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等關稅”是指對美國進口商品征收與貿易夥伴對美國出口商品征收的稅率相同的關稅。華泰證券綜合稅率對等和貿易差額兩方麵來看,預計歐盟、印度、巴西、越南、台灣、韓國等或存在一定可能性被特朗普“點名”、成為美國加征“對等關稅”的對象。
繼2月1日特朗普提出對墨西哥、加拿大加征25%關稅,隨即於2月3日便宣布暫緩一個月執行後,上周五(2月7日),特朗普在會見日本首相石破茂時表示,計劃在“下周一或周二”(2月10或11日)針對多個國家/地區推出“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 措施,“對等關稅”是指對美國進口商品征收與貿易夥伴對美國出口商品征收的稅率相同的關稅。本文綜合分析關稅稅率、對美絕對和相對順差額等一係列數據,推理“對等關稅”可能涉及哪些國家或地區,並試圖對後續關稅路徑做出一些原則性預判。
1. 稅率對等:從與美國關稅稅率對比的角度分析,2024年美國前15大貿易夥伴實施的最惠國關稅稅率(2022年)大都高於美國,其中印度、韓國、巴西、越南、墨西哥、台灣等地的關稅稅率偏高。由於美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雙邊關稅數據不可得,我們使用WTO公布的美國及其15大貿易夥伴實施的最惠國關稅稅率作為比較基準。2022年印度、韓國、巴西、越南、墨西哥、加拿大、英國、中國、歐盟(為單一關稅同盟,各成員國進口關稅統一)的最惠國貿易加權關稅稅率均高於美國,其中印度、韓國、巴西、越南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超過5%,明顯高於美國的2.2%(圖表1)。同時,台灣和日本的最惠國簡單平均關稅稅率高於美國,其中台灣為6.5%,高於美國的3.3%。此外,雖然歐盟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並未大幅高於美國,但特朗普曾多次提及歐盟對美國汽車征收的10%關稅水平,明顯高於美國對歐盟汽車征收的2.5%關稅。
2. 進出口額對等:從對美絕對和相對貿易順差額的角度分析。
2024年對美絕對順差額排名中,中國、歐盟、墨西哥、越南、台灣這些國家位居前五,合計占約四分之三。受經濟強勁增長助力,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4年美國貿易逆差總額達1.2萬億美元,創有史以來最高水平,其中對美貿易順差規模最大的前5大經濟體依次為中國、歐盟、墨西哥、越南、台灣,合計0.9萬億美元、占比達74%(圖表2)。同時,相對順差層麵,越南、中國、台灣、瑞士、印度、韓國等地對美順差的相對規模較大,2024年對美順差占本地區對美出口的比例均不低於50%(即對美出口高於從美國進口一倍或以上)。
綜合稅率對等和貿易差額兩方麵來看,預計歐盟、印度、巴西、越南、台灣、韓國等或存在一定可能性被特朗普“點名”、成為美國加征“對等關稅”的對象——但墨加一周前的經驗表明,關稅落地可能仍有較大不確定性
(粗略概率高低排序,圖表3-4)。一方麵,特朗普表示“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 可能涉及多個國家/地區,由此關稅稅率偏高、且對美貿易順差較大的國家或地區均可能被涉及。另一方麵,墨西哥、加拿大、中國已被美宣布加征關稅,而且特朗普已暫緩一個月執行對墨、加關稅,並暫時恢複對中國小額包裹免稅,顯示美國政府相關部門可能並未做好全麵加征關稅的準備。
然而,基於特朗普加征關稅的底層邏輯是“美國優先”——即推動貿易平衡/製造業回流和平衡財政,所以或仍需要在全球較大範圍內加征關稅;然而,考慮到美國目前政策主要聚焦在內政,如移民、改革政府機構等,且相關內閣成員未完全確認、到位,所以快速落地對個別國家/地區加征高稅率關稅的可行性較低。
如我們在《特朗普就職後的變與不變》(2025/1/21)中分析,特朗普2.0的關稅政策兼具其“基礎性”功能和“交易性”功能——前者指的是對外加征關稅以對衝對內減稅帶來的財政收入壓力、以及推動製造業回流等中長期目標;而特朗普也可能頻繁利用關稅工具來達到縮減貿易逆差、平衡財政之外的政治、經濟目標。關稅的“雙重作用”決定了:
1)美國仍可能在全球較大範圍內加征關稅。鑒於這樣的政策安排效率更高、效果更好。這可能和財政預算案一起推出。
2)不排除特朗普對個別國家/地區區別對待的關稅“酌情處理”,這將主要取決於美國與這些元首或地區領導人在不同領域的談判結果,但“交易”的本質決定了差異性關稅也可能具有一定的隨機性和暫時性。考慮美國在對墨、加關稅執行上的反複,短期內立即全麵執行對個別國家/地區加征較高關稅的確定性下降,而即使特朗普很快宣布“對等關稅”地區名單,即刻執行的概率仍然不高。
本文作者:易峘S0570520100005、常慧麗,文章來源:華泰睿思,原文標題:《華泰 |
宏觀:如何理解特朗普提出的“對等關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