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喬悅
編輯 | 蘇米
今年2月，一架從四川達州飛往福建泉州的航班上，一名61歲乘客突發昏迷，送醫後不治身亡。
這件事在當時曾引起廣泛討論。有人提出疑問，這架載有上百名乘客的航班，真的沒有一位醫務人員嗎？
航空公司回應稱，乘務組在發現乘客無應答時，立即廣播尋找醫務人員，但始終無人回應。隻能由乘務員按照程序為其吸氧、做心肺複蘇，直到飛機落地，由地麵醫護人員接手。
家屬對於航空公司的回應並不滿意，事後發文，希望找到同機乘客，還原搶救經過。
乘客家屬在社交平台發文尋人，希望還原經過
也有人從事後家屬的態度中推測，如果當時有醫生出麵，那麽他可能麵臨家屬的指責和法律風險，有可能成為航空公司轉嫁責任的對象，甚至稱“幸好沒有醫生摻和進去”。
飛機、高鐵上遇到突發狀況，醫生挺身而出，搶救生命，最終收獲掌聲與感激，這是以往常見的報道。但現實並不總是如此美好，與其他公共場合不同，在列車或航班中站出來的醫務人員往往需要出示執業資質，全程被乘務員錄像記錄，事後還要留下姓名電話單位，甚至有可能麵對家屬追責帶來的爭議和糾紛。
於是，施救變得沉重。本該被鼓勵的善意之舉，成了一場權衡利弊後的風險決策。醫生害怕義務救助後，責任被無限放大；乘務員也害怕流程疏漏後，被乘客投訴追責。原本該被鼓勵的救人之舉，逐漸變成了一場需要慎重權衡的風險決策。
“白大褂一脫，別人生死與我無關”，這句話，正在一些醫生心中生根。因此，那些聽到尋醫廣播後，在起身與沉默之間做出選擇的人，他們的遲疑與克製，值得被探討。
01
一次不舒服的見義勇為
去年五一假期，一趟京滬高鐵列車上，廣播突然響起一條求助信息：商務座有乘客突發意外，急需醫生幫助。廣播剛播完第一遍，車內一陣騷動。沒買到票，隻能在8號車廂過道蹲著的王德森——一名即將入職三甲醫院的胸外科醫生，遲疑了一會兒，沒有上前。
“廣播沒說乘客病情，我隻是名外科醫生，萬一去了幫不上忙，又耽誤別的醫生救治就不好了。”他想。
這是他遲疑的第一個理由。但遠不止這些。
王德森快要博士畢業，五六年前已取得執業醫師資格證，也曾在120救護車上輪轉過一段時間，接受過係統的急救訓練。按理說，他具備足夠的能力應對突發狀況。但現實卻讓他多了一層顧慮。
“通常我的同事們遇到這種情況，都不太願意救助，因為怕擔責任”，王德森說，就連在三甲醫院做行政工作的父親也常勸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為他父親的醫院裏有規定，如果有醫生引發了負麵輿情，即使本人沒有責任，也可能被通報、扣績效，甚至丟掉工作。
現實會讓一些醫生麵對突發狀況時產生顧慮/《問心》劇照
廣播又響起了第二輪播報。王德森知道，列車上還沒找到醫生。出於醫生的責任感，他決定先去看一眼。他從8號車廂一路穿過五六節車廂，最終在列車頭部找到了那名乘客。
乘客被安頓在座位上，能說話、能喝水，沒有暈厥、臉色煞白等典型症狀，精神狀態看起來很正常。現場圍著三四名乘務人員和一個乘警，也沒有表現出急切的神態。以他過往的急救經驗判斷，患者問題不大。他簡單問診了幾句，得知對方年紀輕輕，患有慢性腎炎，當下感到“燒心”，沒有明顯疼痛，但一直懷疑自己有心髒疾病。
王德森幫他測了心率和血壓，一切正常。初步判斷是消化係統的問題，“跟心髒沒有太大關係”。王德森說，“這種情況屬於‘疑病症’——自己本身沒什麽病，但是疑神疑鬼地認為自己有病而造成的過度緊張。”他能做的主要是安撫情緒，告訴乘客可能是反流性食管炎，“下車後買點奧美拉唑吃就可以了”。乘客聽完，明顯鬆了口氣，覺得身體好些了。
《謝謝你醫生》劇照
