賬單、貧富和生意：殘酷的網球職場

2024年10月27日，鄭欽文奪得WTA500東京站冠軍，細心的網友在鏡頭裏觀察到了一個有意思的細節：在比賽時，鄭欽文手上隻帶了白色的護腕，但在頒獎時，她的手上卻多了一隻勞力士手表。

勞力士是鄭欽文的讚助商，這並不是一個秘密，但也有有不少人覺得這種“植入”略顯刻意，畢竟沒有球員會在打球時真的帶一隻沉重的手表，在頒獎前的間隙特意把去把手表換上，有一種“被迫營業”的感覺。

WTA500 東京站頒獎儀式上的鄭欽文，2024年

但無論營業是不是“被迫”，鄭欽文很早就不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狀態了，環繞在她身邊的團隊已經構成了一家小型的商業公司，讚助商的支持和比賽獎金一樣，都是鄭欽文用來支付各類賬單的來源。

而放眼望去，如今活躍在世界網壇上的職業球員，絕大多數都通過組建專業團隊來提升自己的球技和身心素質，用賽事獎金和廣告讚助來支付交通、場地、餐飲和團隊工資，扣完稅之後，還要留下用來抵禦風險的發展資金，最後才是屬於自己的淨利潤。

所以對於一個職業球員來說，打球就如同創業，不乏虧本的風險。鄭欽文飛遍全世界參加各種比賽，不僅僅是為了做好Queen Wen，也是為了當好Boss Zheng，賺獎金拿讚助，為整個團隊提供經費。

隨著世界排名的上升，鄭欽文對“老板”這一崗位也越來越駕輕就熟。比如在2024年9月的美網8強賽裏，當時鄭欽文剛剛拿下奧運女單冠軍，勢頭正猛，但還是 0:2 輸給了薩巴倫卡。

賽後鄭欽文不留情麵地批評了陪練，認為是他的頻繁失誤導致訓練效率低下，並對教練“和稀泥”式的調解感到不滿。之後，她毫不猶豫解雇了這名來自西班牙的陪練，向外界展現了自己作為Boss Zheng的一麵。

2024年11月10日，鄭欽文在WTA年終總決賽中摘得亞軍，拿到1654萬人民幣（230萬美金）的賽事獎金，個人年度獎金也逼近4000萬人民幣，而加上各類讚助，鄭欽文和她的這家小型商業公司在營收層麵上，已經超過了不少A股上市公司。

而那些跟鄭欽文一樣的明星球員，大多數也都同時在扮演運動員和CEO的角色——他們不光要刻苦訓練提升球技，還要處理好團隊的人事、財務和商業策劃，兩方麵都兼顧好，才能在網球這門全世界“貧富分化”最嚴重的體育賽道裏“營業”下去。

所以，職業網球究竟是一門怎樣的生意？

01. 財富的擂台

網球這項始於14世紀修道院裏的貴族運動，在1968年進入公開賽時代（Open Era），取消了參賽身份限製。這之後，它的職業化和全球化程度迅速提高，逐漸形成了如今複雜而完整的賽事體係。

今天，任何一個年滿14周歲的公民都可以在ITF（國際網球聯合會）上注冊成為一名職業網球運動員，然後通過大大小小的錦標賽事攢積分、吃金幣，而世界排名則每周刷新一次，公平公開。

成立於1924年的ITF是全球網壇的最高權力機構，負責製定全球網球規則並監督賽事的舉辦，最著名的便是澳網、法網、溫網和美網這四大滿貫。此外，它還管理男子戴維斯杯和女子聯合會杯（比利簡金杯），它們分別代表男子和女子團體賽的最高榮譽。

而在 ITF 之外，還有兩大網球權力機構，分別是管理男子網球賽事的ATP（職業網球聯合會）和管理女子網球賽事的WTP（女子職業網球協會）。

其中ATP於1972年成立。這個組織的初衷是維護球員權益並組織比賽，但隨著女子網球商業價值的上升和男女選手間超過兩倍的獎金差異，女子網球傳奇巨星Billie Jean King在1973年發起並成立了WTA，旨在為女子球員爭取更公平的獎金分配權。

