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王滬寧。
當習近平為了尋求推動台灣更接近兩岸統一，在北京與台灣前總統舉行首次會談時，一位看上去有些書卷氣的官員在中國領導人身旁舉止從容，這讓他顯得十分出眾。
當時陪同前台灣總統馬英九前往北京的代表團成員邱坤玄說，麵對習近平，其他人都十分拘謹，這位名為王滬寧的官員在習近平麵前講話時卻充滿自信，會談期間就坐在他旁邊。
這一幕讓外界得以一瞥中國最重要但甚少為人所了解的關係之一：習近平與王滬寧之間的關係。他們一位是幾十年來中國最有權勢的領導人，另一位則是幾十年來執政黨共產黨最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顧問。
“他已經得到最高領袖的完全信任，”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教授邱坤玄在談到王滬寧時說道。“王滬寧的影響力一直是在意識形態，但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意識形態連接著一切。”
鑒於中國政治的不透明性，世界關注的焦點往往在習近平身上，自2012年掌權以來，習近平將權力集中，身邊都是他的忠實支持者，這讓外界難以看透他對哪位顧問的觀點最為看重。在他的圈子裏，王滬寧雖然從未領導過一個省或一個城市，卻能脫穎而出，攀上權力高峰，並在三十年中為三任中國領導人提供建議，展現了罕有的適應和生存能力。
4月，由中國官媒公布的照片顯示，在與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會談期間，王滬寧就坐在習近平左側。
《紐約時報》采訪了十幾位認識或見過王滬寧的人士，其中包括1980年代末他訪問美國時期與他打過交道的人，並閱讀了他的數十篇文章與書籍。這些采訪和寫作闡明了他的理念是如何形成的，而這些理念又是如何為中國領導人服務，從而使他登上權力的頂峰，並對國家的統治方式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王滬寧因對指導中國崛起的共產黨理論加以完善受到讚譽，該理論建立在這樣的理念之上：麵對快速的經濟變革和與西方列強日益激烈的競爭，隻有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統治才能確保中國取得成功。
近些年，習近平交托王滬寧處理與台灣緊張的政治關係，台灣是北京想要納入本國疆域的民主島嶼。台灣官員表示，通過有選擇地展示善意和進行秘密影響活動，王滬寧一直在監督深化中國對台灣影響力的努力。
然而，外界卻鮮少有人知道王滬寧。現年69歲的他從一名教授轉為黨的理論家，1995年開始在中共中央工作後，他就不再接受采訪，與大多數前同事切斷了聯係，與來訪的外國人保持距離。
自2012年以來，他一直是將習近平對中國的願景提煉為一個超級大國意識形態綱領的核心人物。這個超級大國在技術上先進，毫不掩飾地奉行威權主義，並日益對抗美國領導的遏製政策。
王滬寧“在過去30年裏為威權主義提供了意識形態的魂魄”，曾在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中國事務高級副主管、現就職於外交關係委員會和喬治敦大學的杜如鬆(Rush Doshi)說。“他幫助塑造了國家敘事。”
爭取台灣
現在，王滬寧正在把他的思想、政治智慧和對習近平的影響轉移到台灣。他似乎正在深化戰略，深入台灣社會，扭轉台灣人對中國大陸日益加深的排斥，包括台灣與大陸的文化聯係。
“他就是軟硬兩手的一個人，”台灣淡江大學榮譽教授趙春山說。他在上世紀90年代初曾與王滬寧會麵，從去年至今又兩次與王滬寧會麵。
2015年，王滬寧與其他中國官員訪問華盛頓州埃弗雷特市。Ruth Fremson/The New York Times
台灣反對黨國民黨支持加強與中國的關係，王滬寧向該黨的數十名成員大獻殷勤，幾乎把他們當成了候補的台灣政府——一個北京更願意與其打交道的政府。他彬彬有禮地詢問這些國民黨議員：誰的祖籍在台灣？誰的家庭在1949年逃離大陸？代表團的幾名成員說，他要求他們說說他們的擔憂，以顯得他在密切關注。
他對反對黨的示好符合北京孤立台灣總統賴清德及其執政的民進黨的戰略，因為民進黨拒絕接受中國對台灣島的主權主張。
據兩名台灣安全官員透露，在幕後，王滬寧一直在監督中國通過網絡宣傳影響台灣公眾輿論的行動，這些活動放大了對美國實力的懷疑、對賴清德的嚴厲批評，以及欽佩中國的信息。由於此事的敏感性，這兩名官員要求匿名。
與此同時，中國對台灣采取了強硬的軍事手段，最近舉行了環島軍事演習。它還利用法律手段恐嚇台灣人民，比如最近發布的規定，要求在極端情況下對支持台灣獨立的人處以死刑。
