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係統中的外賣騎手：服從一種流動的狀態

如果一個派單係統一開始設定的送餐時長為50分鍾，超時騎手將麵臨處罰。那麽，騎手傾向花費45分鍾或者更少的時間把餐品送到。

秋日的午後，倚靠在小賣部門口不停刷單的騎手 孫萍田野調查 圖

當這些數據被“投喂”給算法後，算法做了一個“明智”的決定——把配送時間由50分鍾改為45分鍾。周而複始，騎手不得不越跑越快——孫萍在她的新書《過渡勞動：平台經濟下的外賣騎手》中寫道。

孫萍是中國社科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副教授。2017年，她和研究團隊開始做外賣騎手的田野調查。在她看來，做一個改變者，比做一個批判者更為重要。她通過調研發現問題，和外賣平台合作推動問題的解決，同時希望外賣騎手得到更多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況得到改善。

外賣騎手聚在小賣鋪門口等餐

8年裏，她從上街“偶遇”和“捕捉”外賣騎手，聊上三五分鍾，到和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朋友。後來，騎手們到她的課堂上分享，邀請她到家裏玩，載著她一起送外賣。

孫萍新書裏的推薦語，是騎手馮禧航（“拐哥”）所寫。而另一位騎手岩暉濤告訴孫萍：“魯迅說得好，這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他想表達騎手為了節約距離、縮短送餐時間而不得已選擇逆行，被後台地圖逐漸采納，並發展成推薦路線。

騎手和算法係統之間相互博弈，孫萍形容，不管騎手怎麽做，算法係統都會根據騎手的行為不斷“完善”。在突出服務意識的時代，消費者即上帝成為一種社會文化。服務者和被服務者之間差別越來越明顯，這是服務專業化的體現，也是一種權力區隔。

在孫萍看來，有必要改善算法倫理，也要探索對騎手的兜底保障機製。

孫萍

【以下是澎湃新聞和孫萍的對話】

“記錄、見證和改變”

澎湃新聞：從2017年開始，你和團隊做外賣騎手的田野調查，如今這已經不是一個新的話題。這項研究持續這麽多年的動力是什麽？

孫萍：首先，現在的學術研究和觀察特別缺少縱貫性研究，就是長時間深入探究事物的變化趨勢。我做外賣騎手的田野調查有8年了，但比起其他縱貫性研究不算時間特別長。

此外，送外賣這項勞動由一種新興現象逐漸變成一種新興職業，被稱為“網約配送員”，收入國家正式職業列表。事物發展初期，是動態多變的，尤其像平台經濟，每隔一段時間去調研，都會發現新的組織形式出現，包括後台算法、勞動形式、派單方式都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促使我們不斷去記錄。

澎湃新聞：據你觀察，8年來，外賣騎手的人群畫像和他們的社會處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孫萍：總體來講，外賣騎手的平均送單單價不斷下降，平均勞動時間不斷增加。這跟它逐漸成為一個固定職業有關。因為前期大部分外賣騎手以兼職為主，隨著外賣市場規模和需求的擴大，平台需要穩定的運力，更傾向於招募全職騎手。

外賣平台陸續推出專送、樂跑（近距離訂單配送）、暢跑（遠距離訂單配送）、駐跑（駐店配送）等新的形式把騎手圈定起來，平台對於騎手的組織化、管理化、精細化程度越來越強，鼓勵騎手靈活化就業。

但平台談不上運力匱乏，因為外賣騎手處於高速流轉的狀態，每天有大量的人離開，也有大量的人入行，不斷補充新的勞動力。

澎湃新聞：在《過渡勞動：平台經濟下的外賣騎手》中，你提到自己需要時常抵抗把外賣騎手苦情化、扁平化的壓力。實踐中，你用什麽方式抵抗“苦情化”、“扁平化”？

等餐中的騎手

孫萍：學術性的寫作中，傳統研究視角一個是上帝視角，即自上而下地看；還有一種是自下而上的，往往用於描寫領袖人物或者個人傳記。我覺得這兩種視角看待騎手都不合適，應該平視他們。

我不覺得外賣騎手是一群需要被教育的人，也不該因為他們沒有學曆背景、社會資源，就覺得自己高他們一等。我在教學過程中，會有意打破區隔感，比如五一勞動節，邀請外賣騎手到大學課堂做分享。

