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第一天，17歲少年倒在團播直播間

文 | 魏曉涵 張倍嘉

編輯 | 王一然‍‍

被罰站的男孩倒在了直播間

欣欣記得，17歲的弟弟張岩第一天去直播公司的那個早上，大概是心懷期待的。

前一天他告訴欣欣，自己要去做娛樂主播了，看上去挺高興，“說自己找到正式工作了。”弟弟從來沒接觸過這個行業，但欣欣做過帶貨主播，聽說過娛樂直播的“內幕”。她不讓弟弟簽，弟弟告訴她，“已經簽完了，我先去試一試”。

弟弟高中就輟學了，想早早出去打工，攢點錢獨立生活。先是在北方做服務員，欣欣叫弟弟來南京，她在南京讀書，媽媽也在附近城市，一家人離得近一些，能有個照應。

那個傳媒公司主動在招聘軟件上聯係了張岩。沒成年、沒有經驗，但張岩麵試完當場就簽了合作協議，協議上寫著“無責五千保底加提成”。

那天早上，張岩八點多去公司。下午六點前後，欣欣接到電話，弟弟暈倒了。她還以為是低血糖，趕到搶救室門口，醫生遞來一張病危通知書，突發呼吸心髒驟停，她一下緩不過勁來。搶救、插管，最終還是沒能救回弟弟，她在太平間抱著他哭了。

直播間沒有監控攝像頭，到底發生了什麽？在警方技術恢複的直播畫麵裏，欣欣看到了弟弟。那是一個讓她心酸的畫麵，弟弟身旁有兩個“放得很開”的年輕男生，扭動著跳舞、吐舌頭逗人開心，而他就直愣愣站著——

“這是06年的弟弟。”欣欣看到旁邊有人給張岩遞來話筒，把他推到前麵，教他對直播間裏寥寥無幾的觀眾說，“姐姐給刷個禮物吧”，還讓他跳惡趣味的小舞蹈，大概是抖音上流行的“挖蛤蜊”一類的。他的眼睛一直在眨，緊張又沮喪的樣子。沒人刷禮物，他又被叫回後麵罰站，有人用指壓板似的東西打了一下他的屁股。

這是團播的“玩法”。幾個年輕的男孩或女孩組成團體直播，用各種表演方式刺激觀眾消費，刷不同類型的禮物，可以指定不同的主播表演。同公司的主播告訴欣欣，被觀眾選定的主播，要不停地跳，刷到一定的票數才能坐下來，否則就要一直站著。

●張岩和公司人事在招聘網站上的溝通記錄。講述者供圖

那天下午，張岩的母親曾打電話問情況，張岩說裏麵特別特別吵。媽媽心疼勸他“咱回去，不幹了”。他說，不行，現在走的話要賠償——協議這樣寫著，未經允許私自停播，當月傭金及押金不予結算，並對甲方造成的損失予以賠償；到其他平台或競爭公會、傳媒公司直播，要支付30萬違約金。講了幾句，他準備掛電話了，“媽媽又該我上了，我還沒有吃飯。”

直播間在一個寫字樓LOFT的二層，小小的房間裏，除了三個做主播的男孩，還有主持人和運營。三月的南京特別冷，還下著雨，室內悶悶的，沒有窗戶。晃眼的大燈對著人照，地麵鋪著玻璃，天花板上的彩燈掃射，嘈雜的音樂放著，地上有煙頭。

怯生生的張岩一直沒有被選中，從早上10點播到下午5:57，他一直在錄像的畫麵裏“罰站”。中途隻在下午2:40左右吃了一碗麵——這是欣欣從他的手機支付記錄推斷的。倒地前的二十多分鍾，他一直在頻繁眨眼，看上去很不舒服，眨著眨著，一下就倒了。

一起工作的男主播趕緊過來，持續按壓人中，想要叫醒他；一個沒有上播的男孩，在公司另一個房間看到了直播畫麵，也趕緊衝過來，幫忙送到醫院搶救，墊付了醫藥費。

但已經來不及了，醫院的就診病例顯示，6:20救護車到達的時候，張岩已經失去了生命體征。

欣欣設想過無數的“如果”：如果弟弟熬過那一天，第二天他不會再去吧？如果自己當時強硬一點，不讓他簽就好了，如果當初不讓他來南京，悲劇是不是不會發生？

她想起弟弟剛來南京時開心的樣子，和家裏相比，南京是大城市，機會多；他們還期待過，等滿城花開，要一起去轉一轉。沒想到弟弟走在了南京還沒有轉暖的時候，一個下雨的初春。

