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幫助寒門學子?一群北大師生的教育實驗

2013年6月，寧夏六盤山高級中學。（視覺中國/圖）

名校狂熱曾以一種荒誕的方式出現在北京大學。2013年高考結束後的幾天，未名湖畔一處乾隆時期的寺廟遺跡上，有記者發現，牆上的塗鴉中藏著一句：“北大一定保佑我考上複旦”。那位不具名的留言者，還將“複”字認真重寫了一遍。

這成了北大流傳的一個段子。三年後，北大畢業生葉曉陽將它寫進了詩裏。當時，他正和師友們在千裏之外的寧夏忙著一場教育實驗，某一天，在固原市中心另一處遺跡上，他又看到了熟悉的塗鴉：“複旦大學”。

從國家的心髒，到偏遠的西北山區，名校狂熱無處不在。寫詩的葉曉陽被“複旦大學”深深觸動，他所做的實驗，與這種狂熱有某種聯係，這個由神童、狀元組成的北大團隊，想通過一係列幹預方法，讓農村學生上個更好的大學。

幹預始於北大教育學院副教授丁延慶獲得的一組寧夏高考誌願數據。

那還是2015年，這組數據非常難得，因為幾年後，類似的數據就變得難以獲取。丁延慶先簡單地把這組數據歸為兩類：農村學生和城市學生。結果讓他震驚，農村學生在誌願填報上吃了虧，理科一本線以上，錄到同校同專業，農村學生的分數要比城市學生高17分。更要命的發現是，農村學生的滑檔率比城市學生高很多，這意味著，分數超過一本線的農村學生，更可能被錄到二本，甚至專科。

是什麽讓農村孩子吃了虧？這位每年要給吉林、山東老家親戚填報誌願的北大老師認為，是信息差。和掌握更多資源的城市孩子相比，農村孩子孤立無援，以至於“浪費”了自己多考的分數。丁延慶冒出一個樂觀的想法：隻需要輕輕地推他們一把，農村學生就能用好自己的領先優勢。

他召集自己的學生們，包括當時已經在美國讀博的葉曉陽，打算從寧夏開始，用10年時間，給100萬考生提供輔導。大家給項目想了一個洋溢著教育理想的名字：The Bright Future of China。他們希望能照亮100萬個中國縣鄉家庭的暗淡。

這個項目後來有了一個更親切的中文名：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它來自葉曉陽從《新華字典》翻出的一個典故：“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距離項目啟動過去8年了，這8年裏，中國高考經曆了一場巨大的變革，幾個月後，寧夏考生也要迎來第一次新高考，迎來可能有80個選項的誌願表。就在2024年夏天，最後一批接受輔導的學生也畢業了，他們是否迎來光明的未來未曾可知，但這個準備再造中國教育的項目，在2020年就安靜地結束了。

2013年，北大慈濟寺山門遺址上的塗鴉。（資料圖）

小小少年

他們的父母也在用力地活，腦袋裏的知識是時令、胡麻和黃河水，沒有“鬆弛感”，沒有一連串大學的名字。

葉曉陽從《新華字典》翻出來的典故，雛形可以追溯到1951年。一開始，創作者隻是想提醒中國民眾，從西方引進的冒號，具備提示的功能，例如，“我參加了軍事幹部學校；你考上了北京大學；他進了機器製造廠：咱們三個都有光明的前途”。

那位無從追溯的創作者恐怕想不到，這個句式，過了七十多年還會被頻頻提起。不過，一個符合2024年的版本是這樣的：天坑專業的朱澤安，畢業後進了國企；陳洪濤至少擊敗140個人，成為北京的公務員；單身經濟熱度不減，顧小敏想做一名獸醫。這三個寧夏孩子，都參加了“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的幹預實驗，在人生的關鍵時刻，他們被“輕輕推”了一把。

朱澤安是這樣的人。他的姐姐從技校畢業前，忽然患上精神分裂。那時他才五年級，這件事讓他變得自卑又自負，男孩從此沒能交到知心的朋友。他排解壓力的方式是溜出校園，去時常遭遇沙塵暴的大街上，看看賣菜的、賣衣服的，“看看別人是怎麽生活的”。然後回學校，做他唯一看重的事情：學習。

貧困讓他擁有了一個人生信條：“我都這樣的家庭了，吃點苦無所謂”。

陳洪濤是這樣的人。他個頭很高，一身肌肉是靠頓頓不落的雞腿撐起來的，目的是在公務執法場合增強氣勢。他的童年像賀蘭山吹來的黃沙，在銀川那些已經消失的城中村裏來回晃蕩。少年吃不上肉，隨時饑餓，日常讀物來自收廢品的鄰居，其中有大量不適合少年看的書報，他最喜歡的是一本文史類刊物。有時，正上課的他會突然擔心，放學之後還能不能回去早上出門的屋子。城市不斷拆遷，最終把他和父母擠到城郊一個藥廠附近，離鄰縣的縣城幾步之遙。

那些不安的童年記憶，直到許多年後才集中爆發。陳洪濤成為公務員後的第一個發薪日，半夜12點，他來到一個路邊攤，一個人，點了近三百塊錢的燒烤。

貧困不是一條裂縫，日後有大把的機會修補，貧困把陳洪濤的人生撞得坑坑窪窪，他很長時間裏不敢和人搭話，理由是，不知道該如何社交。打工子弟學校的同學們，在小學、初中的教育冒險中先後掉隊，繼承了父輩打工的命運。當陳洪濤拚盡全力考入寧夏最好的銀川一中時，他觀察到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得體、鬆弛的同學，他們不但能在卷子上填寫答案，一次課堂問答、一首隨手寫的詩，都是精準揣摩老師用意的結果。

一旦意識到，這些都來自殷實的家庭環境，陳洪濤就更加沉默了。大學畢業前，他的舍友們都相信，4年來，陳洪濤沒有和女生說過一句話。

顧小敏的故事則是這樣的。父母離婚後，這個女孩被送到山東的大伯家，她沒辦法留在寧夏，最愛她的奶奶也再婚了，雖然曾想過代養她，但前提是，要先照顧好她的大哥，再照顧好她的堂哥。之後，她像一顆被宿命吹揚的沙粒，在姥姥、奶奶、姨父、姑姑、大伯、繼父家走走停停。

