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國是世界上禁毒政策最嚴格、執行最徹底的國家之一。芬太尼是美國的問題。本著人道主義精神，中國為美國應對芬太尼類問題提供了支持。2019年，中國就宣布正式整類列管芬太尼類物質，是全球第一個正式整類列管芬太尼類物質的國家。中方同美方開展了廣泛、深入的禁毒合作並取得顯著成效，這是有目共睹的。
中方願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繼續同美方開展禁毒合作。美方應該珍惜中方的善意，維護中美禁毒合作來之不易的良好局麵。
下一個4年，特朗普對華首要關切是什麽？
◆中國駐美大使謝鋒發表視頻致辭。（圖源：香港中美論壇）
文丨亦凡
編輯丨漆菲
2024年美國大選中，中國議題並不那麽重要。但在特朗普新任期的外交事務中，中國是無法回避的長期對手；對中國來說，美國政府更迭帶回一位打過交道的前總統，卻依舊要麵對巨大不確定性，畢竟雙邊關係的急劇惡化正是始於特朗普任內。
自2018年特朗普對華征收高額關稅開始，雙方的矛盾從貿易爆發，蔓延至幾乎所有領域——記者遭驅逐、普通人申請簽證受阻、航班數量減少、使領館被關閉、對華投資被限製、中國企業被列實體清單、彼此施加製裁，不一而足。
及至拜登任內，中美緊張關係延續，疫情又進一步限製了雙邊往來。盡管中美有意保持對話，兩國元首也多次通話或是麵對麵會晤，但關鍵問題上的分歧無法消弭。雙方建立起的脆弱共識，也時常因意外事件而受創。
過往數年，中美關係始終處於僵局，以至常常被描述為達到“建交以來的穀底”。一個令人焦慮的猜測是，麵對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這段關係是否會更糟糕？麵對經貿、台灣、科技、人文、氣候等議題，中美兩大國又將如何處理？
這不僅是困擾中美雙方的問題，也會牽扯到全世界。當兩個最大經濟體陷入對立，既給國際格局帶來波動，也給亟需解決的全球議題蒙上陰影，甚至波及到每個個體。
經貿是特朗普的首要關切
11月15日，“2024年香港中美論壇”召開，多位外交官、國際關係學者、商界人士、政要參與並探討中美關係走向。
中國駐美大使謝鋒在視頻致辭中表示：“向前看，中美關係又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何去何從，兩國人民關心、國際社會矚目……中美各有關切，完全可以把問題擺到桌麵上坦誠溝通，通過平等協商尋求解決辦法……雙方要確立對話而非對抗、雙贏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調。”
“中美合作從來不是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也不是一方吃虧一方占便宜的單行道，否則兩國經貿合作怎麽可能達到如今規模？”謝鋒提到，算經濟賬，中美貿易額超過6600億美元，7萬多家在華美企年利潤達500億美元；算就業賬，僅對華出口就支撐美93萬個就業崗位；算民生賬，中國商品不僅豐富了美消費者選擇，還降低了生活成本，中國投資不僅拉動美就業、還助力當地經濟發展。“中美利益深度融合，脫鉤斷鏈既不經濟也不現實，貿易戰科技戰是雙刃劍，損人不利己的事為什麽要做？”
特朗普當選後，各方最關切的問題便是經貿。早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就放話稱，當選後將對外國商品征收高達20%的關稅，並對所有來自中國的產品加征60%關稅。11月25日，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平台上聲稱，要對中國商品多加征10%的關稅，他指責中國沒有處理好芬太尼問題，導致毒品流入美國。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對中美貿易逆差深感不滿，在其第一任期就曾利用關稅工具掀起“貿易戰”。
近來，他的經貿班底也正在成型中。11月19日，特朗普提名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出任商務部長，特朗普稱，盧特尼克將“領導我們的關稅和貿易議程，並直接負責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盧特尼克被提名為商務部長。
此人是其過渡團隊聯席主席，也是金融服務公司建達的首席執行官，更重要的是，他屬於對華鷹派，非常支持特朗普的關稅議程。
