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
中國廣東珠海中國廣東珠海體育中心發生一名凶嫌駕車蓄意撞人重大惡性案件。（2024年11月11日）
這個11月，中國發生多起嚴重的汽車撞人和持刀殺人事件，造成重大人員死傷，今年以來，類似的針對無辜百姓乃至小學生的暴力犯罪至少有10起。如果把基層官員遇害案算進來，則更多。
在人們的一般認知中，殺人總是有具體緣由和具體對象的，不管仇殺、情殺還是黑社會的暴力殺人，都有特定的對象。這也就是中國人常講的“冤有頭，債有主”。然而，現今這些殺人事件，受害者和殺人者並不認識，生活中沒有任何關聯，卻遭到後者近乎瘋狂的無差別的暴力屠殺，類似於恐怖攻擊。
其實，說類似恐攻在性質上還是輕的，雖然恐攻也針對無辜平民，可無論什麽原因的恐攻，要麽是針對外國人，要麽是針對本國的主體民族，還是有一個相對的界限，可這些事件的殺人者，其攻擊的對象和他一樣是同一階層的群體。殺人者把生活或工作中遭受的某種痛苦激起的極端仇恨，撒向無辜民眾，讓他們成為其仇恨下的犧牲品。這些殺人者的動機和行為，純粹就是報複社會。因而，有輿論將這種無差別的濫殺現象稱之為“底層互害”，這些暴力殺人者身上都有著嚴重的社會戾氣。
許多人心裏藏戾氣
用“戾氣”一詞來描述他們的心理狀態是準確的，可問題在於，這種反社會的“戾氣”是否隻在這些殺人者身上才存在？
坦率地講，當今中國社會許多人的心裏或多或少都藏著一股戾氣，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這種事經常見到。這是一個負麵情緒日積月累的過程。社會的價值觀早就崩塌，信仰早就崩潰，說人人唯利是圖有點過分，但社會確實是見利而忘義，各種顯性和隱形的精神疾患隨處可見。可以講，這種針對無辜平民的無差別暴力殺人案件在今年的集中爆發，就是社會戾氣逐年累積的結果，其中一個不能不提的背景因素，是這幾年中國社會大環境的改變，特別是經濟形勢在過去幾年一直在惡化。由經濟下行積累的矛盾會擴散開來，聯
動造成失業、金融和房地產等各種經濟社會問題。對個體來講，他觀察到的整個經濟和社會環境就都是負麵的、悲觀的，這會加重一些人早就滋生的反社會心理情緒，進而在某個矛盾或情景的刺激下，比如一場婚變，就做出過激反應。
不過，雖然社會大環境的變差會加重社會的戾氣，讓人對未來越來越沮喪，對人對事的看法越來越偏執，可並不必然表示無差別的對平民的暴力攻擊就一定會增多。因為要論經濟形勢對個體的影響，現在或許並不是最糟糕的時候，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激進的國企改革導致多少人失業，但那時並沒有看到那些失業工人對社會懷有深深的仇恨，采取過激手段對無辜民眾大砍大殺。失業工人無疑對當局會非常不滿，可他們采取的辦法是發動大規模的群體抗爭。他們之所以不找無辜民眾泄憤，答案或許在於，鄧小平九二南巡掀起的中國改革熱潮，固然造成國企工人大規模失業，但整個中國社會的基調並不悲觀，無形中感染失業工人，讓他們朦朧覺得，困難或許隻是暫時的，挺過目前的艱難階段，事情就會好起來。事實也是如此，在激進的國企改革後，中國經濟出現蓬勃騰飛，尤其民營經濟的崛起，快速消化了國企改革的失業後遺症。
也就是說，雖然急風暴雨式的國企改革造成了幾千萬工人一時生活困難，但那時整個國家和社會對未來懷有一種樂觀的期待，認為困難是暫時的，所以，盡管也發生了大規模的工人抗爭，可社會的整體心態是積極向上的，壓縮了戾氣的生存空間，沒有使它成為主流社會心態。
戾氣根源在於財富和權力分配不公