奶奶說，她的父母都是渾蛋。大二時，顧小敏的韌帶斷了，不做手術會落下肢體功能障礙，她給父母分別打電話，兩人的回複出奇一致：我沒錢，你自己看著辦。顧小敏需要4萬塊錢手術費，她太害怕了，想過要不幹脆就跳樓吧。

是奶奶給她湊了錢，老人可能不知道，她不僅救了孫女的韌帶，也拉了搖搖欲墜的孫女一把。

後來，顧小敏考上研究生，給母親發去錄取通知書，想要一點學費。母親的回複用了敬語，“您自己看吧！我沒其他意見！現在社會有點殘酷，有本事的，就能生存很好，沒本事讀啥也沒用。”

最後還是奶奶。老人寬慰她，放心吧，保證在8月22日前給她打上7210元。這位上個世紀紮根寧夏的上海知青相信，隻有學習能拯救孫女。

朱澤安、陳洪濤和顧小敏，分別來自石嘴山中學、銀川一中、銀川二中。他們拚盡力量，終於來到填報誌願的這天。人們都說，填得好逆天改命，填不好聽天由命，在西北幹燥的夏日，這三個孩子都想與黃沙一樣的宿命訣別。

可是，他們已經在黃土上苦苦跋涉15年之久，沒剩多少力氣了，他們的父母也在用力地活，腦袋裏的知識是時令、胡麻和黃河水，沒有“鬆弛感”，沒有一連串大學的名字。

丁延慶想輕輕地，推他們一把。

2013年6月，寧夏銀川市六盤山高級中學，即將參加高考的學生。（視覺中國/圖）

人們還是認老丁

坊間流傳，老丁，是一個能讓壓一本線的孩子上211、985的神人。

2024年的丁延慶滿五十歲了，到了知天命的年紀，東北口音，個頭不高，笑嘻嘻的。早在北大讀本科時，他因為喜歡到處收集段子，被人起了個外號：“社會混子”。

他有一個讓人豔羨的技能：填報高考誌願。坊間流傳，老丁，是一個能讓壓一本線的孩子上211、985的神人。他無數次用濃鬱的東北腔解釋過，“隻要谘詢的人夠多，總有人能撿著便宜”；又給同事和學生們群發過一封郵件，傳授填報技巧。但最後，人們還是認老丁。

他的本職工作是教育經濟學研究，至於填報高考誌願，他視作踐行一個學科理論：輕推（Nudge Theory）。

傳統經濟學認為，人是完全理性的，會做出不偏不倚的、最好的選擇。輕推理論的提出者理查德·塞勒，並不認同這個說法。他用過不少例子說明人的不理性，比如，同樣是增加100塊錢收入，如果分別來自工資和外快，那麽，花掉100塊的外快，會讓人更理直氣壯一些。

據此，塞勒進一步指出，策略設計者隻需要用隱形、巧妙的策略，“用胳膊肘輕推一下”，就能讓人做出更好的選擇。

讓老丁能大範圍實踐輕推理論的機會，出現在2015年10月。葉曉陽回國參加學術會議，丁延慶和時任寧夏大學副校長李偉都在，喜歡交朋友的李偉告訴兩人，如果要去寧夏做調研項目，可以找他幫忙。李偉是北大哲學係1977級本科生，在政府、高校的管理崗位上工作多年，又回北大教育學院讀博。後來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說到，他對這對師徒印象不錯，在飯桌上，丁延慶可以從考古聊到人類學，再到社會學，葉曉陽也和他老師一樣，“腦子極好”。

不久，李偉給丁延慶提供了他花費多時收集到的寧夏高考誌願填報數據。

剛開始，丁延慶沒想好怎麽用。他給研一學生上的課是社會科學調查方法，給數據分組是很基礎的操作，於是他把2014年寧夏理科分數在一本線以上的考生，分成農村和城市兩組，然後吃驚地發現，在高考這場遊戲中，農村學生吃了虧。

高考同分的情況下，農村學生的錄取率比城市學生低4.96%；錄到同校同專業，農村學生比城市學生平均高17分；還有更多考上一本線的農村學生，隻能錄到二本院校。也就是說，農村學生吃虧在高考誌願填報上。

這種“吃虧”還可能伴隨一生。他們推斷，農村學生今後的收入可能降低20%左右。

分析了所有數據後，他們發現，這種差異是填報策略導致的：農村學生容易被靠前的誌願錄取，說明他們不敢“衝”，更保守；報的學校也有意思，大多是寧夏區內或離家更近的院校，這也不是一個足夠理性的決定，要知道，寧夏僅有一所211大學，哪怕到了2024年，在軟科中國大學排名中也隻排128。

填報策略差異又是什麽引起的？丁延慶認為，是信息差，農村學生掌握的信息太少了。

那麽，就像自己“輕輕推”了老家親戚的孩子們一樣，向農村學生提供更多信息，他們是不是就能做出更好的選擇？

懷揣這樣的簡單想法，“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團隊成立了。

2016年，寧夏有69119人報名高考，他們要抽樣3.6萬，1.7萬人是對照組，不幹預；剩下的1.9萬人接受不同程度的幹預。

這樣一個龐大的幹預實驗，初期的團隊成員隻有10位。

2017年6月，丁延慶在做誌願填報視頻講座，他身後，項目的橫幅一角脫落，學生衝進鏡頭前重新貼好。（視頻截圖）

學霸們

羨慕的人會說，聰明或努力，大多數人隻占其中一種，而這些人全都占了。

這10個北大人，那時他們相信教育和公平，相信沒有什麽不能改變，也相信行動勝於坐而論道。

“寧夏南部山區孩子太苦了。他們好像帶有烙印似的，一生下來就在這個地方，教育差，長大以後，能考入好大學的機會要比城市裏的孩子少得多。”李偉做過小學、中學、大學老師，他見過太多寧夏的孩子了，之所以願意傾力相助，是他相信，“教育它確確實實能改變人的命運”。

