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鄙視鏈最底層的保安:拿糊口的錢,受氣挨罵

房地產爆雷後，各大頭部物業公司紛紛調整、重組、變革，作為物業人的我自然無法幸免。這場風波之後過了三個月，我終於選定了一家小物業公司安身立命。

這家小物業公司由開發商直接管理，開發商是一家外地企業，這幾年剛剛在我們本地嶄露頭角，便遭遇行業地震，開發的第一個樓盤就未能如約完工交付。工程延期一年後，在各方麵的壓力之下，開發商隻能計劃強行交付，便組建了物業公司。

入職前，各個麵試官都隱隱約約地向我透露小區屬於“延期交付”。我不信邪，心想，即便如此，不也得按照正常物業管理的流程來麽——前期協助開發商交房，業主收房後，開始接手小區的管理服務工作……入行好幾年，這些事項我早已做得爐火純青。

入職當天，小區正在交房，我在門口被一幫保安攔了下來，他們問我是幹什麽的，我恭恭敬敬解釋說：“我前幾天來麵試過，今天來入職。”

旁邊一個精瘦的小夥，應該是他們的隊長，示意開門讓我進去。我進去後，聽到他們竊竊私語：“新來的物業經理，前幾天我見過他……”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也許在等著看我的笑話，因為在交付的這段時間裏，我之前已經離職了三位經理。

正式工作後，我才發現麵試官所言非虛。延期交付首日，業主們就組織了大規模抗議，圍繞“延期交付”“精裝不達標”“小區供暖未接入”等問題討要說法。其後為了避免業主們聚集，開發商改成按照預約日期分開辦理交房手續，非當日預約的業主以及無關人員一律不允許進入小區。開發商還雇請了保安公司嚴防死守。我來了後，現場的十七名保安劃歸我管理，那段時間，我的工作做得艱難而憋屈。

齊隊就是之前給我放行的保安隊長，他每天都要帶著一隊保安排成人牆，抵在小區大門口的道閘欄杆前，阻擋氣勢洶洶要衝進來的業主們。烈日炎炎，每個保安的臉都被曬得黝黑，強光激得他們眯著眼睛，汗水掛滿兩頰也隻能任憑橫流，完全騰不出手來擦一下。大家都一副生無可戀的樣子——估計在業主們眼裏是冷酷無情吧。

迫於“不動手，不說話，堅決抵製無關人員進入”的指令，保安們麵對激憤不已的業主、看熱鬧的路人、躍躍欲試的記者等，依舊巋然不動地手拉手、肩並肩地守護著那道阻擋業主們回家的大門。磕碰和推搡，謾罵和叫囂，侮辱和攻擊，大大小小的衝突一觸即發。警察來了又走，走了又來，片區民警孫警官一天能見我好幾次：“還有完沒完？”我隻能無奈賠笑，遞上一瓶水表達歉意，而且幾乎每天都要去一趟派出所接受調解或者寫各種情況說明。

突然有一天，開發商通知物業停止交房，沒有收房的業主不再允許進入。當天上午，我又在派出所寫情況說明——小區那邊去了一家人，男女老少五人，用一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拚命態勢，衝破了大門口的第一道防線。在衝突中，一位女業主膝蓋處磕出了血。

我趕到時，現場事態基本已經平息。我把那一家老小請去隔壁的洽談室進行安撫，警察趕到時，對方要求給一個說法，問我們為什麽自己買的房子還不讓進呢？還被保安打傷，把小孩也嚇壞了。

齊隊長委屈地告訴我：“我們的人不可能動手打人，是他們拿著棍子和磚頭強行闖進來，自己磕碰的。”

經過警察調解，我們賠償了兩百元。我向上級請示後，安排了人畢恭畢敬地帶著他們去看了自己家不堪入目的毛坯房，這事才就此揭過。

事畢，我翻看別人拍的衝突現場的視頻。那一家人裏的兩男兩女衝到交付中心後，保安小胖雙手死死摟著兩扇門的把手，用身體扛著最後一道關口，試圖努力阻擋要衝進來的四個人，後邊的保安們也不敢使勁拉扯，怕傷到小孩，所以幫不上什麽忙。小胖終究沒能抵擋住那一家人的強攻，他們衝進辦公區的時候，兩位男業主手裏分別拿著一塊磚頭和一根一米長的方木，氣勢洶洶地指著在場眾人，無差別地叫囂，齊隊責任在身，一再阻攔，大戰差點升級。視頻播放到此，就結束了。