上了發條的“八音盒”

看到了17歲男孩在直播間心髒驟停的新聞，唐玥感到後怕——前不久，她剛從張岩所在的公司“跑路”。那是今年年初，唐玥記憶中，直播間總是煙霧繚繞，她一天要播六個小時，分成兩三場，下午一兩點才能吃上外賣，晚上睡不好，總感覺下一秒就要暈倒了。

原本她也以為找到了好工作。大專畢業後，她在父母安排下進了老家一家醫院做合同工，工資低又看不到上升空間，那家傳媒公司向她拋出橄欖枝，做團播主播。她決定瞞著父母，獨自出去闖一闖。公司在繁華的商圈一座很高的寫字樓裏，承諾保底月薪六千，幾乎是她上一份工作的兩倍。

對於像張岩和唐玥這樣的年輕人來說，娛樂主播門檻不高，工資相對較高，做直播運營的小九說，大概從去年年初開始，團體直播變得火爆。她總能在朋友圈刷到招聘信息，工作地點分散在成都、西安、合肥、廊坊等等，“這些地方非一線城市，但年輕人很多，生活成本低，他們在主播之外很難找到月薪超過3500塊的工作。”

團播替代個人直播，成為流量的新寵。後台流水也證明了這一點，同樣是兩個小時的直播，團播的流水一定比單人更好，用戶留存的觀看時長是3到4倍。據她觀察，平台更鼓勵團播，給出的返點也相對更高。“最火的時候，（主播的）錢都是周結或者半個月結”。

“新世界”不時有造夢的傳說：專業出身的舞蹈博主、小偶像入局，像SNH48成員、參加過《創造營》、《偶像練習生》的選手，還有素人一夜成名的故事，頭部SK女團的成員，從零基礎素人到個人單場百萬流水。而成本似乎隻需要時間、青春甚至尊嚴。

同公司的楊柳對麵試場景印象深刻。當時她剛滿18歲，原本去麵試前台，“你這麽漂亮幹嘛做前台？工資少又要加班，來做主播，隨便坐一會兒、站一會兒、跳個舞，一個月能拿一萬，”麵試的人見她猶豫，叫來兩個女主播，畫著濃妝，“這個姐姐沒你長得漂亮，一個月能拿兩三萬。”

她心動了，簽下了勞動協議。實際上，許多主播簽署的都是勞動協議，並非正式勞動合同，有人接到口頭承諾，六個月後轉正式合同。無一例外，都有嚴苛的競業條款——一旦自己停播、轉到其他平台開直播，將麵臨高額罰款。

●帶有場景布置的團播直播間。圖源網絡 ●團播直播間裏可以按禮物指定主播跳舞。圖源網絡

“光鮮亮麗”，女孩們這樣描述對於做主播的想象。她們望見金字塔的頂端，那是高投入的成果——畫麵清晰透亮、多機位切換，還能實現主播的一鍵換裝；有的直播間還有沉浸式的場景還原，在民國風的舞廳裏，穿著旗袍、笑意盈盈的女孩們端著酒杯向屏幕前的人發出邀請——業內人士介紹，那大概是精心拍攝後的錄播。

實際上，金字塔的底層遠沒有麵試聽到的那樣輕鬆。許多團播主播進入的是新賬號，直播間的大燈打開，音樂響起，即使沒有觀眾入場，主播們也要就位，開始跳舞表演——直播房間像上了發條的八音盒，裏麵的人不停旋轉，一場就是兩三個小時。

一個女主播直播的第一天，一個“大哥”（通常這樣稱呼在直播間打賞很多的觀眾）見她是新人，丟了一千禮物票，那也是她一整天唯一休息的十分鍾。

主播們介紹，常見的互動模式有三種：一種是舉著話筒發言，找觀眾拉票，刷到一定票數才能坐下，下一個刷得更多，再把坐的位置讓出來；另一種是跳舞，或者讓兩個主播一起跳pk；還有一種是懲罰，仰臥起坐、指壓板跳、深蹲、才藝懲罰、甩頭等等，項目都由觀眾決定。

