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全球事務中展現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之際，西方專家在研究這個崛起的超級大國時卻麵臨著越來越多的限製。
從城市發展到宗教信仰，研究中國的各個領域的學者們都表示，他們在工作中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障礙，其中許多障礙是由中國政府設置的，但也有一些來自他們所在國家。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斷強化政治控製，甚至令獲取常規信息的渠道都受到了限製，曾是公開課題的研究也遭到壓製。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的互動受到國家日益嚴密的監控，阻礙了思想的交流。
這些障礙導致一些中國問題學者改變了自己的研究領域，或者重拾毛澤東時代發展起來的研究方法，當時中國基本上與世隔絕。
許多學者表示，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反華情緒的急劇升溫令局麵雪上加霜。一些學者說，他們擔心因為與中國有關聯而受到詆毀。學者們也越來越難獲得研究資金。新數據顯示，近年來美國聯邦政府對聚焦中國的研究的資助明顯下降。
一些學者擔心，中國問題研究的減少將使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更難管理與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一的關係，而中國政府則在繼續積累有關西方開放社會的專業看法。
“我們對中國的專業看法遠不及中國對我們的了解，”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學者Rory Truex說。
一些學者報告說，他們發現在中國更難進行麵對麵采訪和檔案研究。圖片來源：Xu Chang/ Xinhua/ Getty Images
在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美中科技合作協定》的續簽談判中，對數據控製和研究人員安全的擔憂一直是症結所在。對該協議的短期延長已於上月末到期，拜登政府一位高級官員表示，兩國仍在就該協議進行溝通，包括“加強透明度和科學數據互惠條款”。
如果該協議未能續簽，美國學者可能會更加難以在中國開展工作，因為他們將無法再指望兩國政府承諾提供便利。
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處境不斷惡化，但在新冠疫情期間變得更糟。當時中國關閉邊境導致外國學者不能進行實地研究，許多中國學者也無法出國。中國大學還控製著視頻會議平台上的跨境對話。
自2023年初中國重新開放邊境以來，已有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回到中國。但有些外國學者表示，他們在進出中國時遇到了困難，一些移民官員會攔下他們盤問研究情況，耽擱幾個小時的時間。
還有一些研究人員表示，考慮到他們個人以及任何與他們交談的中國人麵臨的安全風險，他們根本不敢去中國。這些學者列舉了中國近年來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拘留外國公民的事件，以及一些在日本工作的中國學者失蹤的例子。
多名回到中國的學者報告說，他們發現中國的情況比以前更糟糕。例如，社會科學家和曆史學家發現，他們更難進行麵對麵采訪、檔案研究以及其他他們傳統上依賴的實地調查。
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約翰·傑伊學院(John Jay College)研究性別和法律問題的副教授Ke Li說，在之前的行程中，她能夠直接與當地法官交談，有時還可以溜進法庭旁聽審判。她說，現在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對民族誌學者來說，這幾乎就像被判了死刑，”Li說。
上海浦東圖書館。
對於沒有深厚本地人脈網絡的年輕學者來說，在中國開展研究麵臨的挑戰更大。
一些中國研究人員已停止與外國同行共享數據，以免違反數據安全法，這使得合作和同行評審過程複雜化，而同行評審是評估研究質量的必要環節。北京一所頂尖大學的一位教授表示，措辭寬泛的數據安全法規帶來的不確定性“引發了焦慮和緊張”。
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營利組織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去年報告稱，在采訪了十幾位北美中國學者關於他們最近的研究經曆後，發現其中幾位因為麵臨的障礙而徹底改變了研究領域。
該報告的合著者、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中國曆史副教授包愛梅(Emily Baum)表示，她原計劃在2020年拿著富布賴特(Fulbright)資助金訪問中國，研究傳統算命習俗是如何演變並一直流行的。但由於中國對新冠疫情的邊境管製以及宗教敏感性的增加，她放棄了相關計劃。
