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夏天，在“水門事件”最激烈的時候，田納西州參議員霍華德·貝克提出了一個關於尼克鬆的經典問題：“總統知道了什麽？又是什麽時候知道的？”
如果寬容一點可以說，答案是，知道得很多也很早。
每次總統大選之後，記者們都會爭相出版關於選戰的書，涵蓋初選和大會、選民和民調、策略和內鬥。但關於2024年選戰的書，還帶來了貝克問題的一個變體：民主黨對拜登身體和精神狀況的衰退了解多少，又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
如果曆史借用允許，還可以加一個附屬問題：當他們知道的時候，為什麽很少有人站出來？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似乎仍是：知道得很多，也很早。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則更複雜，牽涉到否認、黨派之爭、政治盤算，以及出於家族傳說和政治神話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盲區。
最終結果是，這一類競選實錄很獨特，講述的是一場原本存在、卻又突然消失的競選，以及一個急於尋找替罪羊的政黨——這個替罪羊就是喬·拜登。
傑克·塔珀和亞曆克斯·湯普森合著的《原罪》尚未在5月20日正式出版，就已成為當前最受關注的政治書（副標題已可一窺全貌：“拜登的衰退、掩蓋行為及他再次參選的災難性決定。”）
作者描繪了一個民主黨、白宮幕僚和拜登競選團隊的群像，他們雖然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拜登麵臨的虛弱、健忘、困惑和表達不清的問題，但大多選擇保持沉默，而是選擇適應和合理化。
他們還描述了拜登及核心圈層對拜登神話的癡迷：麵對困難敢於反擊、曆經苦難仍具韌性、唯一能擊敗特朗普的人。
任何懷疑都被視為大逆不道。
在作者說明中，塔珀和湯普森強調，他們的書采訪了200位消息來源——大量國會議員、競選和政府內部人士，他們大多數是在選舉之後才願意開口。
“有些人表示後悔自己沒有做更多，或者後悔拖太久，”塔珀和湯普森寫道。“很多人感到憤怒和被深深背叛，不僅是拜登，還有他最親近的顧問、盟友和家人。”
客觀的說，在這類競選書籍中，愧疚、指責他人和“這不是我的錯”的傾向，在失敗的一方中很常見。
《原罪》並未明確指出拜登的衰退始於何時，但表示種種跡象頻繁出現，持續多年，通常在家事動蕩期間尤其加劇。
對一些人來說，這始於2015年拜登長子去世。
“博的去世毀了他，”一名白宮高級幕僚對作者說。“有一部分的他，隨著博的去世，永遠沒有回來。”
後來拜登之子亨特的法律問題，尤其是2023年一項關於稅務和槍支指控的協議破裂，也成為“拐點”，作者引用拜登的幕僚說，“從那時起，總統（狀態）突然迅速下滑。”
拜登衰退的實例在《原罪》中占了相當大篇幅。
2019年在愛荷華州一次巴士巡遊中，拜登無法想起邁克·多尼倫的名字——這個與他合作近四十年的競選策略師和白宮顧問。
2020年3月，拜登忘記了《獨立宣言》的內容（“我們堅信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是……你知道的……你懂的那件事。”）
2022年在白宮的一天，他叫不出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和通訊主任凱特·貝丁菲爾德的名字，盡管兩人就站在他身邊。他把前者叫成史蒂夫，把後者叫成新聞官。
2024年在好萊塢的一場募款活動中，拜登甚至沒認出喬治·克魯尼——全世界最知名的麵孔之一，還得有人提醒他那是誰。
這些僅是塔珀和湯普森列舉的部分例子，且都發生在2024年6月27日拜登與特朗普辯論時的表現之前。
塔珀和湯普森寫道：“世界在他唯一一場2024年辯論中所看到的一切，並非意外。那不是感冒，不是準備不足或過度準備，也不是稍微有點累。”
作者點名批評拜登最親近的幾位高層幕僚——包括多尼倫和史蒂夫·裏凱蒂等人，一再堅持認為總統沒問題，或者他的健康不是什麽大問題。
塔珀和湯普森寫道，2019年和2020年競選時，高層幕僚把拜登的年齡僅僅視為“政治上的弱點，而不是他能力上的重大限製。”
四年後，他們又告訴自己，即使是狀態下降的拜登，也比特朗普回鍋更好。
“拜登、他的家人和團隊，讓他們的私利和對特朗普回歸的恐懼，成為把這個有時神誌不清的老人繼續送進白宮四年的理由。”作者寫道。