10個人裏，包括高考狀元、北大輔導員，一位博士生後來考上選調、成為縣領導。如果了解再多一些，他們都是在人生的某些階段被人羨慕的學霸。

比如笑嘻嘻的丁延慶。他在1991年考入北大社會學係，在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第五中學讀書時，因為過目不忘，能輕易說出諸如“孔子像在曆史書的第57頁”，而被人譽為神童。他用這樣的記憶力刷書，還很勤奮，葉曉陽很欣賞他，一次坐飛機，丁延慶不睡，抱著一本厚厚的世界銀行項目評估方法在啃。

葉曉陽有一對上挑的眉毛，麵相十分嚴肅，實則喜歡打趣。在寧夏時，不管忙到幾點，他都保持每天看書一小時的習慣。在北大念書時，師弟、答辯秘書楊晉欣賞他做學術的潛力，葉曉陽隻花了一周多，就寫完碩士論文，還拿到了北大的優秀畢業論文。

楊晉，白白淨淨，和大部分理科學霸一樣，總是一臉認真。博士時的舍友羨慕他的精力，說，楊晉白天打遊戲，晚上寫研究計劃，“都不知道幾點睡覺”。

在寧夏，他們遇到一些“同類”。年長他們不少的李偉，是個較真兒的人。他為團隊提供的珍貴數據，是他帶著寧夏大學的學生，和幾位寧夏職業技術學院的老師，用兩三年時間，從一個個縣城跑回來的。先跑教育局，存儲數據的磁盤磁化了，再去學校，學校沒儲存，這位執著的學者就拜托校長，找來曆屆高三班主任回憶。他對數據的準確極為苛刻，“有些人不認真，想不起來，給你編一些數字”。於是又找教育部門的人幫忙審，“一些原本沒那麽好的縣，要是數據很好看，就知道有問題”。

還有一個是時任寧夏考試院院長戴冰清。這位即將退休的女性，是對項目持開放態度的幾位官員之一。事實上，幹預項目在行為經濟學中的確有潛在的倫理風險——如何保證項目會讓學生去更好的學校，而不是更差的？

提到戴冰清，人們會說到她任銀川一中校長時的一件事。有一年，開學軍訓結束，要檢閱成果，尖子班走過去，口號聲很大，家長們紛紛拍照，輪到普通班，學生的眼睛忽忽閃閃，不自信，家長們也不拍照。戴冰清告訴老師們，這樣下去，對孩子不公平，要求平行分班、資源共享。不少老師和家長反對，有學生還因此轉學走了。直到幾年後，“公平”的效果才漸漸顯現。

他們就這樣聚到一起。日後回過頭看，大家意識到，當年能在寧夏做項目，簡直是一個奇跡。

有時，他們會顯得過於理想主義。某一年臨出發前聚餐，一些學生聽說了項目，表示也想參加，老丁來者不拒。楊晉指出，“老丁並沒有強製要求我們幹什麽，這個團隊的組織其實很鬆散”。團隊人數最多時，有接近50人。

成員們很少談論“理想主義”，葉曉陽喜歡說的是，“成為真正的北大人”，成為“天下興亡事，在我胸中藏”的人——這句話來自許秋漢創作的校園歌曲《長鋏》，他是丁延慶的本科同學，他創作的另一首歌《未名湖是個海洋》，被視為地下版北大校歌。

成員們興致很高，他們專門印了工作服，上書幾個大字，“大搞教育扶貧”；設立了目標，用不超過10年的時間，為中國100萬考生填報誌願，“再造中國教育”。

葉曉陽說，他們要在探索中國教育可能性的道路上“一路狂飆”。

就這樣，一群高考時沒犯過愁的學霸，要去指導1.9萬個學生報誌願了。這1.9萬人裏，能錄上北大的，不超過38人。1.9萬種真實的糾結，是“要不要複讀”；是“去一本的差專業，還是二本的好專業”；是“一個壓二本線的分數，怎麽樣才能不去專科”。

2017年6月，當時的“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團隊。（受訪者/圖）

雪中送炭

“現在想想，班主任能懂什麽呢？老師們大多是從固原師範畢業，可能他們都沒見過心理學。”

項目啟動之初，他們先研究了一些可能的競爭對手，包括提供往年信息的誌願卡、搜索引擎推薦的智能係統，以及填報機構。

研判的結果很樂觀，項目前途一片光明。

也許是一種巧合，人們會說，2016年正是誌願市場的起點，很多人都意識到信息差的存在。那年，考研名師張雪峰想解決考研學生的信息差，他用6分57秒，介紹34所985高校，很多人說，就是靠這個視頻，自己分清了哈工大、哈理工和哈工程。

找到風格的張雪峰一戰成名。

北大師生也找到了他們的風格，那就是，不直接給“參考答案”，教學生掌握方法，自己做出更好的選擇。理由是，人生漫漫，總還會有一次又一次的“選擇”。

這和張雪峰們大相徑庭。那種父母報出孩子分數，填報名師回答要或不要填某個專業的方式，楊晉覺得，“泯滅了人的創造力”。

團隊設計出三種信息幹預方式，力度由淺到深。

第一種是問卷，通過教育部門發放到中學。幹預的方式很簡單，先問考生的目標，之後，給出不同專業的真實薪酬水平，讓考生再做一次選擇。

第二種是小冊子和講座。成員分赴寧夏的五個地級市，分發2萬冊講解的小冊子，辦講座。小冊子，或許稱為防騙手冊更恰當，如今留存的2017年版，充斥著感歎號、加粗的重點和無數個“不”：

不要被野雞大學欺騙。

不要相信300分能上重點大學。

不要相信搜索引擎的商業推廣。

更不要相信上大學很輕鬆。

小冊子用整整7頁，拆解填報步驟。這是一個複雜的工程，學生要一步步算出等位分，回顧過去的專業招生數，判斷招生人數趨勢，確定填報策略前，要到陽光高考平台了解學生對學校的評價。還沒完，這些評價的抽樣方法並不嚴格，所以也不能隻看這一個網站——丁延慶還會補充說，知乎上的帖子也得逛一逛。

