度與品質，是一道現實考題。

不同於自營模式，平台模式則扮演著“連接器”的角色。美團、阿裏健康等互聯網平台構建了一個供需匹配的市場。它們不直接雇傭陪診師，而是吸引大量個體從業者，如轉型的護士、護工、家政員，甚至兼職的寶媽、大學生，或小型工作室入駐，利用智能算法在海量需求和分散供給之間架橋，通過抽傭或收取平台費盈利。

平台模式的核心價值在於技術帶來的效率和透明。通過數字化工具，平台能實現服務過程的實時追蹤，信息同步和用戶評價反饋，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家屬的擔憂，增強了信任感。同時，平台大大降低了行業門檻，為靈活就業創造了機會。

當然，平台模式也麵臨挑戰。對平台上眾多獨立陪診師的服務質量進行有效管控和標準化，是持續的壓力。服務中若出現問題，平台、陪診師、用戶三方責任如何界定，常顯模糊。

現實中，自營與平台並非涇渭分明，融合趨勢明顯。自營機構可能入駐平台拓展客源，平台也在尋求與專業自營團隊或醫療機構合作提升品質。醫院通過小程序與平台合作提供線上指引，或與本地專業公司合作提供深度服務，都是模式融合的體現。

無論模式如何演化，“臨時子女”要真正溫暖可靠，離不開三個核心密碼：專業、規範、共情。

陪診師以臨時之姿，努力縫合著老人就醫路上的親情缺口。當老齡化浪潮翻湧，這“臨時子女”的身影，是社會互助的微光，更是叩問：我們能否讓這份臨時的暖，成為照護體係裏，永不熄滅的長明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