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大刀”，揮向美國科學界

授權馬斯克成立政府效率部（DOGE）後，特朗普對聯邦政府的改革“大刀”揮向科研領域。

當地時間2月10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開始將間接成本費率削減至15%，計劃每年節省超過40億美元。此前，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於2月9日提出了新的30億美元年度預算計劃，約為此前預算的三分之一。在馬斯克看來，這些行動是為了節省聯邦預算，他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一些大學從研究經費中抽取高額“管理費用” 是 “敲竹杠”。

當地時間2月13日起，包括NIH、美國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CDC）、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在內的多家機構開啟大規模裁員，已有超過1000 名員工被辭退。當天也是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新任部長小羅伯特·肯尼迪就職的第一天，他承諾將讓“美國再次健康”。同日，特朗普授權美國再次健康委員會成立。

這一係列針對科學界的舉措是此次聯邦機構改革的一部分，大規模裁員和經費削減引發了研究人員及大學的強烈反應，他們擔心科學本身正麵臨威脅。多所公立和私立大學以及醫院代表已提起訴訟，試圖阻止NIH政策在全國範圍內的實施。美國醫學院協會表示，削減經費將“削弱國家的研究能力，減緩科學進步”。



當地時間2025年2月14日，抗議者在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總部外示威，支持聯邦工作人員，表達對美國政府效率部削減預算的不滿。圖/視覺中國

美國耶魯大學全球健康政策與經濟學副教授陳希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這些針對科研的政策意涵是一致的，是出於對聯邦政府預算和赤字的控製，以及對民主黨推動的DEI（即多樣性、公平性與包容性）政策的削弱。這些政策將直接影響大學師生和科研項目、削弱美國整體的科研競爭力，也會降低人類應對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的能力。

不隻為了“削減開支”

“削減科研經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財政赤字不可持續，政府不得不削減開支。”陳希介紹。

當地時間2月7日，NIH發布指導文件，將研究機構申請科研資助時收取的間接成本費率大幅下調至15%，並於2月10日生效。NIH表示其過往給予科研機構的撥款中，平均有27%—28%會被用於行政費用，即所謂的間接成本。經費的調整是為了讓更多資金用於直接科研。

NIH發文稱，2024年NIH科研撥款為350億美元，其中90億美元用於間接成本，新規下預計每年可省下四十多億美元。DOGE對NIH的新規表示歡迎，稱讚其做了“了不起的工作”。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醫學研究機構之一，NIH是由27個不同生物醫學學科的獨立研究所和中心組成，其中大部分資金通過競爭性和非競爭性撥款分配給超過2500所大學、醫學院和其他科研機構，年度預算超過470億美元。

“雖然被稱為間接成本，但這些費用支付的是科研的關鍵基礎設施。”陳希介紹，直接成本隻包括研究人員工資等直接計入項目的成本，而實驗室的儀器設備、試劑材料以及行政人員的工資都計入間接成本。

美國聯邦政府從1946年開始資助高等教育機構的科學研究，對間接成本費率的上限從8%增加到1966年的20%，此後上限取消，間接成本費率一路上升，目前哈佛大學等頂尖高校的間接成本費率已逼近70%，這意味著美國聯邦政府每提供100美元的直接資助，就要額外支付70美元補貼間接成本。

NIH在政策文件中提到，許多私人基金會的間接成本費率在10%—15%，這是NIH此次改革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但是陳希介紹，一些私立基金將部分間接成本計入直接成本，所以私人基金的間接成本費率不能直接對標NIH等撥付的聯邦基金。

事實上，NIH對於間接成本的使用有著嚴格規定。陳希介紹，大學需要向監管機構提交財務報告，詳細列出各項開支，每隔四年左右，費用和費率也會重新談判。他認為，很多時候學校確實需要如此多的間接成本，如果學校無法合理解釋，談判中就會對間接成本削減。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美國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黃嚴忠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不同高校的間接成本費率不同，這涉及不同高校運作的成本結構考量，例如哈佛大學在大都會地區，房地產運營成本較高，為了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建設世界一流的實驗室設施，也需要更高的薪資和成本，這些都需要從間接成本中支付。而且由於缺乏政府資金支持，私立大學的間接成本普遍高於公立大學。

一些在美國高校參與NIH資助項目的學生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高校的確存在行政浪費現象，例如一些大樓24小時開燈、招收大量行政人員，甚至在一些活動中也有食物浪費。然而，他們認為“大刀闊斧地削減間接成本不一定能解決問題，當學校行政費用不足時，往往會直接使用直接經費”。此外，設置間接成本的一個原因就是最大化科研人員的產出，過分壓縮間接成本費率可能會讓其效率降低。

黃嚴忠認為，NIH經費使用的效率和透明度的確存在問題，但是15%的“一刀切”政策並沒有係統性的調查和研究數據支持。他認為，正確的做法是提高間接成本使用的透明度，接受民眾的監督，也要考慮到各個大學的性質和地區確定削減數字。

