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征兵廣告隨處可見，軍人臉上寫滿疲憊

出發

8月最後的夜晚，我獨自拖著行李走進了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火車站，即將開始真正的旅行。火車站對麵的狹窄廣場，列寧的雕像矗立在廣場中心。白天，俄羅斯導遊們用熟練的中文介紹給中國旅行團：“列寧很矮，隻有一米五”，舉著手機的人群發出哄笑。

火車站位於海灣，夜裏的海水在風中翻騰，像黑色的綢緞。岸邊停著一些高大的貨船，一座金頂教堂坐落在海灣邊緣的廣場，周身潔白，在夜裏散著朦朧的光。

這趟列車從海參崴出發，橫穿西伯利亞，162小時之後抵達莫斯科，全程9288公裏，是世界上最長的火車線路，途徑65個站點，橫跨7個時區。

在車站停留

鐵路從1891年開始修建，1916年才實現全線通車。關於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起始，有一個被廣泛流傳的趣聞。一位叫作達爾先生的英國人在1857年曾向沙皇的交通大臣切爾金提出一個建議，他建議修一條電車軌道，從莫斯科以東265英裏開始，向東經過喀山和彼爾姆，一直通往烏拉爾地區（該地區被認為是亞歐分界線）。達爾先生提出電車可以以馬來充當牽引力，他認為在西伯利亞地區捕捉400萬匹遊蕩的野馬不是什麽困難的事情。

海參崴的候車廳不大卻很精美，門窗是清一色的圓拱型，屋頂很高，白色雕花吊頂顯得聖潔。我在候車人群中認出兩個中國人，主動上前打了招呼。那是一對來自重慶的中年夫妻，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是貝加爾湖。他們從重慶一路坐火車來到哈爾濱，又輾轉到東寧，從陸路口岸入境。接下來的旅行中，那個丈夫總重複一句話：“這在清朝都是我們的，你曉得不？”他就這樣一路從海參崴感慨到抵達貝加爾湖的那個白天。

我買的是三等座，6人一個小隔間，在3號車廂中間的一個下鋪。車廂很幹淨，沒有什麽味道。第一天夜裏，我所在的6人小車廂裏都是年輕人，有三個都是大學生。我們用翻譯軟件交談，很多時候，手機要在車廂裏傳上一圈才能回到手裏。

火車上的列車員

翻譯軟件並不準確，比如，我不知道什麽環節出了錯，讓上鋪的男孩誤以為我可能是聾啞人。上鋪的男孩叫馬克，他22歲，來自堪察加半島的一個小鎮。為了告訴我精確的位置，他打開地圖，直接劃到亞歐大陸的最東端，說鎮子處於一個很荒涼的地方，不遠處能看到火山。9月是俄羅斯的開學季，他需要坐飛機到海參崴，再坐過夜火車於第二天中午到達哈巴羅夫斯克。

他有一雙藍綠色的眼睛，臉圓圓的，在夜裏看有點像哈利波特。他有輕微的幽閉恐懼症，在他乘坐的將近15個小時裏，這雙藍綠色的眼睛幾乎一直睜著。他沒有買到下鋪的床位，但上鋪空間有些逼仄。他一直在下鋪的兩個床位流浪。入睡前，我把床單扯開，在床尾給他留了一些位置。

夜漸漸深了，車廂裏鼾聲四起。馬克依舊瞪著眼睛，他不玩手機（沒有信號），也不看書，隻是坐在床尾望著空氣發呆。馬克在哈巴羅夫斯克讀大四，主修經濟學與法律。和很多遠東地區的人一樣，馬克從未去過莫斯科。

他希望明年畢業後自己可以在遙遠的首都找到一份工作。這也是他許多同學的夢想，“這裏（遠東地區）法律和金融相關的公司不太多”。當被問到他們專業已經畢業的人去莫斯科的大致數量，他笑了一下，搖了搖頭，“莫斯科太遠了，在那裏找工作很難。”

西伯利亞

關於我為什麽要開始這趟旅行，很多俄羅斯人問過我，他們問我為什麽要去莫斯科，或者，為什麽不坐飛機？我回答：“這趟火車才是目的。”我對西伯利亞的向往是從俄羅斯文學裏生長出來的。

火車路過一些陰雨綿綿的村莊，我總是會想到在書裏讀到的一些場景，並自動把時間切換到一兩百年前——在四處漏風的房子裏，一家人擠在爐子前瑟瑟發抖，爐子裏的火即將熄滅，家裏卻沒什麽柴火了。他們中一定有一些叫伊萬卡或者娜塔莎的孩子，為了謀生，他們開始在鞋匠家裏當學徒或者在地主家裏當女傭。他們像陀螺一樣在不屬於自己的地方打轉，一會兒要準備晚餐，一會兒要哄大哭的孩子，一會兒要刷幹淨主人那剛從泥濘的地裏拔出來的皮靴，連睡眠都成為一種奢望。