事情發生後的隔天，小胖沒有來上班，齊隊告訴我，小胖在衝突中把手腕扭傷了，腫得很嚴重。後來，小胖斷斷續續來上了幾天班，沒多久就向保安公司遞交了辭呈。那時我才知道小胖還是個學生，隻是利用暑假時間來兼職。

再之後，交房的流程和政策幾經變換，交付的事情逐漸告一段落，維權的業主們轉到幕後角力，收了房的業主們接受現狀，開始收拾新家準備入住。

我們物業的工作重心，也逐漸由交付轉向日常服務。

2022年入冬前，疫情再一次來勢洶洶。小區大門口又成了第一道防線，我們要求保安務必查看每一位進入業主的行程碼。此項工作，我們物業公司會對保安公司進行嚴格考核，然後由他們的牛經理再對每一位保安進行考核，如有失職，除了警告，還有罰款。社區和街道也會派人暗查各個小區的防疫管控措施，但凡被查到管控鬆懈，物業公司必定會被叫去約談，壓力層層傳導，保安自然又是一線的炮灰。

迫於嚴峻的疫情形勢和社會麵防疫的要求，很少有業主不配合，一般都會主動出示行程碼。但是也有個別人豪橫地拒絕配合，其中有因為買房到交房的不愉快，也有單純從外邊帶回來的怨氣。

小胖走後，牛經理又派來“湖北”——這是同事們給他起的外號，因為他是湖北人。湖北很少說話，老實巴交的樣子，看上去也就二十歲出頭，雖然這孩子日常眼神呆滯，神情木訥，幹活兒倒是沒有問題，搬運重物、清理垃圾毫不含糊。

那天，湖北在門口執勤，一位平時還算與物業相處得不錯的業主沒有出示防疫二維碼，被他攔了下來。業主沒好氣地甩下一句“沒有行程碼”，扭頭就要走。

當時齊隊也在旁邊，耐心地向業主說明和解釋防疫的要求。但業主振振有詞：“我回自己家還要被檢驗？”我看不下去了，上前解釋：“特殊時期，您理解一下。”業主仍然不聽勸阻，瞥我一眼，自顧自地往裏走。

突然，湖北大聲說：“你以後還想不想進了？”

業主一聽這話，扭頭就走過來要幹點什麽。我和齊隊還沒從湖北的一語驚雷中反應過來，身體就急忙上前攔在業主麵前。業主瞪著眼睛，胳膊掠過我們指著湖北說：“不讓我進試試，信不信我弄死你？你可真牛X！”

眾人忙上前勸說和解釋，業主不甘心地一步三回頭、一步三句罵地進了小區，揚長而去。從始至終，湖北除了那句狠話外，再沒有說過一句話，眼神仍然呆滯，臉上毫無表情，甚至全程低著頭沒有挪動半步。

業主走後，齊隊在一旁教育湖北，我示意他差不多就可以了。之後，齊隊向我說了湖北的經曆：三年前，湖北從老家一個人跑到這座城市，當時也是冬天，下火車時，他隻穿了一件半袖、一條單褲和一雙拖鞋，其他什麽都沒有，連手機和身份證都沒帶。當時，牛經理正好在火車站附近招聘保安，就這樣撿到了湖北。

湖北算符合我們的用人標準，但是我要求大家不論出於什麽原因，絕對不能對業主出言不遜，更不能放狠話威脅，我不想加深社會媒體中關於什麽物業是“黑物業”、保安是“黑社會”的刻板印象。

為了確保湖北精神或者腦袋沒有什麽問題，也防止他在崗位上做出其他過激行為，我又找到了牛經理了解情況。牛經理說，湖北從小沒有父親，從老家跑出來之前，母親也不知所蹤，“唯一的親人，好像是一個妹妹，已經在老家結婚，但是這兩年，兄妹倆從來沒有聯係過”。

其後，牛經理向我保證說，湖北雖然木訥、話少，但是絕對不會有過激行為，讓我放心。

我當年入行也是從保安做起的，深知他們的不容易，掙著不能養家糊口的仨瓜倆棗，幹著吃力不討好的苦活，受著不明所以的委屈。了解了湖北的經曆後，我對他也動了惻隱之心。後來我閑暇時主動走近湖北，試圖多和他交流，聽聽他的想法，但往往我滔滔不絕一堆廢話後，他隻是微微低著頭用“嗯”或“好的”來回應。我覺得湖北不是不會說話，是根本就不想說話。

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提及了湖北的家，我問他：“想家嗎？”他拘謹地坐在椅子上，雙手交叉摩挲，眼神躲閃地快速看了我一眼，然後搖搖頭“嗯”了一聲，再無其它。