此後，WTA和ATP分管男子和女子職業網球賽事，每年都組織多種級別的巡回賽。積分越高獎金越豐厚的比賽，參賽門檻也更高。

在所有的網球比賽中，四大滿貫被所有網球運動員視做最高榮譽，有著頂尖的積分和獎金。在這四場比賽各自開賽前六周，排名在WTA和ATP世界前100-120的球員會得到進入正賽的資格；排名更靠後的球員，則要通過參加盡可能多的巡回賽事，盡可能多賺積分，爭取在下一次資格統計來臨前，夠到進入四大滿貫資格賽的門檻。

而積累足夠數量積分的頂尖球員還可以參加ATP和WTA的年終總決賽。以鄭欽文剛剛參加的WTA 2024年總決賽為例，一共有 8 名單打球員和 16 名雙打球員獲得了參加總決賽的機會，她們一起分享了高達1525萬美金的獎金。

四大滿貫加上ATP和WTA的年終總決賽，構成了網球獎金最高的六項賽事。

職業網球獎金最高的六項賽事

另外，全年積分排名夠高的球員，還有一項誘人的年終福利：拿到ATP和WTA的年終分紅。但前提條件是必須參加足夠多的比賽，並攢到了足夠的積分。

以2023年的ATP為例，年終分紅高達2130萬美元，但在這一年拿到三個大滿貫和年終總決賽冠軍的德約科維奇因為積分不夠，沒有參與分紅的資格。而排名第二的阿爾卡拉斯則拿到了444萬美元的分紅，在總獎金上距離小德僅一步之遙。

2023 年男子網球運動員收入前10名

這些豐厚的賽事獎金和分紅，主要來自賽事轉播費、門票、讚助商和周邊產品銷售。不過，對於職業網球運動員來說，賽場上掙到的錢，隻是通向團隊經費和個人財富的開始，在場外，財富的增長沒有頂點。

由於網球運動屬於個人項目，球員的性格、外貌甚至國籍都能炒出熱度，利於打造個人人設；不受團體活動的人身限製，能更靈活參加商業活動；同時，網球運動賽事基本全年無休，不斷製造新冠軍和新話題。這些都意味著，相比四年出一個的奧運冠軍，網球球員明顯是更具合作價值的廣告載體。

羅傑·費德勒是一個極致的例證。

過去15年，得益於簽到手軟的代言和讚助，費德勒幾乎每年都作為唯一的網球運動員，入圍全球運動員收入的前10名。即便在退役後的2023年，他隻有一筆10萬美金比賽收入，但依然以9500萬美元的商業收入，成為全球十大最賺錢運動員中的第九名。

值得一提的是，在福布斯2023年度全球女運動員收入榜上，前10名中有9人都是網球選手，她們拿到的讚助費均超過賽事獎金。日本網球運動員大阪直美在這一年休賽生產，仍以1500萬美元的讚助費位列全球女運動員收入第五名。

2023年全球女運動員收入排行榜

在龐大而成熟的商業市場裏，親身感受過名利飛漲的職業運動員們，還會早早開始籌備自己的品牌，布局投資，以此延續個人IP更加持久的商業價值。

網球運動員瑞恩·拉克斯特（René Lacoste）在1933年創立了同名品牌 LACOSTE（鱷魚），成為跨界時尚教父。40年代末，網球手Fred Perry的同名品牌也橫空出世，至今仍是深受追捧的英倫潮牌。有“紅粉骷髏”之稱的前世界第一網球選手瑪麗亞·莎拉波娃，在獲得全滿貫後創立了自己的高端糖果品牌Sugarpova，銷往30多個國家。

莎拉波娃代言自己旗下品牌Sugarpova，2014年

除此之外，威廉姆斯姐妹、納達爾、德約科維奇也都曾創立自己的品牌，進行多元化的投資。鄭欽文也在最近兩年將自己的肖像、名字以及球迷對她的昵稱注冊為商標，包括但不限於“Queen Wen”、“淘米姐”、“淘蜜姐”等，國際分類涵蓋方便食品、設計研究、教育娛樂、廣告銷售等等。

不過，網球世界裏的財富故事，都隻是聚光燈下頂級球員們的專屬。對於更廣泛的職業網球運動員來說，這項商業有著極其殘酷的一麵。

02. 賬單和貧富

網球的普及率高，入門快，但若要將興趣當作謀生職業，就不止揮動球拍這麽簡單。

比如一個打巡回比賽的職業網球球員，他的基礎開銷就包括：參賽費用、器材費用、練習場地租金、酒店機票、團隊成員的工資和食宿交通費，而且這些開銷會隨著收入和排名的上升而同步提高。

