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真實的中東女性：被要求多做家務、少讀書

談起中東女性，我們很容易想到罩袍、頭巾以及遮住臉部的麵紗。著裝的受限，意味著選擇的受限，也意味著權利的受限。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4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約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黎巴嫩、埃及等中東國家都位列146個國家中的倒數。

2016年，我懷著對動蕩時代下個體命運的好奇以及對中東女性處境的好奇，開啟了中東之旅。四年間，我走訪了伊朗、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埃及、伊拉克、敘利亞、巴林、沙特阿拉伯，主要采用沙發客的旅行方式，住進了31位陌生人的家裏。在與他們的密切交往和相處中，許多根植於我腦海的刻板印象和偏見慢慢被打破。

這些經曆被我寫進了新書《看不見的中東》裏，通過這本書，我希望呈現一個更鮮活、更具體、更生動的中東世界，也希望呈現罩袍之下中東女性鮮活的生活以及她們的困境和反抗。

在伊拉克什葉派聖城卡爾巴拉的一家婚紗禮服店門口，身穿黑袍的女性對著櫥窗流連忘返

一、不能拍照的伊拉克女人，可以當兵的以色列女人

談起中東女性的處境，我們很容易籠統地認為她們都身處一個性別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缺乏很多基本的權利，比如穿衣自由權、獨自出行權、工作權、同工同酬權、性自治權等。但是，中東並非鐵板一塊，中東女性的處境也無法一概而論。

以穿著為例，整個中東地區，隻有伊朗對於女性的穿著有明確的規定。在伊朗，女性必須穿長度超過臀部的長款上衣並佩戴頭巾，外國女性也不能例外。然而，在諸如首都德黑蘭這樣的大城市，年輕女性的劉海和前額的頭發時常暴露在外，頭巾隻是流於形式的存在。她們還會把頭發染成大紅、天藍、翠綠等豔麗的顏色，在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做自己”。

除了伊朗，中東其他地區都沒有對女性的著裝提出明確的要求，但不同地區有著自己的“約定俗成”。

在沙特阿拉伯內誌地區，絕大部分女性出門都會穿黑袍並佩戴麵紗，隻露出眼睛。我的一位利雅得女性沙發主告訴我，沙特是一個熟人社會，這意味著你的所有行為都在親朋好友、街坊鄰裏的監督之下，一旦想要與眾不同，就意味著“要與所有人、與整個係統對抗”。因此，雖然沒有法律規定，但大部分女性外出時都會遵守沙漠地區的著裝傳統，避免被閑言碎語淹沒。

在伊拉克南部，年輕女性基本不被允許獨自出門，哪怕出門，她們也會穿罩袍、戴頭巾，把每一縷頭發都塞進頭巾，且不能拍照。因為在伊拉克，“拋頭露麵”的女性被認為是放蕩的、不自愛的，哪怕她們被性騷擾或性侵，也是她們咎由自取。因此，我們如今很難在網絡上搜索到伊拉克女性的照片。

披頭散發的外國女性遊客和戴麵紗的沙特女人

但阿拉伯社會的女性處境並非都如沙特阿拉伯內誌地區、伊拉克南部那般糟糕。在我所去到的阿拉伯國家中，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和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就比較開放，在街頭巷尾，我經常能看到披頭散發、穿著時髦的阿拉伯女性，她們不僅穿著西化，還抽煙喝酒，百無禁忌。而在約旦、巴勒斯坦和埃及，大部分女性都身穿彩色長袍、佩戴頭巾，但隻要穿戴整齊，她們就可以獨自出門，也可以與他人合影。

