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心裁員、房價下跌,中年人賣房後重回租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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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裁員、房價下跌,中年人賣房後重回租房生活

在換房、賣房的過程中,一些中年人決定重新回到租房的生活。

房產曾是中年人進一步在大城市安家、紮根的標誌,也是財富積累再上一個台階的象征。如今,一些人回歸原點,選擇拖家帶口租房,仿佛被抽掉了奮鬥的階梯,過上了懸浮且自由的生活。

“租房生活,是我現階段投入最小,讓我們家裏整體壓力不要那麽大的一個最優解。”

 

賣房的中年人

今年年初,36歲的楊佳賣掉了在北京通州的房子。

那是她在北京唯一的房產,一個40平方米的開間。從2016年購入以來,那裏伴隨著她結婚、生孩子。房子太小、通州偏遠通勤不便,楊佳萌生了換房的念頭。

去年國慶,她將房子掛牌出售。起初,丈夫還有些不舍,覺得城市副中心未來或許有增值空間,直到房價開始下跌——2023年12月,被稱為北京房價的滑鐵盧之月,房價整體下跌超過10-15%。海澱、朝陽的核心區域,一些均價500萬元左右的房子,就跌了超100萬元。



▲北京北五環外社區夜景。圖 /視覺中國

“中介一直勸降價,從200萬元變成了190萬元、180萬元”,楊佳和丈夫的態度都發生了變化,隻希望盡快將房子賣出去,能少點損失就是一點。

一旦房價斷崖式下跌,原本想要置換房產的想法也被遏製住了。楊佳一家搬去了北四環一個小區,月租9000元的大兩居室,100平方米,空間寬敞了不少。一開始他們也在租住小區附近看過房,房價雖然下跌了,但是以他們的存款,依然隻能買個五六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一家老小蝸居其中,還要背上更高房貸。現在房子也不保值了,何必折騰呢?

不一定非得買房,租房也是可以生活的。

這兩年,越來越多人賣掉原本的住房,轉為租房。他們其中一部分是上有老下有小、有著一定生活閱曆和財富積累的中年人。房子承載著家庭、戶口等多重功能屬性,人到中年,回歸租房,可能意味著職業變動、子女教育需求,或是生活境遇發生轉變。

同樣在北京,37歲的楊蕭雲,決定賣掉兩套房,一套是回龍觀的自住房,還有一套是天津的學區房。一切都是為了小孩能夠上學——今年,丈夫積分落戶成功,獲得了北京戶口。他們計劃售出那兩套房產,去海澱全款買一套學區房。兩人都在互聯網公司工作,目前的年紀,都是裁員的高危人員,置換房產,不背杠杆是他們的一致決定。



▲ 《凡人歌》中那偉中年失業。圖 /《凡人歌》

房子還沒賣出去,新房也沒挑好,在一切都沒有塵埃落定的時候,楊蕭雲得知,租房住,也能進一些以前以為上不了的小學了。一家人從昌平往南搬,7歲女兒順利成了海澱的小學生,暫時安頓下來。

還有一些人覺得房子不再是“硬通貨”,選擇賣掉自己的房子。西文的丈夫,讀大二時在家裏的支持下,以9000多元每平米的價格,在四惠貸款買了房。因為地理位置優越,房價逐年攀升,一度高達7萬多元一平方米。而近幾年房價開始走低,一年收到的租金不到10萬元,可將這筆錢放在他們的固定理財賬戶,一年可以有22萬元利息,這筆賬徹底讓他們動了賣房的心思。

2023年年初,房子掛到中介三四天就賣掉了。僅僅過了兩三個月,西文就聽說,小區同等戶型的房子,跌了近六七十萬元。

西文的丈夫原來是企業的美術指導,屬於職位高,同時也最容易被裁掉的崗位。就在41歲這一年,他失業了。這個年紀再去找工作也很難,他開始在家做設計。“當時他父母還說不賣,這個房子是留著給孫子上學用的,我們覺得孩子不一定非要在北京上學,還不如把錢攥在自己手裏穩妥。因為現在賺錢比較難,花錢很容易。”