在北京一家商場觀看國家媒體對中國本月在台灣附近舉行軍事演習的報道。
華盛頓全球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鄭哲軒(John Dotson)說，這樣的行動看似簡陋，可能會疏遠許多台灣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的寒蟬效應可能會在政治上產生影響。“即使它隻使公眾輿論移動幾個百分點，也可能是決定性的，”他說。
王滬寧可能對中國的統一計劃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習近平曾表示，台灣必須接受北京對香港采用的“一國兩製”模式，但這一安排在台灣遭到廣泛反對。相反，像王滬寧這樣的中國官員現在談論的是對台灣的“總體方略”，這一措辭允許對方案進行調整。
“如果他過去的角色能說明什麽問題的話，”鄭哲軒這樣評價王滬寧。“他的任務可能是找出一種對台方針，包括製定長期戰略，以及兩岸統一的意識形態框架。”
從民主的希望到“新威權主義”
和習近平一樣，王滬寧也是共產黨官員的兒子，是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為數不多的被選中上大學的中國年輕人之一。那是充滿暴力和狂熱的十年，學生們接受的是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思想的灌輸。
但1978年，當王滬寧開始在上海複旦大學讀研究生時，許多中國人開始從西方國家獲得ni啟發。在毛澤東時代受到壓製的民主話題逐漸進入課堂，專攻政治學的王滬寧開始熱衷於學習西方政治傳統。
“（他）算是所謂的比較開放的，比較活躍的，”在複旦曾與王滬寧同住一個寢室的陳奎德在接受采訪時說。“他還寫了現代詩。”
1988年5月，王滬寧（左）在上海複旦大學。via Hsu Chang-mao
王滬寧開始著迷地研究民主國家的“政治文化”：公眾對政府的共同信任，使國家在領導人換屆的過程中保持穩定。他曾寫過，一個強大的公共價值觀網絡是穩固政治秩序的關鍵支柱，他還經常引用塞繆爾·亨廷頓和西德尼·維巴等美國學者的話。
他留在複旦大學擔任講師，並於198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從來都不是一個反叛者，但他也和20世紀80年代的許多中國人一樣，希望共產黨可以吸收一些民主。
“今日之世界，民主成為政治發展的目標……沒有高度民主的政治製度，遑論一個立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現代化強國，”1986年，王滬寧在上海的一份報紙上寫道。
但是，在這十年間，中國公眾對通貨膨脹和腐敗的憤怒與日俱增。1986年爆發了學生爭取民主的抗議活動。盡管王滬寧繼續稱讚民主是一個長期的願望，但他告誡說，不要急於實現政治自由化。
突然的政治開放可能會帶來動蕩，破壞中國的經濟起飛，王滬寧寫道，他認為中國領導人可以向韓國、台灣和其他在威權統治下迅速發展的亞洲“小龍”學習。
20世紀90年代初的上海。王滬寧寫道，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西方影響力的湧入要求中國領導人重新確立控製權。
“我覺得他發展成熟又變成了比較現實主義的，是一個政治家或者政客的一種手法，”他的前室友、後來曾與王滬寧共事的陳奎德說。
王滬寧寫了一份報告，稱中國需要一個“中央集權”而不是民主的現代化模式，在避免不穩定的同時放鬆國家對經濟的控製，後者將導致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價格出現令人痛苦的飆升。
根據委托撰寫這份報告的上海官員魏承思的回憶錄，報告在北京的政策製定者中傳閱，並成為“新權威主義”的種子，這一思想流派認為，中國需要一位強人領導人。
“他對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領導人的支持是很明顯的，”王滬寧在複旦大學時的學生和同事夏明說。
美國的教訓
1988年，王滬寧開始對美國進行為期六個月的訪問，這是他第一次深入接觸這個讓中國既欽佩又恐懼的超級大國。
“他對美國的發展非常震撼，”當時就認識王滬寧的台灣記者徐宗懋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回來以後，穿得比較漂亮、比較時髦，可以看得出就受到美國社會打扮方式的影響。”
但是，作為艾奧瓦大學和其他大學的訪問學者，王滬寧在美國各地的旅行似乎也加深了他的觀點，即西方式的民主存在缺陷，不能輕易在中國複製。