哪怕是在同一個國家裏，女性的處境也可能大相徑庭。2016年10月，我從格魯吉亞陸路進入土耳其，從東部旅行到西部。在東部地區，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的世俗化改革收效甚微，街上大部分女性都身穿罩袍、佩戴頭巾，整體氛圍傳統而保守。這讓我想起了土耳其電影《野馬》。在電影裏，家被描述成了“一所我們始終都無法逃離的老婆加工廠”，女孩們整日學習做家務、做飯，隻為成為一名合格的妻子。如果結婚當夜沒有“見紅”，女性會被退婚，成為家族的羞恥。然而，在西部地區，尤其是伊斯坦布爾這樣的國際大都市，穿著西化的女性隨處可見，周末的夜晚，酒吧裏滿是穿著性感短裙、抽煙喝酒的女性。

而在以色列的街頭巷尾，扛著槍的女性士兵隨處可見，她們與男性一起服兵役、執行任務。倘若猶太男人有幸與女博士結婚，會被認為是家族的榮耀。

中東女性的處境無法一概而論，也並非一成不變。當我們看到伊斯蘭教和傳統文化在公共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影響時，很容易忘記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東是多麽世俗化。那時，伊拉克和伊朗的女性穿著極為西化，在1977年的伊朗，已經有女性出任國民大會代表、參議員、部長和高級公職人員。

近代以來，中東始終被根深蒂固的傳統和世俗化的思潮撕扯著，左右搖擺，中東女性的處境時而進步、時而原地踏步、時而倒退。

入夜後的大馬士革老城張燈結彩，身穿短裙的時髦女郎穿梭其中

二、做家務、少讀書，是中東女人的“天經地義”

在海灣國家巴林旅行時，一位本地朋友告訴我，在巴林，孩子出生後，如果是男孩，臍帶會被埋在清真寺，如果是女孩，臍帶會被埋在廚房。這就像是整個中東性別狀況的一個縮影——在父權家長製傳統下，社會對於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有著明確的劃分，女性更多地被期待成為一名好妻子、好母親，承擔照顧整個家庭的責任。

在中東，每一位家庭成員都在默默執行著這樣的約定俗成。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我的沙發主艾哈邁德每天都會開車帶我出門。他的兩位妹妹當時正在放暑假，在家沒什麽事做，但哪怕是這樣，他也從不會提議帶兩個妹妹一起出門。22歲的妹妹拉赫曼告訴我，她從小就喜歡畫畫和建築設計，但自打記事起，就沒有人問過她喜歡什麽、長大後想做什麽，她更重要的任務是盡早學會做飯、替媽媽分擔家務、照顧任性的妹妹，她從沒跟任何人提起過她的夢想是成為一名建築師。

這樣的故事在中東比比皆是。與中東家庭同住時，一到飯點，媽媽和姐妹們就會一起在廚房準備飯菜，而爸爸和兄弟們則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一邊看電視、一邊等待開飯。我遇到的很多中東家庭成員聽說中國有些家庭是男人做飯時，露出了極其震驚的表情。在中東，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女性做家務、做飯，對他們來說都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不會做飯的女人嫁不出去”。

伊朗地鐵設有女性乘客專屬車廂，男性乘客禁止入內

走到家庭之外，社會對女性的支持更是屈指可數。

在約旦的月亮峽穀，我的沙發主帶我拜訪了一個貝都因家庭，見到了貝都因女性納達。讀完高中後，納達沒有繼續求學，而是在父母的安排下結婚生子。過去，貝都因人不重視教育，畢竟遊牧生活不需要多少文化知識，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貝都因人漸漸意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貝都因人也不認為女性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接收了大量難民後，約旦的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難以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哪怕大學畢業，也未必能找到工作，對女性來說更是如此。納達的幾位高中同學讀完大學後找不到工作，隻好回來生兒育女，料理家務。

這樣的例子在中東不是個例。一位敘利亞沙發主告訴我，哪怕是在敘利亞這種相對世俗化的國家，大部分家庭仍然認為女孩在女子學校接受基礎教育便已足夠，她們更重要的任務是學會如何成為盡職的妻子和母親，早早結婚生子。有的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但找不到滿意的工作，隻能賦閑在家。