對於背負沉重房貸,還麵臨工作變動的人來說,賣房則意味著解脫。“人生像是一個拋物線,過了一個頂點後開始無可避免下滑。”41歲的阿帕,隨著地產行業的衰落,被裁員了。賣掉在北京亦莊的房子後,他在天津找到了新工作。從月供房貸9000元變成了房租1700元,不再困在一個房子裏,他感覺“無債一身輕,幸福感暴增”。



▲中年人的閑暇生活。圖 / 《麵包和湯和貓咪好天氣》

4次降價,低於預期70萬,在山東,張鑫遙賣掉了自己的學區房。“考慮到房貸的壓力,房產對我來說已經不再是良性資產。”她覺得,省下貸款,可以住同樣規格的房子,還能減輕生活的壓力和焦慮。她的好幾位客戶,這幾年買了幾套房來炒房,因為市場不景氣,幾乎砸在手裏。

作為財務規劃師的張鑫遙算過一筆賬,在房價持續下跌的情況下,假如現在花200萬元購入一套房,兩年後可能會降20%左右,那就是淨虧40萬元。這40萬元足夠租房10年了。如果房價穩定,每年省下房貸儲蓄的部分,過兩年在置換房子的時候,剛好可以覆蓋裝修的成本。

楊佳的房子最後賣掉時,比購入價還低了40萬元,算上50萬元的利息,以及10萬元的裝修,幾乎是虧了100萬元。“我掙都掙不到100萬元,但是我能虧100萬元。”高位買房,低位賣房,“真是流下了時代的眼淚”。

租房搬到新地方後,楊佳還是得到了一些安慰。比如,她對教育的焦慮減輕了。孩子去公立學校變得更容易了,可能是因為孩子數量減少,之前很難進入的公立幼兒園,現在中途轉學也能進去。她調侃,雖然沒吃上買房的紅利,卻吃到了“晚生”的紅利。

重回租房生活

租房,買第一套房、換房,人到中年,擁有一套小兩居,甚至小三居,是很多北漂曾經奮鬥的軌跡。中年時擁有至少一套更大的房產,是進一步在北京安家、紮根的標誌,也是財富積累再上一個台階的象征。

如今,一些人回歸原點,重新選擇租房,仿佛被抽掉了奮鬥的階梯,過上了“懸置”的生活。

楊佳的公公曾有意無意提起,有了孩子,最好還是再努努力,在北京再奮鬥一套房產。眼看著他們頻繁換工作、賣房又虧錢,也不再提了。

“租房生活,是我現階段投入最小,讓我們家裏整體壓力不要那麽大的一個最優解。”楊蕭雲從想要換房,到最終決定長期租房,也經曆了一段時間的心理轉變。



▲ 剛搬家的客廳。圖 /視覺中國

先是發現賣掉房子沒那麽容易。2017年,楊蕭雲有孩子後,在天津和平區買了一套老破小學區房,50來平方米。小區是酒店式公寓那種,一層樓就住了二三十戶,除了離優質小學一條馬路之隔,沒有任何居住優勢。當年還考慮到全家可能要隨著孩子入學搬到天津,所以選了南北通透的戶型,房價也更貴了。現在想要出手,毫無價格優勢。

再者是她發現想要購買的房子還是有點夠不上。原本打算將兩套房子一賣,手上的錢再湊一湊,700萬元全款去買套房,不會增加多少負擔。但真看起房來,發現700萬元其實可選的範圍非常少,而且都是80年代那種老破小,連電梯都沒有,不管是朝向還是整個小區的環境,都沒有現在租住的小區環境好,“跟預期相差甚遠”。

如果再加一點預算,意味著要背貸款。夫妻都在互聯網公司上班,對於未來能否有持續穩定的家庭收入,楊蕭雲感到不樂觀。她所在的大廠部門淘汰率在50%~60%,“每個人都處於瞎整的狀態,我也不清楚我能幹到什麽時候”。愛人的狀況也不是很好,整個部門處於一個比較彷徨的狀態,工作壓力大,收入也下降了。“如果把全部的錢拿去買房子了,真出了什麽狀況,我們該怎麽辦?”

