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招“疫情班”應屆生,一種新的就業歧視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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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生王瑜畢業於2023年,大學生活中有三年都在疫情期間,她沒想到自己會因為這一點,找工作時被HR拒絕。

2024年9月,剛剛離職的王瑜給一家教育機構投遞了簡曆。和HR的交流最初還算順利,後來,HR突然問王瑜:“你是去年畢業的嗎?”

得到了肯定回答,HR追問她疫情期間學了哪些東西,最後,他以王瑜在疫情期間完成課程,缺少實操訓練為由,拒絕了她。

王瑜的遭遇並非孤例。2024年10月,有媒體報道了多名應屆畢業生求職中遭歧視的現象,在部分企業HR口中,和王瑜類似的學生被稱為“疫情班”學生。一企業負責人直接向媒體表示,不接收2022屆至2024屆的畢業生,並稱在自己交流的圈子裏,“普遍對疫情班的孩子們不太認可”。

大學畢業生在招聘會上尋找就業崗位/新華社記者陳思汗攝

歧視的另一頭,是競爭愈發激烈的就業市場。2024年3月,北森基於過去一年的數據,呈現了一份招聘趨勢報告。報告顯示,2023年招聘供需指數整體走低,企業對人才愈發挑剔,優秀人才和複合型人才備受追捧,普通人才或麵臨過剩。

根據教育部統計,2024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達1179萬,同比增加21萬。

“疫情也不怪我們。”王瑜氣憤地甩下這句話,把那個HR拉黑了。但求職還要繼續,和王瑜一樣的“疫情班”應屆生,依舊要在競爭愈發激烈的就業市場中,與自己的“身份”展開對抗。

01

“不招上網課的”

2024年6月底,許彤從湖北某公辦本科畢業,她麵試的第一家公司那裏,她就聽到了對“疫情班”大學生的歧視。

麵試當天,許彤排在小組第二位。麵試中途,一個領導走進來詢問HR麵試情況,“來的人是哪個批次的”。聽說當天的麵試者大多是2024屆應屆生,他直接向HR表明,今年不招應屆生。

“(2024屆應屆生)都上網課,學不到東西。”領導當著許彤的麵對HR說。

許彤的第一反應是“莫名其妙”。她立刻反駁對方,上網課隻是沒有和老師在一起上課,但課堂內容都是老師實時直播,“在教室正常上課不也有人不學嗎”。但領導隻是來了一句“反正不招上網課的應屆生”,就離開了麵試間。隨後,HR以不接收應屆生為理由拒絕了許彤。

“當時感覺打擊還挺大的。”許彤說。被拒絕後,她沒有馬上離開,而是和後來麵試的四五個應屆生挨個聊了聊。她發現,與自己同屆的畢業生得到的答案都一樣:公司不接收應屆生,即使他們的應聘崗位、專業都不相同。相比之下,有幾個往屆生則成功應聘。

“網課”成了一種負麵標簽。2024屆的郭菡畢業於西安的一所二本院校會計學專業,2024年9月,她在招聘軟件上投遞簡曆後,HR要求查看她的手機電量使用排行,還說“疫情班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裏,一邊上網課一邊玩手機”。

這個標簽在求職中被頻繁提起。

郭菡和HR在招聘軟件上的對話/受訪者供圖

後來還有兩次,許彤在線下麵試時直接被企業告知,2024年的畢業生大多通過網課完成大學課程,能力很有可能與崗位需求不匹配。

而郭菡回憶,2024年6月以來,“疫情”“網課”相關的問題總會在求職過程中冒出來,麵試官會問她,是如何在網課中學習的?怎麽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

麵對標簽,解釋往往不管用。即使郭菡回答了HR的問題,得到的反饋依然是,她學的東西“還有點淺薄”,需要企業花過長的時間去教。

在被HR質疑時,王瑜馬上表示,自己隻在2020年集中上了一個學期的網課,其他時候大多是線下上課。在校期間,作為師範生的她還會經常接受試講訓練。

可HR並沒有改變想法,反而回了王瑜一句:“你們這一屆畢業的技能沒學好,事兒還多。”

02

鑒別成本

被第一家公司拒絕後,許彤思考了很久。她感到委屈,但又覺得企業的考慮“好像也是這麽個道理”。回想起本科的網課學習階段,她覺得上網課確實“全靠你的自製力”。沒有自製力的人,“你就真的是什麽都學不了”。

她並不否認疫情給2024屆本科生帶來的影響。2020年2月,當時還在讀高三的許彤就開始上網課。上大學後,網課一直持續到大三上學期。而比較重要的課程恰恰集中在網課期間,到了大三下學期,專業課的數量減少,專業學習已經步入尾聲了。

疫情時期,網課是救急也是創新/《大考》劇照

許彤發現,室友在上網課後變得懶散。大一剛開始,大家會在寢室一起寫作業,一起討論。後來一直上網課,室友似乎覺得網課內容不重要,也不再認真完成作業了,常常是等許彤寫完,她們再拿去抄。

許彤所在的動畫設計專業看重實操。上網課時,學生需要一邊用手機聽課,一邊用電腦操作正在學習的軟件。等到她終於入職一家公司,發現與自己同屆的一個畢業生連最基礎的建模都不會,許彤因此也有了猜測,“可能是因為上網課”。

這自然同樣是企業的顧慮。據封麵新聞報道,一位2023屆畢業生在參與2022年的秋季招聘時,進入到一家大型食品股份公司的一輪麵試,線上會議中,包括她在內的三四名學生被麵試官提問:“你認為三年(上)網課的學生,配得上我們的薪資嗎?”

