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李誌綏，重估毛澤東與習近平

這張拍攝於2017年9月19日的資料照片顯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左）和已故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的彩繪肖像出現在北京的一個市場上。

30年前，也就是1994年，中國共產黨前領袖毛澤東的醫生李誌綏在美國出版了《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揭示了毛澤東隱秘不為人知的一麵，在當時引發全球關注。在當時的中國乃至全世界，人們的一個廣泛的共識是，中國和中共未來不太可能再出現毛澤東那樣的獨裁者了。然而，不到20年過後，中國的現任領導人習近平正展現出一種不是毛澤東、勝似毛澤東的姿態。於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便有了一種它當初出版時人們看不到的意義——為人們理解宣稱要效仿毛澤東的習近平提供了重要而有趣的參考。

初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認知

1994年，美國蘭登書屋出版了李誌綏醫生記錄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20多年的回憶錄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這本書的中文版的名稱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任政論雜誌《北京之春》主編的學者胡平，長期研究哲學和中國政治，熟讀有關中國政治的文獻。胡平如此回憶他當年第一次讀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時的感覺：

“第一個感覺就是這本書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視角，又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別人都看不到的毛澤東。這麽就豐富和加深了我們對毛澤東的認知，也印證了我們的一些認知。舉個例子，李誌綏在他的回憶錄裏就寫道，以我的後見之明來說，假如當初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沒有涉及毛，那麽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10年在1957年，而不是在1966年發生。

“這個見解和我的見解不謀而合。我原來也是認為，毛澤東在57年發動整風號召，人們給(中國共產)黨提意見，並不是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要放長線釣大魚引蛇出洞，而是錯誤估計形勢。他號召大家給黨提意見，他本來想的是大家就會響應偉大領袖號召，批判各級當權派，擁護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就像文化大革命那個樣子。

“不料，整風一開始各種批評紛紛而來，不但批評了各級當權派，連他這個老和尚也在批評之列。這樣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翻臉，然後就搞了一場反右，把整風變成了反右。在這一點上，李誌綏醫生這本書給我們提供了很重要的、別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事實，那就是，作為醫生，他注意到了在57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毛澤東剛剛把這個整風變成反右的時候，毛澤東那個時候的情緒很不好，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精神抑鬱，還得了感冒，把他叫回來。毛的睡眠更不規律。

“他(李誌綏的)這個特殊的觀察角度，從毛澤東當年的身體的狀況、情緒的狀況，讓我們知道了毛澤東反右的一個真實的情況。這就是這本書獨特的一個價值。”

說到習近平聲言並竭力效仿毛澤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中國文學與語言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見解是：

“習近平當然希望做一個毛澤東，他本來沒有多大的其他的知識資源，教育水平、文化水平不高，也沒有到外國旅行過。所以，他上來的時候就覺得，我得做d點什麽事情，他就有一種焦慮。然後，他唯一的一種知識、資源是回到毛澤東。我覺得是他有意識地去模仿。

“當然，他表麵上有很多方麵是模仿，一直到喊口號。我記得大概是1967年，林彪勸中國老百姓全國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後來，大概兩三年前，我注意到習近平用了完全一樣的字句，隻是替換成習主席而不是毛主席。

“所以在這個層麵上，他當然能夠模仿毛澤東。但是更深刻地去重演年毛澤東時代的那種氣氛，那種社會，那完全是不同的一個問題，我覺得相當不一樣。當然相同的是，老百姓的很多人有過分熱情的極端的共產主義或者民族主義，這種年輕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但更深的一層麵上，我覺得是相當不同，因為現在網絡來了。當然共產黨也控製網絡，但是無論如何，中國的社會有了網絡以後，就跟毛澤東時期的社會是很不一樣了。毛澤東時期的老百姓都是單獨的，隻能考慮他自己，他不知道別人跟他相同的想法，想法是有也不知道，所以有一種單孤氣氛，現在有網絡，有很多集體的思想，包括可以說是從下往上的一種自發的意識。現在這種老百姓跟毛主席的老百姓相當不同。