直播間觀眾少，主播就得不停地換模式，什麽火跳什麽。“沒有禮物也跳”。有主播說，有一陣流行模仿機器人，她需要“站隊形不停地晃動，控製節奏，看起來像AI”。

“保護欲、惡趣味、操控心理”，有媒體這樣總結團播如何刺激觀眾打賞。懲罰明顯更能激發觀眾刷禮物的熱情，小九分析，“主播裝可憐更有助於流水增長，懲罰就相對有效。”楊柳試過嘴裏叼氣球拿針紮破，被做皮試用的皮筋彈腳底板、彈腿，大腿上一天被打四五十次，青了一大塊。

“雖然挨打了，但賺得比較多，我願意被打”。在這個行業裏，遇到難題，她總會被勸，都已經當主播了，再“放開”一點，她也這樣說服了自己。

 叢林

小九覺得，和單人直播相比，團播要“卷”多了。“幾個團播直播間裏總能火那麽一兩個人。一個團隻要最火的一兩個人不走，其他人都是可替代的。”

主播公會迭代迅速，僅在過去的6、7月，某北方城市及周邊有十幾家新生的團播公會誕生，除了找工作難的年輕人，兼職大學生也成為主要目標——成本低，達不到kpi可以隨時換人，有場控主持人這樣解釋。

欣慧就是這樣在一個暑假入行的，她在雲南讀大學，初衷是想拿到一份實習證明。做主播的第一天，這個不了解規矩的新手就犯了錯，她“叫錯”了大哥——同團的主播之間競爭關係微妙，運營提醒她“你不能叫（挖）同直播間的大哥，隻能去‘扒拉’別人的大哥”，叫錯之後，她說“（被挖老板的）那個女生有點不爽”。

像一個適者生存的叢林，努力爭奪注意力和資源，是每個團播主播的生存之道。

“大哥”的賬號是最容易識別的資源：有些平台用戶消費或財富等級達到一定數量之後，才能看到玩法的入口，送出特定的禮物。

“寫作業”是行業通用法則，即給大哥發私信。爭取的時候要寫、建立聯係要寫、開播前要寫，下播了還要繼續陪聊。有時候是有效的，一開播大哥來了直接上票，主播就能坐下休息會兒。大家彼此之間還會互相刷票，今天你給我刷休息下，明天我再還給你。運營讓欣慧去別的直播間“寫作業”，和她一樣的普通主播每天要寫20-30條作業，但她死活不肯。

“我暑假工無所謂的，不想去”。這種懶散的態度很快被運營發現了，她和另一個暑假工被找去談話。“讓我們去私聊大哥，說我們穿的衣服不夠性感。”欣慧說，如果流量不夠，保底工資就會降低。“他們吸引不到新人進來，怎麽努力都沒有用。”

●某團播直播間，刷對應禮物可以指定主播做屏幕上的人形動作。圖源網絡

某種意義上，欣慧的觀察不無道理。做運營的小九負責過一些量級比較大的主播，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來自平台玩法付費，比如開禮物盲盒等等，大哥純打賞的部分，她稱之為“感情票”，占百分之二三十。純粹為愛發電的大哥在同一個直播間，“存活率”在30天後下跌50%，很少有超過60天。

直播時，楊柳能感覺到周遭緊張的氣氛。一起直播的女孩們不太搭理自己。後來她放棄表達友好了，有點賭氣地想，“她們就是嫉妒我更漂亮，賺得更多”。被卷入的女孩們，從暗戰變成明爭，同一個團的主播當麵找她的大哥喊話，哥，你看我怎麽樣？

楊柳已經接受了叢林中的邏輯，一開始穿得清純，後來裙子越來越短，變成了小吊帶、低胸裝。打賞變少，主持人就會在旁邊建議“你去跟大哥聊啊”。她挺抗拒，主持人又說，“你不付出一些東西，人家怎麽願意給你刷錢？”

公司有十幾個主播，她不到一個月就達到了第一梯隊。最多的一天，公司和平台分成之外，她到手有五千塊。現在回想，那段時間她也有點迷失了，誰不喜歡被簇擁的感覺呢？

她加上大哥的微信，從公開直播間轉向更私密的環境，一開始是普通聊天，彼此叫一些親密的稱呼，她有時候自己聊，有時候讓男朋友幫忙；後來對方讓她發隱私部位的照片，公司有專門的軟件，她把合成的照片發過去應付。

