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計程車司機是出了名的健談，不久前，我在台灣南部坐上一輛計程車的後排座位後，司機轉過身來，興高采烈地問我今天過得怎麽樣，然後突然說道：“今天的烏克蘭，就是明天的台灣”。
他說出了如今台灣各界普遍存在的擔憂。特朗普總統撤回美國對烏克蘭的大力支持，並且於2月底落井下石在白宮羞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這讓台灣民眾不禁思考：如果美國為了討好俄羅斯而對烏克蘭做那樣的事情，那它會不會為了討好中國對我們也做同樣的事情呢？
幾十年來，基於如果中國入侵美國會支持我們這樣一種期待，台灣領導人一直把我們與中國的對峙——中國聲稱台灣是其領土，並誓言在必要時以武力奪取台灣——說成是對自由與民主的捍衛。這造成了一種不真實的安全感，使得台灣的政客和民眾未能及時就處理與中國關係的最佳之道做出舉國反思，以確保台灣民主製度的長期存續。
隨著特朗普將民主價值觀和美國的朋友拋在一邊，台灣必須立即開始一場嚴肅的全國性對話，討論如何以我們可接受的條件確保實現與中國的和平，而不是讓大國決定我們的未來。
無論是在網上還是日常對話中，台灣民眾對美國的協防承諾表示出越來越多的懷疑，並且會問：如果美國似乎不再願意支持像烏克蘭這樣的友邦捍衛自由，那麽數以萬計為國捐軀的烏克蘭年輕人是否白白浪費了生命？3月初，一個深受台灣大學生歡迎的網絡平台做了一個非正式的民調，詢問鑒於烏克蘭的最新事態發展，受訪者是否仍願意保衛台灣抵禦中國的進攻還是更傾向於投降。多數人選擇了投降。
台灣總統賴清德似乎對這些情緒視而不見。他非但沒有與台灣各界接觸，就我們應該何去何從發起一場緊迫的全國性討論，反而選擇製造恐懼、引發對抗，並且重拾冷戰時期的那種黑暗言論。
3月13日，以中國的間諜活動、顛覆活動和軍事威脅為由，賴清德正式將中國列為“境外敵對勢力”，並放話加強對與中國的商業、文化和其他聯係的審查。他還宣布計劃恢複軍事審判製度，以起訴涉嫌國家安全犯罪的台灣現役軍人，該製度因人權原因於2013年廢除。台灣的主要反對黨國民黨指責賴清德將台灣推向戰爭，中國則警告說他在“玩火”。
賴清德做法的問題在於，台灣不能再依賴美國的支持。這並非我們現在才意識到的，因為特朗普不隻是背叛烏克蘭，他對捍衛台灣的承諾也已經讓人起疑，他甚至指責我們從美國偷走了半導體業務。
我們早就痛苦地意識到，與任何國家一樣，美國也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台灣，不管老幼，都知道1978年12月16日那天發生了什麽，當時我們的蔣經國總統在淩晨兩點被叫醒，被告知美國將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我們這個冷戰盟友拋棄，使我們陷入日益加深的外交孤立。特朗普的粗暴做法隻是風格不同，而非實質上的差異。
在中國日益強大、美國背棄世界的情況下，台灣加強軍事建設以遏製攻擊的做法是正確的。但要以和平的方式保障自身自由，唯一途徑是要以某種方式與中國達成和解。近幾十年的曆史表明，這是可以實現的。
在數十年的時間裏，兩岸不相往來，基本上處於一種戰爭狀態。但在冷戰結束後，兩岸關係逐漸解凍。在國民黨的馬英九擔任總統期間，也就是2008年至2016年，兩岸關係處於最佳狀態。國民黨強調，與中國的合作是確保台灣穩定繁榮的途徑。
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在學術、文化和商業領域的交流蓬勃發展，甚至在2015年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會麵。在經曆了數十年的敵對之後，兩岸和解似乎成為了可能。
但是窗口很快就關上了。在台灣，公眾對與中國關係升溫的懷疑與日俱增，尤其是在中國以嚴厲的鎮壓回應了始於2014年的香港民主抗議活動之後，這種鎮壓至今仍在繼續。民進黨不信任中國並強調捍衛台灣主權，這有其正當理由，該黨於2016年贏得總統大選，此後一直執政。與中國的關係重新回到了對抗和恐懼之中。
但恐懼或許才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恐懼滋生仇恨和不信任，以至於在台灣的政治話語中，即使建議與中國和平相處也會被視為天真、不愛國，或者更糟糕的：被斥為投降和背叛。
恐懼還滋生了加強控製的衝動，而賴清德正在追求的正是這種控製。我在1950年代的台灣長大，當時我們生活在戒嚴令下，一直擔心中國的入侵。如今日益緊張的氣氛——台灣購買美國武器、賴清德挑釁性地將中國稱為敵人，以及針對兩岸交流而重新出現的冷戰式的猜疑——都讓人覺得回到了那個令人不安的時代，威脅著和平以及台灣在建立開放的民主社會方麵所取得的進步。
對台灣來說，時間已經不多了。預計特朗普與習近平不久將舉行會晤。在和烏克蘭發生那樣的事情後，特朗普很有可能為了與習近平達成貿易或地緣政治協議，將台灣拋在一邊。
幾乎所有台灣人都希望保護我們所珍視的自由。我們的分歧在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是通過和解，還是與中國的對抗。但有一點現在是清楚的：完全依賴美國、同時拒絕和對抗中國不再是一條可行的前進道路。不首先確保和平，就不可能有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