再加上,楊蕭雲和丈夫都是獨生子女,贍養老人也有不小的壓力。今年六七月份,楊蕭雲家裏,兩位老人相繼去醫院做了手術。先是她的公公,因為眼睛問題接受了開顱手術;緊接著是她的媽媽,因肝硬化引起的胃出血,得做兩次手術。雖然老人有退休金,但一進醫院,“感覺這個錢它根本就不值錢”。

幾件事情疊加,對楊蕭雲的需求和金錢觀產生了很大影響。她覺得,有錢在手裏才安全。如果為了買房需要承受壓力、痛苦和不確定性,她寧可不買。

當發現租房也能進入想去的小學後,楊蕭雲如釋重負地擱置了買房計劃,重新審視起租房這件事。

她跟房東溝通長租,盡可能三年一簽合同,然後刷了牆,對房子進行了基礎修理,想把這裏當家一樣住下去,“做飯什麽的都會很小心,不要把牆紙濺花”。



▲正在刷牆的住戶。圖 / 視覺中國

但如果說租房有多開心,那也是一句假話,很多時候生活狀態還是有些“將就”。比如,每次買家具的時候,他們都要琢磨,既要和房東的家匹配,又要方便以後帶走。

女兒上小學,需要一張書桌。房東家裏配的書桌是最老式的那種,有放台式機箱的位置和放鍵盤的抽屜,孩子寫作業的時候腳都沒位置放,隻能劈著。

楊蕭雲和房東商量能不能把桌子丟了或賣了,房東糾結了很久才同意。空出了位置,買進一張什麽樣的書桌又傷腦筋了。買大的還是買小的?買貴的還是便宜的?

最終她花了200塊錢,買了一個相對比較便宜的桌子,決定“給孩子將就將就”。

西文對於租房的態度則更為灑脫。在北京這座城市,她擁有豐富的租房經驗,累計搬家十幾次。剛工作時,她和朋友合租。和丈夫在一起後,他們更願意租遠一點的房子,比如7000多元靠近六環的別墅,工作日他們開車通勤,周末則去山姆大采購,平時在家創作時也安靜。為了方便工作,她甚至會額外花2000塊在公司附近租個小單間,這樣加班晚了或第二天有早會時,都能有個地方臨時休息。

小孩現在2歲了,西文和伴侶計劃,將來盡可能追隨孩子的興趣選擇居住的地方。比如他現在正喜歡玩水,他們剛在11月初帶著全部家當搬去了海南,想讓孩子去嚐試遊泳、潛水、衝浪;如果未來他想學騎馬,可以再去新疆、內蒙古的草原旅居。

“父母是孩子的起跑線,也決定了孩子天花板,我們的責任是提供給他一個可以接觸自然和世界的環境,讓他有機會過他想過的生活。”因為擔心教育,搬去海南之前,西文一家特意做了當地學校的調研,除了幾所公立學校,西文甚至還挑選了一所私立學校,因為這所私立學校一價全包馬術、高爾夫、網球、衝浪等十幾種課外班,可以讓孩子有更多的選擇權。

西文喜歡租房住,她曾和朋友們計劃過未來抱團養老的生活。“入同一個養老院。把那一層全部包下來,周圍都是自己人,誰也不怕被欺負。如果條件允許,甚至打算自己租一個別墅,雇傭幾個護工來照顧大家。”隻要自己覺得舒服,不用在意外界的“標準”。

