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朝新的2024:慌張又一年,在情誼和閱讀中安頓靈魂

有幾年沒有正經在歲末回顧過去的一年了，因為無力感常常想使人失去言說的興趣，甚至偶爾會讓人懷疑言說的價值與意義。是人，便會有彷徨、糾結的瞬間。

幸好，多數時候人還是一種積極的動物，彷徨完糾結罷，總還是要掙紮著爬將起來，撣去衣裳上的灰層或是其他髒汙，試著往前邁兩步，不甘於就此停下。於是，便有了希望。

斟酌下麵這些文字的那幾日，反複思考和提醒自己，歲末的回顧恐怕不能過於使人覺得灰心才好，否則來年怎麽過，必須得在慌張的一年中找出一些亮色才行。幸好，這亮色找得並不過於艱難，也並不過於牽強，因這靈魂與肉身確實尚有地方暫時棲身，也就不妨照直道來。



傍晚的湘江，攝於2024年秋天。

一

四月的一個傍晚，剛剃了光頭的我乘車準備去武漢的一所大學講座。

快到學校附近時，遇到車禍，不寬的馬路堵得水泄不通，眼看到了開講的時間，隻好下車步行。導航顯示，當時距離講座地點隻有兩三公裏，可那天帶著孩子，根本走不快。

從最近的校門進入學校，一邊牽著孩子步行一邊攔車，試圖請過往的車輛幫忙送一程，但沒有車停，而約定的講座時間已經到了。

一個送外賣的年輕人駛近，我招手，他停下。我說，要趕去新聞學院講課，快遲到了，能送過去嗎？他沒有絲毫的懷疑，不假思索地說，你們上來吧。

就這樣，一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開著送外賣的電動車把我和孩子送到了講座地點。

暮春時節的武漢，還有些冷。但我從他的電動車下來的時候，心是暖暖的。

對生活之殘酷從小即有刻骨銘心認知的我，如今時常能在生活中感受到善意，也時常被生活中的善意打動。

我要去講的，是如何采訪如何寫作新聞等。這些，現在已經是機構媒體都不怎麽用得上的技藝。這幾年，給一些機構媒體的記者編輯們講完後，他們的反饋多半是：褚老師，你講得太精彩了，聽得熱血沸騰，可是，你說的那些我們做不了。

對新聞業的悲觀，像病毒一樣四處傳播、傳染，離開了媒體的人悲觀，還在媒體的人悲觀，在大學裏讀新聞傳播專業的學生悲觀，教他們新聞傳播專業課的教授們也悲觀。我，亦悲觀著，卻並不甘心，穿著長衫兀自慢慢前行，多少顯得有點格格不入。

在哀歎聲中，在疑惑的目光裏，我《重新定義新聞現場》後，還想《重新定義新聞》；說完《“新聞已死”的謬論可休矣》，又說《新聞不會死，媒體才會死》，反複重複著，不斷念叨著，如同新聞圈的祥林嫂。

人活著，總得有點信念。

人到中年後，除了容顏衰老，體型臃腫，臉皮也變厚了，任人明嘲暗諷，任人不屑一顧，我行我素。他們怎麽看，對我早就不重要了，心裏隻想著，哪怕有一個年輕人聽了課覺得有用，就值得。

那個晚上，現場的學生們大概也開了眼界，一個剃著光頭、已經賦閑五年多的中年人被他們的老師聘為了客座教授。我，是感動的。

那場講座過去大半年了，還記著那晚送我去講座現場的外賣小哥。那日下車後，搶拍了一張他的照片，一直存在手機裏。

十月，正是深秋時節，失去聯係一年多的阿寶突然微信上跟我打招呼：今年的蘋果可以正常賣了，去年的蘋果慘不忍睹，而且有事耽擱了，沒有零售。

阿寶是我2019年去新疆旅遊偶遇的果農。他是四川人，早年跟著父母到新疆的阿克蘇種蘋果。後來他在當地娶了妻，父母年紀大了回了老家，他留下了。

遇到他的那天，他在路邊擺攤賣蘋果，沒什麽生意，當我們提出去果園看看時，他立馬收攤開著三輪車帶我們往家裏開。就這樣，我們合作賣起了蘋果。

中間停了兩年沒賣，他生病，手術換骨髓，然後婚變……好在加了微信，並未失去聯係，今年又開始合作。

誰都沒有想到，有一天，新聞前輩詹國樞老師突然用他的微信公號轉發了我介紹蘋果的廣告。他沒有提前告知，絲毫沒有透露會這麽幫我的信息。他過去偶爾轉我的小文章，頗多的鼓勵，但以他的身份特意轉發一則賣蘋果的廣告，既讓人意外也使人感動。他至今沒有見過我，不知道為何如此信任一個從未見過的年輕人。