之後又用了7頁，解釋這些技巧的內在邏輯。某個章節裏，有著“錄取分數扁平化”“層序錯位”，這些高中生搞不明白的詞。

最後是一對一谘詢，QQ聊天，每人20分鍾。

實際情況比他們預料的要更糟一些。到了寧夏，北大師生們發現，高三班主任們，別說985高校有哪些，連寧夏哪些學校是一本，都搞不清楚。

葉曉陽喜歡舉的例子是，在固原，一所中學的副校長老纏著他，讓他給自己女兒報誌願。聊了幾次，葉曉陽發現，這位可能帶過不少高三班的副校長，居然分不清順序誌願和平行誌願的區別——後者提倡前幾個誌願可以“衝一衝”。

有的中學老師懂的不多，但講起來又頭頭是道。一位老師給學生講解如何計算等位分，丁延慶聽了哭笑不得。老師教的是線差法，計算等位分是為了比較位次，而線差法隻是計算裸分，每年分數線都有波動，直接對比顯然是錯的。

輪到丁延慶分享了，他告訴考生，計算等位分，要去查閱填報指南上的“一分一段表”，也就是分數對應的排名。考生麵麵相覷。丁延慶翻開填報指南，沒有這個表。

和一些官員打交道後，他更吃驚了，這些教育界人士甚至不知道，公布“一分一段表”到底有啥用。

如果他們那時和一些班主任多聊聊天，還會聽到更多荒謬。

鹽池高級中學的一個女孩，一直認為自己心思細膩，想學心理學，跑去問班主任，對方給了一個荒誕的答案：“學心理學之前，自己要先發瘋”。

“現在想想，班主任能懂什麽呢？”2024年夏天的一個夜晚，這個女孩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老師們大多是從固原師範畢業，可能他們都沒見過心理學。”

她確實沒說錯，2006年，固原師範升格為寧夏師範學院，一直到2023年才設立應用心理學。據寧夏師範2015年數據，寧南山區的教師，該校畢業生占到80%以上。

如果是楊晉，他會這樣回答：這是一個就業和想象不一樣的學科。他要援引數據，以美國為例，每年心理學專業畢業，成為心理谘詢師的人不到4%。

除了信息差，還有“不談方法，隻要答案”的家長。每到一個地方，家長們圍著轉，他們最喜歡問的是“填空題”：小孩365分，報哪個學校、哪個專業？他們還渴望一種男女有別的答案：“我們家是一個女孩，學什麽專業好？”

學霸們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默契，對做足功課的考生，他們展現出更豐沛的熱情，但那樣的理想學生，時至今日，都隻是極少數。

楊晉用四個字形容當時他對幹預項目的理解：雪中送炭。

2018‎年‎4‎月‎9‎日，丁延慶在寧夏周寧一中的講座。（受訪者/圖）

騙子！

“越窮的地方思想越封閉”，越不會輕易相信世界上有無緣無故的善意，更不會相信“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

“雪中送炭”碰到的第一個麻煩是小冊子。他們找到一家廊坊的印刷廠，約定在北大小西門交貨，那附近有一家老丁烤翅，正是丁延慶外號的由來。楊晉和他的舍友伍銀多想得很簡單，2萬份小冊子，裝兩個箱子，辦托運，第二天早上和他們一起飛去銀川。

兩位北大博士生沒想到，2萬份小冊子是需要用貨車拉的，堆在校門口就像一座小山。小冊子第二天一定得出現在銀川，楊晉和舍友想了很多辦法，最後的解決方案是，拜托一個快遞公司，連夜開車12小時，去銀川。等安排妥當，已經淩晨四點，趕飛機之前，還來得及眯一小會。

2016年6月23日，楊晉到了第一站，寧夏中衛。

空氣很幹，西北方就與中國第四大的騰格裏沙漠接壤。校門口貼了一張講座海報，設計毫無美感，深藍色底，上麵擠著幾排字：北京大學、寧夏大學聯合課題組專家進行高考誌願填報講解、指導。“聯合”是李偉的提議，“中國人的事，就是要師出有名”。

當地的老師們以為，會等到一位老練、穩重的大教授，而那時的楊晉還留著青澀的劉海，在海報前留影時，他雙手局促地放在腹部，胸前是“大搞教育扶貧”。葉曉陽形容，是“社會盲流範”。

講座很重要。開始前，需要收集聽眾的姓名、考分信息，發放小冊子，結束後，再從中選取一部分人一對一輔導，就能對比幹預前後的變化。

他們又沒料到的是，說好的事兒，到了學校，還是會狀況百出。

楊晉的第一場講座定在6月24日。台下是稀稀拉拉的學生和家長，他提醒大家實名簽到，人們擔心信息泄露，走了一部分；講了幾頁PPT，又溜了一些。

他在工作群裏求助，簽名的僅200人，小冊子發了350冊，還剩2000冊，帶不走。

在固原，葉曉陽的情況也不妙，一個1990年代的禮堂裏，隻坐著二十多個人，完全沒組織起來。哪怕這個學校的副校長還有求於他——就是那位要幫女兒填誌願的父親。

但哪怕聽了講座的人，也不一定能理解。老師們習慣了在大學講課的方式，一位成員吐槽，老丁太喜歡脫稿了。在北大教育學院，丁延慶以一頁PPT，能講一節課而聞名。

葉曉陽覺得，老丁很多時候不像“一個功成名就的中年男”，一次，老丁要去西海固推項目，一個人，一個小破包，就去了長途車站。葉曉陽看在眼裏，想起朱自清的《背影》，心裏不是滋味。

也有效果不錯的學校，學校老師們配合度很高，在靈武，老師堵在校門口發材料，學生也願意實名簽到。

一對一的情況更糟。小冊子想提醒考生不要被騙，但分發小冊子的人，首先被懷疑是騙子。信息的缺乏，沒有讓考生變成嗷嗷待哺的雛鳥，相反，他們像鷹一樣老練又警惕，擒住每一次可疑的問話。

同學，請說一下考號。——騙子！

同學，請說一下學校。——騙子！

同學，您可以向學校核實。——教育廳說，任何時候都不會詢問考生號和密碼，騙子！

團隊內部把小助手稱為客服。扮演客服的北大學生，要運用他的聰明和努力，證明自己不是騙子。一段對話如此記載：

老師您好！女兒理科考了535分，能報東北師範大學不？

這位家長，您好，得先告知您孩子176開頭的考號和學校，我們需要驗證您孩子是否在我們提供谘詢的名單裏。

我看你就是個騙子，這麽簡單的問題你要這要那！你想套啥？

對方多次質疑後，客服回：“我們有啥可套的，您孩子這分數又上不了北大，又不需要我們和清華去連夜搶人。”