真正讓王德森感到“不愉快”的，是事後的操作流程。乘務員遞來一張表格，要求他登記姓名、電話、工作單位，理由是：事後方便向單位內部匯報備份。他遲疑了一下，還是寫了。
登記完，乘務員請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但王德森沒有座位，他看到商務車廂很空，詢問對方能否讓自己暫時坐在這裏，等來人了就走。乘務員客氣地回絕道：“不好意思，我們有規定，不可以這樣。”他沒有多說什麽，隻能轉身離開。
“我就又回到8號車廂中間，找了個角落蹲著……我也說不上來自己在不愉快什麽，但從頭到尾，整件事就讓我挺不舒服的。”
現在回想起來，王德森還多了些後怕，自己當時留下了電話和工作單位。“萬一後續患者真的出現心髒問題，會不會反過來追責到我，甚至追到我單位？”
02
“救人之後”的顧慮
王德森的擔心不是空穴來風。幾年前，曾出現過“救人反被告”的案例。
2017年，一名72歲的齊老太在藥店突然暈厥，藥店老板孫向波在對其進行心肺複蘇時，壓斷了雙側12根肋骨。事後，齊老太將孫向波告上法庭，要求他支付近10萬元的賠償金。案件經過一審、二審和再審，最終在2021年，法院認定孫向波無需承擔賠償責任。
一位法律相關人士湯詩詣告訴南風窗，法院如此判決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孫醫生在緊急情況下自願救助老太，其施救行為恰當，救治過程不存在過錯。至於老太肋骨骨折，是對骨骼脆弱的老年人進行心肺複蘇時難以避免的傷害。試想，若醫生未施以援手，老太失去的很可能是生命；
二是自願救助他人是美德，如果救助人因此承擔責任將導致社會價值觀沒落，不利於激勵醫生進行院外救助，更不利於弘揚樂於助人的傳統美德。
但和“扶不扶”一樣，隻要有一例諸如此類的訴訟發生，不管判決如何，造成的社會影響都是巨大的。
《好醫生》劇照
中醫學專業的研二學生熊熊，在網上也看過不少類似事件，其中有真有假，但這種擔憂卻存在。
去年7月，他在廈門開往漳州的動車上，救助了一位被鐵製杯子砸到頭的小孩。剛聽到求助廣播時，熊熊很猶豫，雖然他已經拿到了執業證，但“一個人有點怕”，直到看到同車廂有位阿姨起身，他才敢跟著一塊過去。
到達現場後，他們給孩子做了脈搏、心率等簡單查體，又檢查了頭部沒有流血紅腫情況，孩子也沒有頭暈頭疼，“因為車上沒有設備，所以無法進行其他檢查”。情況暫時還可以，但他們也一直跟家長強調，“症狀可能是遲發性的，不能因為查體正常就完全放心，下車後最好要完善頭顱CT等檢查”。
事後，乘務員讓他們填寫“旅客旁證材料”，其中包括姓名、身份證、工作單位、事情經過……熊熊猶豫不決，反倒是同行的阿姨拒絕得很堅決。她告訴乘務員，“我已經退休了，他還沒畢業，我們能過去看就很不錯了，而且買票都是實名製，想找人很容易，沒必要再寫這麽多涉及個人隱私的信息”。
但依舊不斷有乘務員前來勸說，一再強調這是流程需要，“陸陸續續交涉了20多分鍾，最終還是沒填，他們也沒再強求”，熊熊說。
《手術直播間》劇照
後來，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導師，導師特意給他找來法律條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184條規定：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法》第二十七條也規定：國家鼓勵醫師積極參與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場所急救服務；醫師因自願實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
