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警察擋住記者的鏡頭阻止拍攝審訊公民記者張展的上海浦東新區法院外景。
在中國迎來第25個記者節後不到一個星期，安徽就發生了中國官媒新華社主管報刊《經濟參考報》兩名調查記者在采訪過程中遭遇襲擊的事件，引發社會強烈反響。部分網友感歎“新聞已死”，也有更多人向中國為數不多的調查記者致敬。分析人士說在中共維穩體製下，記者揭露真相若觸及權力、黨或財團利益，往往會麵臨壓製甚至暴力，使得新聞監督權與公眾知情權在中國變得遙不可及。
中國媒體《瀟湘晨報》上星期報道了《經濟參考報》記者王文誌與程子龍在追蹤報道合新高鐵(合肥至新沂)施工安全隱患時，遭到中鐵七局施工現場人員毆打，王文誌右手受傷，手機也被搶走。
材質不符標準
該報道說，兩名記者遇襲疑似跟他們前幾天揭露一件高鐵重大公安事件有關。11月12日，《經濟參考報》刊發調查報道《彈性墊層“一割就開”，合新鐵路建設材料“以次充好”存安全隱患》一文，揭露合新高鐵的多家施工單位為節省成本，以次充好，將應鋪設在陸基或橋梁基與軌道板之間的限位凹槽裝置內的彈性墊層，從標準要求的“三元乙丙橡膠”，偷換為不符合標準的“再生膠仿製品”，以致彈性嚴重不足，存在重大安全隱患。
《經濟參考報》記者分別從中鐵三局的“跨寧洛高速特大橋14”標識位置處，以及中鐵七局負責施工的合新鐵路站前工程四標段施工現場，隨機拉出幾條剛鋪粘好的彈性墊層，發現隻要用壁紙刀輕輕一割就會出現很大的切口，如果順著切口用手拉扯就會發生斷裂，存在“一割就開”、“一扯就斷”的不正常現象。
彈性墊層的質量直接關係著列車高速運行的穩定性。該報記者將現場采集的再生膠經送驗後，發現其拉伸強度（MPa）僅為1.327，拉斷伸長率也僅為101%，遠低於標準材質三元乙丙橡膠的“≥12”和“≥250%”。
合新高鐵是連接安徽合肥和江蘇新沂的重要交通項目，線路全長約324公裏，設計時速350公裏。《安徽日報》8月底才報道說，位於定遠縣池河鎮的中鐵一局合新高鐵上跨京滬高鐵項目的施工現場，約7500噸重、146米長的跨京滬高鐵鋼箱桁組合梁，順時針旋轉67度，“在京滬高鐵上空成功完成轉體，為合新高鐵貫通奠定了堅實基礎。”
合新高鐵是連接安徽合肥和江蘇新沂的重要交通項目，全長約324公裏，設計時速350公裏。官方此前還將其稱為“重點工程”，報道曝光後顯然觸動了相關方的敏感神經。
五人行政拘留並就地免職
在記者被打事件曝光後，中鐵七局一開始“甩鍋”給農民工，稱“可能有點小摩擦”；後來隨著事件發酵，當地警方15日深夜通報工地五名違法人員已分別被行政拘留7至13日不等；而負責施工的國企中鐵七局更直接宣布將這五人就地免職。
有中國網友表示：“謝天謝地，我們農民工終於沒背這麽大的鍋”；也有人說：“律師被打案例，比記者被打多了去了，鮮見報道。”；還有人說：“新聞已死。要麽不讓播放新聞，要麽出去采編新聞挨打、被搶，最後一個輕飄飄的道歉。所以很多人隻在辦公室采編新聞，也可以說是一種無奈，或者叫自我保護。在我看來，能出來采編新聞的記者就是強，就是好。”在中國社交媒體上，也有很多向調查記者致敬的聲音。
曾任《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並獲亞洲出版業協會年度最佳記者大獎的香港資深媒體人紀碩鳴對美國之音表示，過去在中國，記者采訪受阻，甚至被暴力對待的新聞還不少，比如2017年河南鄭州一個沙發廠失火，多名記者趕赴現場采訪時遭毆打，但這幾年這種情況比較少見，因此突然出現官媒旗下的記者被暴力相對，著實令人震驚。
到處是禁區新聞已死
但他表示，類似事件逐漸減少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中國的新聞環境變好了，而是很多人早就認為中國 “新聞已死”，因為到處都是采訪“禁區”，網絡上也有很多敏感詞，媒體無法點進去查看，所以很多記者、媒體就無法報道、或索性不報道了，或者是根本就“不敢碰”。這讓老百姓得不到應得的資訊，也造成媒體想要行使其身為“第四權”的監督權，在中國社會幾乎是一個夢想。
他說，中國官方一直在宣傳“講好中國故事”，但現在已經變味了，變成“隻講中國好故事”，不允許講有損中國形象的故事。這也影響到記者，所以外界若讀中國官媒的新聞，幾乎都是一片“天下太平”、一片“祥和”， 如果記者要去揭露一些負麵新聞，就會承擔更多風險。他說，就像視頻中的項目負責人，麵對記者詢問“我們可以走了嗎？”時回應：“我逮到人（記者）了，我逮到現場了，我能讓你走嗎？”，就完全是一種土匪流氓式的腔調。
紀碩鳴說：“我作為一個記者，那我同樣是同行，我看這些調查記者，我覺得他們是在忠誠於自己的職責，還是掙紮著要為良心和正義發聲，為公民的這個知情權，為媒體的監督權來發出他們的聲音，那麽這種聲音雖然很小，但是我覺得他們了不起，他們很勇敢。”
盡管中國媒體環境惡劣，在無國界記者組織(RSF)今年5月發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裏，中國排名倒數，持續被封為“世界最大的記者監獄”，但還是有一些勇於追求真相，致力於讓公眾了解情況的記者。
這次被打的記者王文誌其實是是一位行業內備受尊敬的“硬漢記者”，從業22年來獲得過八次中國新聞獎。他第八次得獎的作品是“山東萊榮高鐵被舉報：偷工減料暗藏重大安全隱患”。