然而，一個國家的經濟不可能幾十年都處於高增長狀態，總有掉下來的時候。當經濟發展的自身動能逐漸衰竭，而在經濟高增長階段，又沒有建立起財富公正分配的體製，尤其是當權者借著高增長固化原來的榨取型體製，整個社會的貧富分化就會在經濟列車高速奔跑後突然減速時，凸顯成為一個嚴重問題。此時，社會的怨氣會逐步形成並在財富分配失衡的加劇中積累加強，變成社會戾氣。這正是中國在過去15年左右出現的狀況。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後，由改革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所釋放的中國經濟增長動能達到一個階段頂點，自此之後，盡管經濟在巨大的慣性下還有高增長，然而，由於財富分配體製的不公，許多人尤其底層平民在經濟增長
中獲得的收入越來越少，社會階層的相對分配差距加速拉大；與此同時，政治體製改革的滯後不僅使得社會財富的分配更多向權力體係的受益者傾斜，權力本身也愈來愈集中於社會的精英階層，尤其當權者，致使權力分配的失衡比財富分配的失衡要嚴重得多。
這兩個方麵的失衡狀況在習上台後，非但未緩解，反隨著習的政治專權，以及經濟增長的放緩進一步加劇，對社會來講，一個明顯的現象就是發財機會減少，社會流動日益阻塞，階層固化日益增進，貧困重新開始出現代際轉移，盡管當局大力扶貧，但一個被權力和財富排斥的邊緣化的社會群體日漸擴大，包括中產階層的一部分都自認為是“發展的失意者”，社會出現大量投資失敗、生活失意、關係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失常者，這些人對現狀和未來都有著太多焦慮和不安，可整個社會又無法排遣他們的憂憤。
屋漏偏逢連夜雨，當局在三年疫情期間，對社會的嚴厲管控達到極端化程度，讓許多人的心理變得格外敏感和脆弱，經濟則是進一步走弱。整個社會原本指望疫情放開後經濟會出現反彈，但這種情況沒有出現，因此，貧富分化和階層不公的現象沒有得到緩解。社會最怕的就是對未來看不到希望，這會導致有嚴重負麵情緒的人遇到挫折後對社會產生絕望心理，並在該心理支配下鋌而走險，對社會采取極端報複手段。
外界看到，那些對無辜平民實行無差別攻擊的人，他們的人生際遇或犯罪動機往往有一定的相似性，基本是工作不順、家庭不睦、生活遇到挫折，或是經濟窘迫、長期被邊緣化，自認為被社會無情拋棄，等等，這種心理狀態在得不到理解和同情，無法排解後，極易產生反社會的暴力衝動。而隻要發生一起這樣的事情，在社交媒體時代，就會出現模仿和學習效應，讓更多的有暴戾心態的人找到一個發泄的出口。這就是暴力殺人事件在今年看起來頻繁發生的社會原因。
運動式排查無助降低暴力殺人事件
麵對著這種反社會的暴力殺人事件不斷出現引發的民眾恐慌，中國政法部門最近紛紛行動起來，要求加強風險源頭防控、做好風險隱患和社會矛盾排查化解。然而，當局慣常的運動式排查，包括嚴打以及現有的社會矛盾疏解機製，隻能治標不治本，對此類獨狼式的無差別殺人行為基本起不到太大抑製作用。真正要化解社會的戾氣，必須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建立一個公平合理
的機製，避免權力的過度使用，同時經濟恢複中高速增長，讓社會對未來有一個樂觀預期，但目前看來，很難做到，因為要在分配環節建立一個公平機製，無非兩種方式，一是依靠經濟快速增長的增量，逐步緩解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在經濟存量上做文章，削減政府過大開支，尤其是官員特權。
第二種方式目前當局在做，但動作很小，因為削減力度過大，會動搖幹部隊伍的穩定。當局選擇第一種，把希望寄托在經濟發展，雖然看得出的確在努力促進經濟增長，可無奈效果就是不好，經濟始終半死不活。如今又遇上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要對中國施以懲罰性關稅，可能進一步衝擊中國經濟。此類反社會、無差別的暴力殺人事件，今後恐怕還會更多。對普通民眾而言，中國正處於一個巨大的不安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