對於中東女性來說，高等教育的投入與回報不匹配，也就自然地被當成了次要選項。女性不出去工作，無法在家庭裏取得經濟地位、在社會上取得社會地位，政治參與度極低，也就更加無法為女性爭取權利、推動性別平等。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伊朗大不裏士巴紮裏，一位伊朗女士癡癡地望著琳琅滿目的化妝品

然而，在重重困境中，我也遇到過幾位有想法、有擔當、有力量的女性沙發主。我發現，在中東這樣一個對女性存在諸多偏見和束縛的環境中，一位女性倘若成長為了獨立、自信的模樣，那麽，她的身後通常都有一對開明的父母，他們的性別觀念比較淡薄，願意頂著壓力給女兒提供物質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勵。這其中，父親的支持和鼓勵尤其重要。因為中東基本都是父權製家庭，父親在家裏充當權威角色，倘若父親願意放權給女兒，女兒才更有可能獲得充足的成長空間，培養出強大而堅韌的自我。

諾瓦是我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沙發主，她來自敘利亞內戰中被嚴重破壞的工商業城市阿勒頗。內戰爆發後，諾瓦獨自逃到了貝魯特，在這裏重啟生活。起初，她起早貪黑，一天打兩份工。生活漸漸平穩下來後，她開始一邊打工、一邊在學校裏學習拍攝紀錄片。雖然生活動蕩且疲憊，但她依然有夢想，也在學著如何付諸實踐。

2018年年底，我去了諾瓦的故鄉阿勒頗，見到了她的父母。諾瓦的父親伊薩姆告訴我，他不認為男人和女人有什麽區別。自幼年起，他便教導四個女兒要多讀書、多思考、關注社會問題、發展興趣愛好，找到自己喜歡的、有意義的事業。長大後，他鼓勵女兒們外出工作，自己養活自己。伊薩姆的行為招來了親朋好友鋪天蓋地的反對甚至惡意，他們警告伊薩姆不該放任女兒接受高等教育，不該允許她們拋頭露麵出去工作，不該讓她們與除了親戚以外的男性有任何接觸。伊薩姆不顧閑言碎語，總是堅持己見。

內戰爆發後，敘利亞鎊大幅貶值、經濟一落千丈，伊薩姆無法給女兒們提供經濟上的援助，但好在每個女兒都能自食其力。在伊薩姆看來，人生充滿不確定性，為人父母，最重要的是教給孩子過硬的生存能力和獨自麵對人生的勇氣。

人是被塑造的，自我的養成離不開父母的托舉和自己的努力。尤其在一個充滿性別偏見和性別不平等的社會裏，倘若家庭可以為女性提供一點小小的空間，她們依然有可能衝破束縛，成長為獨立、自信的女人。

伊朗德黑蘭的山頂，兩位波斯女性正在自拍

三、走入“暴力”死胡同的中東女人們

中東女性想要擺脫性別不平等的桎梏，絕非易事。宗教和傳統形成的觀念根深蒂固，早已在社會製度和法律層麵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一位在國際組織從事家庭暴力調查研究的伊拉克女性朋友告訴我，根據不完全統計，伊拉克有超過五分之一的女性遭受過家庭暴力。這樣的現狀之所以難以改變，是因為伊拉克的法律大大增加了女性舉報家庭暴力的難度。

一般來說，當一位女性遭遇家暴，無論是來自父親、兄弟還是丈夫，她首先要去政府部門登記，再去另一個政府部門提供證據、配合調查。隨後，案件會被移交到法庭，原告和被告都需要出庭。但是，案件的審理至少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在這期間，社會不向受害女性提供庇護所，這就意味著，在伊拉克這種以家庭為單位居住的國家，受害女性不得不回到家中，與施暴者繼續生活在一起。這期間，她輕則受到施暴者的言語威脅，被迫撤銷案件，重則被變本加厲地毆打。迫於現實壓力，敢於去報案的女人鳳毛麟角。