網球雖然在名義上是個人項目，但單槍匹馬的獨狼勝出概率極低。背後教練的實力、飲食結構、心理素質，乃至對傷病和疲勞的處理方式，都對球員的賽場發揮至關重要。因此，網球賽場更像是一場燒錢吞金的團隊養成遊戲。

因此，優秀的職業網球手更像一名商人，能在自我投資與賽事獎金間騰挪利潤，而那些初入網球職場的運動員們，則會迅速認識到一件事情：網球世界的世界裏也有階層和貧富。

家境富有的網球運動員可以帶資進組，雇傭最頂級的團隊飛到世界各地打比賽賺積分，就算輸了也不過是又多談資一件；而一位囊中羞澀的天才球員，無法支付自己的比賽機票甚至要住在車裏時，往往也沒有餘力來聘請幫手，積年累月之下的身體勞損、心理焦慮，又勢必影響賽場成績。

目前世界第15位的女子網球運動員寶拉·巴多薩（Paula Badosa）最高排名曾來到世界第二。在采訪中，她回憶自己在打巡回賽時的窘迫[2]：

在我打進世界前100位之前，我的財務狀況一直讓我非常掙紮。我來自一個普通家庭，很早就明白不應該讓家人為我背負這些，因為網球真的很貴，它不適合所有人，我從15歲起，就開始獨立麵對我的財務問題。

很多人隻看到了職業網壇高投入撬動的指數級回報，卻忽略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相同的初始資本。

通常，隻有能把排名穩定在世界前100位的運動員，才有可能在巡回賽裏通過打球賺獎金實現收支平衡。多數時候，低級別球員遭遇的是低收入-低技能-低獎金的惡性循環，最終被拖進貧苦和失敗的泥潭。

這樣的情況相當普遍，原因之一便是網球運動員獎金收入之間巨大的差距。以四大滿貫賽事為例，正賽中，首輪被淘汰和最後奪冠的選手之間，獎金差距最高達到45倍。

四大滿貫獎金分配差距驚人

與此同時，即便同樣是冠軍，能拿到的獎金也是雲泥之別。

以不同級別的WTA賽事為例，WTA250林茨錦標賽的冠軍隻有3.69萬美元獎金；WTA500斯圖加特錦標賽中，冠軍獎金為12.02萬美元；在高級別WTA1000馬德裏錦標賽上，冠軍獎金高達122.65萬美元[3]，是WTA250冠軍獎金的33倍之多。

這樣的分配比例在整個體育界都是少見的。例如，排名位於300名的冰球運動員可能賺到百萬美元以上，但排名在139位的網球運動員如克裏斯·奧康奈爾（Chris O’Connell），一年打贏了82場比賽，還是要靠船隻清潔工作和Lululemon店員的兼職來維持基本生活開支[4]。

而且就算拚盡全力來到世界排名前100，獲得了參與頂級賽事的資格，但據VOX報道，在世界TOP1000名內（女子男子分別排名），有約80%的選手無法通過打巡回比賽來支付頂級比賽中的差旅費用[1]——網球的職業性給運動員以自由，但在這些時候，自由也意味著沒有退路。

網球媒體Perfect Tennis梳理了2021年全球TOP1000男性網球運動員的平均年獎金。TOP10的球員年獎金平均到600萬美元左右， TOP31-40的球員能通過比賽掙100萬美元以上，這個數字在TOP91-100折半到54.5萬美元，在TOP201-300直接跌到13.9萬美元。

更直觀的貧富差距是：2021年世界排名第一的德約科維奇收入9100547美元，第1000的米哈爾·米庫拉收入4273美元，前者是後者的2130倍[6]。

但底層球員的困境，真的是因為冠軍們分走了太多錢嗎？

如果看看網壇複雜的管理組織，會發現一個更加係統性的問題——網壇中有WTA、ATP、ITF等眾多組織和賽事主辦方，它們各自為政，在維護組織運營上花掉了大頭，因此相對能投入獎金池的部分就少了很多。

