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上，一個41歲的女人意識到自己並非男性的附庸，開始學習和工作，她會經曆什麽？她能獲得自由嗎？
紮西卓瑪41歲，直播帶貨年銷售額上百萬。2022年，她因幫村裏五保戶賣農產品，被選為縣政協委員。
但故事的另一麵是：當地重男輕女的觀念使她從未正式上過學，16歲被包辦婚姻，35歲前一直困於家務。在她生活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江西溝鎮，大多數40歲以上女性都經曆著這樣的命運。她們的日常還包括：沒有經濟自主權，連買幾十元的日用品都需向丈夫要錢；不能“拋頭露麵”，踏進鎮上的台球廳也會招來流言。
如果女性解放的基礎是經濟獨立，紮西卓瑪以及她所在小鎮的女性還差得很遠。她們的生活像是發生在舊社會，而非2025年的中國。閱讀她們的故事，這種脫離現實的荒誕感讓人難以置信，但正是這種極端處境，讓我們反觀自身，看到女性問題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共同根源。
2025年2月，我前往當地拜訪紮西卓瑪，原以為會記錄一個“技術幫助女性進步”的故事。最初她也的確表現出“進步”的一麵：她反複強調男女平等，積極學習，還在縣政協開會時為女性爭取權益。
但在一周後，故事呈現出更為複雜的一麵：進步是有限的，困境卻綿綿不絕，一個醒來的女性不得不與無數舊問題共處。這個故事講述的恰恰是進步的艱難，以及一點點改變的珍貴。
“沒有一個男人跳舞讓我們看看”
紮西卓瑪曾建議由男人為女人跳舞，慶祝三八婦女節。她強調，這一天不該隻讓女性出節目，“我們是在取悅別人，像服侍皇上一樣，沒有一個男人跳舞讓我們看看”。
她對村裏送的婦女節禮物——每個大隊一隻羊——也有意見，因為這隻羊需要由女性自己宰殺、烹飪，最後打掃衛生。這一天婦女依然在勞動。
紮西卓瑪是一名網絡主播、縣政協委員。今年3月6日，在鄉政府活動室練舞時，她對鎮長說：“為什麽女的要跳，男的坐著看？你們是王爺嗎？我們跳舞是因為我們想跳，不是跳給你們看的。”她建議婦女節由男人為女人服務，“我們要做王爺，讓我們的老公當一天妃子”。鎮長笑著答應了。
紮西卓瑪接近1米7，皮膚白皙，紮著發髻。一天下午她走上小鎮主街，穿著棕色金紋藏袍和黑皮鞋，更顯高大。她每天出門前都會塗口紅，戴上綠鬆石或紅瑪瑙的耳墜、項鏈和手串，每天換不同款式。首飾是她自己做的，做首飾是她的愛好。走在街上，她顯得異常明亮，整條街像是她移動的背景。
她生活在青海湖畔的江西溝鎮，這裏是一片牧區。主街兩側是上白下紅的兩層房子，有餐館、客棧和小商店，冬季大多關門，街上常空無一人，隻有大風。高海拔使得天際線與地平線幾乎重合，天空如同淡藍色的罩子罩住大地。
她會和每家小商店的老板娘聊天，臉上掛著熱絡的笑，聲音高亢。“你最近好不好呀？”她用藏語問，對方總會不好意思地抿嘴笑一下。她的搭訕有時還能促成生意。一次她去小超市取快遞，十幾分鍾後出來時一臉興奮。她看到超市裏賣汾酒，想起認識的山西老板，便推薦自己的渠道，當場成交，能賺1000元中介費。
2019年後，紮西卓瑪開始直播賣冬蟲夏草，起初每天播8小時，後來延長到16小時。她的普通話標準，語速平和，介紹蟲草的吃法、單價、重量和優惠，每10分鍾重複一遍。有時她的語言顯示出非母語者的質樸。她強調：“我可以昂首挺胸，炯炯有神地告訴大家沒有水洗（蟲草遇水會流失營養）。”她提醒顧客：“您買了蟲草，一定要負責吃掉，咱們要對自己的錢負責。”
她用小刷子刷蟲草，稱重、裝袋、貼標簽，讓顧客見證全程。6年間，她積累了3萬粉絲，很多是長期回頭客。
今年3月6日，紮西卓瑪通知各戶：3月7日晚將在家舉辦茶話會，女人吃飯，男人做飯。有人對她沒好氣：“我可以掏一萬塊讓你們玩，但不要再來叫我的老婆。” 她聯係了十幾戶，最終有6戶參加。
3月7日晚，6位女性聚在她家，丈夫們做菜、倒茶、抬音響。飯後，她們唱藏語歌曲。紮西卓瑪的丈夫還去縣城給每位女性買了花。鎮長和書記前來敬酒。3月8日婦女節大會上，鎮長特別強調反對家暴。
第二天，紮西卓瑪發來跳舞和聚餐的視頻，不停地說“特別開心”，認為這樣能推進男女平等，“先讓大家意識到自己也能有自由的一天”。
“女人隻要出來幹個活就會變聰明”