“所以，習近平想能夠做一個小毛澤東嗎？我覺得很難。第一是社會那麽不同，第二是他本人就沒有毛澤東那麽狡猾。這兩個人狡猾是一樣狡猾，可是毛澤東畢竟更能幹。毛澤東是個很特殊的一個人。習近平除了他勾心鬥角的那種能力之外，沒有毛澤東的那種腦子。”

毛時代與習時代的宮廷政治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長期研究現代中國政治。他從頭至尾參與了李誌綏大夫的這本書的出版。

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正式出版時，黎安友為這本書寫了一篇序言，指出這本書在世界曆史上堪稱獨一無二，因為古往今來人們一直沒有見過一個獨裁暴君的長期陪伴者寫出這樣的一本詳細呈現暴君日常生活和言行的書，而暴君的這種生活和言行通常是對外秘而不宣的。

黎安友在序言中寫道：“心理病態在(毛澤東的)宮廷政治的氛圍中蔓延，毛澤東的控製越徹底，他就越害怕別人試圖控製他，他們煞費苦心竭盡全力試圖取悅他，反倒使他感覺他們更可疑。”在黎安友看來，如今習近平的宮廷政治比毛澤東的宮廷政治有過之而無不及。”

黎安友說：“一個人手裏有那麽多的權力的話，就會引起各種心理的問題。他自己的心理的問題是，他如果定下一個接班人的話，他會害怕接班人可能會著急取代他。所以，毛時代先有劉少奇為他的接班人。後來他(毛)搞垮劉少奇。後來又有林彪，習近平到現在為止是回避這個問題，所以他沒有一個接班人。他沒有接班人的理由可能是害怕。

“如果有一個接班人的話，反對他的人會集中在這個接班人的周圍，可能會使他倒台。所以，(心理病態)這個問題是存在。”

胡平認為，當今習近平時代的宮廷政治比毛時代的更險惡，這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

他說：“毫無疑問，中國的宮廷政治這種狀態依然存在，而且可以說比以前更嚴重。你想，毛澤東從1949年掌權以來發動曆次的運動，包括後來的廬山會議，包括文革，清除清洗了一批又一批的各級官員，包括他自己指定的兩個接班人，他的權力是越來越集中，越來越大。

“但是與此同時，他也越來越感到不安全，因為他清洗的敵人越多，他打倒的人越多，他就給自己樹立敵人越多。因此他越來越感到周圍的人誰都不可信，誰都想害他。於是他就陷入這麽一種恐懼，這麽一種病態。

“習近平的情況就跟他一樣。習近平上台以來，先是以反腐敗的名義搞大清洗，先後清洗了黨內高層，包括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這一係列的高層的人物。在他上台的整整十來年的過程中間，他清洗的中國高級官員之多，尤其是軍隊將領之多前所未有。

“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麽能指望習近平會感到安全呢？尤其是在二十大之後，他周圍的人按說都是自己提拔的人了，要說江澤民派胡錦濤派也就是（先前早就被清洗的）徐才厚、郭伯雄了。可是。習近平依然清洗了一批又一批。當年毛澤東雖然對很多人都不信任，他至少對他周邊的汪東興那個人的忠心是從不懷疑的。可是你看現在的習近平，就連所謂中央警衛團、現在叫中央警衛局，他連對這些人全都不放心，換了一個又一個。還有幾個居然就離奇地就死掉了。”

認識當今中國，李誌綏的書有何意義

李誌綏醫生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講了毛澤東的許多令人顫栗的不對外公開的言行。其中有那件事情對世人理解今天的中國及其統治者習近平最富有教育價值？作為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的見解是：

“可能有兩方麵。一方麵是，如果權力過分的集中，是不是意味著人敢說真話，或者他們怕說真話？一個民主製度雖然有很多問題，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真話，因為在很多方麵，在政治、在反對黨、在媒體能有很多人敢說真話。但假如是一個威權專製體製，如果沒有人敢說真話，領導沒有也沒有可靠的信息去決定政策。

“另外一個方麵也非常有意思。這就是政治權力跟生活的關係。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一個人在他的手裏有很多權力的話，他是不是會濫用這個權力去，把別人當作工具。毛是這樣。他在生活中也表現出他對別人的總的態度就是把別人當作工具，不是把別人看為獨立的有價值的一個存在。”