作為同樣沒有房產的中年人,西文絲毫沒有楊佳那種隱隱的羞愧感。“在北京當窮人挺好的,”她說,如果回到老家,買不起5000元一平米的房子,買不起車,這種窮是很具體的,身邊的人都知道你的經濟狀況。但在北京,如果買不起房或車,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很多人都買不起房,搖不到車牌,買不了車。“身邊沒有觀眾,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沒有人在乎你在幹嘛。這是'大窮隱於市’。”



▲北京天通苑區域。圖 / 視覺中國

城市也可以是一個流動的家。這是住到天津後,阿帕覺悟到的。他住在這裏的老城區,生活慢悠悠的。離北京半個小時的高鐵,周末還經常去看演出。事實上,在此之前,為了追求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他有過三次買房的經曆。

第一次是2013年,在大望路的廣告公司工作沒多久,阿帕就在燕郊買了個兩居室。那時的房價是7000多元一平米。但人還沒住進去,一場暴雨之後,整個小區的房子都漏水了。經曆業主的集體維權,房子退了。次年,他花90多萬元,在通州買了42平方米的開間。

“有時來個朋友,隻能在客廳坐,不好去臥室,人家脫個外套也不方便。”住了不到兩年,在30歲出頭的年紀,跨行到地產行業,工資開始雙倍上漲,阿帕決定再次換房。他看中了亦莊,於是很快將原來的房子賣掉了。

他原本買了一個兩居室,但房子建好後,因為緊鄰一棟高樓,讓他感到不太舒服。在嚐試換房的過程中,剛好有一個三居室空出來了,兩個房子相差10平方米,大概差了30多萬元。中介一直勸說,以後有了孩子會很方便,還是單身的他,“超了很多預算,咬咬牙還是換了”。

行業好的時候,阿帕曾年薪50萬元。但在2022年底,因為地產行業大裁員,他失業了。領上賠償金,他在雲南、老撾、泰國等地方旅行了兩個多月回來,發現很難找到工作了。



▲阿帕漫步老撾琅勃拉邦時拍攝。圖 /講述者供圖

2023年8月份,阿帕的爸爸查出了癌症。他開始陪爸爸看病。到今年3月份,爸爸走了。

在失業,照顧家人,沒有收入的這段時間,阿帕還得繼續償還每個月9000多塊的月供。而這其中給銀行的利息就有7000多塊錢。

一個人住三居室太大了,找人合租又有點舍不得。房子是300萬元買的,最後他600萬元賣了。“已經翻了一倍,我覺得足夠了。這個東西不要那麽貪心。”

賣掉亦莊的房子後,阿帕竟很快找到了在天津的工作。這一次,他不買房了,選擇租房。

社交平台上,他分享日本作家吉井忍在《東京八平米》一書中的城市生活哲學:作者雖然隻擁有“四畳半”(不到8平方米)的狹小空間,卻可以把城市當作自己房間的延伸,這樣就擁有了更大的生活半徑。比如利用洗衣店、公共浴池、24小時漫咖店、獨立電影院等城市公共資源和設施,擴展了生活空間。盡管居住麵積小,但通過減少在房租上的開支,可以擁有更多經濟自由和時間去享受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找到屬於自己的舒適感。



▲一個人的單間房間。圖 /視覺中國

“不要把人生困在一個房子裏,去感受和體驗更大的世界和美好。”

懸浮與自由

在房價上升的階段,人們的生活與房產緊緊綁定。在不同的時期買房賣房,也讓中年人之間的資產拉開了質的差距。

楊佳的一位大學同學最近剛換了房,和她聊天才得知,同一年畢業的他們,家庭資產已經出現了好幾倍的差距,“除非後麵的人生發生巨大變量,這輩子,甚至幾輩子都趕不上了。”