紮西卓瑪有一雙厚實的手。我曾見她輕鬆拎起一個半人高的大水桶在院子裏移動。她說，19歲懷孕7個月時還能扛起200斤的麻袋，一個月賺800元。
她是小鎮上最忙的女性，除了承擔家務和季節性農活（春季挖冬蟲夏草，夏季采黃菇，冬季種青稞），還要打理家中的客棧和小商店。2019年後，她開始直播帶貨，並創建了一個小作坊製作牛肉幹。
春天，她雇傭100多人在9座山上挖蟲草，每天能挖到一兩萬根。她和一位助手每天晚上清理、上秤、登記蟲草，白天邊挖蟲草邊直播，淩晨4點睡覺，8點起床，持續45天。她負責做賬單，丈夫結算工資。
夏季，她淩晨4點起床為客人做早餐，8點開始直播直到淩晨一兩點，期間還需做飯、待客、打掃院子、處理生意，有時去縣城發貨。為維護與蟲草隊長的關係，她每月宴請他們。她家有300個碗，每月殺五隻羊，每天和麵，客人來了不論何時都開始做飯。
2017年，網購進入紮西卓瑪的生活。起初她不信。直到丈夫網購的襯衫收到後，她才放心。半年後，丈夫又為客棧網購了十幾個馬桶，花了兩萬多元，讓她“又氣又怕”，這相當於當地一年的收入。確認沒有被騙後，她責備自己“不該把外麵的人想得那麽壞”。
幾個月後，丈夫彭毛多傑聯係舊友宮海通，想請教開網店賣冬蟲夏草。宮海通曾在青海寺廟支教，回內地後幫妻子做微商。紮西卓瑪主動提出一起去山東濟寧找他，覺得夫妻同去更顯重視。
2019年初，35歲的紮西卓瑪第一次坐飛機。看到工作人員“像變魔術似的”取出機票，她想起從小被教育“外麵都是壞人，女孩不要出去”，“我覺得壞人沒有，隻有好漂亮的人”。上了飛機，空姐為她倒水，她覺得“很幸福，很大的待遇”。飛機顛簸時，她以為飛機壞了，問空姐能否下機。
在濟寧，宮海通建議他們做淘寶直播，還強調要學會普通話。這是他們第一次聽說“直播”。
回到家後，紮西卓瑪和丈夫約定，先學會普通話的人就可以直播帶貨。女兒推薦《甄嬛傳》，彭毛多傑看了一陣放棄，紮西卓瑪則堅持，白天幹活時播放，晚上逐句跟讀，每天隻睡4小時。起初她看不懂，第40多遍時能跟著說，第70多遍時才理解劇情，如今已看了130多遍。
她不隻是為了直播，這也是她未竟的心願。十幾歲時，她上過一個月掃盲班，學會了寫名字，但近二十年沒再寫字。她記得“紮西卓瑪”四個字的樣子，拿起筆卻把“紮”寫錯，練了許多次才寫完整。
學習普通話的第三個月，紮西卓瑪開始直播，簡單介紹自己為“青海人，賣家鄉特產”，然後做家務，間或唱藏語歌曲。直播間總有十幾位觀眾，有人教她聊天和漢字。幾個月後，她能介紹家鄉風景和特產，半年後開始銷售蟲草。
她還學會記賬，手寫蟲草的成本、售價和利潤，用計算器算賬，剛開始感到煩，漸漸覺得並不難，“我不靠男人也能做得很好”。
一天，紮西卓瑪和我談到直播帶來的變化，強調最重要的是“學會了漢字和普通話”，以及“交到了朋友”。幾年前，一位粉絲專程來青海看她，讓她想起童年時的表弟：“我見到粉絲，就覺得我也可以像小時候的他們一樣有朋友，還可以認字”。
另一天，她指給我看一家名為“韻律美”的咖啡館，是一位美國女人開的，每年夏天營業。去年她想去找那位女士學英語，但對方已離開，隻能等到今年5月。她想起曾有粉絲教她用英語說：“My hometown is Qinghai Lake.（我的家鄉是青海湖）”直播後，她因粉絲推薦下載了小紅書和網易雲音樂，在上麵學英語、聽英文歌和韓語歌，還迷上了韓劇和“腐劇”《陳情令》。
在直播間裏，她看到當地女性和城市女性處境的差距。有一次，一個女顧客下單了一萬元的冬蟲夏草，她勸對方先去問丈夫，女顧客卻說“不用問”。她感到震驚，“城裏的女人竟然有錢”。一兩年後，遇到女顧客下單，她仍擔心對方會被丈夫責備。
她告訴我，當地許多女性沒有經濟自主權，連買日用品都需向丈夫要錢。盡管她負責直播銷售和記賬，但錢還是在丈夫手裏。
當地男性普遍反對妻子外出工作，紮西卓瑪經常難以找到直播的幫手，通常隻有離婚或逃離家庭的女性能外出工作。有次談到這一點時，她說，“女人的學習能力好像是比男人強一點，吃苦耐勞一點，女人隻要出來幹個活，就會變聰明”。她認為這正是女性被困在家的原因，“人都不願意自己的老婆變聰明”。
2019年秋天，聽說省裏要做電商，她和彭毛多傑商量，決定去工商局注冊公司，取名“格桑梅朵”，這是她最喜歡的草原花，生命力強。她對彭毛多傑說，公司不求大，但要能堅持下去。
