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欲社會不僅是不人道的，也必然是貧困的。
胡錫進最近說了一點人話，以下是他為數不多可以被引用的文字：
經常看到有人提這些年逐漸出現的“性蕭條”問題，這是大事，值得高度重視，深入研究。依老胡的直覺判斷，“性蕭條”是消費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不要羞於關聯，一定要實事求是。性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正所謂“食色性也”，古來如此。性如果蕭條了，人們的消費興趣和動力就會減掉一大塊。
我們的社會還是要維護有利於“正常性繁榮”的氛圍，不要在性的問題上過度嚴厲，反對“萬惡淫為首”的舊觀念。“黃色”“色情”的標準不要盯得太寬泛，以免傷及性本身需要的環境因素。總之，要結合人性，也從消費和治理全局認真考量這個問題。
胡錫進提出的“性蕭條”與消費低迷的關聯性，這在經濟學、社會學和生物學領域，均有理論支持。
我再拔高一下，上一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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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說，性蕭條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連帶影響經濟衰退。
性作為人類基本需求之一，其衍生的消費行為（如娛樂、社交、婚戀、健康產品等）構成經濟循環的重要部分。年輕人性活躍度下降，會直接導致與親密關係相關的消費減少（如約會、娛樂場所消費、婚育開支）。反過來亦然。
性壓抑能通過心理機製來影響社會整體活力。
這兩年大火的行為經濟學（最受諾貝爾經濟學獎青睞）就強調，經濟繁榮需要“動物精神”（即冒險與樂觀情緒）驅動，禁欲文化若導致社會氛圍壓抑，可能削弱創業、消費和社交的積極性。
若將“性繁榮”視為一種社會需求，政策應避免過度道德化監管。例如，中國近年酒吧等“曖昧經濟”的衰退，部分源於娛樂場所的嚴格管控，抑製了社交消費場景。適度寬鬆的社會氛圍，才可能釋放消費潛力。
例如，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高速增長期，性開放與消費主義相輔相成，推動了娛樂、廣告等產業的繁榮。
而日本“低欲望社會”的案例也可以證明，性需求減退，與消費低迷呈現顯著的相關性。下麵我重點說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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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低欲望社會”，非常典型地揭示了性需求減退與消費低迷之間，有著非常深層的關聯。
這種關聯性體現在經濟壓力、社會文化變遷、人口結構等多重因素的交織影響中。
先用數據說話：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數據顯示，18-34歲人群中，39%的女性和36%的男性從未有過性經驗，且這一比例持續上升。
性需求減退直接導致與親密關係相關的消費萎縮，例如：2024年日本新婚情侶數僅60.7萬對，較上年減少1.4萬對，婚慶、住房、育兒用品等消費隨之減少。
娛樂消費的下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僅是夜店等“曖昧經濟”場景的消費衰退，甚至於連奢侈品也會受牽連陷入低迷。
很多人並不知道一個淺顯的道理，性需求也是作為經濟活力的心理映射而存在的。
在日本，“宅文化”與消費降級關係密切。二次元文化的盛行催生的“宅男宅女”群體，喜歡通過虛擬角色（如與初音未來結婚）滿足情感需求，替代現實中的親密關係。這種文化現象直接減少了婚戀市場的活躍度及相關消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性心理的負麵轉向正在形成一種思潮。青少年對性持負麵認知的比例上升（如認為性是“羞恥的”，或女性打拳厭男、直男厭女），進一步削弱了與性相關的消費動力。
日本職場文化強調加班與終身雇傭製，導致年輕人缺乏社交時間和精力。調查顯示，超負荷工作使男性戀愛時間減少，女性因經濟不穩定推遲婚育。這種“時間貧困”加劇了性需求與消費的雙重抑製。
日本育兒成本占家庭收入比例過高，年輕人因擔憂“無法承擔子女教育費用”而放棄生育，連帶抑製了母嬰產品、教育服務等消費。
日本總人口已連續14年下降，2065年預計降至8808萬，其中40%為老年人。勞動力減少導致消費市場持續萎縮，企業投資意願受挫，形成經濟停滯與低欲望的惡性循環。
日本政府雖推出生育補貼、加薪政策，但未能解決根本問題。例如，2024年春季勞資談判實現33年來最高加薪幅度（5%），但實際消費仍負增長。這表明，單純經濟刺激難以扭轉深層次的社會心理變遷。
日本的案例表明，性需求不僅是個人生理問題，更是社會經濟活力的“晴雨表”。
性需求減退通過以下路徑影響消費：最直接的是，減少婚育、娛樂等關聯消費；看上去比較間接，但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性蕭條會削弱社會信心，抑製創新與冒險精神。
結構上的困境是，它會加速人口萎縮，導致市場長期收縮。
但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很多地方的性蕭條，與日本不同，有太多政策上胡亂壓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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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進化生物學的視角看，性行為的頻率受環境壓力影響，也會影響人的創造性。
短期經濟危機中，個體可能因生存壓力，降低性欲以保存資源（如日本泡沫經濟崩盤後的“無性族”現象）。
然而，長期禁欲或性壓抑，又會違背人類進化形成的生理機製，導致心理健康問題（如焦慮、抑鬱），進一步抑製消費意願。
人類學家蒙塔古說過，性與生育分離（如避孕技術），推動了女性經濟獨立和社會分工優化。若社會過度強調禁欲，可能阻礙性別平等與家庭結構變革，削弱勞動力市場的多樣性供給。
舉例來說，中國95後婚內無性比例上升，可能影響生育率與長期人口結構，進而製約經濟增長。
這是一連串事件。禁欲是一個負向的起點。
進化心理學認為，人類性行為適應的是小規模社群環境，而現代社會的匿名性與競爭壓力，可能導致親密關係疏離。這種“錯配”，在高壓經濟環境下被放大，容易形成“性蕭條—消費降級”的惡性循環。
性需求與消費信心之間，存在聯動性。經濟衰退期，“動物精神”因被壓製而萎縮，會抑製經濟創新，也會減少包括性相關消費在內的非必需支出。
這裏要提一下製度經濟學派的埃利諾·奧斯特羅姆的觀點：社群自治可彌補市場與政府的雙重失靈。在性領域，過度管製可能破壞社群自發的協作規範（如婚戀市場的自然調節），而適度包容的文化製度（如對多元化親密關係的接納）有助於釋放經濟活力。
“性蕭條”對經濟的影響，是需求抑製與社會資本耗損的雙重問題。進化視角揭示了長期製度調整的必要性（如平衡壓力管理與性健康支持）。
當代經濟學的挑戰在於，如何將“人性需求”納入增長模型，避免機械化的市場幹預。
禁欲社會不僅是不人道的，也必然是貧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