網課之外,部分學生還缺少校外實踐。一位前地產公司重慶地區HR告訴南風窗,他注意到“疫情班”應屆生的校外實踐經曆有所減少。一直以來,該企業都會篩選出有3段及以上校外實踐的應聘者進入麵試,而在“疫情班”中,至少50%的人校外實踐少於3段,過去,這個數字隻有大約30%。

“其實非常多對於社會的基本認知、對於整個世界的概念是應該在大學的時候完成(形成)的。”上海浦東某企業負責人張嵐認為,疫情使當時的在校生少了一個了解社會的過程,“他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和我們是不一樣的”。

圖源:圖蟲·創意

而這種認知缺乏與差異,會表現在工作的細節中。例如當下流行的“社恐”“i人”等標簽,在張嵐看來都意味著“沒有與社會相處的(能力)”,她也遇到過不少缺少溝通能力的應屆生。此外,張嵐也發現“疫情班”應屆生做事比較拖拉,一件周四應該上交的工作,她很難在周三看到成果,一定要等到周四下班前才會收到。

“當然現在這個都算比較快的了,更有甚者是在周四晚12點之前。”張嵐說。自2020年至今,她的公司招收了20餘名應屆生,但2024年春季,她決定不再進行校招了。

並非所有應屆生都是如此。許彤也在網課途中睡著過,“有兩三次”。但作為預防,也因為擔心自己上課走神,她會把沒有回放的每節網課都錄下來,每天晚上再複盤一遍。

王瑜上網課的時間更少,有足夠的實踐經驗,大三時她曾去一所學校實習,也曾多次接受教學培訓,內容從授課知識點到儀態、教案書寫都有涉及。她們並不覺得自己與往屆畢業生有能力上的差別。

疫情下,因老師無法到校而采用網絡授課的教室/諾言攝

但對應聘者的鑒別和培養也是一種成本。一公司負責人在接受封麵新聞采訪時坦稱:“有差的就有好的,隻是對於公司來說,分辨成本太高了。”張嵐則認為,與其花時間精力培養那些願意學習的應屆生,不如找一個本來就與企業有共同認知的人,“就不需要再去培養一些在我們看來是常識的問題”。

這背後是企業自身的成本壓力。張嵐告訴南風窗,停招應屆生也與企業發展的困境相關,目前企業發展困難時,在簡曆階段就淘汰應屆生是壓縮用人成本的舉措之一。“比如我今年要招10個人,可能會收到500個簡曆,疫情期間(畢業)的可能占200個。”在張嵐看來,她不需要去篩選那200份簡曆,“因為我(多看200份)得到的效果,和我在(剩下的)300份簡曆當中得到的是一致的。”

03

自我懷疑

能力的好壞,不直接取決於是否在“疫情班”,但壞就壞在嫌隙暗生。

參加工作一個月後,許彤發現,和自己同屆畢業的一個員工連最基礎的建模都不會。連許彤自己也感到很奇怪,那一瞬間,她的腦子裏冒出一個猜測:“可能還是因為網課。”

類似的聯想廣泛地在人們腦海裏發生。人類學學者袁長庚長期以來一直關注年輕人群體,讓他感到意外的是,身邊的學生常常主動把自己歸為“疫情期間上大學的一代”。這種身份認同指代了很多東西:比如上學期間缺少機會、沒有辦法享受大學生活、不比往屆競爭力強,“他們自己也在嘀咕”。

疫情時期的大學生會失去很多實踐機會/《二十不惑》劇照

在袁長庚看來,疫情是否真的帶來了他們擔憂的那些“缺陷”,還無法輕易下定論。但他確實感覺到這種身份帶來的自我懷疑,“他們會沒有自信,或者說是有更多的不安和焦慮”。

自我懷疑會形成一種思考的回路。前不久,袁長庚的一個研究生有些不適應讀研的生活,兩人交流時,學生就提到,可能是因為自己是“封校的一代”,沒有太多外出鍛煉的機會,遇到不順就很容易有挫折感。

袁長庚很意外,“出了問題之後,他們會自己去回溯(到疫情),這個連接是他們自己完成的”。

而標簽的存在,可能會遮蔽很多真實的問題。從身邊做HR的朋友那裏,袁長庚看到,沒有發生疫情的時候,他們對大學生也會有一些想法或偏見,例如實操能力不強、過於脆弱和自我等等。一旦有了“疫情班”這種說法,不論是在HR還是應屆生心裏,這些本來存在的問題“可能就被放大了”。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我們其實比較害怕某一個標簽或者身份被創造出來,因為它幾乎無一例外地就會把人歸因,然後做簡化,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的偏見出現。”袁長庚說。

標簽化的評價,滋生偏見/《我的解放日記》劇照

如今,許彤已經工作近三個月了。入職之初,HR直接告訴她,因為她是在疫情期間讀的大學,公司擔心她的能力不足,所以在入職前幾個月,許彤的工資會比其他同事低。

這是她終於得到的機會。在此之前,因為屢屢遭遇“疫情班”偏見,原本想在重慶發展的許彤,一度想要回家休養,“那段時間確實受打擊比較大,我就想如果找不到我就回家吧”。後來麵試成功,即使HR提出了這個條件,她也想“好好幹”。

入職一個多月後,許彤發現自己的工資漲了一千多。她打聽了才知道,因為領導看見了她的能力,她的工資漲了回來,和其他員工持平。

“用實力說話。”許彤依然不認為自己和非“疫情班”畢業生有什麽區別,“我甚至覺得我比他們優秀啊”。許彤說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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