胡平認為，讀李誌綏的書，了解毛澤東時代，對認識習近平時代以意義重大。他說：

“李誌綏講的事情很多。其中他講到假如在大躍進初期，毛澤東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未必就不願意去製止那場大災難，大饑荒；當然，如果毛澤東知道事情當年大躍進不是大豐收，不是畝產超萬斤等等，他雖然是獨裁暴君，他從主觀上也不願意中國老百姓死了。

“但是問題就在這裏。他的高壓統治本身就造成了謊言係統，而他自己就被謊言所包圍。而當他發現問題的時候，再去糾正別人，事就會很嚴重，因為糾正錯誤就直接威脅到他自己的權威。這麽一來，暴君就寧可將錯就錯一錯到底了。

“我們知道《三國演義》裏就這麽一個例子。袁紹剛愎自用，在官渡之戰不聽謀士田豐的建言，還把田豐關到大牢裏，後來果然被曹操打敗了。戰敗的消息傳來，獄卒就告訴田豐說：你看，主公沒聽你的話，結果打了敗仗了，而這一下你就大概有望複起了。田豐說，不是這樣，如果主公打了勝仗，我可能還能活命；主公打敗了，那我肯定會死。結果袁紹回來就殺了田豐，毛澤東就是這個情況。他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到了58年下半年，到了59年上半年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大饑荒，就已經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

“但是他不喜歡講真話的人。當他發現糾正一種錯誤可能會削弱他的權威的時候，他就不去糾正錯誤，而是要堅持錯誤，將錯就錯或者更厲害。我想，這就是共產專製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這一點在你的書裏頭，可以說是披露得淋漓盡致，對於我們理解習近平的統治我想有也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在絕望無奈之中除了躺平還能做什麽

當今中國盛行“躺平”之說，也很多人也選擇躺平。似乎顯示了現在很多中國人對習近平的統治感到既絕望，又無奈，就像李誌綏在他的書中所描寫的毛澤東統治末年一樣。這種局麵使許多人想知道，在應對眼下這種既絕望又無奈的局麵的時候，中國人除了選擇逃避或選擇詛咒之外，還有什麽別的更好的方式？

在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說：

“我作為外國人，我不好給中國人任何的建議。但我們如果看89民運也好，(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解體也好，最近在委內瑞拉和孟加拉國發生的事情也好，都有一個教訓，就是說，如果很多人大多數人的心理發展到某一個地步，早晚會發生一個危機。就是說，人如果不可能再忍耐的話，早晚會發生一個內部的危機，大家會早晚會出來反對(當權者)。

“與此同時，我們不知道什麽時候這種情況會發生。所以在還沒有到那個時候的話，應該采取一個怎麽樣的態度呢？一個是像劉曉波，或者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那樣要盡量生活在真實中(即盡量不欺騙自己)，盡量依照真實生活。我自己的說法是，大概我沒有資格告訴中國人怎樣生活。”

學者胡平認為，當今中國政治雖然令很多人感到無奈，但現狀與絕望之間還有一定的空間。他說：

“躺平本身就是一種反抗，是在民眾一方麵普遍感到反感、表示拒絕，但同時又沒有又沒有力量去進行正麵的、積極的反抗，人們就會采取這種所謂躺平的方式，也就是所謂磨洋工的方式。這個毛時代，我們就看到這種反抗的方式。這其實學術上也有專門的詞，就叫弱者的反抗。

“而且現在畢竟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還是完全公有製計劃經濟，這使得下麵的人，一般工農兵你想努力都不給你的機會，因為你再怎麽努力，也不能改善你自己的處境。而現在中國有了民營企業這麽一個一定的空間。在這一方麵，一些部門很多人僅僅是為了改善自己生存，需要比較努力。因此，現在這種磨洋工的程度，這種廣泛性和毛時代晚期畢竟還是有這麽一個區別。

“這種狀況，這種狀態，這種磨洋工，它實際上是在繼續積蓄不滿。它總會找到自己的出口的。”

李誌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自30年前出版以來已經成為研究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經典文獻。但在中國，這本有助於了解中共政權的過去、認識中共政權的現在的書一直是禁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