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頭稅重壓，南宋“愚民”不肯生養孩子

秦製時代的原子化百姓，沒有任何與朝廷正麵討價還價的能力，這是基本常識。南宋自然也適用這一常識。

朱熹評價兩宋的財政汲取力度，稱“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 ，乃曆代汲取手段的集大成者。其中，南宋的汲取力度又遠大於北宋。南宋國土麵積不如北宋，但財政數據顯示，宋孝宗時代的汲取總額，已直追高強度斂財的宋神宗時代——須知，此時距離靖康之難不過短短數十年，經濟與人口皆遠未恢複到巨變前的水平。所以清代史學家趙翼評價南宋時，也說它是個“取民無藝” 的政權，汲取百姓血汗毫無節製。



南宋“取民無藝”的典型證據之一，是被北宋朝野視為暴政、在真宗與仁宗時代一度被取消的丁稅（丁身錢），在南宋又以各種名目重新冒了出來。百姓的負擔隨之大幅提升。方健先生依據南宋地方誌《嘉泰會稽誌》卷五《賦稅》提供的紹興府新增稅賦資料，做過一番計算，結論是南宋的紹興府“平均每丁增加4.232貫文的稅賦負擔，較之北宋初每丁160文的身丁而言，增加了25.45倍”。

於是，在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十二月，禮部尚書劉大中上奏說，浙東百姓苦於人頭稅，已經開始拒絕養活新生兒了：

今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臣嚐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紬絹最為疾苦。蓋為其子成丁則出紬絹，終其身不可免。愚民寧殺子，不欲輸紬絹；又資財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大意是：現下，許多浙東百姓生了兒子不肯養育。臣我以前做過地方官，經常聽百姓們說最痛苦的負擔是丁鹽紬絹。養了兒子，到了成丁之年，就要給朝廷繳納紬絹，而且是年年要交。所以愚民寧願殺子來逃避。養了女兒又會發愁沒資產將她嫁出去，所以他們生了女兒也不養。總之，百姓殺子的原因，是朝廷賦稅太重導致民不聊生。

次年（1138）五月，宋高宗下發了一道諭旨：“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 嚴禁南宋百姓生了孩子不養活。與該詔書相匹配的新政策，是“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四千” ——鄉村人裏的第五等，城裏人裏的第七等（官府按資產多少給百姓家庭劃定了等級），這些貧困家庭如果生了孩子無力撫養，每個孩子可向官府領四千文“免役寬剩錢”。紹興十一年（1141），宋高宗又應地方官員奏請，準許自孕婦懷胎第五個月起，無論貧富，均免除其丈夫一年的“雜差役”，以便丈夫安心照顧產婦與嬰兒 。此外，南宋政府還在地方設立“舉子倉”。倉庫的糧食，專門用於救助生了孩子無力撫養的家庭，標準是生一個孩子“給米一石”，約相當於今天的60公斤 。

中樞頻繁出台禁止百姓生子不養的政策，意味著生子不養這種情況。在當時已成為一種引起朝野重點關注的廣泛現象。

這些政策，也隻是看起來美好，並未真正改變南宋百姓養子成本過高的問題。所以，在宋孝宗時代，“民不舉子”仍是南宋社會極為嚴重的問題。乾道年間，在處州（今浙江境內）做地方官的範成大上奏朝廷，稱“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 ——人頭稅收得太狠，處州百姓不肯生養孩子。

大略同期，在福建做過提刑官的鄭興裔，也有一道給孝宗的《請禁民不舉子狀》，主旨是希望朝廷出台政策禁止百姓殺害子女。奏章說：“生子恒多不舉”這種風俗，相沿至今所在多有，其中又以“建劍汀邵四州”最為嚴重，原因是“自軍興以來，戶口凋殘。貪吏奸胥又複肆其淩虐，丁鹽紬絹誅求無藝，愚蠢小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稅。”鄭興裔告訴孝宗，自己“提刑福建路”兩年了，這兩年裏耳聞目睹了太多父母殺害子女的慘劇，“於茲聞見所及，慘狀不可名言”。他提供給朝廷的對策，是恢複本朝“殺子孫徒二年”的律例，發動民眾舉報，“告官審實，以犯人家財給之”，若舉報屬實，便將“不舉子”家庭的財產獎勵給舉報人。