此外，對衝基金經理貝森特（Scott Bessent）被提名為財政部長，他同樣支持充分利用關稅達成目的，但對於特朗普提出的具體稅率，他目前不置可否。特朗普競選期間，貝森特為其賣力籌款，據彭博社報道，他也是特朗普的關鍵經濟顧問。
◆貝森特在選舉期間為特朗普募集大量資金。
如此用人，表明了特朗普的磨刀霍霍之意。但他是否會兌現對選民承諾，新任期大肆對華加征關稅，一直是外界討論焦點。
華自強（Rick Waters）是歐亞集團中國業務總經理，曾在拜登總統任內擔任副助理國務卿。他向《鳳凰周刊》表示，經貿是特朗普2.0時代最嚴峻的問題，但會否對中國施加60%關稅，現在判斷為時過早。“大選期間的一些說法跟要落實的政策可能有所不同。”
◆華自強曾擔任副助理國務卿，在拜登政府負責協調對華事務。
他指出，“我們應該考慮的是，貿易逆差來自於不同因素，既來自好多宏觀驅動性的問題，也來自中國經濟政策的一些特點。如果從根本上來討論這些問題怎麽處理，關稅不會是最優先的方式，除非雙邊談判沒有成功，不再有別的選項。”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Stephen A Orlins）同樣關注貿易問題。近期在香港大學與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李成的對談中，歐倫斯提到，“我們不會看到60%的關稅，但有可能達到30%或40%。近幾個月有可能看到中國出口大幅增長，因為要在新關稅生效前將產品運到美國。”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史蒂夫·歐倫斯與李成在香港大學討論了大選後的中美關係前景。
歐倫斯1976年至1979年間曾就職於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辦公室，在此期間，他作為美方法律團隊成員參與推動美中建交。多年來，他一直致力於美中交流，推動雙方關係改善。他本人能講非常流利的中文，在中國有長期生活經曆。
上述對談中，歐倫斯也提到了最糟糕的情況，“倘若中美沒能達成第二階段貿易協議，關稅達到60%，這將造成巨大的經濟震蕩。中國和美國的經濟都會受到影響，通貨膨脹也會加劇。”
“高關稅將導致貿易量大幅下降，這將讓中美走向經濟脫鉤。”歐倫斯提出假設說，“屆時中國可能會采取報複行動，我們將看到更大的經濟脫鉤趨勢，還會看到雙邊投資的進一步減少。”他希望特朗普政府認識到，低收入的人群將為這種脫鉤付出代價。
也正因此，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會主席、第十二任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在香港中美論壇上呼籲：“對於當前局勢，我們有很多話可說，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兩國必須找到重回正軌的方法，為了穩定，為了商業，為了和平，這都最符合兩國、兩國人民及全世界的利益。”
白茜芙在克林頓總統任內擔任美國貿易代表，曾負責與中方談判，並促成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對於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白茜芙認為“完全沒有成效”，對美國經濟而言是一種“失敗”。
◆白茜芙在克林頓政府擔任美國貿易代表。
耶魯大學法學院高級研究員、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亦表示，特朗普如果提高關稅，將引發所有貿易夥伴的“報複性反應”——不僅是中國，也包括世界其他國家。
麵對更大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克雷格·艾倫提到，雙邊關係是美國企業眼下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因為這不是企業可以控製的因素。“在中國經營的美企處於一個相當焦慮的時期。挑戰很多，關稅是其中之一。”克雷格·艾倫坦言，“我可以有把握地說，企業情緒處於曆史低穀。”
“台海不會爆發戰爭”
經貿之外，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另一個敏感議題。無論是美國對台軍售，還是美方官員前往台灣，都是挑戰中方紅線的行為，也導致中美關係劍拔弩張。