我無奈轉開話題，直截了當地問他怎麽看待我們被業主們當麵責罵這件事，他仍然沒有回答。所以我隻能自我安慰般嘟囔，做服務行業，尤其是保安，被業主們罵很正常，要接受，同時盡量規避。我告訴他那天的事別往心裏去，他居然開口了：“我沒有往心裏去，以前在別的地方還被業主打過一巴掌。”

我吃了一驚——我總擔心他會耿耿於懷，所以每次聊天都會說一大堆行話，努力讓他正確看待服務行業，接受保安這個職業會遇到的一些問題，甚至暗示他忍氣吞聲，原來他居然能想得開啊。

回過頭想想，不忍氣吞聲，又能怎樣呢？我做保安的時候，遇到過有醉酒業主以我要求登記房號而不滿，把筆摔在我的臉上；有因為沒有及時開門，被一家三口搶走手中的開門遙控器，還被謾罵；有因為快遞丟失，被業主懷疑是我偷走了並被投訴……我自己的都不勝枚舉，後來我帶領和管理的保安隊伍裏，案例更是五花八門。

幾個月後，大大小小的衝突和糾紛漸漸平息，小區安穩了許多。據說部分業主經過談判得到了補償金，還有的爭取到了免費車位，甚至還有人被贈送了好幾年的物業費，從而停止了抗爭。當然，也有業主自始至終沒有放棄漫長的維權之路……好在，所有事情都在淡化，似乎唯有當下最切實。

現場的交房也逐漸人性化、流程化。我們與保安公司正式簽訂合作合同，白班保安的崗位縮減到四個，老羅、鵬哥、湖北和齊隊長留了下來。

齊隊十六歲輟學，跟著親戚去了銀川，先是在一家汽車修理鋪做修理工，幹了整整八年。受疫情影響，修理鋪生意慘淡，他便回到老家省城。他本想再找一份汽車修理的工作，靠著手藝吃飯，卻怎麽也找不到心儀的，最後是保安公司接納了他。他被分派到我這裏時，已經在其他項目上做了三個月的保安，靠著勤快，頭腦活絡，很快被提拔為隊長。

很可惜，最後一次疫情封控之前，齊隊離職了。他走的那天過來跟我打招呼，我問他為什麽不幹了，他告訴我：“趁著年輕想幹點兒有價值的工作，不能耗在保安上，況且掙三千塊的工資，夠幹什麽？還得這般伺候人，以前幹修車，車主還叫聲‘師傅’，當了保安後，都是直接‘嗨，開門’。”

我悻悻然低下頭，無言以對。

齊隊走後，刀哥接替了保安隊長的位置。

刀哥三十歲，本地人，是保安隊伍裏唯一在省城有家的人，但是他很少回家。同時他也是個令人羨慕的“拆二代”，另有一份掛職工作，比其他保安都富有，抽煙從來不下十五塊錢的，曾有一段時間，他開著家裏的奧迪A6來上班。那個時候，我預測刀哥幹不長。

再之後，疫情逐漸嚴重，很快全城封控。物業其他部門的人員都被封控在家，但是小區的基礎服務工作和防疫工作不能停滯。大家開會決定，由我帶著刀哥和三名老隊員湖北、老羅、鵬哥留守在小區。人員安排好後，封控的前一天下午，我和刀哥外出采購了幾箱方便麵和一些能買得到的蔬菜，以應對接下來的吃喝問題。

封控那段時間，大家早上都不吃飯，隻有中午和晚上勉強吃點，老羅負責給大家煮麵，再放上幾片菜葉子。這樣過了沒幾天，大家就開始“絕食”。有一天，老羅煮好方便麵叫大家開飯，對講機裏陸續都回複“不吃了”，我在辦公室也聽到了。老羅過了一會兒敲開我辦公室的門，抱怨道：“都吃膩了，頓頓煮麵，大家實在吃不下去了。”

我沒有回話——我何嚐沒有吃膩呢？可是有什麽辦法呢？

自“絕食”以後，老羅罷工了，誰餓了自己煮，不願意吃煮的，就在袋子裏捏碎，再倒入調料幹吃，也算是換了口味。

正值隆冬季節，氣溫嚴寒，我們晚上睡在一層的物業辦公區，沒有床，就睡在拚起來的椅子上或者會議桌上。當時既沒有取暖設備，又沒有像樣的被褥，大家睡覺都不脫衣服，裹得嚴嚴實實的。保安的冬季大衣看似厚重暖和，其實並不能充當晚上睡覺的被褥。那半個月，大家甚至沒有睡過一晚囫圇覺。