然而，王文誌追求真相的代價是被受訪者打傷，但有些人則是因為報道內容涉及政治腐敗、牟取暴利，或不明原因死亡，而致使報道無法刊發，或者很快就“被消失”。
中國記者處境困難
曾任中國《財經》、《南方周末》的得獎調查記者，現任《經濟觀察家報》首席記者李微傲在11月8日中國記者節當天，發表了一篇“我的第22個記者節”。他在文中盤點自己過去一年的報道，發現後來有八篇“不見了”，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新聞禁區的範圍正日益擴大。
這八篇報道分別是《河北一75歲退休幹部舉報當地縣委書記後，被逮捕並提起公訴》、《“疫情防控形勢嚴峻”期，新疆一衛健委幹部盜賣1.5萬套防護服》、《中國工程院院士、積水潭醫院原院長田偉被調查》、《涉倒賣“進京指標”，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周偉被調查》、《北京市通州區衛健委主任白玉光被調查》、《湖南省財政廳廳長劉文傑9月19日意外去世》、《福建省醫保局局長林聖魁墜樓身亡》、《如何遏製對民企“遠洋捕撈”，全國人大代表朱征夫建議兩招斬斷“利益鏈”》。
“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 11月8日也刊登了一篇微信公眾號“圖拉的精神食糧”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作者詳細描述過去三年來，在中國媒體做記者的風雨起伏，真實反映了中國記者的處境。
一名記者在北京一家酒店的中共二十大新聞中心閱讀有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照片封麵的雜誌。（2022年10月19日）
該名記者指出，疫情三年，很多特稿團隊解散，調查類媒體步步後撤，“常規報道變成了敏感新聞，404報道（意指被互聯網屏蔽或刪除的文章）被視為行業勳章，做敏感新聞變成了一小部分媒體的‘特權’，它們被視作‘勇敢者’，有尺度的稿子每次一發出，就會引起行業注目。”
這位記者感歎道：“下半年，媒體能介入的公共性事件越來越少，災難報道無法做，女性議題也很難碰，深圳殺日本人學校孩子事件、上海鬆江無差別殺人事件、北京中關村第三小學學生被傷事件，更是想都不用想。”他安慰自己的借口是：“特朗普都連任了，還有什麽事情是不能麵對的?”
新聞自由 vs.黨國利益
然而，“尺度”嚴格的稿件恰恰反映出，在中共的威權統治下，中國優秀記者難以完全施展追求真相的勇氣與能力，因為國家審查機製始終在“把關”。盡管正當采訪是中國法律賦予記者的基本權利，但現實卻不盡如人意。今年11月1日施行的《突發事件應對法》總則第八條明確指出，“支持新聞媒體開展采訪報道和輿論監督”；《新聞記者證管理辦法》也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幹擾、阻撓新聞機構及其新聞記者合法的采訪活動”。然而，這些看似倡導新聞自由的法律條款，在黨國利益的天秤下，往往顯得無足輕重。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吳柏軒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中國仍有一些獨立記者和紀錄片導演試圖揭露真相，但他們的努力往往麵臨嚴苛的限製，甚至無法在中國境內播放或刊登。他提到一位中國網紅辛吉飛，以“科技與狠活”一詞廣為人知。他曾在抖音上披露一係列食品安全問題，包括燒烤架上烤不化的雪糕、糖水加香精製成的合成蜂蜜、合成燕窩、合成奶茶等。這些內容雖然一開始揭露了中國食品安全的隱患，但在輿論受到嚴密管控後，曝光的深度和範圍就像被設下了某種“停損點”，讓記者和揭弊者難以進一步追查和擴展相關問題。
吳柏軒說：“他們（中國）這個想揭弊的人，其實我覺得也不會少，畢竟他們人口母數就這麽多，但是他們一旦揭弊的時候，沒有一個環境能夠去支持他們持續揭弊，就是說他們的那個（調查采訪）是要承擔一些風險，就像說這一次這個調查記者他被打的風險。”
他表示，中國記者在安徽被打事件，凸顯出中國社會極度欠缺對基礎媒體素養環境的認識，所以工程項目人員才會一見到記者就下意識地想要去掩蓋真相，毫無媒體記者是“第四權”身份的觀念。另一方麵，受訪者會動手打記者和搶記者手機 ，也顯示出對一般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漠視，這些都是因為國家並沒有對人民植入正確觀念所致。
吳柏軒補充道，中國在2022年12月30日頒布《新聞記者職業資格考試辦法》及《新聞記者職業資格考試實施細則》時，即從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高度，指示新聞工作者“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做“政治堅定的新聞工作者”。換言之，當公眾的利益跟黨國利益甚或財團利益有所衝突時，自然就會被犧牲掉。同樣地，當揭弊影響到國家形象或是政權穩固時，官方就會介入，讓記者無法繼續揭弊下去。
“那你就也不要再講說什麽知情權這件事情，你連知道都不行，你連質疑國家都不行，那這就是威權統治。”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