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裏斯未能看清民意對體製失望 把自己定位成捍衛者

戴蒙·林克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係的高級講師，也是尼斯卡南中心開放社會項目的高級研究員，他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中認為，民主黨失敗的關鍵原因，是未能回應民眾對體製的不滿。

哈裏斯的競選策略在理論上看起來很不錯。

她將避開2019年不受歡迎的激進進步立場，毫無保留地擁抱美國的愛國主義和自由精神，並通過接受像利茲·切尼及其父親、前副總統迪克·切尼這樣的前共和黨官員的支持，來建立一個廣泛的聯盟。

這一策略在戰略上看似合理，模式源自20世紀30年代反法西斯的跨意識形態“人民陣線”，近年來在以色列、匈牙利等國家對抗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和候選人時也曾被嚐試過。

然而，這一策略的成功率並不高，往往是好壞參半。再加上全球範圍內選民對通貨膨脹的焦慮情緒，這種情緒在過去一年中讓多國在任者失利，哈裏斯的困境，也似乎成了這一連鎖反應中的最新一環。

但哈裏斯競選策略的慘敗還有其自身的因素，不僅僅是國家或全球短暫消極情緒的結果。

多年來，甚至可以說數十年來，大多數美國人一直告訴民調機構，他們對國家的走向及諸多其他問題感到不滿。

哈裏斯試圖將自己塑造成國家現有權力機構的捍衛者，以對抗特朗普的反體製言論和衝動，這使她在公眾意見麵前站到了不利的一邊。

在過去十多年裏，美國有50%至75%的民眾在民調中表示，他們認為國家正走在錯誤的道路上。這是最被反複討論的不滿指標，但還有其他數據更加令人沮喪。

10月蓋洛普民調顯示，僅略多於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對國家現狀感到滿意。另一項長期的蓋洛普民調跟蹤美國民眾對主要機構的信任程度，顯示自伊拉克戰爭和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一信任度不斷下滑，目前僅有28%的美國人對主要機構有信心。

或許最令人沮喪的是皮尤的調查，數據顯示對政府的信任度低至驚人的22%。

失去信任的原因多到難以一一列舉。

除了之前提到的伊拉克戰爭和金融危機，還有許多讓民眾感到失望的事件。例如，公共衛生官員在疫情中的應對被許多人認為過於嚴厲，封鎖措施導致了廣泛的痛苦，對兒童的心理和教育產生了負麵影響；阿富汗撤軍過程屈辱而令人沮喪；2022年物價飛漲，隨後利率急劇上升，讓很多工薪階層明顯感到生活成本增加；公共債務飆升；無家可歸者的數量激增，美國城市的帳篷營地擴散；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陷入緊張、令人沮喪且似乎無休止的僵局；而大量無證移民從南部邊境湧入，局勢多年來基本未得到控製，直到去年夏天拜登政府在政治壓力下，才不得不采取更強硬的措施來應對這個問題。

或許並不是每個人都將這些視為失敗，但許多美國人卻將其視為令人憤慨的問題，尤其是因為無論哪一黨派的執政者，對這些問題往往不願承認任何責任。

官員們製定政策、執行政策，而當選民對結果不滿時，掌權者往往隻是轉向下一個議題，寄希望於不滿被淡忘，或者將批評歸咎於無知或錯誤信息。

事實證明，這種方式在政治上並不有效，相反往往讓不滿情緒愈加沉積，最終成為困擾政治體係的頑疾。

特朗普正是這種頑疾的最突出、最危險的表現。

換一種說法：哈裏斯競選總統時，實際上是把自己定位成了保守派，旨在維護和捍衛國家的兩黨政治體製，以對抗選民中多年來不斷上升的反體製情緒，而這種情緒也是MAGA運動的動力源泉。

問題在於，很少有選民會支持現有體製並為之慶祝。

這給民主黨人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自將近一個世紀前的新政以來，民主黨一直致力於利用政府力量改善普通美國人的生活。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一初衷屢次遭到強有力的、有組織的反對，總統克林頓和奧巴馬的初期改革雄心，都在中期選舉中被大幅削弱。

而現在，公眾對政府的懷疑，甚至不僅限於反對擴大政府的規模和權力，已擴展到質疑政府現有的大量職能，自動轉移支付和部分執法領域之外（注，這是指公眾還是需要社會福利和安全）。

這並不意味著民主黨需要放棄一切。與其提出大規模的新計劃，或像哈裏斯那樣堅定捍衛現狀，不如嚐試將自己重新定義為負責任的改革者。

要實現這一點，第一步是承認過去二十年裏兩黨公共服務人員所犯的錯誤，並對這些錯誤表現出謙遜，願意從中汲取教訓。

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意味著承諾調整甚至停止一些政府項目。哈裏斯提議的一些措施——如增加住房供應、降低住房成本、以及在拜登政府許可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在這一方向上邁出了試探性的一步。但由於這些舉措隻在競選演講中零散提到，而不是競選願景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幾乎沒有帶來任何政治收益。

許多美國人已經對政府失去信任，民主黨需要站在重獲信任的最前線。就像戰勝成癮一樣，邁向重建信任的第一步是承認問題的存在。

如果本周在選舉中的慘敗能讓民主黨認識到這一點，那麽這次挫折或許會帶來積極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