魔法發生了，幾個小時後，對方變得很有禮貌，“你好！在嗎老師，老師幫填一下誌願。”

大家為什麽如此警惕？一位接受過信息幹預的學生，試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窮是一切的根源，“越窮的地方思想越封閉”，越不會輕易相信世界上有無緣無故的善意，更不會相信“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

2016年6月24日，楊晉在中衛。（受訪者/圖）

“把公家的事兒，當私事去辦”

“我是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師丁延慶（校內工資號0006174074）……”

挫折不少，好在，到了第二年，也就是2017年，許多問題解決了。

老師們對“項目”很忌憚。幾年前，一位曾在寧夏掛職的學者，利用在各地走訪的機會，完成了一本學術著作，書裏披露，貧困地區的義務教育存在弄虛作假。這導致一批官員被調查。校長們還有自己的擔心，市場上的教培項目魚龍混雜，如果是潛在的收費項目，“影響不好”。

想讓學校更配合，要依靠李偉強大的人脈網。李偉的解決思路是，“把公家的事兒，當私事去辦”。

他求助曾經的學生和老朋友們。在某地，工作一開始“根本做不動”，當地主要領導曾是李偉的學生和老同事，李偉拜托他們幫忙，領導就讓教育局長配合。配合的方式也很巧妙，專門挑一個校長們都在的會議，在會議結束前，安排丁延慶推介項目。

下一個要解決的麻煩是“電詐”嫌疑。2016年，李偉把戴冰清介紹給丁延慶，團隊由此得以和考試院合作，共同申請了一個脫貧攻堅的課題。到了第二年，考試院的支持更充分了，由考試院直接發短信給被抽中的1萬名考生。為了提升可信度，團隊給中學校長們編輯了這樣一條信息：

我是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師丁延慶（校內工資號0006174074）……多數被抽中的學生不願意加我們以及提供考號的原因是不信任我們，擔心是騙子……可自行查找寧夏自治區考試院信息處辦公或個人電話，找耿未處長或張燕老師核實。

大家都意識到，高三班主任是撬動學生最關鍵的角色。信奉行為經濟學的葉曉陽，想到一個妙計。

他們拿出很大一部分項目經費預留給班主任。班主任先跟著團隊學習填報技巧，再教學生。葉曉陽設計了一套考核方式，計算考生分數和最終錄取誌願提檔分數線的差額，填報效率高的班級，班主任能得到最少3000元獎勵，這相當於大部分寧夏老師半個月的工資。

葉曉陽順便想了另一個提高效率的辦法。他搗鼓出一個AI係統，可以判斷考生被不同誌願錄取的概率。

這兩個方法都運用到了2017年的工作中。1萬條短信發出去，葉曉陽估計，最少會有20%的考生找過來，他專門注冊了5個微信號做“客服”。

問題一個一個被解決，2016年的數據也出來了，成效喜人。接受一對一輔導的學生，大概獲得了22.7分的加分效應。如果一個考生的分數剛好是理科一本線的465分，全區465分以上有10030人，加上22分後，人數銳減為7069。

幹預對專業選擇也有影響，把工學專業填到第一誌願的考生變多了，文學、教育學的則變少了。

如果從階級躍遷的角度來看，信息幹預也提高了農村學生畢業後起薪增加的概率。數據顯示，接受了幹預的農村學生，選擇的第一誌願專業起薪平均高了163元。

項目也引起了其他一些地方的興趣。在第一年，丁延慶就和一些省份的教育部門接觸了，希望拓展到更多欠發達地區。在他們看來，可以幹預的，可不隻是高考，早期兒童教育、職業教育、醫學生教育，都能“用胳膊肘輕輕推一下”。課題經費不是無限的，大家真正希望的，是項目能延續下去，真正改變些什麽。時值“雙創”熱潮，那一年，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創業投資市場。大家商量後，決定成立公司，把葉曉陽開發的AI係統用上，先賺點錢，再拿這個錢，去繼續投向貧困地區。

公司起名斯民教育，取自《孟子》裏的一句：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接受了幹預的考生，獲得了22.7分的加分效應，上了更好的學校和專業，然後呢？他們究竟有沒有逆天改命，收獲一個光明的未來？至少在那時，團隊沒有想過繼續跟蹤。

2018年5月31日，北京，丁延慶在斯民教育發布會。（資料圖）

“真正的北大人”

有一年畢業典禮，他找到一位和校方起過衝突的學生，和他合影，告訴對方，他的訴求是對的。

揭開謎底前，再聊一聊“真正的北大人”。

葉曉陽心中，至少有三位“真正的北大人”，高仁山、胡續冬、丁延慶。

高仁山是北大教育學係創始人之一。1923年，他留學歸來，製定了教育救國“五步計劃”，他推崇當時蘇俄的教育，“人民完全有同等的機會受教育，決不受貧富或階級的限製”。1925年，高仁山創辦北京藝文中學，試行美國教育家帕克赫斯特創立的道爾頓製，廢除課堂講授，老師成為顧問，學生按興趣自學。之後，該校教務長還帶領學生參加國共兩黨策劃的遊行示威。

李大釗遇害後，和他關係緊密的高仁山始終不願離京，說了一句“許身教育，誌在救國”。1928年1月，年僅34歲的高仁山，被槍決於北京天橋。根據時人記錄，臨行前，這位文質彬彬的年輕人，忽然展現出草莽英雄的氣勢，向圍觀群眾大喊一聲，“給我叫個好吧！”

胡續冬是丁延慶北大本科的好友，兩人的共同愛好是搜集段子。他們被調侃的一件事是，相約一起躺平。畢業後，兩人留校任教，先後晉升副教授。2016年，非升即走考核壓力變大，像他倆這樣“老體製”的人，可以選新體製，考核變嚴，工資增加。兩人都選了“老體製”，考核輕鬆，也不再有機會晉升。

