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專欄文章
約翰·奧瑟斯是彭博社市場部高級編輯和觀點專欄作家，曾任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市場評論員，著有《市場的恐慌崛起》。他在彭博的專欄文章中認為，過去16年的混亂政治，掩蓋了世界正在進入一種新經濟秩序的事實，川普的“二進宮”將確認這一點。
2008年11月，小布什曾宣稱：“這場危機並非自由市場體係的失敗。答案並不是試圖重塑這個體係，而是解決我們麵臨的問題，進行必要的改革，並以自由市場原則為基礎，繼續為全世界人民帶來繁榮與希望。”
然而，他的觀點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
如今，西方世界很少有政治人物會表達類似觀點，更不用說布什那種聲稱資本主義是“迄今為止最有效和最公正的經濟結構方式”、“社會流動的引擎”和“通向美國夢的高速公路”的論斷了。
今年的美國大選對這些理念進行了徹底的否定。尤其是布什所在的黨派，如今幾乎完全拒絕了這些觀點。
當舊秩序迅速崩塌時，取而代之的新秩序往往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形成。在經濟新模式的成型過程中，市場和宏觀經濟力量是驅動因素，而政治和選舉——盡管看似重要，其實僅僅是在批準已經發生的決定和變化。
2008年，當全球金融體係突然崩潰時，顯而易見的是，這種組織世界的方式被徹底摧毀了。
如果資本主義要繼續存在，就必須被徹底顛覆。事實確實如此。
然而，16年過去了，美國經曆了五次總統選舉，自雷曼兄弟倒閉以來，新的替代方案仍然沒有完全成形。
20世紀的兩次重大經濟危機，分別是1929年的大崩盤和1971年尼克鬆終結金本位製。這兩次危機之後，分別催生了凱恩斯主義的新政資本主義模式和米爾頓·弗裏德曼啟發的全球化自由市場體係。
盡管這兩種新秩序的形成都經曆了多年的動蕩，但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的混亂中，新的經濟秩序的基礎已經逐漸成型。
曆史可能會以類似的視角，看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漫長反應過程。
大崩盤與凱恩斯主義的興起
以鍍金時代和“咆哮的20年代”為特征的資本主義模式，在1929年10月突然崩潰。隨後被一種被稱為凱恩斯主義的模式取代，盡管凱恩斯本人（1946年去世）可能並不喜歡以他的名義推行的政策。
這一過程並非一蹴而就。
起初，赫伯特·胡佛的政府依賴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允許銀行破產，期望係統能夠通過“自我淨化”恢複。
然而，美國卻因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的保護主義轉向而陷入災難。
富蘭克林·羅斯福1933年上台時，最初也試圖平衡預算。
新政是羅斯福對絕望形勢的回應，而非選民授權的產物。
他很快意識到，赤字不可避免。他在競選連任時說：“在1933年、1934年或1935年平衡我們的預算，將是對美國人民的犯罪。當美國人陷入困境時，我們拒絕袖手旁觀。人道主義優先。”
羅斯福解釋了新政改革的關鍵：
“我們國民收入的這種惡性下降循環必須被打破。國家的銀行家和工業家大聲疾呼，私營企業無法打破這一局麵。他們轉向政府，這是他們的權利。當其他一切都失敗後，我們接受了政府最終的責任，花錢以填補市場的空缺。”
金融體係得以恢複秩序，並受到嚴格監管，其中最著名的是《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禁止商業銀行從事投資銀行業務。
戰勝希特勒的大規模開支，帶來了布雷頓森林體係，確立了基於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模式，並催生了馬歇爾計劃、退伍軍人法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政府認可了公司主義，工會強大，企業對員工慷慨，而用於冷戰的支出維持了整個體係的運轉。美國銀行體係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經曆了一段平靜時期，沒有發生重大危機。
到1944年，羅斯福完成了理念上的轉變，他說：“沒有經濟安全和獨立，就沒有真正的個人自由。陷入貧困的人不是真正自由的人。”
饑餓和失業是滋生獨裁的土壤。戰後幾十年，西方世界以此為基礎運行，市場力量被認為是有用的，但可以被控製，並且是次要的。