堅持了一陣子後，年齡較大的老羅感冒了，給我們幾個人嚇得不輕。我和社區報備後，他們給老羅做了多次核酸檢測，然後把人送回了集體宿舍。

封控期間，白天我和保安們主要是組織業主們做核酸，配合社區做好靜態防疫工作，晚上負責看護好大門，任何人不進不出，防火防盜防疫情。

有一天上午，湖北在對講機裏匯報，說門口有人要進來小區。刀哥去現場核實，是7號樓的業主胡先生帶著剛從外地高中回來的女兒要進來。胡先生和家人住在另一套房子，在我們小區的房子一直空置著，按照要求，他女兒需要單獨居住觀察，於是就被送到我們這邊的空置房屋來隔離。

我向社區報備後，隻允許小姑娘一人進去，我安排湖北穿好防護服，做好沿路消殺，讓他單獨帶小姑娘上了樓，並在門上貼了封條，之後，社區每天會安排專人上門做核酸。

七天後，小姑娘解除隔離，可以隨著其他業主一起下樓做集體核酸。

有一天，小姑娘做完集體核酸後沒有直接上樓回家，而是來到物業中心求助，說她家裏沒有吃的了，能不能幫助她采買點兒東西。大街上空曠蕭瑟，除了疾馳而過的救護車和警車之外，半個人影都沒有，別說買東西了。而且我和三名保安也處於青黃不接，就連誰都不願意吃的方便麵也所剩無幾，還有一小袋子被凍蔫巴的生菜和土豆。最後，我讓湖北拿了幾袋方便麵給小姑娘，後來，湖北還給她送過一個小太陽電暖器——因為當時小區沒有供暖。

解封後不久，物業管家突然給我發了一張小姑娘和湖北的微信聊天截圖，並告訴我小姑娘投訴了湖北，問我怎麽處理。截圖顯示，湖北加上小姑娘的微信後，先是寒暄“在幹嘛？”“吃飯了嗎？”小姑娘都有回應。湖北又問小姑娘英語學到了幾級，小姑娘回了一個捂臉哭笑的表情。

但接下來的對話，讓我大跌眼鏡：

湖北：“我有精神病。”

小姑娘：“確實。”

湖北：“這個用英語怎麽說？”

小姑娘：“SB。”

湖北：“我喜歡你，能上去找你玩嗎？”

看到這張截圖後，驚訝之餘我又有些憤怒，隨即要求牛經理處理。

不久後，湖北便離開了我們這裏。小姑娘還有些擔心，告訴物業管家說：“我怕他報複。”

此前，湖北也有很多異常行為，比如把自己補辦的身份證和手機扔掉，把警棍和對講機無故丟棄在垃圾桶，還把業主沒打招呼放在保安崗亭的一袋子豬肉丟了，種種行為令人費解，問他原因，他隻說：“沒有用了。”以至於他給小姑娘發的微信，我都有點懷疑究竟是不是他本人所為。

湖北走後，我還是心有牽掛。刀哥說，湖北放在宿舍裏的東西什麽也沒拿，連唯一一雙工鞋也沒穿，難道他赤腳離開了？

湖北走後不久，刀哥就出事了。

2022年底，疫情全麵結束後，刀哥不再住在保安的集體宿舍中，也沒有回家住，他在外邊租了一套房子，眾人都很納悶。有一天我調侃他是不是金屋藏嬌？刀哥遞給我一支芙蓉王，嘿嘿一笑說：“搞了一個小對象。”

十一年前，刀哥因為家庭矛盾和妻子離婚，有一個孩子，撫養權歸了他，父母幫帶著。雖然刀哥家條件不錯，但一直沒有再婚，也沒有一個固定的家。

年後，刀哥徹底和小對象生活在了一起，隊裏一幫單身漢，羨慕不已。

因為解封，小區恢複運轉，工作量蹭蹭上漲，刀哥卻屢屢犯錯——他上任保安隊長後，和一位業主熟悉起來，經常在崗期間相約外出喝酒，那位小對象也是這位業主熱心介紹的。脫崗東窗事發後，經過綜合考慮，牛經理撤掉了他隊長的職務。

刀哥不是那種能上能下的人，在門崗站了沒幾天，便離開了保安隊伍。

老隊員隻剩下老羅和鵬哥，他倆同病相憐。

自從上次在封控期間被凍感冒後，老羅就一直請假了，解封後又回老家照顧年邁的母親，直至疫情完全結束，才被牛經理叫來上班。

老羅那時四十八歲，之前是做包工頭，有一雙兒女，兒子在合肥讀大學，畢業後就留在了那裏，前幾年他給兒子在合肥買了房子，女兒還在省城讀中專。沒有人提他的妻子，他也從來沒有說過。