即使他們有時候話語粗糙，磕絆重複，但每個人群都有自己的表達特質。作為學者，我要做的事情是看到和記錄他們的特質，而不是去批判。

澎湃新聞：平時你會和外賣騎手一起跑單嗎？

孫萍：我每年都會跑外賣，有時候跟騎手一起跑，有時候自己跑。騎自行車、電動車，或者步行跑單。但我主要利用碎片化時間，沒有像有的學者那樣連續跑三個月或者半年。

我和學生們後來弄了輛電動車，大家輪著跑單，也有騎手送給我們一個餐箱。送餐路上，我會問騎手最近跑單的情況，怎麽搶單，有沒有出交通事故，怎麽規劃路線，熟悉算法規則等等，也會騎到小賣鋪門口，跟他們做訪談。

澎湃新聞：截止到2024年3月，你訪談過二百餘名騎手，在街上“捕捉”騎手深聊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是怎麽與外賣騎手建立深度聯係和信任的？

孫萍：我自己訪談了200多名騎手，團隊加起來訪談超過400名騎手。開始，我們有學生上來就說：“師傅你好，我是來自中國社科院的同學，我要對您進行一番訪談，您願意嗎？”很容易把騎手嚇跑，還有騎手嚇得從椅子上摔下來。

後來上街做調研多了，我都是直接和騎手聊天，問他們今天跑了多少單？被拒絕挺正常的，可能十個騎手裏麵有一兩個願意聊的。有的騎手聊三五分鍾來單子了，扭頭就走了，也有騎手送完單回來和我們繼續聊。直到騎手對我們的出現習以為常了，田野調查才真正開始。

我加了很多騎手組建的群，有二手車買賣的、租電動車的、租電瓶的，還有租房的。有時候加了騎手微信，聊完回頭就把我刪了。和騎手建立信任確實挺難，我一開始比較介意，怎麽把我拉黑了？後來意識到，好多騎手都這麽幹，因為他們的手機內存比較小，東西太多占內存，可能影響他們的搶單速度。

但也有聊得比較好的騎手，後來我們成了朋友。比如在這本書的封底給我寫推薦語的“拐哥”。我們線上聊天認識，有五六年了，我把樣書寄給他，他給我指出了多處外賣騎手才能察覺的問題。比如從天安門到燕郊東貿站點的距離，我寫有20多公裏，他說他跑過，至少有30多公裏。我查地圖發現還真寫錯了。

每隔一段時間，我都帶著我的研究生和“拐哥”吃飯，有些課程直播，拍攝騎手的紀錄片，我也會拉上他。再到後來，他邀請我去過他家，和他在家全職的妻子聊天，也和他兩個女兒一起玩。

遇到好的訪談者非常不容易。這樣的騎手不但得健談，還要理解我們在做什麽，有反抗精神，甚至充滿智慧和反思意識。

澎湃新聞：你往返於平台、外賣騎手間做調研，怎麽平衡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孫萍：我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者，更多的是做幹預性的研究，廣泛聯接媒體、平台、企業、學界、業界，嚐試做一些改變。對我來講，做一個改變者，要比做一個批判者更重要。哪怕做一點事情能推動問題的解決，也比我高高在上地批判資本萬惡，要更有力量一些。

我會通過調研發現問題，積累數據，和平台合作使這些問題得到關注和解決。同時，我也希望外賣騎手得到更多的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況變得更好一些。我覺得這才是做學術的意義，所以我一直說，我的職業是記錄、見證和改變。

孫萍

規訓與被規訓：算法、“服務意識”與“情感勞動”

澎湃新聞：2019年，有外賣平台鼓勵“眾包”騎手轉型做“樂跑”騎手，意味著送餐高峰時段騎手需要全程在線，不能拒單，壓力更大。有“眾包”騎手選擇反抗，寧願單量減少也不願接受平台更嚴格的勞動管理。你怎麽看待外賣騎手有意識地與平台對抗的現象？

孫萍：這種現象一直存在。前天我們去調研還發現，有“眾包”騎手轉“樂跑”或 “暢跑”，平台鼓勵騎手全程在線，通過分類歸置，把騎手變成一個既聽話，幹活又多、單價又少的勞動力。

