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是特朗普,會嚐試一次‘尼克鬆訪華’式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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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周前的一次中國之行,讓《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感慨頗多。繼上周在經濟、科技和製造業等層麵就中美關係發表了一篇長篇評論文章,甚至搬出馬斯克和“黴黴”泰勒·斯威夫特之後,他又於當地時間12月24日再度回顧總結自己訪華的所見所得和所思所想。

“我剛從中國回來,我可以告訴你,如果描繪我們兩國目前的關係,那將是一幅畫——兩頭大象正通過吸管在相互對視(即管中窺豹)。”弗裏德曼在文章開頭就坦言,中美兩國如今的交鋒遠遠超越了經貿和台灣問題等方麵,還包括“誰才是21世紀無可爭議的王者”,但這顯然不是一件好事。

他注意到,從人工智能,到氣候變化,再到全球混亂蔓延,這些問題都必須要由中美兩國合作應對才行。然而,作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兩國在商界、學界以及民間等層麵的交流越發減少,也讓兩國關係正轉向純粹的對抗。可事實上,中美雙方每年仍有巨額貿易往來,完全可以本著共同的自身利益去開展很多合作。

弗裏德曼提到他前往了上海的錦江飯店參觀,那裏正是見證1972年2月尼克鬆“破冰訪華”和中美簽署《上海公報》的地點。在走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後,他提出中美之間完全應當“更新”《上海公報》,這不但有助於管理兩國關係,也能幫助應對各種全球挑戰。

麵對特朗普即將重新上台執政,他還這樣寫道:“如果我是特朗普,我會嚐試一次‘尼克鬆訪華’式的行動,讓美國與中國和解。”

弗裏德曼認為,當今世界正麵臨三大時代性挑戰:失控的人工智能、氣候變化以及國家崩潰導致的全球混亂蔓延。中美同是全球人工智能超級大國,也是全球兩大碳排放國。同時,兩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力量,能夠在全球範圍內投射力量。當今世界,這些問題已經變得錯綜複雜,而換言之,中美是唯一兩個能夠共同應對這些問題的國家。

然而,弗裏德曼此次訪華期間,卻在民間層麵感到中美關係的轉冷。他注意到,許多中國家長因擔心安全問題而不再願意送孩子去美國留學,而一些美國學生也不再願意去國外深造,原因是他們不喜歡與中國本科生競爭,或者是前往中國學習可能會引起未來美國雇主在安全層麵的懷疑。

他還援引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數據稱,目前仍有超27萬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學習,但隻有大約1100名美國大學生在中國學習。盡管這一數字相比新冠疫情高峰期後不久的區區幾百人已經有所回升,但明顯低於十年前約1.5萬人的數據。“如果這些趨勢持續下去,那麽下一代講中文的美國學者和外交官從何而來?同樣,那些了解美國的中國人又將從何而來?”

“我們必須與中國競爭,因為中國是我們在全球軍事、科技和經濟實力方麵最強大的競爭對手,但複雜的現實是,我們還需要在氣候變化、芬太尼等問題上與中國合作,以創造一個更穩定的世界。”在北京,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這樣告訴弗裏德曼,美國需要一群會說中文的年輕人,與中國年輕人交流並建立友誼,他們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

弗裏德曼認同伯恩斯的觀點很重要,當中國成為美國在全球的主要競爭對手後,中美關係也更多地從競爭與合作的平衡狀態轉變為直接對抗,是商界人士、遊客和留學生緩和了中美之間日益加劇的對抗態勢,但隨著這種壓艙石的作用不斷減弱,中美關係正走向純粹的對抗,幾乎沒有留下合作的餘地。

弗裏德曼的文章仍在鼓吹美國和中國展開戰略對抗,但也強調,像中美這樣的大國——雙方每年的貿易額仍高達近6000億美元(美國從中國進口約4300億美元,出口近1500億美元),也有共同的自身利益去做其他事情。

弗裏德曼身處上海之時,他的同事、《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建議其去錦江飯店參觀,那裏正是中美發表《上海公報》的“原點”。

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鬆應邀訪華,那一次訪問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中美兩國政府於2月27日在上海簽署《聯合公報》(又稱《上海公報》),並於28日發表。《上海公報》的發表,標誌著中美兩國政府經過20多年的對抗,開始向關係正常化方向發展,為兩國建交奠定了基礎。隨後50年多年間,中美雙方的互動日益頻繁,各領域合作不斷深化。

“如果我是特朗普,會嚐試一次‘尼克鬆訪華’式的行動”

1972年2月,尼克鬆訪華。 新華網

1972年至1982年,《上海公報》連同後來的《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構成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其核心要義都是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此前曾指出,美國人一直在說“護欄”,中美關係的“護欄”就是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美關係隻能搞好,不能搞壞。

由過去的《上海公報》,他想到,如果中美之間出現新的《上海公報》,這可能有助於管理兩國乃至全世界麵臨的新問題,包括人工智能監管、氣候變化、貧困國家的財政危機、全球各地的戰亂對抗和分崩離析等等,甚至是延宕至今的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

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封閉國家,如今已發展成為了一個擁有新興中產階層的工業大國,但弗裏德曼卻將此歸因為,這一切發生在二戰後主要由美國為全世界的利益與穩定所製定的貿易和地緣政治遊戲規則之下。

“如果我是特朗普,我會嚐試一次‘尼克鬆訪華’式的行動——即美中和解,從而徹底孤立俄羅斯和伊朗。這樣你就能一舉結束俄烏衝突,削弱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並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特朗普足夠不可預測,他可能會嚐試這樣做。”弗裏德曼認為,無論如何,如果想要在21世紀保持穩定,中美都必須攜手合作,一旦競爭與合作完全讓位於對抗,那麽一個無序的21世紀將等待著雙方。

值得注意的是,當地時間12月16日,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表示,中國和美國可以合作“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他在當天舉行的一場新聞發布會時說:“如果你想一想,中國和美國可以一起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這很重要。”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會見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代表團時指出,下一步中美關係走向取決於美方的選擇,也有待雙方的努力,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一是穩定中美關係不動搖。中方反對美方在過渡期再次對台軍售和擴大非法單邊製裁,敦促美方多做有利於穩定兩國關係的事情,也希望新政府走好未來4年中美互動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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