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睒睒越痛苦,張一鳴越麻煩
文章來源: 舊聞評論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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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睒睒在他的贛州農業基地,含淚發表直擊張一鳴的檄文,不該被理解為首富博大眾同情,更不該被當成一場個人恩怨的展示。它實際上證明,抖音頭條的算法經過自我膨脹,已經接近一條政治紅線。鍾睒睒越痛苦,張一鳴就越麻煩。
這條紅線就是,作為頭條與抖音的支配力量,算法技術已經越過商業實體的界限,掌握了影響群體意識形態的能力。鍾睒睒要求張一鳴道歉,刪除平台上對他的汙蔑文本,其鳴也哀,淋漓盡致地展示算法一旦發揮意識形態號召力,可以將一國首富玩弄於鼓掌間。
鍾睒睒的贛州講話,理應得到嚴肅對待,無論他發表本次講話的動機是什麽,這都是浙江首富帶來的一次相當明顯的警示。首富對另一首富及其實控平台的審判式控訴,再一次將政治-社會-產業之間危險互動的現實,呈現在可能缺乏觀眾的角鬥場。
一直以來,平台企業都以去政治化標榜自己,但因為算法及其掌控者的支配地位,大型平台已經具備了製造輿論、引導輿論及扭曲輿論的巨大能量。這種能力實際上就是政治影響力,長期以來,它被一種強調商業屬性的平台宣傳口徑所掩護。
抖音正在重複微博成為關鍵輿論場的路子,但抖音走上這條路的效率更高,且因為其巨量下沉用戶的存在,令抖音輿論場在特征特性、能量值、爆發力諸方麵衝上了另一個向度,其對國人影響力深度及縱深動員效率相當驚人,微博輿論場無可比肩。
由算法凝結而成的抖音頭條等精銳產品,自然也是融政治、社會與商業於一體的超級存在。算法在它的王國內部構建了一整套自運行的體係,已經成為一套精巧的意識形態部件,鑲嵌在用戶的頭腦中,數以百萬計的用戶就是行走的算法。
在爭奪頭腦的意識幹涉權上,算法首先在抖音獲得了壓倒性勝利。或許,有人樂見諸如愛國觀念掃蕩平台輿論場,並且將汙名鍾睒睒當成業績。可如果這種算法戰術是可以控製的,那它今日可以讓鍾睒睒欲死不能,那也可以在其他人身上實現算力魔法。
鍾睒睒要求公開算法規則,這是一種相當於行政透明化的要求,隻不過要求的對象不是政府權力,而是在權威屬性上不亞於行政力的算法權力。線下歸政府管,線上歸算法管,這不是玩笑,而是一種國情,鍾睒睒的痛苦一半來自於此。
鍾睒睒的一半痛苦來自於算法平台釋放的惡,另一半痛苦則來自於另一種現實,亦即算法這根指揮棒,對於實際的政治、實際的社會、實際的產業產生了實際的舉旗定向作用。算法的幽靈早已溢出平台範圍,實控產業,如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麵上。
鍾睒睒痛陳的價格體係下降扭曲產業導向,就是算法對現實的強烈、不可否決的幹預。這種幹涉極容易被定義為互聯網新經濟的市場導向,而免於被審視審查。而算法通過對產業的重新定向,在強力改變生產關係的同時,讓勞動者成為“新造的人”。
這些新造的人不再受製於傳統的生產關係,他們成為一個個原子化的個人,在與算法係統的單向控製中,將算法請進個人的社會關係與經濟基礎中,不知不覺中讓算法主導個人怨恨。鍾睒睒說罵他的人也是受害者,這是清醒之論。
鍾睒睒認為政府未幹預算法是失職,這也是明擺的事實。問題是,算法對政治、社會及產業的幹預模式,要麽領先於政府“亂-治”的固有反應機製,要麽被誤解為新質生產力而獲得合法性,以結果導向為基礎的行政力,已經在算法製造的新世界前掉線了。
在亮明對直播帶貨的抗拒態度時,鍾睒睒受到了廣泛的嘲笑,將其標簽為落後產能代表對新生產力的恐懼。直播帶貨作為工具手段或有價值,可當它被編織進算法的統一大世界時,對其保持戒心反而是難能可貴的——當人也被算法改造時,對模具的掙脫相當困難。
在BAT時代,談論它們的標的物還隻是新聞媒體集團,還隻局限在信息流通對政社商的取態及其後果上;而在算法時代,談論它的標的物不再是新聞媒體,甚至不是輿論場,而是算法對人的全麵塑造,將根本性地作用於政社商的各個層麵。
鍾睒睒想要張一鳴道歉,實質上是想要那個站在算法之上的超人道歉,人要神來道歉,這自然是相當難的要求。但對鍾睒睒而言,得不到的道歉反而是最利於他的——他就可以一直將他的贛州檄文飄揚在天,算法的惡永遠被瞄準
算法沒有確鑿無疑的政治拱衛功能,它裨益社會大眾與商業文明的措辭,僅僅因為幸存者偏差,被傳播擴散,令受眾無意識地含混地接受它。鍾睒睒的痛陳與苦諫,旁人可以無感,但無可置疑的是,他將讓更多決策者思忖:算法究竟拱衛了什麽?可否剝離抖音輿論場?
解鈴還須係鈴人。至今仍彌漫在算法世界的鍾睒睒黑材料,早已不隻是對這位首富人物的汙化,其實也是對張一鳴的黑化。鍾睒睒共情那些困在係統中的普羅大眾,被算法帶向更深處,正在演化為不可預料的人。這就是鍾睒睒打響反算法的第一槍,此之謂天下苦算法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