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白人特權對懷念
這種“懷舊式帝國主義”在冷戰時期尤其明顯，雖然裏根和小布什等領導人也曾利用類似的策略，但他們意識到過度孤立盟友或以種族為核心的煽動可能帶來政治風險。
然而，特朗普卻毫無顧忌地放大這些風險，將白人民族主義的情緒化為政治動員的利器。他將白人選民對“失去特權”的恐懼和憤怒轉化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不惜犧牲美國與盟友的關係和全球領導地位。這種孤注一擲的策略雖然在短期內鞏固了其基本盤，但長遠來看，既損害了美國的國際聲譽，也加劇了國內的種族和文化分裂。
作者：霍華德·W·弗倫奇
編輯：阿K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與美國社會中的懷舊情緒關聯緊密，這種情緒的影響似乎遠遠超過經濟因素如通貨膨脹。特別是在唐納德·特朗普擊敗副總統卡馬拉·哈裏斯贏得總統大選後，這種情緒尤為明顯。
雖然許多人試圖將美國選民對激進政治轉向的原因歸結為通貨膨脹，但這一解釋實際上經不起推敲。從經濟數據來看，美國近期的經濟表現遠好於其他七國集團國家（G7），就業率達曆史新高，通脹率從2022年一度高達9%迅速回落至2.6%。油價作為美國人日常開支中的重要部分，目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然而，選民似乎並未因為經濟穩定而選擇更加溫和的政治路線，反而轉向支持更具對抗性的政策。
保守派專欄作家喬治·威爾也批評了這種“通脹說法”的荒謬。他指出，特朗普的政策實際上“承諾提高生活成本”，因為其計劃對進口商品加征高額關稅。這一經濟後果顯然無法解釋選民的政治傾向轉變。
要理解這種轉變的真正原因，需要關注特朗普的競選核心議題和政策計劃，特別是他明顯退步的種族政策。他在競選期間毫不掩飾地強調了這一點，並在當選後通過任命一係列強硬派人士進一步證實了這一方向。
例如，他迅速組建了一個執行移民政策的強硬團隊，包括任命斯蒂芬·米勒為政策事務副幕僚長，湯姆·霍曼為“邊境事務沙皇”，以及南達科他州州長克裏斯蒂·諾姆為國土安全部長。這些任命表明，特朗普政府將致力於大規模驅逐無證移民。
完成這項壯舉將給美國經濟和日常生活帶來巨大衝擊，其程度在美國曆史上幾乎無與倫比。特朗普的狂熱追隨者們承諾將開展突擊檢查，並建議驅逐整個家庭以實現他們的目標。
鑒於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規模較小，要完成如此大規模的驅逐行動，可能需要動用國民警衛隊——包括從共和黨領導的州向民主黨領導的州派遣部隊，此舉的合法性值得懷疑。
自特朗普首次踏足美國政治舞台以來，他便一直在為其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政治議程鋪路。從他最早的一次競選演講中對墨西哥人進行攻擊性言論，到後來對移民問題的種種歪曲與煽動，其措辭之激烈與立場之鮮明，引發了持續爭議。他曾公然指責墨西哥人是“強奸犯”，宣稱委內瑞拉等國家釋放監獄囚犯，致使“罪犯湧入美國”，甚至散布毫無根據的惡毒謠言，稱俄亥俄州斯普林菲爾德的海地移民在捕殺當地的寵物。
2018年，特朗普用“糞坑國家”一詞形容發展中國家，這一言論被廣泛解讀為帶有白人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傾向。此類國家在他眼中，多是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家園。這一立場也得到一些盟友的呼應，其中包括身兼特朗普顧問身份的億萬富翁伊隆·馬斯克。馬斯克曾公開呼籲女性多生孩子，這一主張得到了另一位保守派支持者塔克·卡爾森的讚同，並將其與種族問題掛鉤，進一步強化了特朗普政治陣營中日益濃厚的種族主義議程。