他們賣掉200多頭牛和部分羊，花了七八十萬建起一個帶設備的無菌房，製作符合衛生標準的牛肉幹。之前，他們按傳統在院子裏曬，“髒了吧唧的風吹出來才好”，認為那樣才正宗。這件事讓紮西卓瑪重新思考了“傳統”：“好多傳統的東西根本不是什麽傳統，隻是條件達不到”。
“女人少說話就名聲好”
紮西卓瑪居住的江西溝鎮，直到2019年還沒有wifi網絡。為了直播，彭毛多傑專門到縣城請人安裝網絡，但至今仍不穩定，冬季大風常導致斷網。
網購後，快遞要到中國郵政或小超市自取，大件商品需自己開車去縣城取。發快遞也必須去縣城，鎮上到縣城開車需兩個小時。
鎮上很少有人外出打工，牧民靠牛羊維持溫飽。多數人隻懂藏語，不會說普通話，尤其是40歲以上的女性，很多像紮西卓瑪一樣沒有接受過教育。
2020年前後，網絡購物在小鎮上逐漸流行，比“外麵的世界”晚了近十年。當地人主要使用“快手”和“拚多多”，覺得“拚多多”下單簡單，看圖能選商品，不識字也能用，且商品便宜，還能分享商品以獲得降價機會。“快手”有“同城”功能，方便用藏語聊天。
當地人理解的“直播”通常是“快手直播”。但很快，“快手直播”就與“離婚”聯係在一起。
四位當地人告訴我，他們聽說青海湖一帶有許多人因此離婚。紮西卓瑪解釋說，一些女性婚姻不幸，愛上某個男主播，去找人，卻發現對方與網上形象大相徑庭，甚至有的家暴或欺騙感情。她還說：“她們都不知道帶濾鏡”，“所有不會做飯的男人在快手裏都會做飯，勤快溫柔的男人隻有網上有”。
一天晚上，紮西卓瑪家來了位男性客人，他曾在快手直播，但因妻子懷疑他與女主播有私情而停播。他現在也認為直播影響家庭。他給我看快手上某位青海女主播，指著說：“這個離了。”接著又劃到另一位：“這個快離了。”
當地人十分看重“名聲”，它直接影響辦事的順利程度和子女婚配。名聲既看家產也看品德。一位男司機告訴我：“男人能做主，女人少說話就名聲好。”
鎮上有六家台球廳，鎮上的男人們每天聚集在這裏。他們早上趕羊到草場，黃昏再趕回，餘下時間常在打台球。一家台球廳有近400人的微信群，每月辦比賽，第一名可獲摩托車或一萬元。盡管老板聲稱沒有賭球，廳裏卻不斷傳來“收款50”“收款30”的聲音。
本地女性幾乎不會去台球廳。一次紮西卓瑪提議帶我去台球廳，家裏的一位男客人立刻提醒她：“換掉藏袍（隱藏本地身份），不然會有人說閑話。”
紮西卓瑪開始直播後，鎮上傳起流言，說她“在手機裏藏了男人”“放蕩”，甚至有人說她“像個坐台的”。我與幾個人談起她的直播，發現他們不知道她是在“淘寶”上直播。鎮上使用“淘寶”的人不多，他們混淆了直播帶貨和娛樂閑聊類直播。
紮西卓瑪不是沒考慮過這一風險。起初她隻敢在家直播，外出時請丈夫陪同。但彭毛多傑不可能時刻在身邊。有時他在車裏睡覺，她獨自在青海湖畔直播，關於她“和男人說笑”的傳聞漸漸傳開。
有次，她在戶外直播，兩個男人走過來，其中一個說：這就是彭毛多傑的老婆，她在手機上不三不四。她回應道：我聽得見，聲音可以更大一點。她參加婚宴時，一個男人問：你什麽時候離婚？是不是傍大款了？她回答：我正經賣貨。周圍的人竊笑。
還有一次，彭毛多傑騎摩托車載紮西卓瑪下山回家，她穿了短褲，風吹開了藏袍，村裏有人造謠她“沒穿衣服上山”。
隨著直播間營業額的增長，鎮上傳起新說法：紮西卓瑪一天的收入相當於一些村民一年的收成。還有人造謠稱她以100元收購的鞋墊在直播中以3000元出售，欺騙村民。
紮西卓瑪的兒子桑傑東智記得，過年時一位親戚問他：你媽媽到底在幹什麽？真能賺錢嗎？他沒有回答，隻覺得應該無視。他理解為“大家過著平常的生活，但我們家邁出了新腳步，對別人來說相當於危險”。
桑傑東智
流言最凶猛時，一位記者來找紮西卓瑪。見麵後，記者說在村裏打聽她家，但村民都說不認識她。記者給大家發了圍巾、毛巾和牙膏後，大家又都說認識她了。聽到這些，紮西卓瑪感到絕望，覺得自己被村裏人拋棄了，“我都不算這個村裏的人了”。
她病倒了，躺在炕上起不來，去縣城醫院檢查後，醫生說可能是精神壓力太大。她去縣裏找領導，請求開個證明，“證明我做的是一件正經事”。她向領導展示手機上的淘寶。領導問：淘寶是什麽？也有直播嗎？她想，“縣裏都不知道淘寶，這可能是一個騙人的平台”。回到家後，她更加無法起床，心裏反複想著，“我真的錯了，應該去放牛放羊，但又想堅持下去”。
三個月後，鎮上新來的書記來家訪，稱她是“村裏的網紅”。她說：“我不是網紅，可能我是被淘寶騙了。”書記告訴她“淘寶”很好，網購是大趨勢，未來會普及，還給她家掛上了電商扶貧項目的牌子。書記走後，她“突然覺得病好了”。