任何質疑甚至隻是詢問拜登身體或精神狀況的人，都會遭到白宮強烈反擊。當一位全國性新聞機構的記者開始詢問總統的健忘和困惑時，擔任拜登顧問的裏凱蒂打電話給她，聲稱這個報道是假的，他知道這不是真的，因為他一直在和總統開會。
這位未被作者點名的記者意識到，如果她繼續深挖這個報道，就會被貼上說謊者的標簽。
“這種含蓄的威脅奏效了，”塔珀和湯普森寫道。
而當奧巴馬的前策略師戴維·阿克塞爾羅德公開提出拜登的年齡是負擔時，拜登的幕僚長克萊因打電話怒斥他：“誰能打敗特朗普？拜登是唯一曾經做到過的那個人。在你說總統應該讓位之前，你最好對另一個候選人有絕對信心。國家的未來取決於這個！”
這種邏輯令人難以接受：因為拜登的勝利太重要，所以必須堅持支持這個有缺陷、正在衰退的候選人，但如果你假設決定勝負的是特朗普的缺點，而不是拜登的問題，這種邏輯就成立了。
塔珀和湯普森寫道：“拜登堅信，特朗普說的話荒唐又愚蠢，隻要美國人民看到兩人站在一起，就會認定特朗普不適合執政。”
但拜登和他的團隊似乎沒意識到，這場競選正在變成對拜登本人的公投，而兩個關鍵數字——食品價格和候選人的年齡，都在往不利方向發展。
當美國人民對這兩位候選人進行比較時，看起來無法勝任這份工作的人是拜登。
塔珀和湯普森詳細記錄了拜登競選團隊和白宮掩蓋總統狀況的各種方式，即便越來越明顯。
這是整個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揭示了掩蓋的努力往往並非出於事前計劃，有時候隻是自然而然。
例如，白宮的演講撰稿人開始簡化為總統準備的稿件。
“所有東西都變短了，演講、段落，甚至句子，”塔珀和湯普森寫道。“詞匯量也減少了。”這不是來自高層的命令，撰稿人們“也在慢慢適應拜登能力的下降”。
拜登開始更加依賴提詞器和提示卡，哪怕是在簡單的場合。他的內閣成員回憶起一些會議“糟糕”、“令人不安”、“全是照本宣科”，甚至在他任期初期就如此。
“就像是在跟你爺爺說話，”一位2021年見過拜登的歐洲國家前領導人說。
而在2022年的一次出訪中，一名拜登內閣成員在與另一名成員交談時，對連任的可能性嗤之以鼻：“根本不可能。他太老了。”
《原罪》的力量，就在於不斷呈現這樣的內部場景，白宮和競選團隊中各方的承認、悔意和相互指責，而總統的狀態卻仍在不斷衰退。
喬納森·艾倫和艾米·帕恩斯上個月出版的《決戰：白宮史上最狂野的一戰》則提供了另一種補充視角，不隻是講述事情發生了什麽，還探討為什麽會發生。
艾倫和帕恩斯曾合著過關於2016年和2020年總統選戰的書，在他們看來，拜登之所以堅持參選這麽久，動機更偏向於個人私利。
他們引用多尼倫對一位知名民主黨人說的話：“沒人會主動退出。沒人會放棄這棟房子、這架飛機、這架直升機。”
作者還指出，吉爾在2004年曾勸丈夫不要參選，但如今卻難以放手。
“在擔任八年副總統夫人、又近兩年第一夫人之後，華盛頓權力頂層的種種光環已讓她難以割舍。”艾倫和帕恩斯寫道。
在一些民主黨人看來，掩蓋拜登能力下降的真相，成了一種自我實現的政治“必需”。
艾倫和帕恩斯寫道，在特朗普和拜登辯論後，一些拜登盟友不僅開始懷疑他是否應該繼續參選，還開始質疑他是否還能勝任總統職務。
“但如果民主黨官員公開談論後者，如果他們告訴選民現任總統無法執政，那無論最終候選人是拜登還是其他人，他們都肯定會失去11月獲勝的機會。”
邏輯依然扭曲，“如果我們承認無法執政，他們就不會讓我們執政！”
這也顯示出黨派立場的強迫性如何可能危及國家安全。民主黨人在這一問題上的信任危機已根深蒂固。即使拜登周日宣布自己確診第四期前列腺癌，也引發了關於總統到底是什麽時候得知病情的質疑。
在《原罪》中，多尼倫被刻畫為主要反麵角色；而在《決戰》中，則是詹妮弗·奧馬利·迪倫，她曾擔任拜登競選團隊主席（後來是哈裏斯團隊負責人）。
艾倫和帕恩斯寫道，她在拜登那場決定性辯論後“激怒”了民主黨捐助者，對總統的精神狀態以及一旦他退出後可能的替代人選等問題，一直閃爍其詞。
辯論後，拜登家族給出的解釋自相矛盾，一方麵怪顧問讓總統“準備不足”，另一方麵又說拜登的問題在於“準備過度”，“團隊給他灌輸了太多數據、數字和寫好的台詞，讓他無法實時處理”，艾倫和帕恩斯寫道。
而塔珀和湯普森提供了更簡單的解釋：拜登在為辯論預留的幾天裏，總是在打盹。
競選後期，當總統思考是否繼續參選時，多尼倫仍堅持告訴他民調勢均力敵，拜登仍具競爭力，哪怕競選團隊的民調人員並不同意這一判斷。塔珀和湯普森指出，多位民主黨人，包括奧巴馬、國務卿布林肯和參議員舒默都擔心，拜登從競選團隊那裏得不到反映公眾擔憂的準確信息。