特朗普和其團隊還將觸手伸向美國憲法中的出生公民權原則，試圖挑戰這一根基性的法律條款。這種質疑背後的意圖早在2011年便初露端倪，當時特朗普公開“質疑”時任總統奧巴馬的出生公民身份，並要求其出示出生證明。他的言論中還流露出對北歐移民的偏好，進一步揭示了其政策背後的種族目的。
特朗普在教育領域的動作同樣暗藏種族議程。他的盟友在佛羅裏達州和其他一些州掀起對學校圖書館的“清理”行動，集中針對那些直麵美國奴隸製曆史和後遺症的書籍，以及涉及性別和性取向多樣性話題的書籍。同時，特朗普聲稱要保護白人免受“逆向歧視”的教育政策，則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了他的種族化敘事。
今年7月，他更放言要動用司法部對存在種族歧視的學校采取法律行動，包括對其征稅、罰款，甚至沒收捐贈收入。這些資金將被重新分配給特朗普口中因“非法和不公正政策”受害的“真正”美國人。這些政策既是其“保護白人”論調的延續，也標誌著他對教育體係的全麵幹預。
特朗普提名皮特·黑格塞斯（Pete Hegseth）擔任國防部長似乎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黑格塞斯是福克斯新聞資深主持人，沒有政策背景，他因攻擊軍隊中的多元化努力而聞名，稱黑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查爾斯·Q·布朗（Charles Q. Brown Jr.）將軍因支持“覺醒”計劃而應被解雇。
據報道，特朗普的過渡團隊正在考慮成立一個由退役軍官組成的“勇士委員會”，一些分析家擔心，該委員會將能夠清除對特朗普不忠的軍官。如果他被參議院確認，黑格塞斯可能對執行該委員會的建議至關重要。
所有這些都符合煽動文化戰爭的模式，這種戰爭主要是基於白人怨恨，以維持政治支持。正如曆史學家大衛·W·布萊特（David W. Blight）在《紐約時報》專欄中敏銳地寫道的那樣：“特朗普利用我們的社會裂痕，使其更加深刻、醜陋、痛苦，從而變得更有用。我們被提醒，文化戰爭是通過煽動而不是尋求和諧來贏得的。在一個分裂的社會中，鄰居和家人不是站在同一戰線上，團結聯盟、善良和快樂並不能贏得選舉。”
布萊特的評估雖然敏銳，但卻忽略了特朗普戰略和訴求的重要全球層麵。在氣候變暖達到危險程度時，特朗普承諾放棄國際氣候協議（就連埃克森美孚的負責人也表示這是一個錯誤），反對風能，並誓言“鑽吧，寶貝，鑽吧”，威脅將單邊關稅作為核心經濟戰略強加給其他國家，假裝美國可以通過強硬的姿態和咆哮取勝。特朗普正在從事一項精心策劃的幻想，既具有血統，又充滿危險。
特朗普的戰略背後，是一種對昔日白人主導時代的懷舊情緒，正如曆史學家格雷格·格蘭丁（Greg Grandin）所描述的那樣，這是一種對19世紀和20世紀全球“美國夢”的執念。在那個時代，美國人能夠假裝“美國”這個詞與“白人”畫上等號，而通過足夠強硬的外交姿態便能讓其他國家屈服。這種“懷舊式帝國主義”在冷戰時期尤其明顯，雖然裏根和小布什等領導人也曾利用類似的策略，但他們意識到過度孤立盟友或以種族為核心的煽動可能帶來政治風險。
然而，特朗普卻毫無顧忌地放大這些風險，將白人民族主義的情緒化為政治動員的利器。他將白人選民對“失去特權”的恐懼和憤怒轉化為自己的政治資本，不惜犧牲美國與盟友的關係和全球領導地位。這種孤注一擲的策略雖然在短期內鞏固了其基本盤，但長遠來看，既損害了美國的國際聲譽，也加劇了國內的種族和文化分裂。
更為關鍵的是，特朗普所推崇的“自願主義”政治品牌，主張美國能夠對任何不利於自身利益的事務果斷拒絕，無需在全球事務中承擔過多責任。這種看似強硬的立場，與華盛頓方麵相對衰落的國際地位形成鮮明對比。當前，美國麵臨的不僅是其他大國這樣的主要競爭對手的崛起，還有一係列中等強國逐漸壯大並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美國將認識到，為了取得成功，它需要與他國進行強有力的合作，並加強內部的和諧。特朗普所開創的道路上，四年時間對於整個美國來說可能是一個代價高昂的學習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