有一次，老羅和我聊到了交通事故的話題後，我才明白他為啥從包工頭轉行做了保安。

2017年，一位東北的居士來到五台山修行，要在山上建一座寺廟，經人介紹，老羅承包了工程。誰承想，這邊老羅如火如荼地幹著呢，那邊東北居士就跑路了，欠了他三十二萬的工程款，至今未結。當初的介紹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出家人，他寬慰老羅說，就當是積功德了。然而老羅並未被菩薩佑護。隔年一天傍晚，老羅開著麵包車回住處，經過紅綠燈，綠燈亮起時，啟動車子出發，快過了路口時，突然竄出來一個人，他來不及刹車，撞了上去。

說到這兒，老羅摘下保安帽子撓了撓頭，點了一支煙，歎了一口氣，懊悔又無奈地說：“當時也挺奇怪，視線很開闊，根本沒看見人，一個半大小子，沒搶救過來。”

事情發生後，老羅被判監外執行，最終判定要負主要責任，賠付了對方三十三萬。

連續兩件事，讓老羅賠光了家底兒，生意一蹶不振。禍不單行，不幹工程後，他又生了一場大病，做了心髒搭橋手術，歇了幾年後，身體恢複，便入行做了保安。

老羅的心髒病最初沒有向我透露。對於我們甲方來說，保安公司派駐小區的保安員必須身體健康，更不能有過往病史。正常情況下，一旦發現保安有病史，我需要緊急向公司打報告，並要求保安公司更換人員，並對其作出相應的處罰——一千元至兩千元的罰款。如果我裝作不知情，老羅在工作中一旦突發疾病意外，可能給公司帶來嚴重的後果，我也可能因此受到牽連。

不過，我還是猶豫了，老羅能坦誠向我說明病史，那是他相信我，況且他對工作很負責，大家都有目共睹，對待業主們也和氣，和周邊的關係也處理得融洽。

去年春節前，老羅在樓裏巡邏，聽到某棟樓2704家中有人唱歌，不過聲音不是特別大，不至於影響鄰居，也就沒有理會。接下來幾天，老羅每次巡邏到這裏都能聽到2704家中的歌聲。老羅想敲門告知業主聲音稍微放小一點，但是敲了很久沒人開門，他向管家匯報了情況，管家說2704的業主早回老家過年去了，走的時候還和他打招呼寒暄了一陣，家中怎麽可能有人唱歌呢？

大家都很納悶，我們上樓去查看，再次敲門也沒人應聲，但是很明顯家中有動靜。管家就給業主打電話落實情況，業主一開始也納悶，隨後才反應過來——是家中的智能音響，忘記取消設置了。

事後，老羅的細心認真還收到了業主的表揚信。

我平時也特別要求保安們不隻是看好大門或幹幹重活，更要多注意小區的異常情況，能及時作出判斷，並且最好能當即采取有效措施。這一塊，老羅是保安隊伍裏唯一我比較看好的。

8號樓1602室住著一位獨居老人，姓邵，大家都叫她“少奶奶”。老太太幾乎每天下午都會拿一個小馬紮坐在大門口和保安們閑聊，除了惡劣天氣不來，平時日日不差。

今年正月，有一天揚塵，少奶奶到點沒有來大門口，後麵好幾天天氣都很好，少奶奶仍然沒有來。老羅心有疑慮，便專門去敲少奶奶的家門，無人應聲，報給管家後聯係上她的孫女兒，才得知少奶奶肺不好，省城在春季之前會刮一陣揚塵，家人不放心她一人在家，便在前幾天把人接走了。

後來，我和牛經理提到了老羅的心髒問題，牛經理向我解釋：“現在年輕人都心浮氣躁，幹不長時間，況且（保安）工資也不高。年齡大一點兒的反而比較穩定，老羅做隊員這麽久，勤勤懇懇，幹活兒沒有問題。”

我擔心老羅在工作期間犯病，牛經理又有一套說辭：“既然年齡大，大大小小的毛病肯定都有，很難避免，但是誰也保證不了年輕人就沒有毛病？你忘了湖北？再說，老羅的病已經完全恢複了。”

最終，我不甘心地投降了——刀哥離職，保安們缺少一個得力的隊長，於是，老羅接替了刀哥的位置，正式提為第三任保安隊長。

我思忖：這半年來的保安人員，如果嚴格按照用工規定，幾乎沒有人是合格的——小胖是兼職，湖北有精神病，刀哥擅自離崗喝大酒，老羅有心髒疾病，鵬哥有案底，其他人，要麽超齡要麽形象不達標，唯一一個算是合格的齊隊，還看不上保安這個職業。