告別布雷頓森林體係，迎接米爾頓·弗裏德曼
1971年，理查德·尼克鬆突然放棄了布雷頓森林體係的金本位製，這一共識宣告終結。
當時，用於資助慷慨的社會計劃和越南戰爭的支出，使金本位製難以為繼。這一決定使尼克鬆能夠增加支出，並成功推動連任。
這一舉措也抬高了黃金價格，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運隨之而來。石油生產國提高了以美元計價的石油價格，以恢複在1971年黃金價格中的價值。
金本位製讓位於石油美元。
隨後，1970年代的滯脹困境接踵而至，但新的經濟秩序的基礎也逐步建立。
1976年，英國高稅收的工黨政府（正如披頭士諷刺的“給你一塊，剩下十九塊歸我”）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貸款，條件是實施緊縮政策。
三年後，工黨首相卡拉漢在輸給撒切爾前，承認凱恩斯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曾經認為，可以通過增加開支、削減稅收以及擴大政府支出來擺脫衰退並增加就業。坦率地說，這種選擇已經不存在了。如果曾經有效，也是通過注入更高的通脹，然後是更高的失業率，才得以實現的。”
凱恩斯主義的死亡，居然是由一位自稱社會主義者宣布的，而不是接任的自由市場先知。
在美國，吉米·卡特任命保羅·沃爾克為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沃爾克實施了一係列加息措施，將世界拖入另一場衰退，最終為美聯儲提供了足夠的可信度，成為金本位製的替代者。
這為全球提供了穩定，彌補了上個十年金融與波動的石油價格掛鉤所帶來的動蕩。
因此，1979年撒切爾當選和1980年裏根當選前，關鍵決策已經做出，這些選舉的意義是在於對這些決策的確認。
撒切爾-裏根模式的核，心包括金融自由化，以及隨著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和鄧小平將資本主義模式引入中國而推動的全球化。
當然，表麵之下存在問題，但這一模式在2008年之前幾乎沒有受到挑戰。
全球金融危機與川普？
2008年，撒切爾-裏根世界的崩潰非常徹底，但應對措施還未能完全成型。
奧巴馬的第一任幕僚長拉姆·伊曼紐爾曾說，“千萬不要浪費一場嚴重危機。”
但奧巴馬團隊恰恰浪費了這個機會。
新政府沒有選擇國有化銀行，而是通過龐雜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實施謹慎且遵循規則的再監管，也沒有起訴那些可能需要為危機負責的金融人士（這與1930年代有很大不同）。
這些決定加劇了公眾的不信任，使人們普遍認為，獲救的是銀行家而非普通客戶，這為川普的崛起鋪平了道路。
受到茶黨運動壓力，新政風格的大規模財政支出計劃被放棄，而美聯儲通過印鈔將可能發生的災難性危機，轉化為一個緩慢蔓延的困局。
第二次大蕭條得以避免，但增長依然緩慢。低利率獎勵了已經擁有資產的人，導致不平等進一步加劇。
奧巴馬團隊確實通過大規模醫保改革擴大了社會安全網，並在2012年輕鬆擊敗米特·羅姆尼，方式是將其描繪成撒切爾-裏根資本主義的代表。
2016年川普當選後，醫保法案依然得以保留（主要是因為共和黨無法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而川普則通過無資金支持的減稅大幅增加赤字（茶黨對赤字的擔憂已被拋諸腦後），並大力轉向保護主義。
新冠疫情期間，川普大規模支出，這種規模在幾代人中前所未見，全球許多政府也采取了類似措施。
拜登進一步強化了川普時期的關稅政策，減少中國進口，並實施了自新政以來最大膽的產業政策，投資基礎設施和綠色技術以創造就業。
這一拜登經濟學的核心可能具有變革意義，但在2024年的競選中幾乎未被提及。
美國並非唯一一個從全球化後退、讓國家發揮更大作用的國家。習近平重新確立了中國國家對私營部門的控製，而歐洲各國則嚐試緊縮政策，催生了民粹主義的反彈。
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的民粹主義和幹預主義政府紛紛上台，而現在川普帶著繼續和強化經濟民族主義的授權重返舞台。
如果忽略奧巴馬時期的猶豫、茶黨的假動作，以及央行通過印鈔放緩了一切的事實，會發現正在發生的是從弗裏德曼式資本主義，甚至凱恩斯模式，向新模式的穩步轉變。
新模式包括更大的福利國家、受到關稅保護的貿易集團，以及政府有權對企業施加優先事項的經濟政策。
保護主義回歸，但金融部門不會被束縛。川普的回歸，很大程度上確認了已經形成的新秩序。
21世紀的重商主義
凱恩斯曾評論道：“那些自認為不受任何思想影響的實際派人士，往往是某些過世經濟學家的奴隸。”