熊熊明白，導師這是想告訴自己，碰到這種事不用怕，法律是支持醫生去救助的。但他仍有擔心：“說實話，法律保障是一方麵，更大的問題是流程和人心。就算你做對了，如果有人揪著你，那後續要耗費的精力也很多。”
孫向波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官司拖了4年，雖然最終贏得了清白，但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自己承受了經濟和名譽上的雙重打擊，那種被糾纏的感覺讓他很痛苦，藥店生意也受到了影響，2019年就徹底關停了。
“我們不是怕救人，是怕‘救人之後’。”這是不少醫生私下裏的共識。
03
無奈的乘務員
關於“醫生高鐵救人”引發輿論風波的事件之一，是2019年發生在廣西動車上的一幕。一名女醫生在高鐵救助患病乘客後，被列車員索要醫師證，還被要求寫情況說明書、簽字畫押。此事被新華社、央視新聞等媒體接連報道。南寧客運段發表致歉說明，稱在處置過程中，未向醫生做好溝通解釋，造成了誤解。
那一場公共討論延續了許久，焦點集中在：醫療人員在院外施救，是否屬於非法行醫？萬一日後產生糾紛，醫生是否需要承擔責任？鐵路工作人員這種做法是否為了“轉嫁風險”？
6年過去，這些爭議沒有消失，反而又在飛機上重演。今年1月23日，一名乘客在杭州飛往裏斯本的航班上突發疾病。有醫生及時出手救助，卻在事後被航空公司要求出示執業證書。3天後，涉事航司回應稱，這是“為還原事件經過所需的流程”。
航空公司要求醫生出示執業證書/截圖自紅星新聞
湯詩詣認為，從法律層麵上乘務員的行為是合理且必要的流程，“隻有醫學專業人士才有救助能力，乘務員查看醫生資質是對乘客負責的表現。如果真出現違規致人受傷的情況，也有助於鎖定責任人”。
解釋看似合理，但在醫生眼裏，類似操作的信號很明確：如果你出手救人，就要準備好被全程錄像、身份審查、責任追蹤。這也是醫務群體聽到尋醫廣播時不敢起身的顧慮。
乘務人員的顧慮也和醫生類似。麵對突發情況，有一處細節沒做到位，就會被投訴。“但這世上沒有完美流程，如果有人想找事總能找得到。”一位在國內航空公司有五六年工作經驗的乘務員小雯，給南風窗講了兩個在她們內部用來學習的案例：
有一次，一名乘客要求幫忙衝藥，乘務員照做了，但因為沒有把藥泡開，事後被投訴“延誤治療”，旅客最終獲得了賠償；
還有一次，有乘客在飛機起飛階段要水，乘務員等到飛行平穩後才送去，結果也被投訴。理由是“耽誤了吃避孕藥”，導致懷孕。
像小雯這樣的乘務員早就接受過專業的急救培訓，飛機上也配備了應急醫療箱、急救藥箱等設施。如果乘客隻是意外發生小的擦傷、燙傷，乘務員完全可以提供繃帶或幫忙包紮；但涉及到用藥、打針等醫療行為，他們一律不能動手，哪怕隻是遞一片暈機藥，也要格外謹慎。
乘務員接受過專業的救急培訓，在使用藥物等方麵也需格外謹慎/《向風而行》劇照
原因之一就是，乘務人員沒有醫療資質，隻能廣播尋求有資質的醫生，協助他們提供幫助。小雯說，隻要航班上有醫生響應廣播，他們會第一時間請醫生出示證件，全程記錄施救過程，之後還要讓醫生簽字、留下聯係方式，證明一切是“依照醫囑操作”，萬一有人投訴，他們能有證據自保。
這讓乘務員和醫生都陷入到了尷尬境地。遇到有人尋求幫助，出於善心，都想施以援手，可一旦涉及到追責問題，雙方又有同樣的顧慮，“有一個小小的毛病被人抓住，那就是全盤皆輸”，最終受損的，是患者本身。
小雯說，假如某天沒人響應尋醫廣播，乘務員隻能盡最大能力提供基礎服務和常規救助行為（如心肺複蘇），其它“什麽都做不了”。除非涉及生命安全的程度，飛機才會考慮緊急備降，但在大多數時候，飛機無法中斷行程，患者隻能熬到落地再說。
04
誰能來擔責？