晚上，女兒加洋卓瑪回到家，鼓勵她好好直播，賣出特產，賺到錢，“就不用再向男人要錢”。她給母親打氣：“你都學了普通話，村裏誰會說普通話？”她安慰母親的方式是給她做飯——她擅長做麻婆豆腐和麻辣燙。
紮西卓瑪和女兒加洋卓瑪
十多天後，紮西卓瑪重新開播。“我有很大的希望，第一全村能說好普通話的是我，第二書記看好我，不能丟臉，第三我也要給女兒做個榜樣。”但當地觀念帶來的考驗並未結束。
此後的四五年裏，她連一個助播都很難找到。去年，她聯係到一位當地女性，結果對方的丈夫問：你給我多少彩禮？紮西卓瑪問：彩禮是什麽意思？對方說：讓她直播，一次性給我彩禮，送你就行。意思是老婆一旦直播就會出軌，不如直接把老婆賣給她賺彩禮。紮西卓瑪對我大聲強調：“這件事性質非常嚴重，你明白嗎？他有權利把媳婦賣掉！”
“我希望有同學，有組織
這樣我就算一個公民”
紮西卓瑪告訴我，她從小隻有一個朋友，發小益西拉姆。兩人常常一起哭。“她媽媽打她，我爸爸打我和我媽。”
紮西卓瑪是家中獨女，父親因沒有兒子常打罵她和母親。母親多次試圖自殺，吞下一把鎮痛片。祖父讓紮西卓瑪的表弟們尿進大缸再喂給母親，幫助她把藥吐出來。紮西卓瑪記得：“我尿都沒有用，男孩子尿才有用”。搶救母親時，父親仍在謾罵母親是裝病。
見麵時，益西拉姆用一個兜子藏起家裏的饃饃帶給她，而她則帶來燉肉。她們不能上學，隻能一起放牛。這是青藏高原上這一代女性普遍的命運。根據《2020年青海省統計年鑒》 的數據估算，青海民族地區47.7%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在小學或以下。
十幾歲時，紮西卓瑪按政策入學，名字在小學掛了五年，卻隻上過一個月的課。她不敢提上學，怕被打。她常因表弟犯錯被大人打，“說你不看著弟弟，不好好放牛放羊”。每當刮風沙，她還要去接表弟放學，把他背回家，一路上“風沙打在我臉上，不會打在他臉上”。站在校門口，看到同齡人踢足球、打乒乓球，她心裏感歎：“他們好有用，而我們隻能放牛，好像他們是被錄取的，我們是被刪除的。”
益西拉姆喜歡村裏一個男孩，但她們被教導出門要低頭，不能與男性對視或聊天。放牛時，益西拉姆總拉著紮西卓瑪遠遠觀望，隻能看到那個男孩的側臉。她們還被告誡睡覺時要平躺，不能翻身或磨牙，否則婚後會被嫌棄；結婚後不能離婚，“要忠誠於這個人到死”，否則會影響下一代的婚姻。
紮西卓瑪比益西拉姆幸運一些。自祖父輩起，她家就是鎮上最富裕的，開了第一間餐廳和客棧。作為獨女，她被當作男孩培養，祖父教她開拖拉機、辦證、申請貸款和擺地攤。十幾歲時，她用祖父給的1000元買襪子，換成瓜子花生，再換成水果糖，最終掙了幾百元，這些都是她後來做生意的基礎。
但她目睹母親每天淩晨4點半為公婆做酥油茶和熱饃饃，送到炕上。公婆吃完後繼續睡，母親又擠牛奶和做早飯。整天，母親帶她撿牛糞作為燃料。在當地，牛糞不整齊或數量少會被視為媳婦和女兒懶惰、不孝順。因此，女人閑下來就去撿牛糞。紮西卓瑪小時候發現牛糞已經足夠，母親卻依然每天撿23個麻袋。
16歲時，紮西卓瑪被帶到寺廟，第一次見到彭毛多傑。她不知道兩家已定婚約，甚至沒有看到他的臉，因為女孩不能抬頭看男人。她隻看到了他的手，白皙細長，讓她印象深刻。再見就是婚禮上。當天，她意識到儀式與自己有關，卻以為彭毛多傑第二天就會離開。第二天，她問小賣店的阿姨，那個男人怎麽還不走。阿姨告訴她，那是她家女婿（彭毛多傑入贅她家）。她問女婿是什麽，阿姨回答：過幾天你就知道了。
幾個月後，益西拉姆也嫁了。紮西卓瑪到鄰縣參加她的婚禮，以為不久還能再見。她不知道當地女孩一旦出嫁，往往很少回娘家。從此，她們四年沒有再見麵。
四年後，紮西卓瑪得知益西拉姆回來了，便去看她，見麵時兩人抱著哭了一場。紮西卓瑪注意到益西拉姆麵色蒼白，衣服破舊，關心地問：我覺得你老了，是不是結婚生孩子就老了，你和老公是不是沒賺錢了？益西拉姆哭著告訴她自己離婚了。她說婚後丈夫總打她，一次還綁她在院子裏，開車衝向她。她曾因受傷住院三個月，但娘家不同意她離婚。最後一次，丈夫將她打到骨折，才把她送回來並拋棄了她。
不久後，益西拉姆外出打工並再婚。幾年前，她們在西寧又見了一麵。益西拉姆說，這一任丈夫雖然偶爾會打她，但打得少，還會給她買衣服。她在上一段婚姻裏多年沒有新衣服，因此覺得這一段婚姻是幸福的。