鄭興裔的辦法可能未被朝廷采納，也可能是采納了但沒有效果，然後被放棄。稍晚一些時候，孝宗淳熙年間去福建南劍州做地方官的陳安節，發現當地仍是“民俗類不舉子”。陳安節的挽救辦法，不是發動民眾舉報，而是“勸其舉者，官賦之粟者三年” ——對生養孩子者實施獎賞，由官府連續三年給生養孩子的家庭提供糧食。據陳安節的墓誌銘講，有了三年糧食補助，南劍州百姓不肯生養孩子的風氣發生了轉變。三年糧食補助不是小數目，墓誌銘對陳安節治績的敘述，也許不算誇張。

大略同期的嚴州（也在今浙江境內），現象也很典型。據呂祖謙說，嚴州多盜賊，原因不是民風彪悍，也不是地理位置偏僻，而是“丁錢偏重於它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當地百姓被人頭稅壓得喘不過氣來，隻好上山去做盜匪。嚴州地方官府實地探訪後，留下了這樣一段記錄：

深山窮穀至有年三十餘，顏狀老蒼不敢裹頭。縣吏恐丁數虧折，時複搜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貎丁”。民間旣無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舉，規脫丁口。一歲之間，嬰孺夭閼不知其幾。小民雖愚，豈無父子之愛？徒以阨於重賦，忍滅天性，親相賊殺，傷動和氣，悖逆人理，莫斯為甚。

大意是：嚴州的偏僻山穀之中，藏著很多年過三十、容貌老成卻不裹頭、不行成人禮的男丁——因為行了成人禮就要納入簿冊，就是繳人頭稅。地方官吏為了將他們抓出來，常下鄉挨家挨戶搜查，這種搜查有個專用名詞“貌丁”，就是當麵檢驗百姓的麵容相貌來判斷其是否已經成年、是否應納人頭稅。老百姓被“貌丁”逼得無路可走，隻好生了孩子不養活，以求減少家庭人丁。一年之間不知有多少孩子因此夭折。底層百姓雖然愚昧，也有父子之愛。他們如此泯滅人性，全是被沉重的稅賦所逼。

嚴州的情況太慘，所以朝野輿論的批評聲音也大。南宋政府不得已，隻好實施減稅政策。據做過諫官的詹元宗講：嚴州百姓以耕田養蠶種茶割漆為主業，全家人終年勞作“僅得以無饑”，加上朝廷的種種攤派與苛捐雜稅，便活得極為艱難。朝廷實施了減稅政策後——該州共計175740人，每年減免14292匹絹，相當於“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 ，也就是將稅負從十成降低為四成——嚴州百姓終於不再殺子：

嚴之習俗，苦於丁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複有聞。

可惜的是，嚴州減稅隻是特例，並未普及至其他地區。其他地區的官員，仍要繼續麵對轄下百姓不肯養活新生子女的難題。如在安慶府做地方官的餘嶸，麵對“鄉俗不舉子”，能做的隻是設立三所救助機構，“各給錢米藥餌” ，撥一點錢糧藥物，能挽救一個孩子是一個。在福建為官的趙善俊，則大棒加胡蘿卜，一麵“痛懲不舉子者”，一麵“凡產育給金穀” 。這些措施效果很有限，且往往人走茶涼、人去政息。終南宋一朝，朝廷拒不減稅，故始終沒能解決“民不舉子”這個問題。

人頭稅的重壓，必然會在生育率上有所反映。葛劍雄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中提到：

從紹興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這64年間，（南宋的）戶數隻增長了114.23%，年平均增長率隻有1.23‰，是相當低的。在此期間，南宋境內大多數情況下是比較穩定的，人口的自然增長似不應如此之低。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殺子現象中，有多起恰好發生在“紹興二十九年到嘉定十六年（1159-1223年）”前後。換言之，若將南宋政權治下存在極重人頭稅這個事實，與南宋“愚民”寧願殺子以避人頭稅這種社會風氣聯係起來，這六十餘年間那相當低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釋。簡言之，這種低增長率是南宋政權“取民無藝”暴政的必然結果；也是秦漢三國兩晉那些人頭稅負擔沉重的時代裏，頻繁發生過的事情。不必驚訝，沒有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