如果說在公共交通中，醫生和乘務員的最大顧慮，是一不小心成了責任主體，那麽，要想真正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地施救，就必須在製度層麵引入一個強有力的第三方保障機製。救人，不能隻靠情懷和口號，更要讓當事人心裏清楚，一旦事情演變成糾紛，有人會為他們撐起法律和程序的防火牆。
小雯最近剛轉到一家國外航空公司，她告訴南風窗，相比之下，外航在應對突發醫療情況時的流程更加清晰，也更有底氣。如果旅客需要用藥，隻要簡單確認對方是否有藥物過敏史，就可以發放常用藥品，包括退燒藥、止痛片，甚至部分精神疾病用藥。
這背後有一個關鍵的支撐點——地麵醫院的實時支持。小雯透露，大多數外航都與醫院簽有合作協議，一旦旅客出現身體不適，乘務員可以通過無線係統聯係地麵醫生，由醫生判斷是否用藥、用多少，乘務員照做即可。整個過程會被記錄在案，不需要誰為判斷失誤單獨負責，也沒有人被迫“自證清白”。
大多數外航都與醫院簽有合作協議，一旦旅客出現身體不適，乘務員可以通過無線係統聯係地麵醫生/《向風而行》劇照
相比之下，國內雖然也出台了相關法律保護施救者，但漏洞仍然存在。
上海漢盛律師事務所劉穎律師指出，如果救助行為存在“重大過失”，比如明顯違反醫學常識或操作錯誤，仍有可能麵臨賠償責任。但所謂“重大過失”，在法律中並沒有一個清晰、統一的定義。急救現場又往往混亂、條件有限，醫生很難在事後完美複原當時的處置過程，一旦受助方事後反咬一口，醫生將會陷入“有理說不清”的境地。
此外，目前我國法律對於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豁免規定也較模糊，一些細節地帶存在爭議，像退休醫生、非本專業醫生出手急救時，是否受到同等保護，也缺乏明確界定。
在這種背景下，施救者該如何自保？劉穎律師提了些建議，比如，在缺乏監控設備的場景，施救者可以用手機錄音，記錄患者的意識狀態、呼吸情況及周圍人的描述；並且邀請在場證人，用他們自己的手機拍攝施救過程，並留下聯係方式；也可以借助“平安好醫生”等第三方平台，實時上傳救治記錄，形成帶時間戳的電子證據。此外，保留用過的藥品安瓿、器械包裝等物證，也有助於後續專業鑒定。
在劉穎看來，未來在製度保障上也應該進一步著手完善。比如，應該清楚地劃定什麽叫“重大過失”，把救人時的“合理行為”和“嚴重失誤”區分開來。同時，還要設立反誣告機製，一旦有人惡意指控施救者，就必須承擔懲罰性的賠償責任，不能讓醫生在善意救人後被反咬一口。她還建議推行急救行為備案製，施救結束後，醫生可以通過衛健委平台事後報備，作為將來舉證的依據。
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推廣急救醫療責任保險，一旦出現爭議，由保險兜底賠償，最大限度減少醫生和施救者的個人風險。
急救醫療責任保險的推廣，在一定程度上能最大限度減少醫生和施救者的個人風險/《謝謝你醫生》劇照
在南風窗采訪到的三位醫務人員中，白雅茹是唯一一個不怕被事後糾纏的。她的底氣，來自背後強有力的官方後盾。她出身軍醫家庭，自己也是轉業軍人，目前在一家三甲部隊醫院任護理督導專家。她說：“我們醫院從來不會因為輿論去處罰醫生，反而會第一時間出來保護我們。對於在任何場所勇於站出來救助病患的醫護人員，醫院都是鼓勵和支持的。”
不過，即便是白雅茹，也曾有過不愉快的救人經曆。大約七八年前，她在西安前往西寧的高鐵上，遇到一位乘客小腿被車門劃傷，傷口約8-10厘米長，血順著腿往下流。當時列車上沒有縫合工具，她隻能用產婦急救包進行清洗、消毒和包紮，好在距離到站時間並不長，她就建議乘客下站後找醫院進一步處理。