春天的時候，給他發微信想給他寄點湖北恩施鶴峰大山裏的新茶，他婉謝不收。我是一個特別害怕被人拒絕的人，故常常不主動，以至於至今沒有向他索要他的收件地址，自然至今也沒有給他寄過一個蘋果。

不知道他心裏怎麽想，不知情的人或許會覺得我沒心沒肺。我心裏，對他是滿滿的感動與感激，生怕玷汙了一個前輩那簡單而美好的善意。

任世人皆不信這人間還有美好，我始終堅信。

微店，是好友張煒煜當年擔心我的生計極力建議開起來的，起初代售幾本書，後來陸續增加了茶葉、蘋果等，雖然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但已經堅持了五年，有微薄收入。這幾年，除了家人，最該感謝的人是他。

個人的生計問題，這幾年一直是一些朋友擔心的事，過去這一年，自然又得到了很多朋友和讀者的關注，甚至引發過“輿情”。

某次接待一個到長沙的前同事，穿了一件袖子上有個裂口的薄羽絨服，那個裂口是不小心被鋒利的東西劃破的，羽絨有點外泄，於是用透明膠粘了一下，依然能穿。前同事把這個細節寫進了他的文章裏，還提及我已經賦閑多年沒工作，引起了一些一貫仇視我這類寫作者的人的嘲諷。

其實，並不是找不到工作。賦閑六年，從來沒有主動去找過工作，從來沒有主動給誰或者哪家機構投過求職簡曆，偶爾有朋友推薦介紹工作機會，不想冷了朋友的熱心，被動發過一次簡曆；也曾偶有獵頭找來，不是心儀的事情，果斷婉謝了。這幾年，拒絕過好幾個工作機會。

寫了二十多年的字，仍是樂意繼續寫字，但如今能正常寫字的地方很難找了。隻要日子還能勉強過下去，不想太為難自己。

寫作，有微薄的收入；賣蘋果、賣茶葉、賣書，也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去大學講課，去給媒體講課，偶爾去給官員們講媒介素養課，也都有微薄的講課費。這些收入，雖然不能養家，但稍微能補貼家用，不用對家人過分愧疚。

真不想為了謀生做自己內心不願意和厭惡做的事情。

十月，刪掉了一個認識了十多年的微信好友。他曾是我的采訪對象，認識十多年了，後來他離開了官場，當了律師。十月的一天，他居然說想花錢請我出手，幫他寫個案子。認識十多年了，卻仍然不信我寫文章是不收錢的，這種人，真的沒有繼續交往的必要了。

任性的中年，沒有生存的壓力嗎？

當記者十六七年，幾沒積蓄。2018年二次進京工作，不得不再次租房。新單位安排住了一周多酒店，不好意思，假意租好了房，退了酒店。徒弟昊陽聞訊，安排在另一家酒店又住了三四天，才終於在北京西站附近看中一個房子。房租每個月6100元，要求一次性交三個月，還要押一個月的房租。簽合同的現場，打電話給多年好友劉剛，借錢把合同簽下。

貌似自在的生活，其實並不輕鬆，正經的記者，日子過得下去，但絕不可能財務自由。賦閑以後，托家人的福，另外自己也偶爾能光明正大賺取一些收入，至今還沒有餓死。

五月上旬，受邀給長沙一家MCN公司講我作為一個自媒體的“野心”；五月中旬受邀在長沙給一群年輕的科級幹部講媒介素養，六月下旬受邀去武漢某局講媒介素養，十月底在長沙給一個新聞培訓班講新聞業務課，隔了三天受邀去江蘇給一地的年輕記者編輯講新聞業務，十一月初受邀去重慶給全國某領域骨幹人才講媒介素養。

這些課，都是朋友們介紹的。比如，新聞前輩詹國樞老師、好友王和岩、多年的兄弟劉剛，有些邀請方本邀請的是他們，但他們介紹給了我，讓遠離江湖的我不至於過分的落寞和孤獨。

得知如今唯一能“有效管理”我的家人有創業的打算，傾城兄數次提出願出資參與支持創業。如今經濟形勢如此不堪，他完全不問賠賺，我們卻不得不慎重，朋友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不能隨意辜負，至今未敢輕易有動作。

