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陽網紅地標雙子塔
男方紅娘負責從四五線小城鎮輸送大齡未婚男青年，客服通過交友軟件物色潛在女性客戶，女方紅娘則遊說離異、負債女性。分工協作，全程緊逼、快速配對、資源共享、高額分成，一條跨省閃婚的產業鏈就這樣完成閉環。
“60萬的彩禮，紅娘抽成了20萬。”“每個月一個人的業績不會低於100萬。”“結婚三個月掙了三十多萬，離了回來接著相親。”在貴陽的婚介圈裏，流傳著這樣的“暴利”故事。
故事的另一麵則是不斷變更名字、地址和法人的婚介公司、頻發的涉高額婚介費的報案，以及人財兩空的閃婚家庭。
今年10月，紅星新聞先後推出“跨省閃婚”連續報道引發關注。“閃婚閃離”背後的“灰色”產業鏈究竟是怎樣的？紅星新聞記者前往跨省婚介集中地貴陽進行了調查。
“不見了”的婚介
兩個月後，40歲的廖先生第二次來到貴陽，發現收了自己16多萬元服務費的婚介公司已經“不見了”。玻璃門上貼著當地派出所的封條。
這家婚介公司曾占據貴陽地標花果園雙子塔第17層一整層的麵積。該公司號稱自己是貴陽市乃至全國最大的相親公司平台。另外三個最是：最正規，最靠譜，最快速。
▲該公司號稱自己是貴陽市乃至全國最大的相親公司平台
2024年5月9日，廖先生自老家湖北鄂州趕到這裏，兩天後領證閃婚。女方是貴州畢節人，彩禮11.8萬元。婚後的60多天裏，女方大部分時間找各種理由呆在貴州老家，在湖北的不到半個月的日子裏，因為買車買房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女方與廖先生不斷爭吵，並多次報警，當地派出所介入調查後，發現女方隱瞞了自己“有五個孩子”的事實。
女方離開後，廖先生到婚介公司所在的花果園派出所報警，同時發現該婚介公司已經被警方查封。
紅星新聞記者搜索發現，該公司3月12日的喬遷視頻裏，一名高管模樣的年輕男性介紹公司新的辦公區域麵積有3800平，包括兩個男嘉賓候客區、可以現場求婚的互動區、簽約區，以及隔斷的多個男女嘉賓交流室，前來參加者全部包餐。
一名熟悉該公司人士透露，查封是在6月20日左右，“當時被帶走了二三十人。”公開資料顯示，隨後，當地警方在花果園地區開展了專項整治攻堅行動。
紅星新聞記者發現，與該婚介公司關聯的多個視頻賬號在5月20日左右已停止更新。
天眼查顯示，這家婚介公司成立於2022年，總部位於遵義，注冊資本500萬元，後遷至貴陽花果園，規模龐大。該婚介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員曾對外宣稱，公司下轄有20多家分公司，數百名員工，2023年跨省閃婚成交了上千對。
11月11日上午，紅星新聞記者來到該公司，隻剩一間辦公室門上“xxx速婚網全國運營中心董事長”的銘牌，和被遺落在洗手池下麵的“江蘇xx婚介服務公司（駐貴州辦公室）”的方形招牌。
一名附近送外賣的小哥告訴紅星新聞，四五月份的時候，這家婚介公司還很熱鬧，“每天都有求婚儀式”。
花果園所屬的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在今年9月發文稱，婚戀合同糾紛是近年來花果園的新型案件，2023年3月至今，花果園派出所收到了180餘件涉高額婚介費的報案，貴陽市12345政務服務平台收到了若幹花果園相關婚介投訴，花果園人民法庭陸續收到50餘件涉高額婚介費糾紛的立案申請。
洗腦