鵬哥比老羅年輕六歲，是保安隊伍初建時的老隊員。他是晉西南山村裏的人，口音很濃重，平時我們溝通需要仔細辨別才能聽出個大概意思。他也屬於話少的人，即使開口，也磕磕絆絆講不明白。牛經理告訴我，鵬哥之前在家頹了很長時間，至今未婚。

一次無意之間，我看見了鵬哥手腕處的文身，估計他上身應該還有一個大麵積的。我好奇，鵬哥這樣沉默寡言、看著並不張揚的人，怎麽會做文身？按照物業公司的要求，保安員是不能有文身的，至少不能有太明顯或工衣遮擋不住的文身。

有一天，我正準備收拾東西下班，路過備勤室，從門縫中窺見鵬哥在換衣服，他身上一直令我好奇的文身終於顯露出來，於是，我進去備勤室和鵬哥探問起來。

鵬哥沒介意，向我展示了他的文身——前胸有一個模糊的龍頭，後背是一個已經清洗過的關公輪廓，手臂上是自己的楷體名字。

他說自己小學輟學後，在別人的慫恿之下，在後背紋了關公，那個時候他才十三歲，是去開刺青店的同學家裏紋的，沒有花錢，不過之後清洗關公卻花了小一萬。我問他為啥要洗，他說：“背不住。”

再之後，他跟著堂哥往返陝北運煤。他堂哥經常賭博，他父親發現後，擔心他學壞，就強行把他留在家裏。在老家無所事事，他又在前胸紋了一個龍頭，跟著人混跡在鎮上的棋牌室，在村裏人眼裏，算是那種不成器的無良少年。

二十多歲時，鵬哥跟著朋友的舅舅坐著麵包車去往新疆打工，在路上，朋友的舅舅整理行李箱，讓鵬哥幫忙裝點東西，並遞給他一個盒子。他不知道盒子裏裝著什麽，也沒有多問，接過來就裝進自己的行李箱。鵬哥給我比劃：“大概就是普通快遞那麽大一個盒子。”

之後他們轉車，在陝西坐火車的時候被扣下來了。被帶到審訊室後，三個警察圍著鵬哥，鵬哥說他當時也不緊張，因為他覺得也沒有做虧心事，一定是有什麽事誤會了。當警察把盒子從他的箱子裏拿出來的時候，鵬哥仍然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直到警察當著他的麵打開盒子，拿出一小包一小包白色粉末狀的東西問他是什麽的時候，鵬哥這才意識到，這應該是毒品。

鵬哥實話實說盒子的來源，但是警察並沒有因此放過他。後來，他先是聯係了家人，又找了在棋牌室認識的一個大哥借了錢，這才隻是被判關了一段時間。

新疆沒有去成，出獄後，沒多久，聽人勸說，鵬哥就把背後的關公洗掉了。之後十幾年他遊走在縣城和鎮上的工地上幹活，前兩年才離開老家來到省城，入職了牛經理的保安公司。

做物業這麽久，小區保安的用人標準，我太清楚了——提供“無犯罪證明”是絕對的底線，鵬哥和老羅一樣向我袒露過往，也許他們並不知道可能會因此失去這份工作，但我這次願意冒風險替他們守住秘密。至於在工作中，能否盡心盡責地服務業主，與他們的過往無關。

如果這種社會最底層的行業對他們都設有門檻，我想他們隻能流浪街頭、拾荒乞討。倒是老羅和鵬哥開玩笑說：“不至於，還有物業保潔可以選擇。”

鵬哥有一段時間經常被業主投訴，我找他核實情況的時候，他也委屈，稱自己被業主當麵粗言穢語辱罵。我查了監控，證實了鵬哥的說辭，大多都是因為鵬哥嘴笨，不會溝通解釋，讓本就對保安沒好感的業主們更加誤會，最終引起糾紛。

我不能幫鵬哥向業主討要說法，隻能寬慰他一些連自己都不甘心接受的屁話。我知道，幹物業保安，我們不願接受被一些業主們看不起的事實，但也無法改變被業主們指著鼻子來一句“不想跟你這號人一般見識”的常態。

一天清晨，環衛車老板給我發微信，說門口停了一輛車，環衛車進不去，所以當天的垃圾沒有清走。上班後，我找當時執勤的鵬哥核實情況，問為啥門口停了車不管理？

鵬哥磕磕絆絆向我描述了當時的情況：淩晨三點，一位業主徑直將車開到小區的人行出入口，熄火下車，準備走人。鵬哥見狀，忙上前解釋門口不能停車，業主卻稱自己喝酒了，開不了車，明天一早就挪走。鵬哥再三解釋，醉酒業主卻不理不睬，鵬哥甚至試圖擋在業主麵前，讓他把車挪走，沒想到這一舉動惹惱了醉酒的業主，他罵罵咧咧地推開鵬哥，嘴裏罵著“滾遠點兒”……