朋友不多，就那麽幾個，他們常擔心我不得溫飽，常擔心我遺散在江湖中，用他們力所能及的方式鼓勵與支持我。而我，如今從世俗的角度看對他們毫無用處。

到處都是悲觀的情緒，到處都是慘淡的現實，滿眼皆是慌張與忐忑，不知道失控的人何時會從自己沒有注意的方向衝殺出來，瘋狂使人無力、絕望、無助……

萬幸，尚有家人和這些珍貴的情誼，溫暖著心，使人能微笑著勉力前行。

二

初冬，有地方官邀請去當地看一看。猶豫了一下，答應了，但沒有專門作文詳細記錄此行。

幾年前，曾寫過一文，題為《被政府請去也要說真話》。當時尚有職務身份，更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給所在的媒體機構丟份。

同事李梁兄亦曾寫過一段文字點評當年仍在報館工作的我：平視官員，一直是南方周末時政報道的基本要求。一些記者跟官員打交道多了，不免以跟官員稱兄道弟為樂事。朝新長期和官員接觸，卻一直保持著平視的眼光和“局外人”的獨立立場。不管他麵對明星領導人，還是普通的縣委辦科員，他都平視他們，不犯怵，更不犯賤……

如今，閑人一個了，沒有了職業身份的束縛，隨意隨性多了，但心裏卻還一直有一個底線覺得不能突破：對權力可以苛刻一些，對個體可以寬容一些。對代表權力的個體可以更苛刻一些，對與權力無染的個體可以更寬容一些。麵對權力，有時候可以不說話保持沉默，但不能說言不由衷的漂亮話。

因為工作的緣故，過去很多年總在思考一個問題：當下，如何麵對權力？

我一個農民的兒子，也無意要涉足政治，但讀書久了，發現有些事情是一個正常的人根本回避不了的。

有一次在大學講課，有學生提問：你是怎麽走上時政記者這條不歸路的？

當初選這條路，是因為這個領域對一個記者來說能出活，亦更能關切當下的現實。一腳踩了進去，深陷多年。如今沒有了“時政記者”這個身份，沿著過去的那條“不歸路”走到了“過氣的前時政記者”這條“不歸路”上，同樣都是“不歸路”，改變不了關注這個社會的視角，也很難突然改變自己這麽多年介入社會現實的切入點，不得不繼續關注權力的現實邏輯，繼續關注地方官場的運行模式，繼續關注官員們的“各行其是”和“各顯神通”。

走上這條“不歸路”後，見過很多不堪與肮髒，內心其實是有掙紮和煎熬的，讀書自然成了另一個讓自己內心強大一些的修煉。

夏天，相繼讀了陳徒手、趙越勝、楊渡、楊奎鬆、徐曉等人的幾本書，其中呈現出的權力對讀書人的異化與摧殘讓人恐懼；人性之脆弱易變形，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每翻一頁都忍不住問自己：若生在那個年代，如何自處？他們若生在當下，又會如何？

言說的恐懼一旦深入人心，文字就會麵目可憎，吞吞吐吐，顧左右而言他，公共輿論就會忘記本分而窺入私域。正如人們不被允許知曉突然衝向人群的奪命車輛是何人駕駛、所為何事、傷者幾何、結局如何，隻能吐沫橫飛地指摘拍視頻跳舞換取流量的退役運動員。

不參與有些話題，本身就是一個態度，對那些靠著勞動和血汗謀生的普通人，永遠保持基本的尊重和理解，別苛責。體麵，不是權力和金錢包裝堆砌出來的，所有靠著自己的辛勤勞動本分地換一口飯吃的人，都是體麵的，都值得尊敬。

總提醒自己，若不涉及公權力，亦不涉及直接的公共利益，少對別人的生活方式、處世態度指手畫腳。稍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喜歡對他人的人生指指點點的人，多半是自己生活得一塌糊塗的人。有些人越是自己過得不如意，越是喜歡對別人的人生說三道四。人家是否結婚是否生子是否戀愛，都是人家個人的自由，尤其是人家家裏麵的私事、被窩裏的隱秘事，不要輕易公開發表個人觀點。社會潰敗至此，人人都有責任，把有限的精力和注意力，用到更緊要的地方去。

