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運河：美國和巴拿馬爭奪控製權的那段曆史

建築物上寫著“巴拿馬運河”的標誌。

1999年12月31日。美國國旗降下，巴拿馬國旗首次升起，成為運河區唯一的象征。在場的巴拿馬人歡呼雀躍。

這一幕標誌著一個以抗議、緊張局勢和死亡為標誌的時代的終結。

“巴拿馬人民的反應令人印象深刻。”曾擔任運河管理員數年的阿爾貝托·阿萊曼·祖比耶塔（Alberto Aleman Zubieta）告訴BBC。

25年後，隨著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爭議性言論，這條跨洋航道的主權再次成為頭條新聞。

特朗普最近表示：“我們正在被剝削。”他指的是美國船隻使用運河所需支付的費用。

特朗普暗示，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我們將要求巴拿馬運河完全迅速地歸還給美國，而不會提出任何問題。”

作為回應，巴拿馬總統何塞·勞爾·穆利諾（José Raúl Mulino）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聲明：“運河的每一平方米將繼續屬於巴拿馬。”

那麽，巴拿馬運河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

巴拿馬學生在運河區抗議。

一場內戰與一次機會

16世紀以來，建立一條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通道一直是歐洲定居者關注的問題。

當時，通往南方海域的唯一途徑是經由智利南部的麥哲倫海峽，這意味著長距離航行，並麵對霍恩角（Cape Horn）的惡劣天氣。

19世紀，穿越當時屬於哥倫比亞的巴拿馬地峽的通道是第一個被嚐試的方案。波哥大（Bogota）將運河建設的特許權授予了法國工程師費迪南·德·萊塞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他曾在埃及建造了蘇伊士運河。

但影響工人的疾病（許多工人是非洲奴隸）、土地的潮濕和持續的降雨導致該項目破產。

這時，美國對這條航道的興趣不斷增加。

當時，哥倫比亞正從一場造成數千人死亡的內戰中走出，並麵臨高度的政治緊張局麵，這最終為巴拿馬的獨立鋪平了道路。

巴拿馬運河開通了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的通道。

當時，美國是一個新興強國，已經控製了波多黎各和古巴，並將哥倫比亞的內部危機視為一個絕佳機會：它提出支付4,000萬美元以獲得運河建設的特許權。

這形成了哥倫比亞與美國之間的《海伊-赫蘭條約》（Herrán-Hay Treaty）的基礎，該協議規定了特許權的條件。

這是一場複雜的談判。1903年8月5日，哥倫比亞政府宣布拒絕該提案，理由是這違反了國家主權。

就在這時，巴拿馬（當時是哥倫比亞的一部分）無視哥倫比亞對該條約的拒絕，在美國的支持下宣告獨立，並聲明如果哥倫比亞進行軍事報複，美國將介入。巴拿馬於1903年11月3日宣布獨立。

美國國旗在運河區飄揚

最終，美國在巴拿馬的不滿中看到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可以在不受哥倫比亞幹擾的情況下獲得他們想要的條約”，巴拿馬曆史學家馬裏克薩·拉索（Marixa Lasso）解釋道。

分裂的國家與緊張局勢的開始

在巴拿馬獨立後，兩國簽署了《海-布納瓦裏拉條約》（Hay-Bunau-Varilla Treaty），該條約保證了巴拿馬的獨立，同時巴拿馬授予美國對運河的永久特許權，以及對所謂運河區的控製，這個區域包括戰略水道兩側各八公裏（約五英裏）的土地。巴拿馬將獲得1,000萬美元的賠償。

1913年工程完成後，蒸汽船“安康號”（Ancón）成為第一艘穿越該水域的船隻，象征著運河向世界的開放。

但緊張局勢很快出現。實際上，這個國家被物理上分為兩部分。數千名美國人及其家人居住在這個區域內，依照自己的法律生活，同時在正式於1914年啟用的運河上工作。

“運河區居民”（zonians）與巴拿馬當地居民之間幾乎沒有接觸，後者在沒有特殊許可的情況下無法進入該地區。

巴拿馬人的不滿情緒逐漸加劇，最終導致多次示威活動，要求結束美國在那裏的存在並歸還運河。

1958年，一群大學生發起了主權行動（Operation Sovereignty），他們和平地在官方屬於美國的領土上插上75麵巴拿馬國旗。

自1950年代末期以來，巴拿馬學生組織了多次示威活動，呼籲歸還運河。

“他們告訴我們，這不是巴拿馬人可以進入的領土。那天，我們說我們不再害怕，並希望達成一項新條約，以結束殖民存在的永久性。”該學生抗議活動的領導者之一裏卡多·裏奧斯·托雷斯（Ricardo Ríos Torres）在2019年告訴BBC西班牙語。