胡續冬早年為此寫過一首諷刺詩，流傳甚廣。

胡續冬有一股混不吝的氣質，拒絕“嚴肅”，愛給關係親近的學生起外號。是他打破了葉曉陽的文學夢，讓他去找丁延慶讀研。有一年畢業典禮，他找到一位和校方起過衝突的學生，和他合影，告訴對方，他的訴求是對的。用《時尚先生》的報道《一個北大老師和他建立的無形學院》裏的話說，他構建了“藏在校園裏的一個隱形學院，一個共同體，來自公選課、五四文學社、研究生師門的年輕學生身上，都烙上了胡續冬的印跡”。

很難說他倆誰“躺得更平”。選丁延慶當導師的學生，大多知道老丁放養學生，吳宇川是他的第一個碩士，他說實在想不出老丁在意什麽，“你告訴他你想要幹什麽，他就會給你搞資源”。

但了解丁延慶過往的人都讚歎，這位來自東北的神童，一直在意教育公平。

最早是在1990年代末，畢業留校的丁延慶，以秘書身份，進入中國政府和世界銀行合作的貧困地區基礎教育援助項目。項目砸了8.85億美元，在466個貧困縣的十餘萬所中小學，修建中小學校舍、購置教材、培訓老師。

到了2005年，他31歲，從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畢業回國，掛職昆明市教育局副局長，推動農村中小學標準化建設工程，目標是在全市農村地區建設325所標準化中小學，預計有35.4萬學生因此受益。

兩年後，他告別了政治。他覺得，80%的會都毫無意義，但又不能不去；每天晚上總有人約吃飯，應接不暇。他不喜歡。

回到北大後，曾有一段時間，丁延慶告訴胡續冬，他想轉入新體製。他在一條短視頻裏，用那口濃鬱的東北腔向網友們解釋，“一個優秀的教師，應該是能夠讓自己學生自豪的……如果我不去爭取職稱，不去當教授，應該開始給我的學生丟人了，這成為我申請職稱的一個動力，不躺平，我準備站起來！”

真實情況是，老丁沒為學生站起來太久。繁複的申報材料，讓昔日過目不忘的神童感受到某種被評價的屈辱。最終，他向學校提交了一份夾雜錯別字、排版錯誤、亂碼的材料。同事提醒他改一改，他說，不改了。

但是，斯民教育成立時，吳宇川忽然發現，好像看到老丁到底在意什麽事情了。2018年的成立儀式上，丁延慶找來很多嘉賓，包括一位國務院扶貧辦的原黨組成員、一位全國政協文史與學習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

老丁有雄心壯誌，斯民教育計劃免費幫助約40萬個貧困學生填報誌願。他在發言時說，高考季，貧困、弱勢人群既焦慮又無助，“我們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和工作實務，首先是為了幫助這些無助者”。

而與機械的考核、變化的校園氛圍格格不入的胡續冬，2018年的一次畢業典禮被邀請上台發言，他唱起了“天下興亡事，在我胸中藏。歎望世上滿目蒼涼，碌碌奔波空悲傷”。這首《長鋏》，許秋漢想用它說，北大人可以輸掉日子，但不能輸掉骨氣。

2009年北大未名詩歌節，許秋漢彈吉他，胡續冬、葉曉陽、冷霜（現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在他身後，一起唱《未名湖是個海洋》。（受訪者/圖）

這件事真的存在過嗎？

347位家長中，105位不回短信，100位沒打通電話，34個空號，27位掛了電話，14位堅稱沒有谘詢過北大老師，5位認為是詐騙，3位接通電話後，開始了毫無征兆的辱罵。

關於學生們的未來，揭曉謎底的過程有些曲折。

2020年，“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宣告結題，直接原因很簡單：這個項目根植於寧夏的脫貧攻堅，後期輔導的考生許多是建檔立卡貧困戶。這年的11月，寧夏區內貧困縣全部脫貧。

氣氛也變了。一種說法是，高考誌願填報數據需要保密，一些原本有合作意願的省份，開始有了顧慮。再然後，李偉、戴冰清等人相繼退休，寧夏的數據也接觸不到了。後來，也曾有學者提出，想通過自己的層層關係重啟項目，但從省裏到縣裏，從官員到學生，他們再次遭到冷遇。

斯民教育也沒能做起來。家長更信任能給出答案的谘詢師，而不是AI。

負責公司運營的吳宇川提到，他們還麵臨著一個天然的壁壘。市麵上的填報軟件，一般是用過往的錄取數據，推測錄取概率。但數據掌握在官方手裏，到填報誌願前才不緊不慢地公開，沒有機構能提前獲取。短短幾天，要把數據錄入係統，接著匹配、校對、調試，是一個巨大的工程。

中途還有一些波折，曾經，有一家公司希望斯民教育開發一套高中選課係統。項目弄了一半，“雙減”來了。

一位老師提醒人在美國的葉曉陽，他可能不太了解，中國的高考谘詢市場已經魚龍混雜，“人們不太相信還有人在做非商業性的努力了”。

此後，團隊成員的人生線各自延伸開去。2024年6月，葉曉陽和另一位成員劉靜，把保存下來的所有工作材料，都交給了南方周末記者。

材料包括小冊子、班主任激勵方案、給考生的信和至少13046條聊天信息。由於電腦故障，隻剩下一份2017年接受一對一幹預的不完整名單，上麵是347位考生家長的電話。這一年，寧夏高考報名人數69233人，隻比2016年多了114人。

這也是他們能找到的、最完整的樣本了。2018年開始，隨著公司成立，項目輔導轉為免費提供斯民教育的AI係統服務，沒有對參與學生的具體數據做統計。

南方周末記者花了一個多月時間，聯係2017年的家長們，想通過他們，聯係到當年那批平均獲得了20多分加分效應的考生。

在通信公司暫停號碼通話服務前，347位家長中，105位不回短信，100位沒打通電話，34個空號，27位掛了電話，14位堅稱沒有谘詢過北大老師，5位認為是詐騙，3位接通電話後，開始了毫無征兆的辱罵。

有一位家長，曾在QQ上和孩子一起谘詢，看到當年的聊天記錄後爽快地答應了，第二天，卻又刪除了記者。

14位家長態度友好，表示可以問問孩子。

14個孩子裏，很多人都忘記了“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其實他們回想起很多事兒，查成績、挑學校、選專業，但並不記得中間出現過北大老師。之所以願意聊聊，是出於禮貌和善意，不少人在結束後還會不經意地提到，聊天剛開始的時候，他們仍然覺得這是一個新型詐騙電話。