花果園有50萬常住人口，200多棟35層以上的高樓，其中有各種類型的小公司。以花果園雙子塔為圓心，在手機地圖上搜索“婚姻介紹”。方圓五公裏的範圍就有60多家婚介公司。
▲貴陽市花果園是跨省婚介聚集地
為了要回7.2萬元的中介費和12.8萬元的彩禮，35歲的吳都在這裏整整呆了半年。閃婚花光了積蓄。他找了一個小吃店做兼職，一小時12元。
婚介公司換了位置，法定代表人也換了，女方的出租屋退租，家裏人也搬走了。“一個人都找不到。”
他發現老家紅娘有自己的下線，介紹一個人會給500元到2000元的提成。獲取男方的線索後，紅娘會做家訪，了解男方的要求以及能拿出多少彩禮。
“女方二婚的，要20萬到30萬，女方未婚要30萬到40萬。”紅娘收了報名費才會介紹女方，5000到20000元不等。“他們會根據你的經濟狀況開口。收這個錢不多，但是為了鎖住你，套住你。”
今年2月19日晚上來到貴陽，第二天去婚戀公司。一個貴陽當地的離異女性說“相”上了他，服務費和彩禮從26萬元談到20萬元，2月22日女方回複同意簽了合同，2月23日就去南明區民政局領了證。
見麵是在一個大的婚介公司，辦公室有三層，很氣派，最後簽的合同卻是小公司，他連位置都不知道。
一名曾在多家婚介公司從事過行政人事工作的貴陽當地女孩告訴紅星新聞，在貴陽當地，有很多婚介公司隻有一間辦公室，往往會借助一些大的公司來進行閃婚相親，甚至會以大的婚介公司名義簽合同，收取服務費。“甚至有好幾家公司背後都是同一個投資人。”
很快，吳都發現一切都不對了。領證的時候發現女方是1981年出生的，大自己足足8歲。紅娘就勸他和同去的父親，“年紀大了不會跑，會過日子”，女方也承諾會跟他一起再要個孩子。結果回到老家，看了女方的體檢報告，才發現她“上了節育環”。
吳都後來才意識到，全程陪同的女方紅娘一直在不斷給他們洗腦。“不停說這個女的很強，有能力，可以自己養活自己。”還說，他們已經介紹了很多對，都沒有跑，“如果跑了你找我。錢保證給你們找回來。”
吳都說，自己當時連婚介所的合同都沒認真看過。“雙方紅娘都跟我說，合同隻是一個形式。爸爸是一個農民，也沒有經曆過。”
除去女方回貴陽“處理事情”的時間，女方在江西隻呆了不到十天就不辭而別，微信電話都拉黑了。
客服和欠債的女性
吳都最初相親的婚介公司，也是貴陽當地姑娘笑顏（網名）服務過的四家婚介公司之一。
半年多的時間裏，27歲的她曾先後在“四家”婚介公司上過班，包括上述“貴陽最大的婚介公司”，這四家公司的背後其實是“同一個老板”。
另有熟悉貴陽婚介市場的人士告訴紅星新聞，暴利之下，一些大的婚介往往有多個關聯公司，為了“規避風險”，這些公司往往法人不同，甚至在多地注冊，業務上“也不會有合同往來”。
笑顏在婚介公司的工作是負責招聘“客服”，客服主要工作是在交友APP或社交媒體上，用備注為男性的ID和女性聊天，“網站會自動給你匹配女生。”對方通過後，客服會表明自己的女性身份，如果對方有婚戀需求，會給她們發一些“條件好的男生”或者說“符合他們預期的男生”，對方有期待了，然後再邀約發展成為閃婚女方。
笑顏透露，客服的流動性比較大，後期很多公司會把客服拉過去相親，湊人數，無法接受的人就會辭職。
笑顏每個月的工資隻有三千多元，在她看來，如果欠了十幾萬元的外債，沒有其他的途徑可以一次性拿到十幾萬元，“就會抓住這種心理去說服他們。”
她介紹，公司或者紅娘會找一些條件比較困難的、離過婚帶小孩的女性發展成為閃婚女方，“欠債這種成交率會高一些”。