“該政策也涉及政治考量”，黃嚴忠分析說，美國偏向保守派的傳統基金會一份2022年的報告認為，間接成本被用來補貼左派的政治議程，並使得大學校園裏的DEI工作人員快速增長。“大學收到的間接成本總額每增加 1 億美元，DEI 員工就會增加 15.5 名。”DEI政策旨在創造多樣化、公平和包容的學術環境，鼓勵少數族裔和邊緣群體參與科研。該報告認為，大學中的DEI工作人員未能實現包容性目標，反而經常充當政治活動家，國會需要限製間接成本費率，才能消除對激進活動的資助。

幾乎與NIH削減預算同時，NSF也公布了新的預算數字，30億美元的年度新預算是目前91億美元預算的三分之一。許多受影響的學者在社交媒體上討論，這不僅減少了新項目，也會終止正在進行的含有DEI敏感詞的項目。據美國南加州大學一位教授披露，這些敏感詞包括“係統性”“壓迫”等。

黃嚴忠認為，這種類似“休克療法”的“一刀切”手段並不明智，“這是美國曆史上幾乎沒有出現過的情況”。



當地時間2025年2月14日，美國多州檢察長舉行發布會就對政府效率部發起訴訟發表講話。圖/視覺中國

博士申請難度增加

盡管司法程序上的“靴子”還沒完全落地，但是此次對科研經費改革的影響已在學生和教授群體中顯現。

“CDC裁員嚴重，對中國籍學者影響很大。”陳希介紹，許多中國籍學者在CDC擔任博士後或研究科學家，通常是兩年一續簽的固定期合同，作為非永久居民雇員，他們首先受到裁員衝擊。CDC要求這些學者自行尋找工作，一些CDC的學者已在聯係陳希團隊詢問是否有合適職位，這在陳希看來是原來非常難以想象的，因為CDC一直是一個非常保險的飯碗。

陳希介紹，聯邦工作人員被解雇後，至少還能繼續領取幾個月的工資，並且享有失業保險。然而，博士後與學校簽訂的是一年一續的雇傭合同，通常在6月30日終止，這之後沒有工資，隻有90天的過渡期找工作，如果過了這個期限還沒找到工作，工作簽證就會失效，他們不得不離開美國。

“因為項目被砍，我的一些博士後很可能麵臨解聘。”陳希介紹道，博士後等短期合同研究人員在經費削減中首當其衝。劉婕正在美國某公立大學就讀博士五年級，並計劃今年7月在另一所公立大學開始博士後工作。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聽到NIH削減經費政策的第一反應是擔心，原定今年3月參加的NIH中心會議被取消。此外，博士後導師的NIH資助基金將在3月結束，是否能繼續獲得資助尚不確定，這將直接影響她的工作。她表示：“我會在三四月份獲得更新的信息，現在開始準備申請業界的工作。”

陳希介紹，相較於持工作簽證的博士後，持學生簽證的在讀碩士和博士受影響較小，正在申請博士的群體受到的影響較大，“我今年原本計劃招收的兩個博士生項目，受NIH等聯邦資金變化影響，已經被凍結”。他了解到，許多學校也出現類似情況，一些博士項目的申請被無限期凍結，博士生的錄取規模也在下降。

韓福是一名申請受影響的學生，正在美國某頭部公立大學的醫學院就讀，不得不降低申請直博項目美國院校的檔次，並開始考慮新加坡的直博項目，以及歐洲的研究型碩士項目。他介紹，身邊一些同樣申請的同學對複旦大學推出的海外留學生直博招生計劃也表現出興趣。“原本選擇來美國是因為這裏生物醫學領域的領先優勢，如果大環境不好，隻能另尋出路。”有數位正在申請美國博士項目的學生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碩士項目不像博士項目那樣依賴資金支持，因此未來碩士的申請規模可能會擴大。

陳希介紹，隨著經費減少，科研項目的申請率降低，教授們需要申請更多項目才能確保足夠經費。然而，申請標書通常需要三到四個月，且需要完成約70%的科研內容才能提高申報成功率，這些前期投入都算作成本。“教授們從為了科研而申請項目，變成了為了維持經費而申請項目”，陳希認為，教授們因疲於奔命而產生不滿，會促使他們流向英國等國家或企業界。

陳希的研究發現，20世紀90年代美國因經濟赤字大幅削減預算，許多博士後未能找到新工作，最終回流到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生物醫藥的發展。如今加上中美關係的因素，許多涉及敏感項目的中國學者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已無法參與NIH資助的實驗室研究，這種“雙重影響”會加速相關人才回到中國。

“削弱美國科研能力”

陳希的工資有一半來自NIH的資助，但此次經費削減對他的影響並不大。一方麵，他的研究與DEI關係不大；另一方麵，他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相比依賴實驗設備的工程學院和醫學院，受間接成本影響較小。

