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錢可以，但別想讓我們帶孫子”

清晨，劉阿姨輕搖折扇，走在通往公園的小徑上。每走幾步，就有熟人跟她打招呼。這是劉阿姨退休後常來的公園，每天8點，她會在這裏和拳友一起打太極，享受晨練時光。與此同時，公園裏也不乏推著嬰兒車遛彎的老人。

生活在一線城市的劉阿姨，選擇了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拒絕帶孫的她，決定把退休生活留給自己。如今，有越來越多像劉阿姨這樣的退休老人，在傳統觀念與現代價值觀的衝突中，嚐試與後輩在育兒問題上達成平衡。

近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原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指出，基於教育、養老、醫療、生育、托育等多方麵壓力，部分年輕人的生育意願有所下降。他建議：“（他們）應抓住有效的生育期，借助親友之力解決暫時的困難，以免錯過最佳生育期。”

（圖/視覺中國）

鄭秉文所指的“親友”，通常指年輕人的父母。在國人的傳統認知中，父母理應幫助子女，照顧孫輩，並形成一種傳承。但在當下的中國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裏，老年人更傾向於擺脫照顧孫輩的責任，享受退休生活。他們正在以行動樹立一個新標簽——“新老人”。

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1962—1975年）出生的人，是“新老人”的主體。民政部、全國老齡辦2024年10月發布的《2023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顯示，截至2023年年末，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29697萬人。

這些“新老人”的退休生活忙碌而充實。他們向年輕人學習，積極適應數字化時代。大部分“新老人”表示自己很忙，這與公眾對老年人退休生活的刻板印象——普遍清閑、孤獨——有所不同。除了體育鍛煉、旅行等線下活動，超過半數受訪者表示，自己每天忙於在線交流；還有超過20%的老人忙於上網學習，平均在線時長為每天2小時。

他們也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退休後，不用幫子女帶孩子嗎？”

隔代撫養是一種選擇，

而不是義務

劉阿姨生於20世紀50年代，每月退休金有上萬元，加上沒有房貸，生活相對寬裕、放鬆。退休後，她的生活依然豐富：在老年大學上舞蹈課，參與書畫協會的展覽活動，組織老同學、老同事聚會，與朋友定期結伴旅遊，等等。退休這幾年，她去過西藏、新疆，冬天去東北滑雪，夏天去雲南避暑。

劉阿姨的想法很有代表性：退休後就應該享受生活，而不是自願承擔照顧孫輩的任務。

與此同時，劉阿姨的獨生女兒李楠正在陷入“喪偶式育兒”的局麵：公婆以“退休後還需工作”為由，拒絕幫忙；丈夫則忙於創業，經常早出晚歸，育兒重擔落在李楠一個人身上。

李楠曾請母親幫忙照顧孫子。盡管心疼女兒，劉阿姨還是婉拒了：“我年輕時是職業女性，吃了一輩子食堂，連飯也不會做。讓我帶孩子，比帶項目還難。”劉阿姨建議女兒去月子中心坐月子，之後如果要請專業的育兒嫂，她來出錢。“照顧孩子方麵，專業人士比我有經驗。如果有經濟困難，我可以提供一定的資助。我認為，老年人應該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給兒女提供幫助，而不是無條件地全力以赴。”

（圖/《出走的決心》）

越來越多的老人選擇多樣化的退休生活，而不是繞著孫輩轉。他們身體尚屬健康，拿著退休金，正是有錢又有閑的時候，學習新技能，參與新活動，人生有無限可能。劉阿姨說：“退休後才是人生新階段的開始，老年人的自我實現同樣有價值，我們沒有義務為子女照顧孩子。”

盧奶奶的情況和劉阿姨相似，她認為，“老年人帶孫應該是一種選擇，而不是義務”。

61歲的盧奶奶是一名紡織廠退休工人，居住在廣州。退休後，盧奶奶加入一個老年舞蹈隊，每天和同伴一起排練，還受邀上過央視。她稱自己的退休生活“非常忙碌”。

盧奶奶的丈夫是本地人，有一些可穩定收租的房產，愛好釣魚，一出去就是一整天。而盧奶奶每天上午8點準時去珠江邊和老姐妹們跳舞，10點半“收隊”後再一起上茶樓喝茶。像盧奶奶這樣的廣州師奶，喝茶是她們每天最重要的行程之一，甚至可以說，“比起帶孫子，喝茶才是正經事”。為此，她經常坐40分鍾的公交車，從海珠區到荔灣區跟老姐妹們碰頭：“那裏的茶樓平靚正，很抵食（劃算）。”