從那以後，她們再沒有見過麵。紮西卓瑪也需麵對自己的困境。婚後幾年，祖父去世，村裏有人對她的父親說閑話，說家產將來歸入贅的女婿，留給外人不值得。父親開始揮霍，酗酒、賭博、打架，最終負債幾十萬。彭毛多傑賭氣去寺院做義工，離開了家。紮西卓瑪帶著祖母和兩個孩子到縣城租房，第一次找工作。在藏醫院曬藥、在鞋店擦鞋、在化妝品店做銷售，她終於一年攢下3萬元。
但一天，父親醉酒後找她要錢，開卡車堵在家門口，不讓她出門上班。第四天，她試圖從車底鑽出去，卻被父親抓住，隻好交出了3萬元。從此，父親每隔幾個月便會來找她要錢。
她不再擁有能常常“一起哭”的朋友了。女性結婚後被打散，隻能獨自麵對各自的問題。我曾問鎮上一位老板娘，女性之間有哪些聚會機會。她答：“婦女節。”她們一年中隻在這天能借著鄉政府組織的活動聚一聚。
有次，紮西卓瑪對比自己和丈夫：丈夫20多歲才從外縣入贅到這裏，如今全村幾乎都是他的朋友，而自己從小在這裏長大卻沒有朋友。“因為人家是男的，哪裏都可以去，哪個人都可以聊，我出去幹嘛？丟人現眼嗎？誰家老婆閑著沒事在別人家聊天？”
“我隻有一個朋友，就是我女兒，我把她當朋友，經常像閨蜜一樣聊天，喝啤酒，除了她，我沒有別的朋友。”她羨慕女兒有許多同學，常帶零食從西寧坐車到鎮上玩，幫忙打掃院子，還一起做飯。
一天在她的臥室，紮西卓瑪告訴我，她至今仍想上學。我問她想學什麽。她說不在乎，“我就是希望有同學，有組織，這樣我就算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公民”。她問我：“如果我上學，會不會有很多朋友？我會有小學、初中、高中同學，我會有一個群體。”
一天晚上，她在客廳做飯時突然說：“太孤單了，放點歌吧。”然後放了一首韓文歌，說自己喜歡權誌龍。過一會兒，男客人對她說：“我們都是一樣的人，你為什麽多了這麽多想法！”吃飯時，她又播放一首英文歌，跟著唱，發音很標準。她說：“我不懂英文，但可以唱出來。難過時我就喜歡唱歌，從小喜歡唱。”
十年前，獨自帶著兒女在縣城打工第三年時，紮西卓瑪找到彭毛多傑。她回憶：“我哭著求了一天一夜，沒吃沒喝，把他求回來了。”五年後，他們一起回到鎮上的家。這時，紮西卓瑪的父親已老了，曾經的揮霍使家中經濟狀況糟糕，但他們共同努力經營客棧，彭毛多傑在大連找到了蟲草客戶，賺了四五十萬。此後，每年春季，他們雇人上山挖蟲草，人數漸漸增至100多人。
2019年，紮西卓瑪開始直播。盡管經曆了早期的流言，她逐漸贏得了一部分理解，常有老年女性主動請她幫忙售賣自采的黃蘑菇。她以為終於苦盡甘來，直到新的問題又浮現。
不能直播，但也不能不直播
在紮西卓瑪的表述中，丈夫彭毛多傑是一位開明的人。她列舉了他的優點：會燒爐子、掃院子，情人節送花，是“全村唯一給老婆送禮物的人”，也是“村裏唯一不家暴的男人”。
她回憶婚後，彭毛多傑不強迫她同房，曾說“像戀愛一樣追你，不同意就走”，還主動送她皮夾克、罐頭，吃飯時問她想吃什麽並夾菜，雖不做飯但陪她聊天，這些讓她感動，因為“當地男人不會這樣做”。
她分析彭毛多傑“開明”的原因：他11歲出家，後來還俗，去過西藏、尼泊爾和印度，見過大世界，家庭教育也很好。公婆去世前，公公會照顧婆婆，還讓彭毛多傑發誓對妻子好，不能打罵。
我在當地的前兩天，彭毛多傑總和善地笑。他和紮西卓瑪身高相仿，穿紫色襯衣和牛仔褲，因腰椎間盤突出拄著拐杖。他開車帶我們從主街駛向草原，按妻子的指示不時停車，等待她帶我下車走一段，再上車，有時以極慢的速度跟在後麵。
他強調自己多年來有賣蟲草的夢想。當地人大多等待二道販子來收蟲草，而他婚後帶著蟲草去過香港、亳州（本想去上海卻買錯了車票）、大連尋找銷路，但大多不成功，直到發現直播這條路。他用痛惜的語氣描述當地人的狀態：“天天放羊，天天躺著，外麵沒去過，就在這裏吃飽了，不知道自己的時間浪費了。”他評價紮西卓瑪是個好妻子，“沒有缺點”。我問他怎麽看村裏針對紮西卓瑪的流言，他搖頭：“別人的閑話我不管。”
然而，在我到當地的第四天，紮西卓瑪的兒子桑傑東智告訴我，母親這兩年常提到想離婚，原因是父親酗酒，每月至少有20天在外喝酒，常半夜回家。父親醉後常罵她，強調“這些都是我賺的，你要認清自己的地位”。母親沉默，偶爾反駁幾句，然後把他趕出房間，鎖門讓桑傑東智勸父親回房，但他也無能為力。
有一次，父親動了手，是在母親出車禍後不久，他拎著她撞牆，導致她受傷的鎖骨再次裂開。桑傑東智說，這和鎮上一些男人對父親說“你壓不住老婆，遲早離婚”有關。