“涉及DEI的研究和國際研究受影響較大，更難獲得資助。”陳希認為，一方麵，研究涉及“係統性歧視”等敏感詞會被否決，與族裔和多樣性相關的疾病研究也會受影響；另一方麵，全球衛生研究和國際合作將受阻，因為馬斯克團隊認為這類研究不能為美國帶來直接收益，不被視為優先事項。

“一些DEI的過於極端的行為的確有不好的影響，但是DEI項目也確實對科研產生了幫助。”陳希介紹，衛生健康中很多疾病與種族的多元化有很大關係，例如阿爾茨海默病在非洲裔群體中的發病率高於白人，因此需要在研究過程中多招募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的少數族，讓實驗對象更能代表疾病譜的特征。

涉及全球公共衛生的項目對全球的科研發展有著極大的推進意義。陳希介紹，美國多年以來對非洲的公共衛生基礎投資和軟實力投資非常多，例如，美國投入大量資金用於管控非洲埃博拉病毒，這不僅延伸了美國的國際影響力，也讓美國把大量的疾病防範於國門之外。這些“觸角”被砍掉之後，未來美國麵對公共衛生危機的風險會提高。

陳希觀察到，經費減少後，政府限製了學術期刊上關於傳染病數據的發表，這將阻礙國際信息共享機製。與此同時，隨著對科學的打擊，科研的透明度下降，民眾對科學的信心也會受到影響，這些“恢複需要大量時間”。

不同高校受到的影響有所不同。陳希介紹，公立高校可以獲得州政府的資金支持，頂尖私立高校能通過私人基金會和校友捐贈獲得資助。他認為，大型學校不僅與NIH的談判能力更強，且捐款來源更多，聯邦經費減少反而可能激發更多私人捐贈。例如，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內削減了全球衛生研究和氣候變化的經費，但這激發了比爾·蓋茨等私人基金會資助更多資金，最後這些領域的研究幾乎沒有受到經費削減的影響。

然而，這些基金會並不會“撒胡椒麵”，很難顧及小學校的項目，陳希擔心這會加劇院校間的不公平。“很多教授都在討論，某些小學校可能扛不住。”陳希表示，這可能會導致學校裁員或教授由終身製轉為非終身製。陳希認為，這些針對科學，卻不“科學”的改革會影響美國的國際科研競爭力。但特朗普采取的政策是“組合拳”，例如通過對外加稅、對內減稅促進產業回流，也會抵消一部分科研經費縮減的負麵影響。

難以抵製的長期趨勢

當地時間2月10日，美國22個州的總檢察長聯合起訴了特朗普政府，稱特朗普的行動以及HHS和NIH大幅削減經費的舉措多方麵違反了《行政程序法》。美國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安傑爾·凱利當日宣布，暫時阻止該政策生效，並計劃於2月21日舉行聽證會。

韓福介紹，自己和身邊的教授都認為削減經費屬於“為了開窗先砸牆”的策略，先提出一個不符合實際的方案，再通過一係列抗議獲得妥協。陳希認為，盡管最後的費率可能是中間值，但幾乎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水平。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係教授、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兼並反壟斷研究中心副主任龔炯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盡管NIH等機構和受資助的高校、研究所可能會對費率進行討價還價，但是政策導向不會改變。而且，政策環境非常不利。特朗普主導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民意基礎也很廣泛，要徹底解決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問題。

龔炯認為，和此前解散國際開發署等機構不同，對科研機構的削減並不是釜底抽薪，隻是針對其中的腐敗浪費和裙帶關係。此次對聯邦政府的效率提升，科技和教育隻是“更容易摘到的果子”。

科學界的強烈反對也針對馬斯克本人和其領導的DOGE。據外媒報道，盡管馬斯克並非聯邦雇員，但其能夠接觸包括競爭公司信息在內的大量機密數據和文件，他創立的SpaceX和特斯拉在過去10年與美國聯邦政府簽訂了至少154億美元的合同。DOGE並非聯邦機構，其團隊成員身份不公開，被稱為“影子政府”。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披露，其成員大多為19至25歲的年輕人。

美國之外，也有超過3200名科學家聯名要求英國皇家學會剝奪馬斯克的院士頭銜，目前已有兩名皇家學會會員因學會對馬斯克行為的“不作為”而辭職。

黃嚴忠認為，削減經費的政策持續多久尚不確定，未來還需要觀察科學界和司法係統的反應，以及中期選舉和四年後大選的結果。同時，馬斯克在創辦DOGE時曾表示，計劃在2026年7月4日前解散該項目。

但事實上，美國對科研的削弱早已開始。多位受訪者表示，近年來NIH對一些項目的資助範圍和力度持續縮小。陳希觀察到，美國往往在經濟上升期傾向擴大全球科學影響力，而此次科研經費縮減，也與美國經濟周期的變化密切相關。

他認為，美國國內社會分配問題嚴重，許多民眾都支持削減科研經費並退出全球項目，特朗普近期的民調支持度也超越了上個任期的同期水平。若美國的分配製度和生產力配置政策不發生變化，“即使沒有馬斯克和特朗普，也會有其他共和黨人推動這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