（圖/《郊遊》）

在子女眼中，盧奶奶生活清閑，身體也不錯，幫忙帶孫似乎理所當然。但兒子提出請她幫忙照看2歲的孫子時，盧奶奶仔細考慮後拒絕了：“帶孫太累了，我一怕帶不動，二怕帶不好。人老了應該享受自己的生活，做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事情。”

老年人不參與隔代撫養，這種情況在廣州絕非少數。通常，這類老人住在自己的房子裏，並不與子女同住，隻有周末家庭聚餐時才有機會見一見孫子、孫女。在幫助子女分擔育兒壓力時，他們更願意“出錢”而非“出力”。

這一代“新老人”對個體自由和退休生活質量有更高的要求，同時清晰地表達了這一訴求，而不再是犧牲自己的後半截人生。

育兒問題的張力

小麥夫婦都是85後，在上海生活。他們是第一代獨生子女，也是“421”家庭結構中的夾心層。

小麥今年年初生了二胎，夫妻二人的生活更忙碌了：丈夫每天早上8點前把大寶送去學校，再以最快的速度在8點半前趕到公司。為了節省開支，他們沒有給大寶報小學托管班，小麥負責大寶中午、下午的接送，與此同時，她還得把剛剛學會爬行的二寶帶在身邊。

二寶才半歲，如果請一個育兒嫂，每月需要額外支出7000—10000元，這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小麥和丈夫也考慮過幾家早教中心，希望找到合適的托管服務，但被一年10萬元的高額費用勸退。

即將結束產假的小麥，正在為無人照顧孩子而發愁：“我們這一代人，要養4個老人和孩子。看似家裏有6個大人，但因為和老人分開住，事實就是，兩個孩子隻有我一人來照顧。”育兒問題往往成為夫妻爭吵的由頭，小麥是否應該成為全職媽媽這件事，也被反複提起。如果沒有老人幫忙，普通家庭的女性生育二胎後成為全職媽媽，似乎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這背後，透露出深深的無力感。

（圖/《全職》）

生育女性的困境一再重演，促使小麥進行思考：“什麽樣的家庭能讓女性在生育後回歸職場？一是經濟條件允許，請得起保姆的家庭；二是有老人幫忙照顧孫輩的家庭。如果沒有能力請保姆，又沒有老人的幫助，雙職工家庭可能需要犧牲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來照顧孩子，而這個人往往是女性。”

最終，為了支持小麥重返職場，小麥的母親離開家鄉，來上海幫她帶孩子。小麥的母親姓張，今年70歲，退休前是一名教師。張老師說：“我的兩個外孫都是我帶大的。現在上海的家庭流行外婆照顧孫子，奶奶是幾乎不參與的。”

張老師對老人不幫忙帶孩子的原因也有清醒的認識：“婆媳關係大都存在問題，隔代教育的差異和矛盾是很難避免的。婆婆照顧孩子往往吃力不討好，現在許多老人不願意做。”

（圖/《再見我們的幼兒園》）

社交媒體上，關於“老人帶娃”和“老人不帶娃”的討論，兩種觀點勢均力敵。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育兒經。在一線城市，職場壓力大，保育係統不完善，房價和育兒成本高昂，年輕人不得不尋求老人的幫助，以減輕經濟壓力。如今老人們從以往的“無限連帶責任”轉變為結合實際情況的“有限度的幫忙”，從理所當然的奉獻到有商有量的配合，是一種進步。

“如果這時候老人說‘誰的孩子誰帶’，我會非常沮喪。”小麥說。孩子出生後的頭幾年，對小家庭來說是個挑戰。年輕人要適應自身角色的轉變，更要麵對因無法表達需求而哭鬧的嬰兒，這種慌亂，有孩子的人才能深刻體察。如何避免失衡，是每一個當代家庭都難以避免的命題。