當天，我向紮西卓瑪求證。她背對著我，沉默片刻才說：“好多實話不能說。我這麽努力向上，擺脫男尊女卑，大家都覺得我沒有被家暴過。”
她最受不了謾罵，覺得這比打她還傷婚姻。
她回憶那晚，自己在客廳躺著，彭毛多傑和客人喝酒到淩晨，喇嘛勸他結束酒局，以免影響她養傷，他卻說“有啥不好？”她勸他睡覺，他突然提高聲音：你為什麽讓我睡覺？沒有我，你能有多了不起？隨後把她拎起來撞向牆壁，她聽見“嘶”的一聲，鎖骨再次裂開。之前的車禍導致她斷了幾根肋骨和鎖骨。他讓她走，她就推門出去了。
她記得自己往青海湖走。秋天，有冷風，她想著跳湖自殺，卻又想起母親該怎麽辦（父親至今對母親謾罵）。她想象母親會因她的死而哭，直到哭瞎了眼睛。快到湖邊時，喇嘛騎摩托車追上來，勸她回去。她最終坐上了摩托車回家。
回家後，喇嘛安排他們各自回房並讓她鎖門。第二天，她開始發燒，躺了十幾天，沒去醫院。彭毛多傑沒有道歉。她覺得鎖骨至今沒有完全愈合，常感到肩頸承受不了。
彭毛多傑每次醉酒後，第二天似乎忘了，白天仍尊重她。紮西卓瑪曾想和他談談，但他隻說“現在都挺好”，之後依舊喝酒。
我在鎮上結識了五位不同年齡段的女性，其中四位提到家暴問題。一位商店老板娘說丈夫把她的眼睛打青了。一個19歲女孩說表姐遭丈夫毆打三次，但家人考慮到她3歲的兒子，又把她送回了丈夫家。
很少有女性報警。紮西卓瑪記得去年一位50多歲的女士報警，丈夫被拘留幾天後回家再次施暴，她不得不再次報警，形成循環。紮西卓瑪說“她現在名聲壞了”，村裏人認為她是想跟別人跑才報警抓丈夫。
“可能我學習過頭了，他招架不住，其實他隨隨便便駕馭得了我”，她說。家裏至今是彭毛多傑管錢，包括她的直播收入。“我每年都在賺錢，但我的錢卻看不見”。作為法人，她辦了張銀行卡，卻在彭毛多傑手上。去年，她唯一一筆大支出是帶母親看牙花了7000元，需和彭毛多傑商量，最終由他轉賬給她。
“我之前說過，在農村，女人一旦成功，再開放的男人都要打壓你，我說這話是有原因的”，她提起了我們最初電話裏講過的話。這是她在經曆家暴後學到的“最深刻的道理”。
就在這件事發生不久，紮西卓瑪發現，她的客服，一位從內地前來幫忙的男士也騙了她。她剛開直播的前兩年，這位男士負責財務，一直告訴她因成本高，沒有太多盈利。第三年，她感到不對，開始親自算賬，發現實際上盈利不少。她沒有此前的賬本作為證據，隻好與對方結束了合作。
從那以後，紮西卓瑪常常向兒子傾訴。桑傑東智記得，母親會問他支不支持自己，“因為她覺得身邊人不靠譜，所有人都不支持她”。母親還問他如果離婚，願不願意給她當客服，單幹。他回答：“隨機應變，真發生了再說吧。”那時他十五六歲，因校園霸淩退學在家，有時幫母親做客服。他內向，很少說話，和姐姐一樣，安慰母親的方式是做飯，還用零花錢給她買她最愛吃的泡泡糖。
受騙事件對彭毛多傑也是沉痛的打擊。一次喝酒時，他的一位朋友提到這件事，朋友離開後，他哭了，“我都不敢和人說”，他反複對我說“我們這裏比你們那裏落後15年”。
那一天，彭毛多傑從下午4點客人走後開始醉酒。紮西卓瑪讓我回房，她和兒子各自鎖門。她沒有再出來做晚飯。天黑後，彭毛多傑不時從房間出來，在院子裏徘徊，敲門問我們手機怎麽鎖了。他喝醉後多次輸錯了開機密碼。
晚10點，紮西卓瑪給我發微信語音，說她麵臨選擇，“如果想家庭和睦，就得放棄直播”，但為了養家她又需要直播。如今這個家主要由她在支撐。
她無法想象真的離婚。“離婚的話，我已經老了，很害怕。”她擔心離婚會敗壞“名聲”，影響子女的婚姻。她考慮到“我們家從祖上到現在沒有離婚的人”，這好像是一個光榮的記錄不能被她打破。“家”一直是最能牽絆她的。早年祖父母相繼去世前，都曾勸她和彭毛多傑離開小鎮，擺脫暴力的父親，但她說自己從未考慮過，因為如果走了，“這個家的麵子在哪裏啊？”她也想著，這個曾富裕的家是祖父努力奮鬥的成果，如果她離開，父親會徹底毀掉這個家，祖父的心血就沒了。
“加油，沒事兒，沒事兒，真的沒事兒”，她在發來的語音中給自己打氣，說會在這些矛盾中想出辦法。
接著，她說：“這個地方的人都是這樣，比我差的多了去。如果我不能突破，原地踏步幾十年，可能我的女兒也要重複這樣的婚姻狀態，繼承這種風俗習慣。如果我稍微突破一點，可能對她會好一點。沒事兒，就是特別想哭的時候也不願意哭，聽個歌，睡一會兒，一個人待一會兒也挺好。”
