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任總統特朗普曾在本月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來華盛頓參加自己的就職典禮，引起了許多人挑起眉毛，暗自發笑。當然，外國領導人是不會來美國參加總統就職典禮的，但我覺得特朗普這個想法其實不錯。我不久前剛從中國回來，我可以告訴大家，如果叫我用一張圖來描繪這兩個國家如今的關係，那將是兩頭大象透過一根吸管互相對視。
那可不是好事。因為突然之間，美國和中國有了更多要討論的東西，不僅是貿易和台灣議題，還有誰在21世紀的世界擁有無可爭議的影響力等問題。
世界此時此刻麵臨著三個劃時代的挑戰：失控的人工智能、氣候變化，以及從崩潰國家蔓延出來的混亂。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的人工智能超級大國。是世界兩大碳排放國。兩國的海軍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都有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換句話說，美國和中國是僅有的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已變得超級融合的時代，它們的合作能在管理超級智能、超級風暴，對付失敗國家裏擁有超級權力的一小群憤怒男人——更不用說對付超級病毒上，給世界帶來希望。
這就是我們為什麽需要更新上海《聯合公報》的原因。尼克鬆總統1972年訪華與毛澤東見麵後簽署的這份公報為中美關係正常化製定了的規範。不幸的是，我們現在正在讓兩國關係走向非正常化。兩國正在各個層麵拉開越來越大的距離。我30年來多次訪問北京和上海，以前從未有過我在最近這次旅行中的感覺——似乎我是在中國唯一的美國人。
我當然不是，但以前通常會在上海主要的火車站或北京的酒店大堂裏聽到的美國口音明顯缺失。中國的父母們說，許多家庭不再想讓孩子去美國留學，因為他們擔心美國正在變得危險——聯邦調查局特工可能會在孩子留美期間跟蹤他們，學成回國後，自己的政府可能會懷疑他們。對目前在中國留學的美國學生來說也如此。一名與外國留學生打交道的中國教授告訴我，一些美國人選擇在海外學習一個學期時不再想來中國，部分原因是他們不喜歡與優秀的中國本科生競爭，部分原因是，如今，在中國學習或工作的經曆可能會引起未來的美國潛在雇主在國家安全方麵的懷疑。
沒錯，盡管有許多關於中美新冷戰的說法，但據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數據，現在仍有逾27萬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讀書，但目前在中國學習的美國大學生隻有約1100人，低於十年前的約1.5萬人，但高於2022年的幾百人，那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達到頂峰後不久。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的話，下一代會說中文的美國學者和外交官將從哪裏來，同樣，了解美國的中國人又將從哪裏來？
“我們需要與中國競爭，因為中國是我們在全球軍事、技術和經濟實力方麵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但複雜的現實是，我們也需要在氣候變化、芬太尼和其他問題上與中國合作，以創造一個更加穩定的世界，”美國駐華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北京對我說。所以，“我們需要一批會說普通話、與中國年輕人交朋友的年輕美國人。我們需要為兩國人民創造交流的空間。人民是兩國關係的基礎。兩國之間以前曾有500萬遊客來往，現在隻是這個數字的零頭。”
伯恩斯的看法至關重要。隨著中國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在全球的主要競爭對手，美中關係更多傾向於直接對抗，而不是在競爭與合作之間尋找平衡，商業團體、遊客和留學生是在這種時候緩和中美之間日益尖銳對抗的群體。隨著這些交流變得越來越少，兩國關係現已越來越多地由赤裸裸的對抗定義，合作空間所剩無幾。
特朗普提名戴維·珀杜為下任美國駐華大使，他曾在2015至2021年間擔任佐治亞州的聯邦參議員。珀杜是有能力的人，進入參議院之前曾在東亞做生意。但他於2024年9月發表在《華盛頓觀察家報》的文章中這樣寫道：“通過我在中國和該地區的所有活動，一件事情已變得清晰無比：中國共產黨堅信自己的正確使命是回歸其世界秩序霸主的曆史地位，讓世界信奉馬克思主義。”
嗯。我對霸主的說法沒有異議，但“讓世界信奉馬克思主義”？在珀杜上任前，我希望有人能向他介紹一下情況，讓他了解如今的中國有更多馬斯克主義者——那些想成為埃隆·馬斯克的年輕人——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中國人正試圖在我們的遊戲——搞資本主義上打敗我們，而不是讓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
是的，中國共產黨現在對中國的控製與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任何時候一樣嚴密。但它的共產主義隻是名義上的。中共推崇的意識形態是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與放蕩牛仔的資本主義的結合，讓數十家民營和國有企業在各種高技術行業進行適者生存的競爭，以壯大中國的中產階級。