直到對方視頻電話打過來，楊柳掛掉了，她意識到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下一步可能就是要約出來見麵。因為這些，男朋友也一直在鬧，“我們談了挺久，感情也挺好的。本來想攢錢租更大一點的房子，沒必要因為這個關係破裂。”她決定離開。

 離開

對團播主播來說，離開並不容易。張岩的姐姐欣欣覺得，協議裏高額的賠償金一定給了弟弟很大壓力，他不是那種難受了會自己憋著的人，沒想到把生命留在了那裏，永遠失去了離開的機會。

弟弟去世之後，她翻看了他手機裏的招聘軟件。剛來南京那一周，他投過很多職位，服務員，銷售等等，都沒有結果，對一個學曆不高的年輕人來說，找工作真的很難。“他就是想要一份工作，留在南京而已。”

對兼職的欣慧來說，絆住她的是一張實習證明。一開始她得到了許多承諾，隻幹一個月也能開，一天工作八小時，後來變成了“必須超過8小時”，實習證明也以各種理由被搪塞。她隻能消極上班表達不滿。

欣慧和同事有一個群，聊天出現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幹不下去了”。群裏的另一個女孩，因為人氣不高，被運營叫去談話，每天好幾次，保底工資也被降了，她產生了嚴重的容貌焦慮，覺得自己“真的很差”。她被要求改妝容、改服裝，直到被辭退都“沒有改明白”。

欣慧最終沒有拿到實習證明，第23天，直播間的其他人都跑路了，隻剩下三個人。“運營告訴我不用去了，把我開了。”扣掉“水電費”，她拿到了一千多塊。

高額賠償金困住過很多主播。2023年末，鬥魚曾向多名簽約主播索賠，最高達8000萬。和許多直播公會打過交道，小九見過各種不落實協議條款的狀況——拖欠結算收入的、不落實保底月薪的，“很多弟弟妹妹讀書不多，也不懂勞動仲裁”。

●張岩簽的合作協議中涉及到違約的相關條款。講述者供圖‍

●招聘團播主播的某傳媒公司大堂。魏曉涵 攝

和張岩同公司的唐玥也曾被高額違約金嚇退，隻能咬牙硬撐。一起直播的女生悄悄告訴她，偷跑就行，但要做好以後都不幹這行的打算，如果去別的平台或者直播間，可能會被告。

她在一個晚上給主管發了消息，不想幹了，主管讓她負法律責任，唐玥把公司所有人的微信都拉黑了，拎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半夜逃到一家臨時訂的便宜賓館。她找學法律的朋友看了協議，說頂多賠幾千，懸著的心才放下。

楊柳離職之後，收到了公司的律師函，理由是“無正當理由的情形下，未與公司協商，擅自停播”。忐忑了很久，她徹底離開了直播行業，也沒再被追責。

但仍然有年輕人“前赴後繼”，直播運營小九解釋背後的邏輯——這個行業總有適合你的位置，顏值也能通過濾鏡和特效調整，隻要願意“吃苦”，對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來說，“苦”可能是他們沒有預想過的，隱形的代價。

小九也離開了原來的直播平台，從去年開始，很多類似的小平台都被打包賣掉。她明顯感覺到，疫情時火爆的娛樂直播，現在開始走下坡路，在直播間花錢的人少了。她現在轉做語音直播的運營，麵向海外市場。

離開那家直播公司之後的幾個月，唐玥找過很多不同種類的工作，她在漢服館幹過，也試過做不同公司的銷售，被掛斷是常態，她不擅長業務，很多時候難開口，常常幾個星期一單也開不了，然後就被勸離了。

實在找不到工作，她又回過一次直播行業，單人娛樂直播，沒人刷大禮物，都是零零碎碎的小禮物，“很多觀眾都是打工人、上班族，大家可能手裏都沒什麽錢”。一天坐六個小時耗著，聊著聊著人就走了，她實在堅持不了，又一次拉黑所有人，再次跑路了。

她十分迷茫，想過離開南京回老家。好在最近找到了電商帶貨主播的工作，不用露臉，也不用和大哥維係關係，她感覺能長久做下去。對於主播行業，她也在摸爬滾打中祛魅了。“背後的辛苦，可能是手機前麵的人沒有想象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