另一個醒來的女性
我在當地結識的五位女性中，有四位曾考慮過像紮西卓瑪一樣靠直播改變生活，但最終大多放棄。隻有42歲的本措吉堅持下來，她和丈夫在鎮上開一家小商店。
一天上午，紮西卓瑪帶我到她的店裏攀談時，本吉措正在獨自看店，穿著黑色毛衣，流利地說著普通話。她和紮西卓瑪一樣沒有上過學，不識字，但近幾年因為生意需要接待遊客，通過看電視慢慢學會了普通話。
我們的談話從衛生巾開始。當我拿起貨架上一包衛生巾詢問時，本措吉開始不停地講述，好像這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她第一次有機會把這件事講出來。
她回憶起第一次來月經時非常害怕，沒人告訴過她，但她本能地知道要遮擋，於是從褲子上撕下一塊布墊上，那條褲子甚至沒有洗。後來母親說：別說你，我也偷偷剪過衣服。母親從布滿灰塵的櫃子裏拿給她一遝泛黃的紙。
後來有了白紙，但用前仍需抖去灰塵。再後來有了“蘇菲”和“七度空間”，但當地女性使用後普遍過敏，因此鎮上最暢銷的仍是“母嬰兩用巾”（一種更薄的衛生紙），透氣且不會過敏，但無法粘貼固定。
接著，她聊到內衣。她的父母一輩沒見過胸罩。十年前，她想買胸罩向丈夫要錢，但丈夫認為她“要去勾引男人”。直到有一次，她在街上見到一位女士因沒穿內衣胸前起伏，便對丈夫說：我不穿內衣也會這樣。從此她才有了戴胸罩的權利。至於內褲，便宜的3元一條，純棉的10元以上。男人們一般給妻子買3元的。她向男人推薦10元的，但男人懟她是想多賺錢。她強調：“純棉的對你媳婦好！”男人卻說：“一樣的。”還是拿了3元的。
她還講到婦科病。當地女性普遍不接受檢查，認為脫褲子是羞恥。曾有女病友的丈夫在外有性伴侶，夫妻生活時不洗也不戴安全套，女病友拒絕夫妻生活卻被丈夫指責“外麵有人”。本措吉也麵臨類似問題：婦科病嚴重時，丈夫不考慮她對衛生用品的需求，反而懷疑她“外麵亂搞”。
紮西卓瑪曾講述過母親的類似遭遇。幾年前，她的母親因月經失常，一直薅被子裏的棉花替代衛生巾，一年後家人發現母親的氣色不對，她才哭著講出病情。到醫院，病情已惡化，最終母親的卵巢被摘除。
本措吉最早做微商，後來嚐試在快手上直播帶貨。她覺得手中有錢才能決定自己用什麽。在我們聊天時，穿著藏袍的女性走進店裏，大多購買煙和零食（給丈夫和孩子）。結賬時，許多女性不會掃碼，把手機遞給本措吉讓幫忙掃。本措吉說，她常見到女顧客站在35元的化妝品前，手裏隻有20元，打電話問丈夫要錢，問完後就把瓶子放回去。
她通過網絡賣化妝品，先買快手藏區主播的貨，再聯係廠家進貨，大部分客戶是當地女性，她在直播中用藏語介紹產品。
開播一個月後，一位男性熟人在直播間留言說她年輕時很漂亮。丈夫因此和她大吵一架，天天潛伏在她的直播間，在她下播後打電話問她是否和直播間的男人有關係，她隻好選擇停播。不久，丈夫也開始直播，內容包括念經、彈吉他唱歌，後來還帶貨。一天，她故意問丈夫是否和女主播有關係、之後重新開播，丈夫不再幹涉。
她堅持直播至今，每月賺1000多元，給父母買衣服和真皮鞋，讓母親也能穿上內衣內褲，剩下的錢給自己添置幾件衣服。
她賣的產品包括9.9元一大桶的麵膜、19.9元的水乳套裝、26元的粉底液，這些大多是“三無”產品。
後來，我和紮西卓瑪聊到本措吉。紮西卓瑪說“她的希望和滿足很容易”，但覺得做本地生意、每月掙一兩千太局限了。“我要跟外麵的人接觸，不然隻能原地踏步（謀）生活。”
成為縣政協委員後
2022年，紮西卓瑪因幫五保戶賣農產品被選為共和縣政協委員，是江西溝鎮五名委員中唯一的女性，此後五年任期中，每隔幾個月去縣裏開一次會。
這是她第一次有“室友”。開會一周，每次和不同室友共住。她說“室友這個詞特別幸福”，吃飯時室友們幫她打飯，散會後她請室友們到鎮上吃飯、拍照，這讓她感到朋友和組織的支持。
每次會議，紮西卓瑪和其他委員一樣要交提案。她不會打字，就口述給室友代打。其他委員多關心鎮上事務，如獸醫站人手緊缺，而她反複提的是“農村婦女兒童的網絡教育和心理健康”。
她關心在“快手”直播中“愛上”男主播而被騙的女性，認為這反映了缺乏引導，沒能讓她們通過網絡學習、提高自己，而是依然依賴男人。她理解這些女性的心理狀態，“天天打，天天壓迫你，誰的心理能健康呢？”她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男女都要工作賺錢、平分家務、在財務上都有話語權，這才是平等的根基。
