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國債的膨脹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預算鷹派一直在對美國的國債發出警告。
2003年，當美國國債規模還僅為7萬億美元時，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就警告稱，赤字支出將導致失業率長期高企，並最早在2010年就會引發“潛在嚴重問題”。
然而，危機始終並未真正爆發。從上世紀80年代的裏根政府到2020年代的拜登政府，曆任總統都對激增的國債表示擔憂，但卻基本上沒有采取任何措施——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逃脫了懲罰”。盡管有許多警告，但美國失業率仍保持在低位，全球投資者幫助吞噬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美債，美國經濟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之一。
而時至今日，隨著美國國債達到聳人聽聞的36萬億美元，“賬單”似乎終於要到期了——擊鼓傳花之下，特朗普不幸繼承了由其揮霍無度的前任們製造和融合的“債務炸彈”。這意味著，他可能不僅需要麵對那些格林斯潘所描述的經濟問題，甚至還將直麵其他一些這位“最成功的美聯儲主席”都未能預見到的大麻煩。
上周五(5月16日)，穆迪評級公司宣布將美國政府的最高信用評級從Aaa下調至Aa1，並將評級展望從“穩定”下調為“負麵”，此舉迅速點燃了業內對美國債務問題的擔憂。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三大評級機構中最“古老”的一個，自穆迪1917年首次發布信用評級以來，美國此前一直保持著穆迪的最高信用評級，這也意味著其堅守了長達108年的AAA金身在這一次徹底告破。
(圖：闖過二戰炮火、躲過金融危機——穆迪對美國的Aaa評級卻“倒在”此時此刻)
標普全球早在2011年就下調了美國的信用評級，惠譽在2023年也采取了同樣的做法——問題顯然並非出在美國經濟本身，三大機構中的每一個都強調政府功能失調是罪魁禍首。
穆迪在5月16日的一份聲明中表示，“美國曆屆政府和國會都未能就扭轉年度巨額財政赤字和利息成本增長趨勢的措施達成一致。”
這一次不一樣？
誠然，穆迪此次下調評級並不像2011年標普下調評級那樣令人震驚，因為那是有史以來美國信用評級首次遭到下調。部分分析師也指出美國財政問題已是公開的秘密。
“這並不意外，”投資機構Fundstrat的湯姆·李在5月19日就表示，“穆迪隻是陳述了已知事實：美國存在巨額赤字。”
但特朗普可能無法再像前任那樣，對該問題視而不見。新變化在於市場終於開始發出信號：美國的年度赤字過於龐大，借貸規模已超出合理範疇。
2011年標普下調評級後，其實發生過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 投資者反而將資金投入美國國債，而這正是該機構剛剛下調評級的債務工具。這在當時屬於傳統的“避險”行為——當投資者在感知風險時，資金往往會湧入最安全資產，而當時與往常一樣，這個避風港仍是美債。
因此，不難看到，2011年標普下調評級後，美債收益率反而有所下降。這是因為人們對美國債務的需求增加，推低了借款人必須支付的價格——利率(收益率)。這實際上是美國借貸的福音，因為它降低了支付利息的成本。
但兩年前，當惠譽下調美國評級時，情況其實就已經截然相反了。而這一次問題可能更為嚴重——事實上，哪怕在新的無資金支持的減稅措施成為美國國會預算博弈的焦點之前，美國債券的投資者就已經亮明了立場：如果政府繼續入不敷出，必將麵臨後果。4月，美國市場一度遭遇了股債匯三殺，30年期美債收益率一度飆升至了5%以上。
一些業內人士已經擔心，穆迪對美國評級的下調可能會延續數月來形成的“拋售美國”交易模式——全球投資者同時拋售美股、美債和美元。傳統上，隨著風險波動，資金會在兩類資產間輪動，但始終留在美國市場。但如今資金正在外流。
雪上加霜的是，控製國會的共和黨人正在籌劃大規模減稅法案，這將使國債規模再度增加數萬億美元，加劇穆迪警示的問題。
“這次降級存在顯著不同，”哈佛經濟學教授傑森·弗曼5月19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穆迪擔憂的是共和黨統一行動帶來的影響。他們當前政策方向明確指向增加債務。”