西伯利亞

我向往冰天雪地，翻滾著黑色的雲和白色的風的西伯利亞。寒冷遼闊的地方往往能讓人冷靜，風一吹，什麽褶皺都會變得平整。這就是我要乘坐這趟列車的全部原因。

但對於本地人來說，這趟列車隻是一個普通的交通工具。睡在我斜對鋪的男生很難想象會有人專門為了體驗這趟列車來一趟俄羅斯。他有著小麥色的皮膚，單眼皮，眼尾上挑。連續否認了自己是蒙古族和韓國人之後，他告訴我，自己來自北方一個叫烏爾蓋的小民族。

這是一個遠東地區土生土長的民族，他們的祖先以打獵和捕魚為生，他們崇拜熊。根據俄羅斯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在他們主要聚集的濱海邊疆區，烏爾蓋族隻剩下約7000人，僅有19人會講烏爾蓋語。

“我的母語已經死了。”他說。他在海參崴某個碼頭工作，96年出生，是個貨船船員。這次他專程請了假。他的母親因長期不知疲憊地工作，腿部出現嚴重的損傷，他要陪母親做手術。

我對鋪是一個亞裔麵孔的奶奶，她是這趟旅行中跟我相處最久的人。她在新西伯利亞下車，要在火車上度過5天。但她相當沉默，為數不多的幾次與人交流，都是求助，比如請別人幫忙擰瓶蓋。

她顯然是這趟列車的常客，這一點從她準備的食物中早已得到驗證。早上七點左右洗漱完畢後，她會從包裏拿出水果，蘋果、香蕉、西紅柿、橘子等等。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車站的小賣部極少見到水果。隻有一次，我在西西伯利亞平原的某個車站看到了蘋果，按個賣，算下來將近20元（於是默默買了橙汁）。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火車快要開到外興安嶺外延，我們才進行了第一次交流。奶奶生活在烏蘇裏斯克，在1860年的《中俄北京條約》中，烏蘇裏斯克被劃給俄羅斯。它被稱為遠東第二大城市，同時也是連接兩個遠東第一大城市（哈巴羅夫斯克和海參崴）的中心樞紐。中國和遠東地區的許多貿易也在這裏進行，比如蔬菜水果，輕工業品的交易。一個東北朋友跟我講過一個關於中俄邊境貿易的故事，在上世紀蘇聯工業極其發達的某一年，她家裏的長輩曾用一隻灑水壺跟對岸的俄羅斯人換了一輛摩托車。

奶奶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小兒子和女兒留在家鄉，大兒子在20歲出頭的時候就獨自去了遙遠的新西伯利亞工作，然後定居，結婚生子。每到開學，奶奶就去照看孫子。從烏蘇裏斯克離開的時候，她剛和小女兒以及外孫道別。我借著站台的路燈看到她不停眨著眼睛。

奶奶入睡很快，倒頭就睡，但她打呼嚕。第一天夜裏三點多，我被她的呼嚕聲吵醒。火車搖搖晃晃地前行，人們的玻璃杯磕在桌子上，頻繁發出碰撞聲，繼而被淹沒在火車本身發出的聲音裏。我打開地圖，火車仍和中國東邊的國界線平行。我把眼睛湊到玻璃上，外麵很黑，月亮幽幽地掛在天上，黑色的天空中透著一點湛藍。鐵道旁的樹木不算高，像穿著鬥篷的鬼魅在風聲中一閃而過。

新西伯利亞站送走亞裔奶奶

我逐漸習慣對著窗外發呆，對沒有信號這件事已經習慣。作家楊瀟曾描述自己乘坐橫跨美國的火車是在觀看一部不能倒帶的紀錄片，我找不出更貼切的比喻。火車開進西伯利亞後，一旦前方出現聚集的五顏六色的村落，或者繽紛的墓地（往往建在村子邊緣），大概率手機會有信號。俄羅斯的墓地讓我印象深刻，石碑不高，很密集。墓碑上幾乎都掛著花，遠遠看上去像個小花園。

那對重慶夫妻在伊爾庫茨克下車，旅行結束後，其中的妻子給我發來消息，言語間頗有微詞。她陳述了自己在這樣旅行中的種種付出，比如從未出過國但買東西、問路都是她在做；比如她想方設法地節約開銷，兩個人住300塊出頭一晚的酒店，卻仍被丈夫抱怨開銷過多。最後她總結道：“他脾氣太暴躁了，以後不跟他一起旅遊了。”