但他們有自己的想法。騎手們對於配送價格非常敏感，之前“眾包”可以搶單，有的單價達十塊錢，但“樂跑”配送每單兩三塊錢，每天至少要配送60單，騎手吃不消，就會反抗。

有的騎手寧願沒活幹，也不加入“樂跑”、“暢跑”。但隨著越來越多人進入外賣行業，僧多粥少的局麵，大部分騎手還是會做出妥協。

騎手唯一的權利可能就是離開的權利，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澎湃新聞：你在《過渡勞動：平台經濟下的外賣騎手》中寫道，騎手和算法係統的關係是既衝突又合作，既對抗又妥協。在你看來，外賣騎手和算法係統之間主要矛盾在哪？

孫萍：外賣騎手和算法係統的關係可以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形容。不管騎手怎麽做，算法係統都是在不斷完善的。

外賣騎手有三重勞動價值。第一，對於平台來講，騎手有送餐的勞動價值；第二，對於算法係統來講，騎手在不斷生產數據，行動軌跡被算法接收；第三，即使騎手做出各種嚐試和抗爭，最終還是在幫算法係統找出漏洞，及時給漏洞打上補丁。

比如說，早期平台規製沒有涉及到騎手送單的路徑監測。有送餐補貼的階段，騎手和商家之間聯合下單，商家以顧客的身份給自己店下100個外賣訂單，騎手每單有五塊錢補貼，和商家分補貼，實際上沒有發生配送。這是早期的一個係統漏洞。

再比如說，有一次騎手“偉哥”手機摔碎了，登不上外賣送餐賬號。他意外發現，用同行手機也能登入他的賬戶。於是他們號召幾十個騎手一起搶單，把眾包大廳裏的單都搶了，騎手之間再二次分配訂單，登入彼此的賬號送餐，這樣騎手就不用挑單子了。

澎湃新聞：《過渡勞動：平台經濟下的外賣騎手》中提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平台的地圖係統默認“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外賣騎手越努力地尋找“出口”，卻被算法係統掌握得越牢固，一些不那麽符合規範的行為好似得到了算法的默許，怎麽看待這種現象？

孫萍：“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現象的出現，是算法在收取數據的過程中，喪失了算法倫理。比如有一些逆行的路，走的人多了就被標記成正常的路。

在算法技術發展特別快的時代，提高算法的審計能力尤為重要。比如逆行、天橋、河流阻隔，一些空間上的障礙，技術層麵沒有解決好，因為工程師在屏幕前看到的是二維的空間，但騎手跑的城市空間是三維的。

澎湃新聞：外賣騎手職業風險性高，你在調研中發現，北京市有一半以上的外賣騎手沒有繳納過社保。一旦發生意外，平台、中介公司、外賣騎手三者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孫萍：如果是小事故，騎手忙著送單，不太為小事去糾纏。我們發現很多騎手不太願意走平台，原因是騎手的出險率高，他們站點的排名會降低。另外，保險流程特別複雜，需要提供很多材料，他們有畏難情緒。

如果發生比較嚴重的事故，一般需要繞開勞動關係談社會保障，啟用商業保險。每年外賣平台都會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給騎手繳納新職業商業保險，但這個保險報銷流程比較慢，不一定能起到應急作用。而商業報銷是中介公司代買的，每個站點的外包商不同，費用也不同。據我了解，有的專送騎手每天扣三塊錢用於繳納商業保險，也有騎手按照送單量繳納保險費。

澎湃新聞：外賣騎手多是男性，他們受到外賣行業的“服務意識”和“情感勞動”規訓後，平台規則和管理本身有改變他們嗎？

外賣騎手在送餐路上

孫萍：有。不少外賣騎手之前在農村老家，被媽媽捧著，老婆哄著，他們很少付出情感勞動。剛開始送外賣，不好意思跟顧客要“好評”。被平台規訓後，他們意識到與人交流需要有一些細膩的情感表達，提高服務意識。這對他們來說是好事。他們回到家庭中，大男子主義意識會減弱，比過去更願意幫老婆承擔家務。