她表示，婚介公司通過紅娘提前問女方想要的彩禮，如果談不下來，就按照男方出的最高價告訴女方。男方到了貴陽以後，紅娘會把男方資料發給女方，如果女方有相中的，公司會幫女生買車票或機票，“過來以後，包吃包住”。
笑顏介紹，所有的婚戀公司基本上都相互合作，男嘉賓也都是共享的，隻需要找女嘉賓。“哪家找到女嘉賓，這單就是哪家的。”
讓笑顏印象比較深的是兩個“小姐姐”，都是貴陽市的，離異帶娃，欠債十幾萬元，全是前夫留下的外債，“每天就呆在公司裏，就一直相”。
“你做一單就懂了”
笑顏是在得知上述婚介公司被查封後，離開這個行業的。
“之前我招的一個客服，在了解到閃婚的模式後，就跟經理提出不做客服，要參加閃婚相親。”
她記得一個女生去年12月領證，稱男方家暴提離婚，十六萬八的彩禮不返還，男方婚後給她買的車還有共同財產都帶了回來。“三個月掙了30多萬，回來接著相親。這個事情傳得很廣。”
在她看來，公司所有簽的協議都是在規避最後的糾紛，“他們不會讓你抓到把柄把錢要回去。會想盡辦法讓男方出錯，就可以不返還彩禮或少返還。”
“中介公司的利潤太高了。一小間辦公室，裏麵是二十多個客服，一個月給公司帶來的利潤是100萬。”
“婚介公司不會怕報警，合約寫得很清楚，另外基本是現金交易，而且錢不會直接打到公司賬戶上”
笑顏說，公司招的客服最多的時候有50多名，每天的工資每天算。而紅娘沒有底薪，有一定的資源的紅娘和公司不是雇傭關係，成交一個客戶，有一萬到三萬元的提成。現在甚至有三萬到五萬元。
“我在的公司，最好的紅娘一個月就成交了15個。給客戶談的服務費高，提成就比較高。”
▲紅娘群裏發布的閃婚信息
“女嘉賓拿得越少，你拿得越多。” 紅星新聞通過一名婚慶公司創始人獲得的一份通話錄音顯示，上述婚介公司負責人曾向其介紹公司的“業務模式”。
“他（閃婚男方）帶著二十幾萬來，你能賺個五六萬，六七萬。”
他介紹說，男女嘉賓看中了之後，先做婚檢，拉征信報告，女方有負債也沒關係，自己用彩禮還，或者男嘉賓幫她還。搞定第二天就領證，把錢給到女方，馬上你這個錢也拿到了。
在他看來，女方不用太好看，“長相好看的女孩會有自己的要求，要看很多的男方。”
“完全不用愁男客戶的來源，全國各地有很多。”“男嘉賓每天在場三四十，四五十號人，隨便選。”
他介紹自己的經驗，容易“成交”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有負債。“負債的女孩子，你打十個電話就有一個可能成。還可以拉人發朋友圈，你給別人兩三萬，成了你還可以賺三四萬。”
“（來錢）很快的，你做一單就懂了。”
據介紹，經過貴陽當地的嚴打後，一些婚介公司已經開始轉移到昆明和南寧。
在貴陽半年之後，吳都去了深圳，因為要隨時到貴陽來“要錢”，他不能找固定的工作，隻能租住一晚20元的床位，靠打零工生活。
11月20日，他打贏了和女方的離婚官司，貴陽市南明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要求女方退還實際收到的87900元彩禮中的79110元。他不知道女方是否會上訴，是否會成為老賴。紅娘拿走的2萬元，雖然有欠條，他在貴陽要了半年也沒要回。
遠在老家景德鎮農村，因為兒子吳都的婚事變故，60多歲的媽媽精神出了問題，經常神誌混亂，離家出走。他最難過和心疼的是父親，20萬元的閃婚費用中，10多萬元都是父親打零工積攢的，“那是他苦下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