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對華鷹派內閣”有名無實 重點轉向避免衝突？

盧比奧、沃爾茨、海格塞斯……自特朗普組建自己第二個執政任期的政府後，他所選定的這些內閣成員人選都以對中國的強硬言論而聞名，這引發了人們的猜測——在對華態度上，新一屆特朗普政府可能會比拜登政府更加“鷹派”？《華爾街日報》近日就形容，特朗普正組建一個對華鷹派“夢之隊”。

然而，《日經亞洲》（Nikkei Asia）11月21日報道指出，盡管中美在貿易問題上可能摩擦不斷，特朗普甚至揚言要對所有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征收高達60%的關稅，但接近特朗普團隊的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對華政策的“最終結局”將是共存，而非衝突，他的內閣可能隻是名義上的“對華鷹派”。

相對溫和的智庫學者認為，特朗普希望與中國達成協議，與其上屆政府中的博爾頓和蓬佩奧等“刺頭”相比，他此次提名的這些“對華鷹派”忠誠度更高，不會公然違抗上級，因此“意識形態決心可能較低”。與特朗普關係密切的“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雖也鼓吹“中國威脅論”，但也直言，“緩和”中美緊張關係乃當務之急。

不過，像前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等人，仍希望實現中美“戰略脫鉤”。但一些專家提醒，經濟上的壓力、華爾街的態度、關稅對美國自身的傷害，都將影響特朗普的決策，一旦這些問題不能妥善處理，到了2026年中期選舉會有大麻煩。對於特朗普來說，其本人對華的關注度也是關鍵，因為盧比奧和沃爾茨等人過去並無同中國接觸的經驗，都活在認為“中美不相容”的自我世界裏。

裏德·史密斯（Reid Smith），是美國億萬富翁查爾斯·科赫（Charles Koch）所支持的慈善組織“團結一致”（Stand Together）的外交政策副主管，該組織主張克製。史密斯表示，盡管特朗普任命了一些人，但他對特朗普能夠將中美關係推向“更穩定、更融洽”的局麵持樂觀態度。

史密斯說，如果特朗普想與中國達成協議，“他的工作人員將會努力推進原則性的政策偏好，而不是像上一屆政府那樣公然違抗上級”。

他表示，與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和國務卿蓬佩奧繞開總統、將政策推向某些方向的做法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的那些“對華鷹派”，“意識形態決心可能較低”。

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高級研究員艾瑪·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則表示，特朗普所選之人有一個不容置疑的共同點，那就是忠誠。她補充道，這個由“忠誠者”組成的內閣，也會進行相應的調整。

“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AFPI），從名字上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家和特朗普關係密切的保守派智庫。該智庫成員在今年5月出版的一本書中，揭示了一種更為現實的外交關係處理方式。

此書作者們（其中許多人是特朗普過渡團隊成員）在渲染中國對美構成最大“國家安全威脅”的同時，卻也認為，“緩和”中美緊張關係，同時解決自身脆弱性問題才是真正目標。書中稱，美國應該確保其經濟繁榮、供應鏈安全、能源獨立、文化韌性和軍事威懾力，以“抵消”來自中國的“威脅”，並避免戰爭。

然而必須警惕的是，在經濟方麵，AFPI的設想是妄圖達成“戰略脫鉤”。AFPI領導人之一、前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揚言，“戰略脫鉤”必須從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開始，並對中國商品實施新的、更高的關稅，以實現貿易平衡，阻止美國財富流向中國。

可是，慈善組織“團結一致”的史密斯認為，特朗普對經濟以及華爾街的觀點很敏感，任何傷害與其親近的商業領袖的政策都可能會得到緩和。

美印戰略夥伴論壇（USISPF）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穆克什·阿吉（Mukesh Aghi）表示，特朗普的關稅將擾亂全球供應鏈並引發通貨膨脹，這些原因可能會阻止他實施其所吹捧的貿易政策。

“當這種破壞發生時，最大的受害者將是美國消費者，如果他們（特朗普政府）沒有妥善應對這一點，那麽在（2026年）中期選舉中，你將看到共和黨人失去眾議院。”他說道。

美國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是一家推崇優先考慮接觸而非使用武力的智庫，其東亞項目代理主任傑克·沃納（Jake Werner）表示，中美都希望達成協議，“他們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商業環境，讓雙方都能賺錢”。

但沃納補充稱，這些事項將取決於特朗普對中國的關注。特朗普的內閣人選，諸如盧比奧和沃爾茨，過往沒有與中國接觸的經曆（觀察者網注：盧比奧甚至被中方兩度製裁）。“他們認為美國和中國是不相容的。”

沃納說：“如果特朗普把注意力放在其他議題上，比如移民問題，或者把矛頭對準他在深層政府的敵人，那麽外交政策團隊就會把問題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談到特朗普時，美國當選副總統萬斯的顧問、保守派經濟學家奧倫·卡斯（Oren Cass）表示，特朗普的第二屆政府將放棄對於全球主導地位的追求，“他在這一點上非常明確”。

“生活質量的下降直接影響了美國公眾願意做出的權衡，”卡斯說，“二戰後和冷戰結束後，美國的態度是一種非常寬容的信念，即他們實際上有能力采取行動，為世界其他國家謀福利。但自2000年以來的全球化時代，打破了這一信念。”卡斯表示，現在一些人認為全球化理念損害了美國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