白天，我收到幾個朋友發來的新聞，莫斯科州被烏克蘭的無人機襲擊。我看了一車的俄羅斯人，一切如常。夜裏火車沿著貝加爾湖開了半小時，我在車上呼呼大睡。第二天醒來時，已經沒有回頭路，莫斯科雖險必達。對於我的不安，新來的對鋪大叔告訴我，莫斯科很安全，讓我放心去。

進入歐洲

那位告訴我莫斯科很安全的大叔在哈巴羅夫斯克站上車，T恤上印著一隻狼，他的同伴是一個脖子上紋著雙頭鷹的年輕小夥，這個標誌在俄羅斯隨處可見，不光是皮膚上，郵局，路邊，國徽上都有。雙頭鷹在俄羅斯代表著勇氣和智慧。

大叔告訴我，一些被派去前線的人是曾經的罪犯，這對他們來說是將功贖罪的機會。被征兵廣告打動的人大部分來自貧苦人家。所以對於普通家庭的人來講，戰爭影響不算大。

在新西伯利亞火車站送完奶奶返回途中，我第一次看到三個抽煙的軍人。他們看上去年紀很大，身材幹瘦，臉上全是皺紋，很疲憊，軍裝隨意地敞開著，挽著袖子。他們沒有行李，看上去也是下車散心的，我不由得揣測他們可能是要奔赴前線。

那天一直在飄雨，新西伯利亞仿佛入了冬，看見幾個軍人之後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但很快，這樣的沉重就被打破了。我拿著難吃的香腸回到車上，車廂變得極其吵鬧，一群青少年各個鋪位之間上躥下跳，嘰嘰喳喳。接下來的一整天，每次去上廁所或者買食物、接水，我都會收獲此起彼伏的“你好”。

姑娘們人少，也更安靜些，有一個黃皮膚的女孩可以用英語和我交流。女孩叫阿琳娜，14歲，是塔吉克族，身材很健碩，肌肉線條明顯。她告訴我，他們來自同一個空手道俱樂部，要去葉卡捷琳娜堡參加一個比賽。阿琳娜學習了八年的空手道，她的父親希望她可以保護自己。

俱樂部的男孩們圍了過來，並派出他們的翻譯——一個會講英語的14歲的小個子男孩坐在中間，開始七嘴八舌問些問題，比如我是什麽職業，認不認識李小龍和成龍，Kpop在中國是否流行？（幾乎每個小孩都有自己喜歡的韓國男團或者女團）男孩們都散開後，阿琳娜突然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說：“男孩們很吵鬧。”

空手道俱樂部的孩子們

回國後不久，阿琳娜給我發來短信，傾訴了自己最近的苦惱。她馬上麵臨中考，父母還是希望她可以去上個普通大學。但她剛剛參加完一次比賽，拿到了不錯的名次。

第六天早上四點多，空手道俱樂部的孩子們開始收拾東西，在葉卡捷琳娜堡下了車。但沒過幾個小時，又上來了一車更小的孩子，平均年齡10歲左右，他們更為活潑。這些孩子身上幾乎都有傷，膝蓋，手肘，小腿到處都是擦傷。他們來自一個叫Динамо Киров的足球俱樂部，翻譯成中文叫軍團發電機足球俱樂部。他們的教練是一個光頭、膚色泛紅，總是一臉嚴肅的高大男人。

足球俱樂部的孩子們

晚上，小孩們突然開啟了奇妙的攀比。一個留狼尾短發的小孩說自己的父母開了好幾家KFC，另一個小孩坐在上鋪一邊甩手一邊說：“I am rich ,I have much money（我很富有，我有很多錢）.”這時候，一個頭發半金半黑的小男孩，突然拿起我三百塊的鞋子看了看，對我豎起了大拇指，接著拿出自己的鞋子，跟我重複了好幾遍：我的鞋子是Louis Vuitton的。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男孩來自巴西，原生發色是黑色，但他的媽媽經常帶他去理發店把頭發漂成金色。我想，這可能是為了更好地融入俄羅斯。

過了一會兒，小男孩問我的手機是不是iphone最新的12，我告訴他是15。他顯得非常驚訝，已經有15了嗎？這讓我瞬間產生“今夕何夕”的錯覺。這群孩子拿的大部分是小米手機。