原以為事情到此結束，沒想到之後列車員又要她填了一堆表格，還按了手印。“我很反感那個紅手印，就像你做了什麽錯事一樣。”她說，“我願意幫忙，但不想被這樣對待。從頭到尾沒有一句感謝，隻有乘客說了句‘謝謝’。”
她理解列車方需要流程，但難以接受那種冷漠的態度。“你可以拍視頻、留證據，但應該告訴我為什麽這麽做。整個過程隻感覺到乘務員擔心背鍋，生怕萬一有責任扛到自己身上。”
即便如此，白雅茹仍然堅持，如果將來再遇到類似情況，她依然會挺身而出。但不是每一個醫生都像白雅茹一樣，有一個強大的後盾為她保駕護航。更多人，在公共場合伸出援手之前，會先問一句：值不值得？萬一呢？
05
網絡審視下的不安
這種猶豫，除了責任製度的缺位，更與近年來在社交媒體上被無限放大的醫患矛盾息息相關。醫生不隻是醫生，他們成了隨時可能被圍觀的公眾人物。一旦卷入突發事件，手機鏡頭往往比急救箱更快到場，而網絡判斷也常常快於專業診斷。
“醫生最怕的不是施救，而是被拿放大鏡檢視，最終上升為公共事件。”王德森告訴南風窗，即便在醫院裏，醫生也不敢保證萬無一失，出錯是醫療工作的一部分。
比如操作中不小心損傷一根血管，或者大型手術中局部止血時多出100毫升的血，這些情況在專業上都是可控、可補救的，不會造成後遺症。但如果放到網絡上，“不完美”就會被放大成“失職”，被渲染成聳動的公共輿論事件。
即便在醫院裏，醫生也不敢保證萬無一失/《問心》劇照
公共空間的情況更加複雜。高鐵車廂、飛機通道、馬路邊，既沒有配套的醫療設施，也沒有完整的搶救空間。醫生在這種場景中施救，隻能依靠臨場經驗和條件反應，但圍觀者和網絡卻往往要求醫生做到“標準化施救”。
有人因為撕破病人衣服做心肺複蘇，被要求賠償衣物；有人因為沒有“先摸頸動脈再按壓胸口”，被質疑專業不合格；還有醫生在海邊身穿泳衣搶救溺水者，被人造黃謠，貼上“不要臉”的標簽。哪怕最終被媒體辟謠澄清，這段經曆對施救者而言，也是一場身心俱疲的風暴。
這是一種荒謬卻真實的處境：救，可能付出聲譽、時間、金錢甚至法律上的代價；不救，卻無須承擔任何責任。醫生要在這兩者間，反複權衡、猶豫、掂量。就算不救，也不會有人責備。“白大褂一脫，別人生死與我無關”，這句話在醫生群體中反複被提及，正是多年防衛與受傷後的自我告誡。
這種對“救”與“不救”的猶豫，不僅是醫生的困境，更是一個社會信任滑坡的縮影。醫生不信任患者和乘務員，乘務員不信任醫生和患者，乘客也未必信任自稱“專業人士”的他人。人們在互相防備，生怕自己成為下一個被指責的對象。責任在這個多方交錯的結構中，成了一把沒人敢接的刀。
責任在這個多方交錯的結構中，成了一把沒人敢接的刀/《疼痛難免》劇照
而製度保護與社會輿論的缺席，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這種“逃避式自保”。人們習慣把醫生塑造成無私的“服務者”，卻忽略了他們首先是普通人，會恐懼、會焦慮、也會自我保護。如果“救人”變成了一場風險極高的社會賭博，最終隻會把原本願意挺身而出的人，逼退回人群。
值得慶幸的是，仍然有醫生願意救人，隻是他們的方式，正在悄悄變化。
熊熊說，自己今後再遇到類似情況，還是會很猶豫，“可能先遠遠看一眼”，如果判斷自己有把握成功，再去上前。平時出門旅遊時，他也會在包裏常備幾根針，要是遇上突然暈倒的人，就可以針灸急救。現在更多時候，這些針被用在旅途中，幫那些和他聊得來的遊客們“紮兩針養養生”。
這是他表達善意的另一種方式——在不引人注目的時刻，在被允許的範圍內，溫柔地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
那雙願意施救的手，並沒有完全收回去，隻是學會了更安靜地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