如果要為如今正在形成的經濟模式，找到一個“過世”的經濟學家作為理論來源，最合適的人選可能是讓-巴蒂斯特·柯爾貝爾。他在17世紀擔任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如今他的名字與重商主義聯係在一起——這是一種以經濟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哲學，必要時國家會進行幹預，以推動自身利益，甚至以犧牲他人為代價。
在宏觀層麵，重商主義表現得非常明顯：關稅的上升，以及中國努力創建依賴其投資的國家聯盟。在美國，微觀層麵的勝利更為顯著。2008年後，各公司試圖按照小布什建議的方向改革和完善資本主義，成立了諸如“包容性資本主義委員會”和“專注長期資本”的組織，目標是“支持可持續和繁榮的經濟”。
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投資也隨之興起，投資巨頭調整標準，將資本投向那些被認為最“值得”的公司，這一理念迅速演變成華爾街的一個龐大營銷工具。
最著名的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克勞斯·施瓦布，他在疫情後提出了對資本主義的“大重置”計劃。
計劃的核心理念是，企業的所有者應當以所有利益相關者（例如員工或受到汙染影響的人群）的利益為行動目標，而不僅僅是為股東最大化價值。這種股東至上的模式，被認為導致了短期主義和對金融工程的過度依賴。
然而，這一改革嚐試並未順利推進。公眾對那些導致危機的機構普遍缺乏信任，因此對施瓦布的“大重置”計劃充滿懷疑，這甚至引發了流行的陰謀論，認為這一計劃另有所圖。
盡管施瓦布的觀點在歐洲仍有市場，但在美國，“ESG”已經成為被被妖魔化的詞匯。全球最大基金管理公司貝萊德的首席執行官拉裏·芬克表示，這一術語已經被“武器化”，變得過於敏感和有害。
在共和黨主導的州，任何提供ESG選項的金融機構都遭到抵製，即使這對納稅人帶來了額外的經濟成本。
最初的反ESG訴訟基於米爾頓·弗裏德曼的正統觀點，即投資管理者有受托責任，通過股東價值最大化為客戶爭取最大回報，除此別無他求。
然而，最近針對ESG的抵製浪潮，核心理念卻發生了深刻變化：政府和企業被認為有權使用資金來推進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以最大化回報為目標。
路易斯安那州財政部長約翰·施羅德在致貝萊德首席執行官拉裏·芬克的信中，解釋了為什麽決定全麵撤資貝萊德，盡管貝萊德也是化石燃料領域的巨頭投資者：
“這次撤資，是為了保護路易斯安那州免受那些試圖掣肘我們化石燃料行業的行動和政策的影響。在我看來，你對ESG投資的支持與路易斯安那州的經濟利益和價值觀不一致。我無法支持一個否認我們州受益於最強大資產之一的機構。簡單來說，我們不能參與削弱我們自身經濟的行為。”
這完全與弗裏德曼式的理念背道而馳。例如，全球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挪威的“諾基斯”基金出於類似邏輯，不會投資於挪威本國或化石燃料領域，因為這樣做會加劇對石油的依賴。
然而，新重商主義的立場認為，資產所有者無權推動企業變革。施羅德的信中進一步寫道：
“你呼籲對我們整個經濟進行‘轉型’，而這一轉型並非通過民主進程實現。相反，你談到‘行為必須改變，這是我們對企業的要求。你必須強迫行為改變。在貝萊德，我們正在強迫行為改變’。民主何在？”
凱恩斯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價值投資者，他堅信股東應該積極介入管理事務。而在弗裏德曼更自由的理念中，股東對公司擁有的權力也是核心要素。
然而，政府對私營部門和國際貿易施加影響的理念，在西方已經消失了一個多世紀（雖然在中國並非如此）。
現在，全球金融危機後，人們普遍認為自由市場體係確實失敗了，而內部修複的努力也未奏效。
曆史無法確認重商主義是否在當下能奏效。英國、荷蘭和法國都曾通過重商主義模式建立了大帝國，並積累了巨大財富。然而，這些國家最終都拋棄了這一模式——法國甚至是在革命的背景下放棄的。
事實證明，貿易和經濟並非零和博弈，而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通過遵循自由貿易原則取得了更大的經濟增長。
如今，世界似乎不得不再次學習這一教訓。但這一次，環境已發生巨大變化：為了獲取貿易和資源而可以殖民的世界廣闊地區已不再可能。這將為當代重商主義的探索增加更多複雜性和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