11月16日中美元首在利馬會晤時，中國領導人強調，“台獨”分裂行徑同台海和平穩定水火不容。美方想要維護台海和平，關鍵是要認清賴清德和民進黨當局的“台獨”本性，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明確反對“台獨”，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不同於拜登，特朗普似乎對於台灣問題興趣不大，他更多用商人思維看待這一議題。今年競選期間，他曾批評台灣搶走美國的芯片業務，還要求台灣為美國的防衛“交保護費”。
但外界依然擔憂，中美會否因為台灣問題而擦槍走火，美國傳統的“戰略模糊”還會否在特朗普任內被延續。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學係教授達巍認為，特朗普上任後仍會保持對台軍售，以此加強對華軍事威懾，同時避免戰爭。
◆清華大學教授達巍在中美香港論壇主持了多場討論。
達巍向《鳳凰周刊》表示，雖然加強威懾是為了避免戰爭，但也可能造成安全困境，比如雙方都升級行動導致局勢緊張，“反而會引發沒有想到過的衝突”。但他也提到，發生意外衝突仍是小概率事件。
華自強認為，不排除特朗普的一些說法會和傳統上不太一樣，但美國的一中政策基本框架不會有變化。他向《鳳凰周刊》分析稱，美國的對台政策有兩個方麵，除了一中政策，美國跟台灣也有著非正式交往，這當中會有摩擦、貿易問題，也會有亮點，包括社會之間的聯係與合作。“特朗普對於美台非正式關係有一些關切，可我們不應該去高度誇大它們對於兩岸問題的影響。”
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民主黨前參議員馬克斯·博卡斯（Max Baucus）也提到，台灣不會是未來中美關係的爆發點。“美國知道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問題，沒有商量的餘地。這在美國是可以理解的。坦白地說，我認為大多數台灣人都比較安於現狀，他們不支持獨立，也不支持與大陸聯結。”
“我的感覺是，特朗普會試圖以一種允許現狀延續的方式和台灣接觸，這將減少任何形式軍事對抗的可能性。”博卡斯指出，“最重要的是，他不想因為台灣和中國大陸發生戰爭，也不希望發生軍事對抗。雖然人們非常擔心台灣，但沒人想要戰爭。”
博卡斯斷言，“未來四年中美關係最大的爆發點肯定不是台灣，而將是經濟，比如潛在的關稅、更多的出口管製等”。
◆博卡斯曾在2014至2017年擔任美國駐華大使。
歐倫斯則推測，特朗普總是呼籲讓美國提供安全保護的地區支付費用，但他在台灣問題上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不大。他同樣認為，中美之間不會發生軍事衝突。
中方已做好心理準備
麵對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比中國更不樂見的或許是美國的盟友，比如歐洲和日韓，因此有觀點認為，中方對此事接受度更高。
達巍向《鳳凰周刊》表示，雖然難以拿中國跟歐洲和日本比較，但從各個方麵來說，比起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方肯定是更有準備，至少心理層麵如此。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招數我們沒有見過，現在已經見識過也了解，他總不能比2020年還瘋狂，大概最壞就是如此。”達巍進一步說，“從心理層麵講，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中方會感到憤怒，因為沒想到特朗普會這麽幹。那時候楊潔篪主任說，我們把你們想得太好了。現在中國不會把美國想得太好。如果不把它想得太好，中國就該怎麽做就怎麽做，即避免情緒化。”
與第一任期類似的是，特朗普的組閣已然體現出對中國的敵意。從國務卿到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一眾崗位的提名人選均是對華鷹派，這也給未來的中美關係增添了一絲危機。
不過在華自強看來，雖然對華鷹派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被提名為國務卿，他作為外事部門領導者固然有其影響，可在中美關係這麽重要的問題上，最終是總統來管理的。“不要高估一個部長的個人態度，尤其他們上台之前的一些言論，不一定會立刻轉為新政府的政治立場。”