我反問鵬哥，有沒有給業主解釋會影響垃圾車進出？鵬哥低下頭囁嚅了一句什麽，我也沒有聽懂。

我隻能無奈歎一口氣，得馬上組織保潔倒騰未拉走的生活垃圾，否則臭氣熏天，會招致別的業主投訴。老羅還問像這種情況能不能打電話給交警，舉報他酒駕。我擺擺手，不置可否。

對於物業保安來說，最怕的就是醉酒的業主，業主這樣尊貴的身份在酒精的加持下，和一個看門的保安幾乎很難產生正常的交流。保安與業主的衝突，也不是報警就能一勞永逸的。

老羅升任隊長後，有一天在8號樓巡邏，一個看上去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在單元門口的台階上坐著，看見他過來，便喊住他問：“保安，今天哪家結婚？”

年輕人話一出，老羅就知道他喝了酒，便耐心地說：“一般有結婚大門口會有拱門，今天小區沒有結婚的。”

此話一出，年輕人不高興了：“我問你今天哪家結婚？你廢什麽話，和拱門有啥關係？”

老羅雖然是老保安，但還是受了一擊，反問年輕人：“我不知道哪家結婚。你要去哪號樓哪一戶？我可以帶你去。”

年輕人隨即罵了老羅一句髒話。老羅沒有搭理，轉身便要走。誰料年輕人從台階上踉蹌著站起來，對著單元門開始脫褲子撒尿，老羅回頭喝止，那年輕人罵得更凶。聞訊後，我和鵬哥，還有幾名同事趕到現場，年輕人正在提褲子，單元門上還在淅淅瀝瀝，門下淌著一攤令人作嘔的排泄物。

我心頭火起，但還是開口禮貌詢問他去哪兒。意料之中，年輕人把矛頭指向我，罵罵咧咧地就要上前推我，我也是年輕人，哪能受得了這個，老羅第一個上前擋在我前麵，我們才沒有衝突升級。其他同事在一旁幫腔：“有話好好說，不要罵人。”

我們雙方一番爭執之後，有位老年業主也圍了過來：“有話好好說，不要吵架，不要打架。”我們才都恢複了理智，由亢奮轉為禮貌，經過再三詢問，年輕人終於開口說要去13號樓——可是這個小區根本沒有13號樓。

最後，那年輕人撥了一個電話，是一個住在這小區的年輕女孩接的，但是並不讓我們送人上去，說她下來接。在樓下我們把年輕人交到了女孩手裏，才結束此事。事後，保安們都說沒有見過這個醉酒的年輕人，應該是臨時來訪的人。

後來，我跟大家開會討論：業主與保安的衝突最初都源自不能好好說話，作為服務人員，我們能否設身處地理解醉酒客戶呢？在行動上和語言上最好再耐心一些，也許就不會有多少衝突升級，甚至都不會產生衝突，這樣才能好好地服務業主。

說到此處時，有人喃喃自語：“我們更願意好好服務好好說話的業主。”

我裝作沒聽見，卻思量了很久。

除了業主之外，保安的服務對象還包括像裝修公司、外來家政人員、外賣員、快遞員等與業主相關的第三方服務人員。大家雖都是服務業主的不同行業的從業者，但是為了更便捷或更高效地完成各自的服務工作，相互之間難免會觸碰彼此的服務界限，形成擠壓態勢，從而導致矛盾和衝突。

在我們小區明確規定嚴禁外賣員騎電動車進入小區。時間長了，一些老外賣員已經習慣了，會主動把電動車停在小區外邊，拎著外賣跑步進小區。一些新外賣員會試探門口保安的管理力度，總要騎著電車進入。

那天中午，老羅值班，攔下一個外賣員後，對方很不滿，一邊從門口退車，一邊嘴裏嘟囔著。老羅並未理會，看著外賣員把電動車推出到門口的市政人行道上。

外賣員進小區送餐時，停在人行道上的電動車突然倒了，等外賣員送餐出來，看見自己的電車倒在路上，認為是老羅故意把他的電車推倒了，衝著老羅就罵。

兩人就此對罵了幾句。外賣員忙著下一單，扶起電車查看無恙後，就準備離開，在路過擺在門口的交通路錐時，故意飛起一腳，老羅立即快步上前拽住了外賣員的電車，厲聲喝道：“你給我扶起來！”兩人又開始糾纏起來。