民調人員抱怨說，他們把數據交給多尼倫後，多尼倫會用自己正麵的解釋轉述給拜登。
當舒默在7月中旬告訴拜登，他的民調團隊認為他贏的可能性隻有5%，拜登隻說了一個詞：“真的嗎？”
這是這些書中最讓人崩潰的一幕：民主黨人不僅向公眾隱瞞了拜登的真實情況，也向拜登本人隱瞞了公眾的真實想法。
民主黨保留拜登的最終論點，是一個相當荒謬的邏輯，尤其考慮到拜登後來支持誰作為接班人。
他的盟友們堅持認為必須和拜登共進退，因為副總統哈裏斯根本勝任不了。
“拜登的顧問並不完全信任她，”塔珀和湯普森寫道，他們認為哈裏斯太謹慎、不願承擔有政治風險的任務，而且把簡單問題複雜化。
作者還寫道，哈裏斯的助手們在為她出席一場與記者和社會名流的華盛頓晚宴做準備時，緊張到開了模擬晚會，由工作人員扮演賓客進行彩排。
因此，拜登的盟友私下對捐助人和黨內大佬貶低哈裏斯，佩洛西和奧巴馬等人則私下表達過對副總統的疑慮，更傾向於通過公開程序重新篩選人選。
艾倫和帕恩斯寫道，奧巴馬曾設想由密歇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出任總統候選人，馬裏蘭州州長韋斯·摩爾擔任副總統候選人，“這樣仍然可以讓民主黨圍繞女性和有色人種團結”。
拜登對奧巴馬長久以來的怨氣，2016年偏向希拉裏、2020年初選中遲遲不表態支持，可能部分解釋了為什麽他選擇支持哈裏斯作為接班人。
艾倫和帕恩斯寫道，盡管黨內團結在支持一位黑人女性副總統的決策中起了作用，但“最讓拜登感到滿足”的，是這個選擇能打擊奧巴馬。
“在那個時候，他已無法掌控太多事情，而這是他還能決定的一件事，他選擇借此回擊奧巴馬。”一位同時熟悉兩人的人士對作者說。
就是這樣的私怨左右了總統搭檔的選擇，改寫了曆史。
拜登曾設想自己是通向新一代民主黨領導人的“橋梁”。但如艾倫和帕恩斯所說，“最終，拜登確實成了橋梁——從一個特朗普任期通向下一個。”
這些書都隱含或明確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拜登之所以把選舉“直接交到特朗普手中”，是因為他沒有早點退出競選，或者根本不該謀求連任。
但如果拜登早早謝幕，民主黨就一定能保住白宮嗎？
其實不難想象，一場火速展開的黨內初選可能把黨撕裂。無論誰成為候選人，在拜登的通脹、邊境和阿富汗問題記錄下，可能都難逃沉重壓力。
或許，即便候選人不是拜登，而是哈裏斯、惠特默、喬什·夏皮羅、皮特·布蒂吉格、加文·紐森，或任意一位理想化的民主黨人，全球反現任力量的浪潮仍會壓倒他們。
“我們作為一個黨被拜登徹底坑了，”奧巴馬2008年競選總監、去年還擔任哈裏斯顧問的大衛·普勞夫在《原罪》中說。
也許如此。但把所有責任都怪在拜登身上太簡單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也是如此——這也太輕易地放過了民主黨的其他人。
長期以來，民主黨主要靠“反特朗普”作為政治身份，強調他們反對什麽，而不是闡明他們支持什麽。初選通常是進行政策辯論和理念定位的機會，但民主黨似乎不願走完這條路。
2020年，拜登本就不是代表新理念、新活力或新希望的候選人；他在愛荷華、新罕布什爾和內華達輸得很慘，最後靠南卡羅來納才扭轉局勢。
他能贏得提名，是因為黨內領袖在絕望中，集體押注這個他們認為能打敗特朗普的人。他是“喬叔叔”，可靠、熟悉，不像佛蒙特州那個性格古怪的社會主義者。
四年後，當拜登放棄連任夢想時，民主黨再次錯過了自我明確定位的機會，僅是把接力棒交給了離得最近的那隻手。
“她在過去四年裏沒有不斷練習，沒有接受尖銳采訪，也沒有與那些可能對舊金山精英抱持懷疑的選民積極接觸，”塔珀和湯普森寫道，談的是哈裏斯。
“她從未努力擺脫那些在2020年為贏得提名而采取的極左立場。”艾倫和帕恩斯則說，哈裏斯缺乏“明確的參選核心議題”。
相反，她的競選全是圍繞特朗普的威脅展開的：“我們不會回到過去。”
美國人如今確實知道了“回到特朗普執政”意味著什麽——但他們對民主黨的反對力量，卻仍難看清。
拜登在2020年的勝利幫助民主黨掩蓋了黨內的分歧，而他在2024年的崩塌又讓他們再次有理由不去麵對。這一切都說明：找到一個替罪羊總比建立清晰身份來得容易。但對一個政黨而言，要想贏得未來，僅靠激烈的“反特朗普”情緒遠遠不夠。
民主黨麵臨的關鍵問題，不是關於特朗普的。
他們真正要問的是：民主黨對自己到底了解多少？又是什麽時候才會真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