“我不再完全有信心能再找到很多材料了，”包愛梅說，她轉而研究針灸在美國的現狀。
在中國開展學術調查變得更加困難。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政治科學家Reza Hasmath表示，由於政治敏感性，越來越少的本地調查公司願意與外國客戶合作。他最近從中國供應商那裏收到高達5萬美元的報價，而10年前，此類調查的成本僅為1萬美元甚至更少——價格飆升可能會讓一些研究人員望而卻步。
華盛頓方麵重新考慮對中國相關研究的支持，也增加了難度。
川普政府叫停了對富布賴特對華學術交流項目的資助，以回應北京方麵限製香港公民自由的行為。美國司法部現已廢止的“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也曾引發學者們的擔憂；該計劃旨在應對來自北京的安全威脅，曾導致一係列針對駐美國學者的起訴，但相關起訴以失敗告終。
據普林斯頓大學的Elliott Truex及其研究夥伴即將發表的一份工作論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資助的與中國相關的研究項目數量從2012-2017年期間到2018-2023年期間減少了一半以上，其中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領域的降幅最為明顯。他們還發現，在同一時期，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中國實地研究經費下降了近75%。
目前尚不清楚這種下降是由於基金會不願支持以中國為重點的研究，還是由於學者們出於恐懼或不便而選擇不申請與中國相關的項目資金。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中國研究項目主任毛學峰(Andrew Mertha)說，一些美國大學已經製定了新的程序，審核其教職員工在參加會議時是否可以接受中國主辦方提供的機票、住宿和演講費，甚至直接禁止他們接受此類待遇。“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於對失去美國政府研究支持的合理擔憂。”
中國雲南省鬆讚林寺附近一位身著傳統服飾的女性。宗教敏感性是西方學者擔憂的問題之一。圖片來源：Alex Plavevski/Shutterstock
毛學峰說，對於計劃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的學生來說，“在中國待一段時間會對他們通過安全審查產生直接的負麵影響。”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沒有回應有關此類中國相關審查的詢問。
中國問題研究麵臨的挑戰加劇影響了學術成果。幾家西方學術期刊的編輯表示，在投稿中，他們看到越來越多依賴數據驅動的定量分析研究，而不是民族誌研究。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副教授、英國著名學術期刊《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編輯Timothy Hildebrandt表示，對數據的日益依賴正在催生“有時不一定有趣或重要的研究”，因為學者們是圍繞著他們能夠獲得的任何數據集開展研究。
一些研究人員正在從過去尋找變通辦法。一種方法是研究共產黨統治之前的時期。另一種方法是重拾毛澤東時代的研究技術，例如對黨內文件、官方媒體報道和其他材料的文本分析。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毛學峰說，“在一個日益數字化的世界裏，這是一種‘模擬’方法”，這種方法需要通過“無休止地沉浸在往往極其單調的書麵資料中”來磨練對細微差別和微妙之處的理解。他組織了一些研討會，毛澤東時代的專家在會上與年輕學者分享他們的方法。
其他人則轉向現代技術。研究威權國家城市發展的人類學家Lauren Restrepo表示，鑒於其研究的敏感性，她可能無法返回中國。她的研究分析中國當局如何利用城市規劃來控製西北部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社區。
Restrepo是賓夕法尼亞州布林茅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的助理教授，現在依靠“遙感”——查看衛星圖像、政府文件、新聞和社交媒體等來源——進行研究。“這是一種絕望之舉，”她說。“你隻能盡力而為。”
一些學者表示，他們在中國仍可以開展有用的實地考察，方法是避開敏感話題，並依靠多年甚至幾十年來建立的當地人脈。但對於經驗和資金較少的初級學者和博士生來說，前景更加黯淡。新冠疫情期間，赴華留學的美國學生人數急劇下降，且疫情後並未出現明顯反彈，這也引發了人們對中國問題專業看法的長遠未來的擔憂。
“我們不知道10年後中國會成為美國的敵人、競爭對手，還是朋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曆史學家宋怡明(Michael Szonyi)說。他於2023年8月前往中國進行長期研究之旅，此行離他上一次訪華有近四年之久。 “我們真的認為，在以上任何一種情況下，我們對中國的了解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