賣房之後,楊佳把錢存起來,每天看一看三瓜倆棗產生的利息,數字高一點,就聊以自慰。今年上半年,楊佳經曆了長達半年的失業,期間經曆媽媽患癌,楊佳偶爾會陷入“中年失敗”的自責和無力中。社交平台常常討論中產對於跌落的恐懼,但自己甚至都沒爬到那一層,便被駕到了虛空中。

失望之餘,反而也有了一種解脫感,就像那些和房產、房貸解綁的瞬間:人生沒有一定要追求的東西,不必擁有大城市多少平米的房子,不必非要上什麽學區房,更不必抵達什麽樣的階段才算“成功”。“人生不過是一場體驗”、“過好當下”這些以往的“雞湯”,如今也成了中年生活的抓手。

對於理想的家、理想的生活方式,楊佳也沒了執念。裝修第一套房子的時候,雖然隻有三十平方米的實用麵積,但楊佳還是每天看“好好住”,甚至半夜爬起來畫圖紙:沙發放哪兒,床放哪兒。找工人打櫃子的時候,工人馬虎地把櫃門弄錯了,日係原木風變成了鑲嵌著玻璃的中式閃亮風,楊佳為此耿耿於懷了很久,如今已不足為道。



▲楊佳拚的溫馨小屋。圖 /講述者供圖

現在和老人小孩共居一室,楊佳的寄居感更強烈了。疫情的時候,公公拿著84消毒液在床上和衣櫃裏噴灑,留下了洗不掉的小白點。楊佳生氣,但更多是無奈,“他也不是故意的”。婆婆掌管了內務,把家裏打掃得很幹淨,也會做飯,楊佳回到家,還有點回旅館的感覺。

拚命買房的那些年,大家曾都相信,隻要奮鬥下去,未來是有預期的。

44歲的蘇州媽媽Jessica在幼教行業工作多年,做到園長之後,就辭職開了一個早教機構。“看到那麽多孩子湧入幼兒園,家長們希望我們能幫忙帶一下,我當時想在外麵開一個好了,就設了早教和托班。”她的第一家早教中心很成功,隨後又連續開了好幾家。

那是2015年,來谘詢的家長們簡單又直接,問完課程和飲食後,“眼睛都不眨一下”,直接掏出3萬、5萬元的報名費。Jessica說,由於趕上了出生高峰期,她沒有專門招生,就有很多家長主動找上門,幾家早教機構都是爆滿。

事業正處於上升期,但因為疫情戛然而止。在斷斷續續的三年裏,既要支付房租、老師的工資,同時還要處理各種退費事宜。“相當於把前麵賺的錢全部虧掉了。”後來,她又開了兩家餐館,倒閉了一家,剩下的一家快餐店,位於寫字樓附近,周圍有保險公司、銀行還有醫院。今年過完年後,小餐館變得空空蕩蕩的,“沒想到人均30塊的店,也做不動了。”

Jessica嚐試過打折、做外賣,覺得如果實在不行,那就再關店。今年3月,她賣掉了房子,比最高出價低了250萬元,但總算賣掉了,手上有了錢,也有了底氣,作為單親媽媽,她將生活的重心更多放在了孩子身上。

Jessica曾經堅信,結婚必須有房子。28歲那年,她還在做幼師,一次下班,看到很多人在排隊。她湊過去,才知道是房地產做活動。那是2010年,蘇州均價8000多元。看著別人都在買房,她也想買一套,“就像買菜一樣”。她費心裝修成喜歡的美式風格,滿懷欣喜地搬進了新家。



▲Jessica賣掉了自己的房子,裝修風格是她喜歡的美式。圖 /講述者供圖

後來婚姻走散了,房子也賣掉了,但有兩個孩子陪在身邊,她對“家”的理解也不同了。

西文也曾經是積極追求物質生活的年輕人。從老家來到北京,第一份工作時,她驚訝於打折之後仍然799元一件的打底衫,“那時候我的工資是5000元,扣了稅到手是4500元,然後還要分攤房租。”後來,經過努力工作,也趕上了一些時運,799元一件的打底衫不在話下了。