曾任中情局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副局長的喬治城大學亞洲研究教授偉德寧（Dennis Wilder）亦在香港中美論壇上提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選了一批對自己忠誠的班底, 因此會比第一任期更穩定。“第一任期，他挑選了一些對他不忠誠的人。他和這些人在一起時遇到了麻煩。他現在挑選的都是他熟悉的人，與他們在一起很舒服。”
偉德寧還提到，另一個新變量是富豪馬斯克的加入，特斯拉在上海擁有超級工廠，馬斯克則與中國很多官員關係良好。“尤其眼下，馬斯克對這位當選總統擁有非常實際的影響力。”
被問及特朗普可能選擇誰擔任下任駐華大使時，博卡斯表示無法推測，但他認為，未必會是一個鷹派的人。“在美國的外交體係中，有政治任命的大使，也有職業外交官擔任的大使。目前不得而知。”
歐倫斯則笑言，適合出任此職位的人最好能說流利的中文，因為數十年來，每一位中國駐美大使都會講流利的英語，可還沒有一位會說流利中文的駐華大使，“我們需要這樣的大使”。
在歐倫斯看來，未來能在中美之間擔任特朗普信使的人，除了馬斯克，還有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A. Schwarzman）和肯尼斯·格裏芬（Kenneth C. Griffin）。
施瓦茨曼的中文名蘇世民更為人熟知，他是美國大亨與金融家，創辦了黑石集團，並捐助大筆資金在清華大學設立了蘇世民學者項目。肯尼斯·格裏芬是城堡投資集團的創始人兼CEO，他一向看好中國經濟，並支持美國企業投資中國。他曾在香港的一場峰會上說，“世界變了。與50年前相比，現在美國以外的創新要多得多。中國的管理團隊能力超群，他們的產品在全球舞台上極具競爭力。”
“我認為中國希望與美國建立良好的積極關係，但還是要看看特朗普會怎麽做。”博卡斯認為，“中國願意盡可能多地與美國合作。但如果美國在經濟上過於好戰，將迫使中國做出調整，可能會以某種選擇性方式進行報複。中國一定會加倍努力，在關鍵核心產業和技術上實現自給自足，也可能轉而同其他國家做生意。”
盡管特朗普再度執政預示著諸多消極因素，但亦有觀點認為，這對中國同樣可能意味著是一個窗口期。因為特朗普並不熱衷多邊主義，也厭倦和盟友們保持良好關係，這能讓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獲得更多主導權。
達巍對此指出，“美國丟掉東西，中國就獲益，這隻是從中美零和博弈的角度看問題。還有一種可能性是美國受損，中國也受損，所謂殺敵八百自損一千，或者殺敵八百自損五百。不能因為自身損失比較少，就認為這是個好事。”
在談到美俄關係時，達巍坦言，特朗普當選對俄羅斯而言的確是一個機遇，但沒有外界想象得那麽簡單。“不管是停火還是雙邊關係的變化，都沒有那麽容易，畢竟每次美俄關係想要重啟，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從小布什到奧巴馬到特朗普第一任期都是如此。美俄之間有很多結構性問題難以解決。不過對眼下的俄羅斯來說，特朗普上台後，（對美）關係會比現狀要好。”
歐倫斯分析稱，特朗普上台後預計會大幅減少對烏克蘭的武器供應，迫使俄烏進行談判，這會讓美俄走得更近。但在他看來，這對中國也有好處。“因為刺激中美關係的一個點在於，美國認為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幫助俄羅斯，如果戰爭早點結束，將會減少這種刺激，也能帶來更好的中美關係。”
國家安全泛化幹擾人文交流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人文交流深受雙邊關係波及，無論是學術交流、簽證發放、新聞報道等都是如此。
第一次執政期間，特朗普加強了對中國學生和學者的簽證審查，特別是涉及科技和敏感領域的留學生，如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專業的學生。許多中美大學合作項目也受到波及，美國政府懷疑某些中國學者參與了所謂“知識產權盜竊”，許多華人學者甚至被當成間諜，背上了莫須有的指控。
特朗普政府還加強了對中國媒體的管控，將多家媒體列為“外國代理人”，不僅要求縮減駐美記者規模，還壓縮簽證有效期。作為回應，中方也撤銷了多家美國媒體記者證，要求他們限期內離開中國。拜登上任後，盡管形勢有所緩和，但整體人文交流依然處於受創狀態。