事後，我到現場處理，老羅告訴我，他沒有看見電車是怎麽倒的，外賣員卻一口咬定是老羅報複他，故意把電車推倒的。於是我帶著外賣員去監控室查看當時的情況：他被老羅攔下後，把電車停在了不遠處的人行道上，由於路麵是斜坡，又加上他在後邊的框子裏取餐時帶動了車身，電車逐漸失去平衡，在他匆匆進去小區後不久，就傾倒在路上。老羅當時在門內登記進出車輛，並未覺察到這個情況。

一切還原後，我本以為外賣員會給老羅道個歉，沒想到，他卻扭頭就走，臨騎車走的時候，還回頭罵了一句：“傻X物業！”老羅又要上前衝過去，我攔住他，示意算了。

我心想，再糾纏一會兒，那個外賣員耽誤的單子會越來越多，情緒會越來越激動，可能引起的後果會越來越複雜，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這種稍微單純的和第三方的矛盾還算好解決，如果牽涉進業主，保安就純粹是出氣筒，兩邊不是人。

小區自去年交付以來，一直處於邊施工、邊交付、邊入住的階段，小區的停車地庫也沒有完工，所以入住業主的車輛和臨時來訪車輛隻能停放在小區內的臨時區域，最多容納二十輛車。雖然是臨時停車區域，但是保安們也嚴格執行不亂停亂放的管理製度，因此經常會與業主們產生不愉快。

那天鵬哥在門口執勤，一個給業主家安裝網線的工人開著工具車要進入小區，但是小區院裏已經停滿了車，再沒有地方可以停放，鵬哥向對方解釋後，對方說他停在通道靠邊的區域，一會兒就走。鵬哥不同意，因為那樣會影響非機動車和行人正常進出。

兩人由此產生了口角。對方將車堵在門口，並給業主打電話，說門口保安不讓進，沒法安裝網線。業主一聽保安不讓進，下樓後與鵬哥理論：“別的車能進，為啥來我家的車就不讓進？跟你好好說話不聽，非得找不痛快嗎？”

鵬哥自始至終保持沉默。之後，老羅作為隊長在現場協調解決，其他車出去了一輛，很快便安排那輛工具車進小區。沒想到，安裝網線的工人在業主的幫腔作勢之下，更理直氣壯了，一邊開車進門，一邊說了一句：“屬狗的東西，聽不進去話。”

不止鵬哥，換誰也接受不了這種辱罵，鵬哥是不會說話，並不是沒有尊嚴。還沒等鵬哥還口，在一旁的老羅憤怒地說：“你會說人話嗎？”由此，衝突升級，業主也加入進來，情況變得複雜了起來。

我到現場後，門口圍了一群看熱鬧的人，鵬哥在一旁唯唯諾諾，老羅梗著的脖子收斂了很多。我先讓老羅帶著鵬哥撤離現場，向在場的物業管家了解情況之後，轉向業主低聲下氣地說了一些違心的道歉，我知道這種衝突神仙來了也一下解決不了，隻能把控好細節，慢慢平息。

業主倒沒有對我們不依不饒，但對我們的服務也絕對談不上滿意。至於安裝網線的工人，自始至終我都沒有搭理他，唯一想說的一句話是：“誰先開口咬人，誰才是狗。”

大部分業主們隻會在意自己生活的便捷程度，不會關心保安和外賣員或是其他人員的這種擠壓態勢，他們想著再怎麽擠壓，也還有空間，並不會影響自己享受服務。

實際上，大家都在上層製定的規則中辛苦奔波，卻在執行過程中，相互踩踏，左衝右突為自己爭取尊嚴，可是仔細想想，這些衝突實質是不同上層製定的規則之間的矛盾，但又無法改變。

業主們和保安們，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擁有平等的人格，最初誰也不針對誰，所有衝突的產生，都源自於交流時的分歧，最初誰也沒有惡意。

作為物業保安，我們無法要求每一個業主都遵守小區的秩序規約，提升保安的職業素質也任重道遠。

後來，我和牛經理聊天得知：湖北從我這裏離開後，還在他麾下，被安排在一個工地上看大門；齊隊從我這裏離職後便結了婚，後來又入職了保安公司；至於刀哥，一直沒有消息，有一天我給他發微信，發現他已經把我刪了。

落筆之前，我特意觀察了生活周邊的保安們，在工地看大門的，在小區門口立崗的，在停車場收費的，在地鐵站巡邏的，在景點核查安檢的……大家的臉上都有一種不被人理解的疲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