如果被幹預過的人都記不得，那有什麽能證明這件事存在過？

還好，真正記得被“輕輕推了一把”的，有6.5個人。包括顧小敏、朱澤安、馬麗娜，一位在西安讀研的女孩，一位正在考研的女孩，還有一位回銀川當老師的女孩，幾年前看到媒體報道葉曉陽，主動找到了他。

陳洪濤隻記得“一半”。2024年7月的一個夜晚，他興奮地講述，2017年6月底，一位北大的老師，是如何在學校辦公室裏，給他的誌願表提了建議。

但真實情況是，“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的一對一谘詢是線上的。甚至，團隊2017年都沒到寧夏，他們在昆明滇池邊的酒店裏，一邊忙著寧夏的項目，一邊還在給雲南各地的中學校長發放誌願填報材料。

陳洪濤的記憶出錯了。

後來，南方周末記者又從至少13046條聊天信息中，翻到這幾位考生的谘詢記錄。記錄中，18歲那年的他們，每個人都在拚勁全力地活。

2017年6月26日，一名考生的誌願計劃表。（受訪者/圖）

光明的未來

“青春真的很寶貴，也要盡可能為自己活一下。”

回到陳洪濤、顧小敏和朱澤安的故事吧。

陳洪濤的確谘詢過。我們在聊天記錄中找到了這個城中村孩子的提問：“成績中等，為了去北京，降低院校等級或專業厚度，但本人又無任何背景，是否可取，請指導。”

客服告訴他，能到大城市當然好，但會有風險，未來如果回到中小城市，可能會因為不習慣不同的文化氛圍，需要調整心態。

陳洪濤回答，他做好破釜沉舟的準備了，這位剛成年的孩子，對那位沒見過麵的客服說，他的人生信條就是，讓周圍人活著有夢想、幸福和有尊嚴。

客服鼓勵他，享受大學生活，鍛煉身體，“青春真的很寶貴，也要盡可能為自己活一下”。

這位客服很可能是劉靜，她曾是北大的一位輔導員，最近正在申請博士。

陳洪濤被北京化工大學錄取了，他遵循了建議，練出了漂亮的肱二頭肌。由於分數不夠，專業調劑到物流管理。

畢業時，他麵對的情況是，疫情、人口生育率下降，舍友們聊天，覺得這個趨勢會持續很久，考公可能是最好的出路。結果，陳洪濤發現，物流管理實在太難考公務員了，“全寧夏隻有四個崗位”。

幸好，他考上了北京的。

現在，他把專業比作人生的斜率，有的專業，能讓人在一開始獲得一個很高的斜率，就能在很短時間內走到更高的位置，而有的專業，“你隻能慢慢爬”。

現存的聊天記錄中找不到顧小敏的。幹預似乎在她身上沒有太多痕跡，本科之後，她的路都是一個人走的，包括研究生的專業選擇，也是去姨父的家庭養殖場幫忙時，覺得獸醫是一個能吃飽飯的就業方向。

讓人有些心酸的，還有另一類學生。輕推理論想讓人做出一個好選擇，但總有一些因素在阻攔著人，哪怕你擁有了最優選擇。

朱澤安高考全自治區排名396，谘詢葉曉陽後，錄取到西安交大的生物醫學工程專業。如果這條軌跡一直走，到他2021年畢業時，那個運用工程技術手段研究人體健康的專業，應該會讓他找到不錯的工作，足夠讓照料患病姐姐的家人，鬆一口氣。

可是，他有一顆敏感又脆弱的心。他原本的名字中有一個“翔”字，寓意美好，但當時的互聯網流行語用“翔”指代大便。每次舍友說到“翔”，朱澤安都認為是在侮辱自己。為了避開這個環境，他改名，轉專業，到了被稱為“四大天坑”之一的材料學。

接受采訪的2024年夏天，朱澤安碩士畢業了。他一直不喜歡材料學，實驗材料都挺危險，但他能吃苦，所以也不討厭。原本計劃讀博的他，想了想父母和姐姐，決定進一家國企做研究。

我們還找到了另一位女生，鹽池高級中學的馬麗娜，曾經想讀心理學的女孩。馬麗娜在鄉鎮上小學，到縣城念中學，她的家也從鄉鎮搬到縣城。學校在哪，家就在哪，考大學時，她的父母有了計劃，下一步要把家搬到銀川，女兒分數正好超一本線，可以上寧夏大學。

但她想去的是鬱鬱蔥蔥的南方。

為了去南方，她考慮報幾個不錯的二本學校，被楊晉勸住了。之後，她又想“衝”黑龍江大學，用江西理工保底。楊晉發現，前者在寧夏招生時間段分數虛高，而後者此前在寧夏沒有錄取記錄，不適合保底，建議她可以“衝”四川師範大學和中南林業科技大學。

報誌願時，母親在一旁盯著，馬麗娜先把寧夏大學放第一個，母親走後，馬上刪掉。

後來，她被中南林業科技大學的林學專業錄取，到了南方。等到本科快畢業要考研時，飯桌上，父親又嚴肅地說到這事兒，這一次，馬麗娜不得不準備寧夏大學的研究生考試。

她又回到了銀川。

當年，團隊精心設計一套幹預方法，是為了不走張雪峰式的路線。但是，這些孩子們長大之後，都走向了“張雪峰”。一位學生讓南方周末記者轉告團隊成員，如果以後還去寧夏，可以學一學張雪峰，直接告訴學生要填哪個專業。

我們也看看張雪峰是如何建議的吧。

2024年秋天，看了他2020年視頻的人，也該畢業了。那一年，張雪峰提醒考生，建築學就業前景非常不錯。他用了一個標題：《別看土木和建築不一樣，但在房地產行業，一樣賺錢》。此後4年，經濟下行、房地產行業萎縮，建築學、土木工程等專業錄取分數一路走低，到了2020級畢業的夏天，“武漢大學建築係23級隻剩4人”的消息衝上熱搜。不過，該係老師辟謠，網傳消息不實，也未統計中英班的情況。