市場曆來是花銷無度的國家財政紀律的仲裁者，而近期美債收益率的飆升正開始呼應過去所謂“債券義警”抗議財政放縱的情況。傳統理論認為，若投資者迫使政府承擔更高借貸成本，政府最終將屈服於壓力並收縮支出。
Crossmark Global Investments的首席執行官兼首席投資官Bob Doll表示，“債券市場正在發出信號，當前的狀態不可持續。”
特朗普成為了那個必須擔責的人？
其實，客觀來說，即便到當前這種局麵下，美國的財政狀況也並非完全無可救藥。
誠然，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占GDP的比例已從1990年的40%大幅攀升到了現在的約100%——預測人員預計，這一數字還將繼續增長，主要原因是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等強製性支出項目的無節製增長。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到2035年，公眾持有的債務占GDP的比重將達到119%，而且不會有任何放緩的跡象。
但美國其實並不必完全一口氣償還36萬億美元的國債。預算專家普遍認為，如果美國國會能將聯邦債務穩定在國內生產總值的100%左右，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減少，那麽聯邦債務其實依然是可以控製的。事實上，作為美國最大的海外“債主”，日本的問題甚至要比美國更為嚴重，其聯邦債務占GDP的比例比美國的兩倍還要高。
關於如何做到這一點，已經有了許多藍圖。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的預算分析師Jessica Riedl就公布了一項計劃，該計劃將削減美國富人的退休福利，提高部分稅收，並對支出設置一些上限。任何穩定債務的可靠計劃都必須包括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改革以及增稅。但改革可以分階段進行，以減少任何衝擊。市場甚至可以通過降低利率來獎勵可靠的債務穩定計劃，從而使所有借款人受益。
遺憾的是，迄今依然沒有跡象表明特朗普或他在國會的共和黨盟友收到了這一信息。
議員們正在起草的共和黨減稅法案將在十年內增加3萬億至9萬億美元的債務。一些共和黨人希望削減貧困人口醫療補助計劃，但這能帶來的緩解幾乎是杯水車薪。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的費用不斷攀升才是頭號預算問題，而共和黨卻沒有任何計劃來解決這一問題。
多年來，許多投資者都在揣測美國聯邦債務危機會如何演變。如今答案逐漸清晰：這場危機不會驟然爆發，而是以投資者與美國資產漸行漸遠、尋求替代品的慢鏡頭展開。10年期美債收益率是最明確的風向標——在正常市況下本應走低的該指標，今年卻持續攀升。目前徘徊在4.5%的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一旦跟隨30年期收益率突破5%，或將成為危機真正降臨的訊號。
後續演變會如何進行尚不明朗——若美債拍賣出現需求不足，可能引發突發震蕩。但很顯然，特朗普似乎並非破解債務困局的合適人選。其保護主義關稅政策將抑製增長、推升失業率與通脹率，導致聯邦稅收減少和年度赤字擴大。特朗普聲稱關稅能創造新稅源彌補缺口，但眾多經濟學家指出這隻會惡化經濟與財政狀況。
“政府效率部”(DOGE)的削減成本努力迄今其實仍形同虛設——它們對社保、醫保和國防等資金黑洞視而不見，反而炮製虛假“削減”方案——這些措施在國會控製的預算程序中毫無法律效力。隨著馬斯克開始縮減DOGE事務、將重心放回特斯拉，這位特朗普的親密盟友或許也已意識到使命徒勞。
正如BNY Wealth的Colton Grant所言，“債務是一個問題，但你知道，更大的問題是不去解決它。”
至此，特朗普依然可以把令人窒息的債務問題歸咎於前幾任總統(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首任任期)，而且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他仍然沒有足夠的魄力和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
特朗普顯然不會是第一個抱怨這個問題的總統，但他可能是第一個必須為此負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