她還關注到“快手”上青少年紋身和霸淩的內容，自己的兒女也曾遭遇過霸淩。她覺得婦女和兒童的問題本質上在於教育，但許多牧區父母仍不重視孩子的學習。一次，她口頭提出希望有內地人來幫助解放思想，但也明白教育是長期問題。
有一陣，她特別積極，開會時“看哪個人官最大，就坐到他旁邊不停說”。一次，她坐在副縣長旁邊，講到會議超時兩小時，“一直不讓他們下班”。她記得領導評價她：“紮西卓瑪同誌思想覺悟很高，值得學習。”但她反映的問題難以快速落實。在一次縣婦女代表大會上，她提到男性不參與家務，婦女主任們也表示丈夫如此，話題很快轉向“女兒大了不結婚怎麽辦”，這讓她感到絕望。
一次，她在會場遇到救過青海湖遊客的叔叔，他也被選為政協委員。叔叔用不可思議的語氣對她說：“你不要講話，坐在那裏吃完飯，單位的飯多好，賓館多好，你還聊天？你還笑？”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我就厲害”
2023年，紮西卓瑪在直播挖蟲草時突然頭痛，隨後發燒、惡心、視力模糊，暈眩後又恢複。彭毛多傑帶她到西寧醫院檢查，確診為腦膜瘤，醫生建議手術，但她因害怕手術而跑出了醫院。
此後，她定期去縣城藏醫院接受針灸、推拿、按摩和藥浴治療。每半年女兒帶她去西寧檢查一次，若腫瘤沒有明顯變化，就繼續保守治療。
我在當地時，紮西卓瑪每天早上發燒、臉腫、冒冷汗，下午精神較好，夜晚又發燒。她覺得是因為距離上次治療久了。她自認藏醫緩和了症狀，去年更嚴重時，夜裏常汗流浹背，需要女兒幫忙換床單。
她開始減少家務，冬天停播兩個月，說“先保重身體”。
有一天在臥室裏，她說，真想把人生全部講一遍，讓人知道在青藏高原上，“作為女人、母親、女兒和妻子”所麵臨的處境。盡管她擔心父親會看到文章，顧慮提到了丈夫的不好，但腦膜瘤給了她某種勇氣，“因為不知道能不能好，老了臉皮厚了，講出來就講出來”。
她總結自己思想變化的三個階段：直播前覺得做女人很苦，認命了，希望下輩子做男人。開始直播後，“覺得掙紮能改變生命”，但後來願望又破滅了。
她曾幫助鎮上許多女性帶貨，期望能一起改變，但往往第二、第三年，她們的丈夫不再讓她們送東西到直播間。她明白這不是錢的問題。
她意識到改變隻能在有限框架內發生，但仍有可能：她在縣城給父母買了房子，讓母親免於處理煤和牛糞等勞動，並要求丈夫和孩子們等母親坐好才能動筷子。
她不催促女兒結婚，也不強求兒子複學，認為孩子們有獨立選擇人生的自由，隻要保持正直、善良。她的女兒加洋卓瑪從西寧的大學畢業，成為鎮上獸醫站公務員，剛入職時遇到性別歧視，牧民們不相信她能做好，要求換男獸醫；在簽字時，村民們也不相信她的簽名，要求換男領導。加洋卓瑪與母親一樣，頂著壓力逐漸贏得認可，如今有時會故意對等待簽字的男村民說，“我簽不了，你先等著”。
作為縣政協委員，紮西卓瑪推動了一些微小的改變，比如提出鎮上環衛工人沒有休息室，如今小鎮主街上已建了一個供他們休息的小房子。
在今年“兩會”上，她提出家暴問題，建議州、縣級法院調人下鄉宣傳教育。鎮長雖在婦女節大會上提及反家暴，但她認為還不夠，3月9日又向上反映。縣長承諾落實並邀請她監督。她已連續三年反映家暴問題，鎮上居委會開會強調家暴違法，效果不錯。從前當地男人聚餐時公開說“打老婆”甚至動手，如今至少不敢再公開這樣說和做。
我離開小鎮這天，紮西卓瑪陪我到縣城，提到當地風俗：路過山口時撒“風馬”（印有經文的小紙片）祈福。祈願的內容以平安和“名聲”為主。她認為“名聲”限製了女性，但不是宗教問題，佛經沒規定為名聲必須做什麽，“這是生活習慣壓迫人，被牽扯進信仰，因為信仰容易用來控製人”。這是她通過閱讀佛經和觀看《雍正王朝》、《武則天》悟出的。她已很清楚許多禁錮她的觀念是虛妄的。
但她依然無法逃離，必須與困住她的一切繼續共存，或許長期共存，但她不認為這是失敗。
她告訴我，會在心中繼續自我解放，“我雖然幹不成大事，但在養家糊口、每天的生活中成長，我厲害，並不是一定要拿出一件事，哪怕在這裏放牛，我覺得自己很厲害，我就厲害”。
今年新年，紮西卓瑪在山頂撒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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