在美國網球公開賽上，球員的獎金池約占賽事總收入的14%-18%；相比之下，NBA總收入中的近50%會發給球員，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美國國家冰球聯盟和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也都在45%以上。

各類體育職業賽事獎金分配比例，VOX

前溫網男子雙打冠軍瓦塞克·波斯皮西爾，在采訪中這樣說的：“網壇有很多錢，這塊餡餅很大，但我們職業球員得到的那塊很小。”這句話等於直接捅破了這層窗戶紙。

也許是受到來自球員的壓力，ATP在2023年8月宣布，將從2024年起試行“底線”（Baseline）政策，比如給每個賽季排在前250名，但收入低於一定水平的的球員提供7.5-30萬美元的兜底獎金。

這個“底線”高不高呢？可以用於參考的是，美國國家冰球聯盟中大約有700名球員，在2019年的最低工資保證是70萬美元，超過一半的球員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教練、交通和醫療都是免費的，即使球員受傷缺陣，也會得到報酬。

所以，即使網球賽事開始做出一些改變，球員之間的貧富差距相比其他的運動項目仍然太大。職業網球在可見的未來，依然是一個充滿殘酷的修羅道場。

03. 體製和市場

在中國，網球運動員們的職業化道路有些特殊。

在2009年以前，國家隊麾下的網球運動員們，隻需要潛心訓練，指哪打哪，所有的費用都由國家承擔。多數時候，體製的栽培是一種托舉。當然，誰出錢誰說得算，運動員自主權相對有限也是必然的。

李娜曾經在自傳《獨自上場》中寫道[10]：2008年3月，她的膝蓋損傷已經十分危急，必須立刻接受手術，但為了5個月後的北京奧運會，她不得不服從組織安排，回國進行保守治療。

同時，作為管理單位的網球管理中心，經費預算相當有限，一年隻有3000多萬的可支配資金，要解決全國1萬多名注冊球員的溫飽，還要兼顧李娜背後年度開銷超過500萬的團隊[11]，的確是捉襟見肘。

2009年，在當時的網管中心主任孫晉芳的推動下，李娜、鄭潔等四名球員得以單飛，運動員開始享有教練自主、獎金自主和參賽自主的權利，隻需要把商業開發收益的8%和比賽獎金的12%上繳國家，並且在大賽時服從網協的安排。

李娜後來在傳記中寫道[10]：“說得誇張一點，這就是中國網球史上的‘包產到戶’，以前吃‘大鍋飯’，可以引導新人成長，可以保證年輕人得到更多鍛煉機會，但是在幫助成熟隊員進入更高級別領域上，這種體製就顯得有心無力了。”

正是這一年網球界的“改革開放”，將中國的網球運動員們送上了全球職業化的舞台。

李娜由此從一名叛逆的編製員工，變成一個會算賬的“民企”老板。2011年李娜的比賽獎金370萬美元，是前十二年獎金總和的兩倍還多，在法網獲勝後，她又得到了7家品牌的讚助，法網之後12個月裏的總收入更是達到1800萬美元，約合1.26億人民幣[14]。

據《福布斯》雜誌的估算，李娜的代言多達18家，累計獲得讚助收入超過5800萬美元，賽場總獎金達到1670.9萬美元，累計收入超過了4.5億元人民幣。

2014年1月25日，李娜接過澳網女單冠軍的獎杯，在千裏之外的湖北老家，11歲的鄭欽文正與武漢網球隊的小夥伴一起為她歡呼。十年後21歲的鄭欽文成為了首個拿到奧運網球金牌的中國選手。

鄭欽文和李娜合影，2024年

鄭欽文雖然還沒有拿下大滿貫賽事的冠軍，但各種比賽的獎金收入已經躋身全球頂級。在拿下WTP年終總決賽的亞軍之後，鄭欽文 2024 年的總獎金收入超過了 550 萬美元，折合人民幣接近 4000 萬。

那鄭欽文需不需要像李娜那樣給網協交錢呢？

在鄭欽文團隊經費緊張的2022年，武漢市乒羽網運動管理中心跟她簽訂了《鄭欽文培養攀高協議》，在四年裏提供一定資助，而鄭欽文則代表武漢市網球協會在中國網協進行注冊，參加奧運會亞運會等大賽的費用也由中網協來負擔。作為“對價”，鄭欽文則會將獎金的11%繳給中國網協做會費[14]。