歐倫斯認為，其中的問題出在將國家安全泛化，“我們看不到一個明確的國家安全定義，眼下一切都被安全化了。我們不需要等到特朗普上任，在拜登政府期間，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我們看到的不是更多的學生交流，而是更多的簽證限製，中國學生申請美國簽證更加困難，這是非常糟糕的情況。”
他呼籲中美兩國應就國家安全的定義達成一致，允許來自對方更多的貿易投資、並重新開放此前被關閉的領事館等。
歐倫斯反複強調，應鼓勵美中之間的記者、學生等民間往來。他直言，“我真切希望兩國政府能夠通過談判增加對記者簽證的發放。“如果讓更多記者往來於兩國，可以促進雙方更深入的理解。我相信，當這些記者親身去中國看看，他們的態度一定會比去之前更加積極。即使以前反華，回來後這種情緒也會減少。”
他還提到，“我們需要更多的美國學生來華，並歡迎更多中國學生去美國。年輕人之間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的下降趨勢對未來不利。”
今年11月20日，美國國務院協同國際教育研究所（IIE）發布了2024年《美國門戶開放報告》，該報告顯示，2023至2024學年，中國留學生占美國國際學生總數的24.6%，同比下降4.2%，印度超越中國成為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
這種變化的發生與美國所謂安全政策息息相關。拜登政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限製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特別是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專業，還有多所中國高校被美國政府列入“實體清單”，即便拿到簽證的學生也可能在美國海關被限製入境。
從2006年到2019年，中國大陸赴美留學人數一度保持增長，但疫情暴發以來的幾年呈現遞減趨勢，2020至2021學年為31.7萬人，2023至2024學年為27.7萬人。
◆疫情前中國留學生赴美人數逐年遞增。
與此同時，美國學生來華留學數量極少，2023至2024學年數據尚未公布，但在最低穀的2021至2022學年，僅有211人。而十年前，約有2.5萬美國人在中國讀書。
美國駐華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為此感慨，中國是對美國十分重要的國家，但來華留學人數實在是太少了。“我們需要年輕的美國人去學普通話。我們需要年輕的美國人去體驗中國的生活，”伯恩斯說。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通過視頻致辭。（圖源：香港中美論壇）
2018年秋天，時任特朗普政府曾傳出過終止學生簽證的可能性，特朗普還一度宣稱所有中國留學生都是間諜。不過歐倫斯認為，特朗普實施這一想法的可能性不大。
他表示，如果去矽穀，會看到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在那裏工作，如果特朗普真的限製發放簽證，美國科技行業將對這種監管進行抵製。“如果真的拒絕中國學生，尤其STEM專業，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將會受到影響。”
盡管中美各個層級都會呼籲保持交流，可一旦雙邊關係發生動蕩，民間交往最容易受到破壞。要如何保護這種關係免遭傷害，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博卡斯向《鳳凰周刊》表示，“這需要雙方都具備領導力。如果我是美國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我會說，嘿，我們應該去中國，我也會打電話和其他參議員交談，說我們要組織一個代表團去中國，就像一兩年前舒默參議員做的那樣。”
博卡斯坦言，最理想的狀態是每個季度都能保持高層級代表團的往來，美方無論是參議院還是眾議院都可以，但需要得到國會領導層的支持才能實現這一點。
“我堅定認為，隨著越多美國人來到中國，這種（雙邊）關係就會越好。我也在盡自己的綿薄之力。通過我設立的博卡斯研究所，每年帶30到40個美國學生來中國，每次待兩到三個月。數字不多，但是一個開始，因為這種溝通很重要。”博卡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