再後來,她也擁有過愛馬仕、香奈兒,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發現那些昂貴的包包並非想象中的完美:香奈兒的皮質容易磨損,五金配件容易氧化;普拉達的皮麵容易掉皮;而BV的包邊則容易掉色。即便是花費7600元購買的小錢包,轉手時可能連2000元都難以賣出。“那些曾經被我視為重要的東西,實際上並沒有帶給我真正的滿足感。”擁有過之後,都祛魅了,也不想攀比了,因為沒有止境。

在內心深處,中國人依然渴望有自己的房子。

楊佳一直記得,孩子同學的媽媽第一次到租住的家裏來,進門就感歎,這個小區竟然還有這麽小的房子。“但這已經是我們住過最大的房子了。”她說,最理想的情況是,能夠買到每個家人都有房間的三居室。但在能力不夠的情況下,會繼續租房。

孩子仍然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為了孩子的教育和高考,她已經將戶口遷到了天津,不排除以後買一個天津的學區房。“再買房肯定要降低杠杆”,她很清楚,大家都不確定以後還能掙多少錢,隻有降低月供和還款時間,才能減少越來越有限的勞動能力之下的壓力。



▲楊佳的兒子在租住的小區樓下玩雪。圖 /講述者供圖

楊蕭雲已經盡力把租來的房子當作自己的家,但一旦遇到問題,還是會有無力感。老房子稍微裝修後,容易出現各種問題。上次下雨後,外牆裂縫了,雨水滲透進來,導致屋頂積水。衛生間的暖氣管也有縫隙,積水甚至滲到了樓下鄰居家。現在連洗澡都成了一個難題,楊蕭雲說,因為擔心漏水,她每次洗澡後,都要趕緊用棉柔巾擦幹地麵。

說到更遙遠的以後,她還是想給孩子留套房子,“至少有套房子作為前提,心裏麵有個底。我經常跟丈夫說,哪怕有一天我們倆都沒有工作了,至少不會無家可歸。”

盡管人在天津,因為朋友推薦,阿帕還是在環京買了一套小房子,類似於倉庫的作用。“因為我有很多東西,有好多書和信件要放,有我小時候的照片,還有買的一些版畫。我覺得人生是有些載體的,我要有個地方放那些東西,那是我對這個世界的存在的記錄,我不想把它們都扔掉。”房子就成了一個承載物品和回憶的載體。

這幾年,阿帕確定了自己丁克的生活方式,“感覺(狀態)比年輕人還年輕了”。手上有了更多閑錢,他更加注重精神層麵的生活。他也開始規劃未來的“退休生活”,比如說去大理旅居,拍拍照、寫點東西。甚至考慮再出國學習。他有了一種更從容不迫的心態。“我可以明天就就辭職不用上班,但也不排斥工作到60多歲。”

如今丈夫自由職業,西文是家裏的工作主力,她享受獨立的感覺,但同時也需要構建安全感。不能依賴房產之後,西文選擇買保險,除了基本的重疾險、意外險、醫療險之外,她還買了很多理財保險,“等於給錢買了一份固定的保障”。

她還相信“紅氣養人”。工作進展得順利,做的每個項目老板都很滿意,就會發現整個人的氣運流轉越來越好。“氣運會養人,有錢有工作你就有安全感。”

有人在賣房重回租房生活的同時,依然有人滿懷憧憬地買下自己第一套房產。

楊佳記得買自己房子的,是一位獨居女孩。她來自內蒙古,工作幾年後,渴望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小房子。她特別喜歡楊佳房子的裝修風格和落地窗,楊佳也曾在這裏沐浴陽光,度過了一段住在自己房子裏的安心感。

把鑰匙交給她時,楊佳仿佛看到了那個對未來充滿想象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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