而另一方麵，由於背靠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鄭欽文的場外收入在還沒有完全被挖掘的情況下，已經遠超了比賽收入。

從2023年，鄭欽文進入全球排名前20之後，耐克、支付寶、麥當勞、伊利、勞力士等大牌的合作就紛至遝來，幫助鄭欽文在當年以720萬美元（賽事收入170萬美元+場外收入550萬美元）的年收入位列福布斯全球女運動員收入榜單第15名[18]，成為李娜之後第二位上榜的中國網球運動員。

奧運期間街頭上的耐克廣告牌，2024年

而今年，她接連收獲了蘭蔻、霸王茶姬、VIVO等品牌的青睞，VIVO甚至在耐克、支付寶後成為第三個被印在球衣上的品牌，其背後的投入一定達千萬甚至更高。雖然鄭欽文在2024年的總收入還未有公開可查的數據，但業界預估這個數字可能超過1億元人民幣，並將在未來持續攀升。

這十五年來，由李娜開局，鄭欽文接棒，這條脫胎自體製、和世界接軌的“中國特色職業網球道路”，終於成為一條有跡可循、規則明確的職業路徑。

04. 尾聲

在中國體壇中，像鄭欽文這樣在成熟商業項目裏具備強大商業價值的世界冠軍，一直十分稀缺。

比如乒乓球是中國誕生冠軍最多的項目，但其商業價值偏低一直是乒協苦惱的問題；而籃球在姚明之後再無一位能擁有同等影響力的世界級球員；至於足球，隨著國足的持續萎靡和聯賽近幾年的崩盤，未來能產出的體育明星隻會越來越少。

而跳水射擊甚至遊泳等奧運強勢項目，在四年一度的奧運周期間隙，僅靠世錦賽亞運會等難以撐起大規模的流量；至於冰雪等小眾運動，其群眾參與度又遠低於網球——在該項目中成名的穀愛淩，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無法複製的特例。

因此，網球在中國的優勢是得天獨厚的，它天生就是一片能夠孵化高價值體育明星的肥沃土壤。

成為下一個鄭欽文的誘惑是巨大的：中國頂級的運動員由於背靠巨大的消費市場，收入通常要遠高於同等水平的海外運動員。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要適應本土市場的規則：三觀正、嘴巴緊、私生活不能亂，遠離一切社會和時政話題，代言品牌翻車要光速切割，而到了重大事件或節日，要及時登錄微博轉發表態。

行業景氣，規則透明，回報豐厚，這樣的賽道天生就對愛卷孩子的中國家長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因此，未來中國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網球選手，努力試圖去複製李娜和鄭欽文們的軌跡。

不過，跟絕大多數競技運動一樣，努力在天賦麵前一文不值，而天賦也隻是覲見山頂諸神的第一道門檻而已。無數人會想成為鄭欽文，但隻有極少極少的人才能接近她，更不要說成為她。

冠軍們贏得一切，而大部分拚盡全力的人隻會成為鮮花和掌聲的分母。魅力與殘酷共生，這就是網球世界最動人也最冷酷的真實。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

參考資料

[1]Why most tennis platers struggle to make a living？VOX

[2]職業網球的錢，要從場外掙了嗎？體壇經濟觀察

[3]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TA 250 500 And 1000？Tennis Time

[4]A Few Tennis Pros Make a Fortune. Most Barely Scrape By，New York Times

[5]How Serena Williams Makes Money, WSJ

[6]How Much Do Tennis Players Make？PerfectTennis

[7]The World's Highest-Paid Tennis Players 2024，Forbes

[8]ATP Unveils 'Baseline', A Pioneering Financial Security Programme For Players，ATP TOUR NEWS

[9]How tennis inequality lets women down, NYT

[10]獨自上場，李娜

[11]改革派孫晉芳，澎湃新聞

[12]李娜躋身全球最耀眼、最富有網球運動員之列，福布斯

[13]李娜職業生涯總收入超4.5億元，澎湃新聞

[14]鄭欽文，冠軍！冠軍！冠軍！武漢廣播電視台

[15]WTA官網數據

[16]“頂配”鄭欽文的金牌底色，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