老年人是年輕家庭的第二個“妻子”

因為擔心老人不願幫忙，越來越多年輕人將“是否有老人幫忙帶娃”作為生育決策的重要考量。許多人因為難以承擔育兒的重擔，選擇不生孩子或隻生一個孩子。麵對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應充分利用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的紅利”，有專家如此建議。

然而，“新老人”並不願意成為“紅利”，而是用行動擺脫傳統的規訓，做出自己的選擇。固然有人願意為兒女分憂，但也有人渴望擁有自己的生活和空間，過上體麵且豐富的退休生活，而不是陷入為子女無條件付出的輪回。

年輕人和老人的難處，都應該被看見、被理解。老人不願意在卸下社會角色後，重新被嵌入一套忙碌的係統；年輕人則需要老人幫忙照顧孩子、分擔家務，不但能省下保姆和托兒所的費用，來自老人的退休金還可以作為補貼，減輕家庭的整體經濟壓力。

（圖/《川流不“熄”》）

“老人不幫子女帶孩子”，從來就不是個體問題，而是社會係統性問題。現代女性生育後都希望重返職場，一來避免與社會脫節，二來增加家庭經濟收入；老人希望擺脫勞碌、被束縛的生活，在晚年找回自我；而作為家庭中受益最多的男性，應該看見並體察兩代家庭成員的訴求，共同協商，形成更合理的家庭分工。社會則應予以整體性支持，一個“生育友好型”的社會，需要全社會成員的共同參與，而不是抱持“抱怨—對抗”“投訴—無視”的二元立場。

複旦大學教授沈奕斐在《誰在你家：中國“個體家庭”的選擇》一書中指出：在城市雙職工家庭中，祖父母幾乎承擔了所有家務，配合兒子、兒媳及孫輩的生活工作安排，隱藏自己的喜好，壓抑自己的需求，扮演著完美“妻子”的角色。

中國一直有隔代養育的傳統，祖輩承擔了年輕家庭中第二個“妻子”的責任。在傳統觀念中，老人幫忙帶孩子可以加深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否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可能會受到影響。

沈奕斐發現，這種影響分為兩方麵：一方麵，老人不帶娃，會影響他們與子女的關係。子女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確實分身乏術，需要理解和支持。如果老人不幫忙，他們可能會對老人產生怨恨，導致關係疏遠。另一方麵，這會影響老人與孫輩的關係。老人如果不參與孫輩的成長過程，後者與他們不親近，他們也容易產生失落感、孤獨感。

（圖/《郊遊》）

沈奕斐認為，當代年輕女性在家庭中獲得的權利和地位並非來自男性，而是來自上一代老人的讓渡。她們從繁重的育兒和家務勞動中解脫，是因為家庭中的老年女性承受了這一切，但後者的犧牲、困境，鮮少被提及和重視。

南京大學社會學學者許琪在題為《性別公平理論在中國成立嗎？》的調查報告中發現，與男性相比，老年人才是提升女性生育意願的關鍵因素：“如果丈夫多做家務、多帶孩子，並不一定能提升女性生育的可能性。真正能起作用的是老人，因為他們是夫妻之外的‘外部力量’，他們的參與才能真正緩解小家庭的壓力，保證雙職工家庭的工作能力和收入都少受影響。”

許琪指出，要想提高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國家與社會需要分擔一部分生育壓力，如提供能保障3歲以下幼兒基本安全的育兒托兒服務，出台分擔由於女性職工生育造成的企業成本升高的措施，等等。這將有利於緩解家庭領域中的性別不平等困境，也有利於提升生育意願。

（圖/視覺中國）

“新老年人”選擇不帶孩子是個人權利得到重視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和個體自我實現需求的反映。沒有什麽是理所應當的，也沒有一蹴而就的共贏方案。社會應提供更多支持，滿足年輕人的育兒需求和期望，幫助老人追求自我價值。

張老師說：“等到孫子上小學，我就把撫育孩子的責任還給他們（子女），他們則把自由生活的權利還給我們。老年人應該有自己的生活。父母辛苦大半輩子了，應該有閑適自在的晚年生活，不必再為兒孫操心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