第二天早上七點多，孩子們在莫斯科郊區下了車。臨抵達莫斯科終點站隻有4個小時，車裏幾乎隻剩下老人，陽光懶懶地照在車廂裏。一個老爺爺扶著過道上鋪的床沿，樂此不疲地去車頭接熱水泡茶。我無聊到開始計算他去接水的次數，直到第8次。

抵達莫斯科

9月7日上午11點多，火車準時抵達莫斯科。我早早收拾好行李，列車員走過來滿麵笑容地對我說了一串俄語，我猜是告別的話。有朋友曾經問我在火車上7天是不是很累，我的回答是這是我最近休息得最好的日子。

在一個地下通道的入口，一個高大的俄羅斯人突然從我手裏奪過了行李箱。我第一時間以為是搶劫，還沒等我反應過來他就快步離開，把行李箱放在樓梯盡頭，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看上去沒有期望我表達感謝。

從莫斯科地鐵出來的時候，我的視線中心幾乎全是紅色，露天的紅色站台地板是鐵皮鋪就而成的，兩條狹窄的斜梯向天空延伸，支起一條紅色的天橋。我拖著沉重的行李上樓梯，風很大，腳下傳來輕微的搖晃感，濃濃的鐵鏽味讓我很擔心天橋會斷掉。

莫斯科的地鐵修建得特別深，扶梯緩慢地往下推移時，像是往地獄開。莫斯科地鐵大多數都深於100米，最深的超過了200米。最初修建於1935年，據說當時的主要目的就是戰時防護，可以容納400萬人避難。

莫斯科地鐵站

我開始感受到戰爭的衝擊。從莫斯科火車站出來，我立刻感受到了導航在莫斯科的失控。我換了很多導航軟件，有俄羅斯的，有中國的，結果都很糟糕。藍色的光標總是詭異地跑來跑去。第一天晚上，我按照路線走了900米，以為終點近在咫尺，突然光標一轉，顯示距離終點還有1900米。

一個在莫斯科留學多年的朋友告訴我，戰爭以前並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俄羅斯廣泛流傳著一種說法，莫斯科為了應對可能的空中威脅，比如無人機攻擊等，對GPS信號實施了幹擾措施，尤其是在俄羅斯二環以內區域。

一位在聖彼得堡開川菜館的老板告訴我，戰爭之後，俄羅斯的物價上漲了不少，比如一個簡易的帆布袋都在600盧布（大約50元）左右。很多店鋪因營業情況不佳倒閉，她的中餐館也遠沒有之前賺錢。

一天傍晚，我溜達到紅場附近。寬廣的紅場上擠滿了遊客，看不出來任何戰爭的影響。隻是廣場邊緣的樹下每隔三五米遠就站著一個警衛，目光始終鎖定在遊客身上。

戰爭與和平交織在俄羅斯，甚至體現在俄羅斯人對貓的喜愛中。在莫斯科的街頭、店鋪，能看到許多與貓有關的元素。很多旅遊紀念品都以小貓為原型，但很少能看到大眼、圓臉的嬌憨形象，相反大多尖嘴猴腮、胡子拉碴，甚至張牙舞爪。

火車上遇到的小貓

根據2017年一份調查數據，俄羅斯家庭養貓率達到了69%。關於對貓癡迷的原因，說法很多。其中最廣泛的一種是，中世紀鼠疫泛成災，貓士兵們勇敢地守護了他們的城市。

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征兵廣告隨處可見，地鐵裏，路標下，甚至街邊的小展牌。展牌上年輕的士兵握著槍，高昂著頭顱。在涅瓦河邊的一個屏幕上，我看見了一支征兵的視頻廣告——曾經從事各種職業的年輕人們，如今在戰場上“大放異彩”。比如，一個叫帕沙的小夥子曾經是一名景觀設計師。視頻裏，帕沙青筋暴起，將一個炮彈放進坦克，接著對麵的村莊硝煙四起，旁白“幽默”地總結到：“現在他仍是一名景觀設計師“；丹尼斯曾經是一名機械師，喜歡拆卸車輛，如今他將炮彈發射出去摧毀路上的汽車：“他仍然喜歡拆卸車輛。”

在聖彼得堡機場值機那天，咖啡廳的櫃台前排著三個軍人。他們的臉顏色分布很不均勻，有些地方是青紫色，看上去累極了。我想象不出他們有任何力氣創作或者感受幽默。其中，個子最矮的軍人右眼被一隻黑色眼罩遮住。軍人們買完咖啡轉過身來，我突然發現那個高個子軍人的左眼也被紗布包住，上麵滲出猩紅的血跡。（來源：騰訊新聞）

聖彼得堡機場的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