王滬寧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關於他此次美國之行的書《美國反對美國》中寫道，美國缺乏日本的社會紀律和凝聚力。伯克利的一個無家可歸者營地令他很是厭惡，他說那個地方很髒。他跟蹤1988年的總統大選，得出的結論是，選民最終對政府的發言權有限。
他在美國的逗留似乎強化了他的信念，即一個國家必須向其公民灌輸正確的態度，包括尊重權威和傳統，否則混亂會從內部削弱這個國家。王滬寧讚許地引用了政治理論家艾倫·布魯姆的話，他的書《美國思想的閉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譴責自由主義文化趨勢，在當時是暢銷書。
1989年5月，上海的示威者呼籲更多民主，此時距離全國範圍內血腥鎮壓抗議運動還有數周時間。
1989年回國後，他對民主化的懷疑加深了。那年春天，學生領導的民主示威者占領了北京天安門廣場。6月4日，中國軍隊用坦克和軍隊鎮壓了這場運動，在首都和全國各地造成數百人甚至有可能是數千人死亡。
事後，王滬寧警告說，中共仍然麵臨著更深層次的威脅。他寫道，中國領導人需要“構想出整個杜會調控體製的總體再構”，以控製經濟增長的影響，尤其是腐敗，以及西方投資和文化影響的湧入。
王滬寧敦促北京的領導人重申他們對財政收入和國有企業的控製。他警告稱，在過去10年裏，他們對經濟資源的控製減弱了，收入豐厚的地方官員有時會對來自北京的命令感到不滿。
他認為，隨著中國對外開放，黨不再指導人民生活，領導人需要新的方法來保持人民的忠誠。他在1992年寫道，新的挑戰“要求中國的社會調控體製能夠做出更為堅定、更為靈活、更為有力的反應”。他建議北京發展新的方式來監督和塑造人們的價值觀。
“他寫的其實正是他們正在努力探索的事情：如何通過非常根本的社會和經濟變革來維持政治秩序？”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學家齊慕實(Timothy Cheek)說。
王滬寧（右四）與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右七）在江澤民2001年9月訪問平壤期間的照片，發表於朝鮮官方媒體。
1995年，王滬寧被1999年成為中國領導人的前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從學術界挖走。他加入了黨的中央委員會政策研究室，被認為是後來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概念的塑造者之一，該政策將民營企業家納入黨的懷抱。
2016年江澤民卸任後，王滬寧繼續擔任下一任中國領導人胡錦濤的高級顧問。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王滬寧繼續留任。
“習近平思想”背後的人
王滬寧與習近平保持著密切聯係，這表明當這位中國領導人應對大流行、經濟問題以及與西方政府的日益對立時，王滬寧給出的建議仍然有影響力。
專家們認為，在把習近平的想法塑造成官方信條——習近平思想——專注於中國大國複興的過程中，王滬寧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對抗他所認為的黨的執政麵臨的危險，習近平要求意識形態上的統一，限製西方文化影響，擴大審查製度，甚至試圖壓製溫和的異見。
王滬寧成了一個政策改革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該委員會推動了習近平的國家主導型增長理念，他還在繼續製定主要的政策文件。他在一群跨國公司高管麵前為中國對互聯網的嚴格控製進行辯護。他陪同習近平出國訪問，包括與美國總統舉行峰會。
3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王滬寧與習近平在一起。
王滬寧成了“一個真正的政策製定者角色，而不僅僅是一個意識形態理論家”，谘詢公司加諾特全球(Garnaut Global)的研究主管、曾經研究過王滬寧的馬修·D·約翰遜說。“我不認為他是個隻在一個領域做事的人。”
2017年，習近平提拔王滬寧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作為對他的貢獻的獎賞。2022年，在其他人退居二線的情況下，習近平讓他在該委員會連任。
在2022年的一次黨代會上，電視鏡頭上出現了王滬寧與習近平站在一起的畫麵。當時，退休領導人胡錦濤顯然有些激動和困惑，似乎拒絕被引導員帶出會場，導致精心設計的大會程序暫時中斷。
當高級官員栗戰書試圖幫助胡錦濤時，王滬寧拉了拉栗戰書的衣服，低聲對他說了些什麽，看上去是催促他坐下。理論上，栗戰書的級別比他高，但這並沒有嚇住王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