盡管特朗普在中國經常被描繪成一個抨擊中國的人和“關稅人”，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采訪的許多中國經濟專家都暗示，中國更願意與他，而不是與民主黨人打交道。正如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的世界觀》一書的作者李稻葵向我指出的那樣：“許多中國人覺得他們懂特朗普。他們把他看作鄧小平。中國人懂特朗普是因為他認為經濟是一切。”
鄧小平是以務實、做買賣、做交易聞名的中國領導人，他強迫中國向世界開放了經濟，為了讓中國擺脫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改為使用任何方法創造經濟增長，他提出了非常不馬克思主義的名言：“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
所有這些都不排除中美之間的大國戰略競爭——從網絡黑客到監視對方的飛機和海軍艦艇。我希望我們正在這些方麵用中國對付我們的方式對付他們。但像美中這樣的大國也有做其他事情的共同利益，這兩個國家之間每年仍有近6000億美元的雙向貿易（美國從中國進口約4300億美元的產品，出口近1500億美元的產品）。這讓我回到為什麽特朗普試圖打破常規，邀請習近平來華盛頓是正確的上來。
本月在上海時，我的同事、《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柏凱斯建議我們去錦江飯店看看，尼克鬆和中國總理周恩來於1972年2月27日晚在那裏簽署了上海《聯合公報》，為美中恢複關係提供了方向。美國在公報中承認了一個中國的觀點——這是在台灣問題上向中國政府做出的讓步——但美國堅持未來台灣問題的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是和平的，雙方還製定了經濟關係，以及民間關係方麵的目標。舉行簽署儀式的大廳裏掛著尼克鬆和周恩來熱情舉杯慶祝新關係的褪色照片。今天看到這些照片，我不禁想問：“那真的發生過嗎？”
一份新的《上海公報》可以幫助管理中美兩國及全球麵臨的新現實。第一個新現實：美國和中國的科技企業正在競相發展通用人工智能。中國更專注於加強工業生產和監控，而美國則將其應用於從編寫電影劇本到設計新藥等更廣泛的領域。即便通用人工智能——一種具有感知能力的機器——還需要五到七年才能實現，北京和華盛頓也需要合作製定一套規則，這套規則將由雙方共同使用並為全球所遵守。
這些規則應嵌入所有人工智能係統的算法中，以確保係統不會被惡意行為者用於破壞性目的，也不會自行行動，摧毀構建它的開發者。
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最近的秘魯峰會上邁出了建立這種機製的第一步，而這並未引起廣泛關注。他們在宣言中表示，“在使用核武器的決策權方麵，雙方領導人確認需要對其保持人類控製權”。這意味著發射核武器不能由人工智能單獨作出決定，必須有人類的參與。
美國官員告訴我，這17個英文單詞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談妥。圍繞人工智能的使用建立護欄，這一定不會是是最後一次相關討論。
在氣候變化管理方麵，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碳排放國，中美需要就一係列策略達成一致，以確保到2050年全球實現淨零碳排放，從而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毀滅性健康、經濟和極端天氣問題，這些挑戰將導致越來越多的失敗國家陷入越來越多的混亂。
在此次中國行中，我試圖向我的中國對話者解釋：你們認為我們是彼此的敵人。或許我們是敵人，但我們現在也有一個共同的重大敵人，就像1972年一樣。這次它不是俄羅斯，而是混亂。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分崩離析，陷入無序，並且由於移民爭相湧向有序地區，這些國家也在大量流失人口。
不僅是利比亞、也門、蘇丹、黎巴嫩、敘利亞和索馬裏這些深陷無序的中東國家，中國在全球南方的一些最親密的盟友，比如委內瑞拉、津巴布韋和緬甸，也麵臨類似困境。而且，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多個參與國，包括斯裏蘭卡、阿根廷、肯尼亞、馬來西亞、巴基斯坦、黑山和坦桑尼亞也在掙紮。中國現在開始要求這些國家償還貸款，並減少新的貸款發放，但這隻會加劇這些國家的危機。
隻有中美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合作，才有資源、實力和影響力來遏製這些無序局麵。這也是為什麽我多次向我的中國對話者提出質詢：你們為什麽要與普京領導的俄羅斯和伊朗這樣的失敗者為伍？你們怎麽能在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保持中立？
中國從一個貧困、孤立的國家成長為一個工業巨頭，擁有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這是在“二戰”後主要由美國為全人類的利益和穩定製定的遊戲規則下實現的。
認為中國能在凶殘的小偷普京這樣的“混亂代理人”，或原教旨主義伊朗這樣的“混亂推動者”（下一個很可能會分崩離析的國家）的價值觀塑造的世界中發展，或者依靠全球南方，甚至僅靠自身獨立生存，都是異想天開。
如果我是特朗普，我會考慮采取類似“尼克鬆訪華”的舉措——推動中美之間的和解，完全孤立俄羅斯和伊朗。單這一招就能結束烏克蘭戰爭、削弱伊朗在中東影響力並緩和與北京的緊張關係。特朗普難以預測，也許他會嚐試這麽做。
無論如何，如果希望21世紀穩定發展，中美必須共同合作。如果競爭與合作完全讓位於對抗，那麽中美雙方都將麵臨一個混亂的21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