2020年7月13日，張雪峰的視頻。（視頻截圖）

不合時宜的人

在各自的人生線上，他們不時有著莫名的、微小的堅持。

“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結束後，還發生了很多事。

項目的終結讓團隊中萌生了兩種情緒，一種是對環境的失望，越來越少教育部門敢承接誌願幹預項目了——依舊是那個老問題，幹預的結果好，皆大歡喜，但萬一不好呢？

另一種情緒，是洞悉了環境中真正掌握資源的是誰，一個北大人應該做的，是影響政府，幫助資源實現更有效的配置。

一位成員總結說，老丁搭建了一個鬆散的共同體，參加過項目的人，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基礎教育，尤其是高考。在各自的人生線上，他們不時有著莫名的、微小的堅持。

2021年8月22日，胡續冬在辦公室裏去世了，47歲。這件事對葉曉陽影響很大。這位如今在西雅圖大廠，為提高上百萬員工的績效而努力打工的經濟學家，由此萌生了重啟“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的念頭。他開始在每年6月，隔著15個小時時差，為高考生做公益直播，延續那件“為100萬中國考生填報誌願”的小事兒。

吳宇川會去中學給生涯規劃老師們上課，繼續傳播“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的理念。

卸去副校長職務的李偉，兼職不少社會學術團體的負責人。他現在是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最近剛帶團到國外學術交流。他得知南方周末記者想重訪當年的校長和老師，熱情地表示會幫忙聯係那些老朋友。

而他的老朋友戴冰清，退休後離開了銀川，衰老、疾病、照護老伴、養育孫輩，讓這位曾經的開明官員沒空回憶任何與項目相關的細節，她說，和工作有關的事，都忘了。

楊晉先去企業做了幾年培訓，他說，這是拿自己做實驗，證明“博士到了企業，研究的東西用不上，沒法大展拳腳”。如今，他是北京科技大學的特聘副教授。

不久前，楊晉到北京海澱區一所高中做分享，這些孩子馬上要麵臨新高考的選科。他驚訝地發現，哪怕在以“卷”出名的海澱，信息差都是存在的。

他讓學生們聊一聊，如果AI持續發展，哪些行業、專業可能會消失？一些主流報告認為，軟件工程師、編劇都是有極大概率會被替代的，而藍領職業相反——這和學生們的認知截然不同。

到明年，寧夏也要實施新高考了。這意味著，高考結束後，他們或許要填80個誌願。如果海澱的學生都沒啥規劃，寧夏的學生準備好了嗎？

“我現在開始懷疑，他們真的能想明白嗎？如果一個城裏的孩子，見過世麵，跟著家長去過很多地方，那麽他可能知道，我將來想成為一個作家或者科學家。但要問一個農村的孩子，一個在高中裏隻學6科，甚至連體育課都不一定參加的人，喜歡什麽，將來想要做什麽，這個問題是不是有點殘酷了？”在這個維度上，楊晉重新思考當年的“雪中送炭”。

丁延慶停了他200萬粉絲的抖音賬號，又變回一個普通的北大副教授。

關於項目終止，團隊的大部分成員都認為，作為一個研究來講，它取得了不錯的成效，還解決了教育經濟學領域一些懸置的問題。比如高考複讀到底有沒有用，答案是，高分學生複讀不易有效。經費投入對於提升教育質量有沒有幫助？答案是，對提高一本率和平均分有用，但對於增加考上名校的學生數量和提高二本率，沒有幫助。

而那個為100萬中國考生填報誌願的理想呢，為什麽不堅持下去？之前每次聊到，老丁都笑嘻嘻地說，他沒啥執行力，做不動啦。又一次，南方周末記者問，會不會是和各地教育部門的接觸受挫了。

“可能有的吧。”他回答，“可能我們都是不合時宜的人了”。

2024年7月21日，北京，國家植物園內，高仁山墓。（南方周末記者蘇有鵬/圖）

尾聲

時間像是一個巨大的莫比烏斯環。

2024年7月的一個下午，丁延慶在智華樓有一場講座，依然和誌願填報相關。教室外，學生和家長們懷著一種朝聖的心情擠進北大校園，烈日當頭，人們大汗淋漓，但一臉興高采烈。

講座前的上午，丁延慶向南方周末記者說起自己的一位高中同學，外號“大仙兒”。

那還是1980年代，高考，就是要跳出農門，階層躍遷。

“大仙兒”是班上最刻苦的那個人。他知道自己考不上，製定了5年複讀計劃，每年進步一點點，爭取在第五年考上“夢中情校”，白城師範高等專科。每晚10點30分，教室熄燈，“大仙兒”偷偷藏在教室，等看樓的人走了，他掏出一根幾米長的燈線、一個燈泡，用檔案袋代替燈罩，又繼續看書。

這種刻苦，時至今日，丁延慶都難以理解，“那時高考錄取率隻有20%，大家明明知道希望不大，但還是那麽用功”。

但“大仙兒”沒走完五年計劃，第三年，他堅持不下去了，去讀了電大。

智華樓的講座結束了，一位海澱的家長忍不住追著問：“丁老師，我家是個男孩，適合學什麽專業？”——那一刻，丁延慶像回到了多年前的寧夏，時間像是一個巨大的莫比烏斯環，循環往複。

關於寧夏的回憶，楊晉還有最後一個小小的遺憾。

這個故事，葉曉陽講過很多次。2016年6月，結束谘詢後，成員們到酒店附近一家飯館吃飯，服務員是兩個高三女孩，戴著頭巾，回族。上菜時，大家隨口問了女孩們的誌願，她倆沒上二本線，等著報三本和專科，葉曉陽建議，女孩們是少數民族，完全可以填一個預科，多上一年學，有好得多的機會進入本科院校。誌願係統還有5個小時關閉，大家催促著她們快回去填誌願。

楊晉那天忙著做谘詢，沒去，“要不然，我就能以親曆者的身份講這個故事了”。

我們試圖尋找這兩位女孩，想知道她們的“未來”。大家給了幾個模糊的名稱，互聯網上，沒有這些餐館的任何信息。

一切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

2024年6月8日，寧夏銀川某中學，考生走出考場，當日，寧夏高考結束。圖文無關。（視覺中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