如果施暴者是你的父親或兄弟，那麽案件就更為複雜。因為直係親屬通常會以“這位女性違反或挑戰了社會規範”作為施暴的“合理”借口，比如 ：你拒絕與父母指定的男人結婚，你想獨自旅行，你想違背父親或兄長的意願穿自己喜歡的衣服，等等，甚至在某些家庭，你想上大學都會成為被家暴的理由。

如果麵對的是來自丈夫的家庭暴力，情況同樣複雜。在伊拉克，女性無權向丈夫提出離婚，離婚是獨屬於男性的權利。如果女性被毆打，證據確鑿，並且丈夫無法給出“合理”的理由，那麽在經曆極為漫長的訴訟流程後，或許可以被判離婚，但這個過程困難重重，因為你得去醫院驗傷、收集證據、提起訴訟，案件審理期間，你還得繼續與丈夫在一起生活。每一個環節都令人絕望。

在父權家長製社會中，女性任何忤逆男性的行為都可以成為被家暴的“合理”理由。在伊拉克的法律中，父親有權對子女采取紀律處分，這實際上意味著——“毆打”在這裏並不違法。法律和傳統共同築起一堵看不見的高牆，女性被困其中，無從抗爭，無處可逃。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卡迪米耶聖陵外熱鬧的市場

四、成為沙發主，已經是她們反抗的第一步

願意接待沙發客的大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以上家庭，他們之中，不乏走出過國門、擁抱過自由思想的家庭。麵對國內性別不平等的現狀，她們不得不平衡自己的認知，獨自消化那些無奈和痛苦，尋找反抗的方式。

伊拉克卡爾巴拉的沙發主瑪瓦達，被父母以自由、開放的方式養大，但長大後，她發現現實生活不盡如人意，哪怕她非常優秀，也會因為“女性”的身份而在麵試中敗給能力遠遠不如她的男性。為此，她沮喪過、絕望過，哀歎為什麽自己的人生空間竟如此狹小。然而，她最終還是振作了起來，在工作上積極進取，謀求更好的職位。在伊拉克這個女性就業率極低的保守國家，瑪瓦達一直堅持工作、經濟獨立。

雖然瑪瓦達改變不了大環境，但她還是盡可能保持對個人生活的掌控權和選擇權。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沙發主瑪哈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在成長過程中，她漸漸意識到了黑袍和麵紗對女性的束縛，也發現了社會中無處不在的雙重標準，比如沙特男人允許自己接觸陌生女性，樂於與她們發生性關係，卻禁止自己的姐妹、妻子、女兒與陌生男性接觸，不允許女性親屬發生婚前性行為。雖然對社會有清醒的認知，但麵對熟人社會巨大的社群壓力，瑪哈做不了什麽具體的反抗，隻能獨自消化。清醒給她帶來了極大的痛苦，但也在日後成為了她反抗的基石。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推行了一係列社會改革後，瑪哈成為了第一批脫下黑袍和麵紗、穿上彩色長袍的沙特女性。

如今，我遇見的大約三分之一的中東女性沙發主已經移居海外。她們做出移民的決定時，性別問題隻是其中一個考量因素，除此之外，也有家庭條件、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等多方麵的考量。

雖然中東的性別現狀很難在短期內發生巨大的改變，但社會畢竟不是銅牆鐵壁，身處其中的女性多少可以在生活的細枝末節處找到呼吸的空間。在中東旅行時，我看到了女性很多微小的反抗，比如拒絕做飯、不想穿罩袍、不想戴麵紗、想出去工作等等。

這種反抗未必是振臂一呼式的、激烈的、徹底的反抗，但這種生活層麵和心靈層麵的反抗同樣有價值、有意義。它們匯聚起來，讓人在不可撼動的現狀之外，多少能獲得一些力量，明白人雖然是渺小的，但人並非什麽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