讀書使人知道，即便心懷恐懼，也不能完全沉默。這些年，哪怕明知很多文字會死於分秒之間，但偶爾還會有想要站出來說點什麽的衝動。

2020年2月，撰文公開批評過一家曾有良好聲譽的媒體機構。一個已退休的老人主動找來問：褚朝新，你也是那座大樓裏走出來的，我也覺得他們的文章有硬傷、管理有問題，但不會像你這樣全然不顧老東家的臉麵，話說得這麽狠，全然豁出去了的樣子，有點不解。

我告訴她，上大學的時候開始讀林賢治，受影響很大，覺得一個讀書人先要從自己身邊的不公不正著手，光選安全的罵不行，監督自己的公司、單位，監督自己的上級、上司，監督自己的故鄉，自救也救人。身邊的人和事不敢說，正義永遠在遠方。

“這是我粗淺的的想法，這些年也一直在堅持並做好了為此付出代價的心理準備。僅此作答。”我說。

這幾年，很多文章分秒間生生死死，很多讀者漸漸走丟，皆是代價。還有很多代價，不可言說。

過去讀林賢治，受到的影響確實很大。這兩年開始耐著性子讀一些外國人的書，比如薩義德，因為讀薩義德又開始讀班達。他們，都曾寫書探討知識分子應該是什麽樣的。

讀他們的書，常常能使人反思自己。

這一年，曾數次在文章裏引用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裏對知識分子的一些批評。他說，有些知識分子的逃避是該指責的，比如害怕看起來具有爭議性，想要保有平衡、客觀、溫和的美譽，希望能被請教、谘詢，成為有聲望的委員會的一員……

當時讀到上述文字時，不禁有些臉紅耳赤，反思自己，過去有沒有這些淺薄的欲望？

賦閑這幾年，每年都會有官家通過熟人聯係，想請去講輿情處置引導之類的課，一概婉謝。反複說過，即便離開了媒體，不當記者已經六年，骨子裏仍然把自己當個正經的記者要求，不出賣自己過去工作過的行業，不出賣自己曾經熱愛過的職業，不講輿情處置課，不教授忽悠媒體和記者的伎倆。

總有人不信，總有人試圖讓我放棄這個底線，不得不一次次重複這些話，一次次拒絕類似的邀約。

有些人介紹這些課，是想交換。有些朋友介紹這些課，大概是好心的，希望給我介紹一些事換取微薄的課酬以緩解一下窘迫的生計，但我寧可卑微地賣蘋果，也不願成為官員們的座上賓講輿情課。

不講輿情引導課，但每年總還是會去權力場講幾場媒介素養課，雖然自認為守著底線，但誠實麵對自己，捫心自問，過去內心深處多少還是有那些淺薄的虛榮心的，慚愧。

朱學東兄常說，閱讀是我們抵抗恐懼的姿勢。在我內心深處，何嚐不是。

秋天，開始讀茨威格的自傳——《遭遇這些事的人是我》，解除了一個心結。

茨威格在書中講了一個故事：

有一位意大利的女士向他求助，她的丈夫是一個醫生，在馬泰奧蒂被刺殺之後，勇敢地站了出來，成為了給馬泰奧蒂抬棺的六人之一。為此，她的丈夫受到各種威脅，不得不流亡國外。但是，他還牽掛著馬泰奧蒂的家人，試圖將他的孩子們偷偷送往國外，采取行動時落入了間諜特工之手而被捕，即將麵臨十年的監禁。

女士找到茨威格，希望他出麵聯合歐洲文學界的名人抵製判決。茨威格為此事四處奔走，但無人響應。最後，他無奈地給當時掌握生殺大權的墨氏寫了一封信，替醫生和他的妻子求情。結果，墨氏親自批準滿足了茨威格的請求，醫生很快就被赦免無罪了。

這本人物自傳讀到這裏，久存於心的一個結算是解開了。這類事，不居功、不以為是一件榮耀的事情就好了。

讀書，真的是一件一生都不能稍停的大事。新年，繼續讀一些書、喝點淡茶、養點家常的花草，更多地走出去，開闊眼界，但願能逐漸遠離“不歸路”。

最後，用在書裏讀到的一句話呼應文章的開頭，也結束這歲末的絮語：

“人性原本有它自然的生長，但在遭受迫害的強力下，受害者會彼此接近，使他們之間的距離完全消失，從而產生一種溫暖的人際關係……如果這種關係能順利發展，它會培育出一種稀有的仁厚與至善。它是生命裏的源泉，隻要活著，就有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