另一個影響這條跨洋航道主權的事件是1959年的愛國遊行（Patriotic March），當時邀請巴拿馬人民手持國旗進入運河區。

這場遊行起初是和平的，但當抗議者被禁止進入該地區時，巴拿馬人與警察之間爆發了衝突，造成數十人受傷。

這兩個事件催生了一句後來在巴拿馬廣為流傳的話：“插下國旗的人，收穫主權。”

烈士日

這些事件引發了隨後幾年的進一步抗議。

談判最終在1962年達成了一項協議，當時的巴拿馬總統羅伯托·基亞裏（Roberto Chiari）與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達成共識，規定兩國的國旗應在運河區的民用區域內飄揚。

然而，當1964年1月1日到來時——該協議應該生效的日期——運河區的居民無視區長的命令，拒絕升起巴拿馬國旗。

1月9日，數十名來自巴拿馬國立學院的學生攜帶校旗前往運河區，要求在當地的巴爾博亞高中升起他們的旗幟。

然而，一些美國警察阻止了他們，這場對峙最終導致20多名抗議者喪生，數百人受傷，巴拿馬國旗也遭到褻瀆，這一事件隨後被稱為烈士日（Martyrs' Day）。

當時的總統羅伯托·基亞裏對此作出回應，暫停與華盛頓的外交關係，直到兩國簽署新的條約。

許多分析人士認為這一事件是35年後將巴拿馬運河移交給巴拿馬的重要催化劑。

巴拿馬學生與警察在運河區發生衝突。

托裏霍斯-卡特條約

在那個黑暗的1月之後，1964年4月3日，美國與巴拿馬之間的談判正式開始。

兩國同意任命特別大使來進行談判。

但又過了10年，在理查德·尼克鬆總統的任期內，巴拿馬城舉行了一次聯合聲明的簽署儀式，簽署方為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巴拿馬外交部長胡安·安東尼奧·塔克（Juan Antonio Tack）。這為推進巴拿馬運河未來的最終協議提供了所需的明確框架，希望能夠得到雙方的接受。

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與巴拿馬的奧馬爾·托裏霍斯（Omar Torrijos）在1977年9月7日簽署條約後擁抱。

這一切的核心在於取代《海-布納瓦裏拉條約》，該條約將運河的權利以及對巴拿馬部分地區的管轄權授予美國。

這是1977年9月7日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與巴拿馬國民警衛隊指揮官奧馬爾·托裏霍斯（Omar Torrijos）正式簽署協議的基礎。

簡而言之，他們同意運河區的主權受巴拿馬法律管轄，並設定了將跨洋航道所有權轉讓給巴拿馬的日期：1999年12月31日。

卡特表示，通過將運河歸還給巴拿馬人，美國展示了“作為一個大而強大的國家，我們有能力與一個自豪但較小的主權國家公平而光榮地打交道。”

回歸

經過一段過渡期，就在世紀交替的幾天前，來自世界各地的官員抵達巴拿馬，參加這一對當地居民而言已成為夢想的官方儀式。卡特本人也在場。

在巴拿馬城的不同地點設置了巨型螢幕，上麵顯示著倒計時鍾。

巴拿馬運河最終移交的那一天，當時的巴拿馬總統米雷亞·莫斯科索（Mireya Moscoso）和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均位於圖片中央。

當巴拿馬總統米雷亞·莫斯科索（Mireya Moscoso）在運河管理大樓升起巴拿馬國旗時，這次移交正式完成。

“巴拿馬，運河屬於巴拿馬人，”總統在那天說。“巴拿馬終於實現了主權國家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