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率部迎變局 馬斯克是“功成身退”還是被“清君側”？

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自成立以來，始終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這一由總統特朗普授權、埃隆·馬斯克主導的非傳統聯邦機構，以“降本增效”為口號，試圖通過技術手段和私營部門的思維重塑政府運作。然而，其大刀闊斧的改革讓聯邦雇員心生不滿；其存在和運行也有法律爭議，並引發公眾對權力濫用的擔憂。隨著馬斯克宣布將重心轉向特斯拉，政府效率部的命運懸而未決——誰將接替其改革使命？這一選擇不僅關乎機構存續，更可能深刻影響美國行政體係的未來。



馬斯克身穿“DOGE”標誌的衣服

馬斯克宣布專注特斯拉：政府效率部何去何從？

政府效率部的誕生源於特朗普對“聯邦臃腫”的不滿。盡管未經國會正式授權，這一機構通過分析聯邦支出數據、提出裁員與機構重組建議，迅速成為特朗普政府改革的象征。馬斯克以矽穀式的效率思維主導了多項激進措施，例如裁撤數千名聯邦雇員、關閉多元化辦公室（DEIA）等。然而，DOGE的合法性屢遭質疑：法院批評其繞過國會程序，聯邦工會指責其漠視勞工權益，而公眾對其透明度與數據真實性的信任也持續下滑。

與此同時，特斯拉的股價波動與投資者對馬斯克政治參與的擔憂，促使這位企業家不得不調整重心。近日，馬斯克宣布未來五年將專注於特斯拉，逐步減少在政府效率部的工作。馬斯克的離開不禁讓人猜測，接棒的會是其副手格拉西亞斯還是戴維斯，或是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MB）主任羅素·沃特？



史蒂夫·戴維斯（Steve Davis）

格拉西亞斯與戴維斯：忠誠的執行者

作為馬斯克的副手，格拉西亞斯和戴維斯的政治立場與馬斯克高度一致。格拉西亞斯以對馬斯克的絕對忠誠著稱，曾在推特裁員風波中堅定執行成本削減。戴維斯則以“節儉”聞名，他經手的采購項目可以低至幾百美元。據悉，戴維斯親自主導削減了推特80%的工作崗位。這也是馬斯克最看重他的核心能力——殺伐果斷，殘酷決策，但迅速達到企業目標。

然而，兩人的局限性同樣明顯：他們缺乏聯邦預算管理的係統性經驗，且與馬斯克的私人關係可能削弱其獨立決策的公信力。不僅如此，若兩人推行的激進的成本削減措施得以實施，聯邦政府恐將麵臨震蕩和混亂。



安東尼奧·格拉西亞斯（Antonio Gracias）

沃特：保守派的幕後操手

與馬斯克的高調不同，沃特是深諳官僚體係的幕後操盤手。作為特朗普“2025項目”的核心策劃者，積極推動削減聯邦開支和重組政府機構，以實現特朗普政府對聯邦行政體係的願景。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沃特通過扣押國會撥款等爭議手段，成功繞過立法權障礙推進政策；他通過鼓勵特朗普宣布緊急狀態，然後動用國防部的緊急建設預算，籌集了超過30億美元的資金。其意識形態更帶有鮮明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色彩，認為政府應融入宗教價值觀。

不僅如此，沃特認為總統應擁有極大的自由度來施政。沃特的政治資本不僅來自對聯邦流程的精通，更源於他與保守派智庫及共和黨建製派的緊密聯係。



羅素·沃特（Russell Vought）

接任者預測：沃特的優勢與隱憂

盡管格拉西亞斯和戴維斯熟悉馬斯克的改革路徑，但沃特接任的可能性更高。

雷蒙德詹姆斯政策分析師米爾斯（Ed Mills）表示，如果沒有馬斯克的掌舵，政府效率部的使命可能會轉移到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MB）主任和兼任消費者金融保護局 ( CFPB ) 代理局長的沃特（Russell Vought）身上。

首先，DOGE與OMB保持著密切合作，例如關閉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的實際工作主要由沃特團隊完成。其次，沃特的“2025項目”與DOGE的目標高度契合，沃特強調的行政權集中也給削減預算提供了合法性支持。此外，特朗普對沃特的信任遠超馬斯克的副手——後者被視為“局外人”，而沃特則是共和黨內部認可的“體製內改革者”。米爾斯表示，如果沃特接任馬斯克，聯邦政府的裁員工作可能會更加成功。

然而，沃特的崛起也伴隨風險。其激進的基督教民族主義立場可能加劇社會分裂，而沃特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扣押國會撥款等做法已引發憲法爭議。若沃特將DOGE與OMB的權力進一步捆綁，美國權力分立與製衡的體製可能遭受嚴峻挑戰。



政策轉向：裁員激進化與製度、社會危機

沃特長期以來主張通過強硬手段削減聯邦預算並重組政府機構，這種政策理念在其可能接掌政府效率部（DOGE）後將得到更充分的實踐空間。

首先從其政策工具來看，基於其強調總統對聯邦機構的絕對控製權立場，沃特很可能利用DOGE的調查權與行政指令雙管齊下：一方麵繞過國會監督直接削減機構預算，另一方麵加速推進裁員計劃。

在政府權力結構層麵，這種運作模式實質上是在繞過《扣押控製法》等法律限製，通過行政手段削弱由國會創建的獨立機構，從而重新定義美國三權分立的基本框架。雖然可能提升短期效率，但會加劇聯邦雇員的不安，並引發法律爭議。這種權力集中化可能引發國會與白宮的長期對抗，破壞政府運作的穩定性。

對社會而言，此類激進改革已埋下多重隱患。沃特如果繼續效仿馬斯克以“未回複郵件”等行政理由裁員的策略，可能進一步衝擊美國官僚體係的穩定性，甚至激化社會矛盾。不僅如此，如果沃特將“基督教民族主義”理念滲透至政策製定中，可能加劇少數族裔與保守群體間的價值觀衝突，進一步撕裂社會共識。



最終，沃特的改革可能使美國在效率與公平、集權與分權、意識形態與多元包容之間陷入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

在對華政策方麵，沃特的意識形態傾向和特朗普政府的整體戰略可提供線索。作為“2025項目”的策劃者，沃特可能延續並強化對華強硬路線，例如在貿易領域擴大關稅壁壘，在科技競爭中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以及在國家安全層麵加強對中國企業的審查。此外，沃特支持的“基督教民族主義”可能將中美競爭塑造為價值觀對抗，進一步渲染意識形態對立。  總體而言，沃特的接任可能使美國對華政策更加意識形態化，進一步壓縮雙邊合作空間。

政府效率部的存續難題，本質是效率至上與民主製度的衝突。無論接任者是誰，若改革繼續忽視程序正義與民眾呼聲，DOGE的遺產或許不是“高效政府”，而是一個權力更加集中、社會更加分裂的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