但有顧客提出讓騎手幫忙扔垃圾等不合理要求。訪談的時候，騎手也會跟我瘋狂吐槽，覺得顧客太沒素質，自尊心受到傷害。但現在如果因為拒絕顧客不合理要求，騎手被打了差評，跟平台申訴就可以解決。

澎湃新聞：那外賣騎手有反饋顧客不合理要求的渠道嗎？

孫萍：他們現在有和顧客互相打分的渠道。但他們沒有權利投訴顧客，隻有被顧客投訴後，做出解釋的權利。

這裏麵涉及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是，在突出服務意識的時代，消費者即上帝成為一種社會文化，不止存在於外賣行業。服務者和被服務者之間差別越來越明顯，這是服務專業化的體現，也是一種權力區隔。

我認為消費者是需要被教育的，但企業沒有立足點和勇氣去質疑消費者，消費者自身也需要反思。

“弱連接”的騎手，很難回到工廠

澎湃新聞：有不少外賣騎手在短視頻平台非常活躍，熱衷於在短視頻平台分享自己的工作生活，包括送外賣途中遇到的糾紛和不公正現象。輿論好像一定程度上是他們的保護？

孫萍：這是一種平行流量的抗爭。例如騎手在平台的群裏抱怨，群被解散了，他們再組建新的群抱怨，可能又被解散。但如果騎手去短視頻平台或其他社交平台發牢騷，外賣平台沒有管理權，可以形成一些抗爭的聲音和力量。

輿論是外賣騎手重要的抗爭手段。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有騎手沒有口罩，但需要去送單。於是他在社交平台發了訴求後，外賣平台馬上監測到，讓他刪掉動態，下午就給他發了口罩。

澎湃新聞：平日，外賣騎手是抗爭居多，還是妥協讓渡居多？

孫萍：兩種狀態都不是，而是平常勞動者的狀態。真正能夠進入媒體和大家視野的事情，往往是突發性事件。包括在我的書裏，講的也是騎手們在諸多困難和不平等麵前積極對抗，而不是他們最日常的工作故事。

他們的常態是每天按部就班送單，閑著沒事聊聊天，刷刷手機打打遊戲。他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完全是他們的日常。

澎湃新聞：個體化的勞動可能導致勞動者之間的團結互助更加脆弱，這也可能導致平台方的話語權進一步增強？

孫萍

孫萍：我同意。工業化時代的勞動生產和零工時代個體化的組織模式非常不一樣。外賣騎手不再像流水線上的工人，同吃同住，連接感很強，他們的組織連接主要依靠媒介，比如微信、QQ群。騎手之間沒有特別多共同經曆，所以他們的連接很弱。

有一個詞叫依附主體性，他們也有主體性，但在平台話語權力的結構當中，主體性隨時可能被壓製。在平台的規製下，騎手的話語權被削弱。

澎湃新聞：傳統的製造業工廠或者建築業工地，管理者很難通過頻繁地改變規章製度，達到壓縮工人收入，增加勞動時間的效果。但在外賣行業，好像平台改變規則推行的阻力沒有那麽大，可能產生怎樣的影響？

孫萍：如果個體感覺公司待遇下降，或者受到不好的對待，可能會心灰意冷決定換工作。當大家流轉在一個流動的體係內，不停地變動，久而久之變得更加不穩定，流動性加劇。會加深個體對工作是臨時性的認知，逐漸喪失認同感和職業感，甚至對社會產生不信任感。

澎湃新聞：你有對外賣騎手的職業滿意度做過調研嗎？能在這個行業裏堅持下來的騎手通常具備哪些特質？

孫萍：調研中，有一兩個問題涉及滿意度。60%左右的外賣騎手認為這份職業“一般”，15%到20%左右的騎手認為 “比較滿意”。

能在這個行業堅持下來的人，一方麵，更加吃苦耐勞，他能獲得比較樂觀的收入；另一方麵，他們更適合做服務業，個性沒有那麽強，願意和平台算法進行協商。

女性還要克服很多的汙名化。不能怕被人說閑話，被人笑話，需要經過很多磨練，最後留下來的是比較勇敢的人。

澎湃新聞：一旦做了外賣騎手，還可能再回到傳統的集體化勞動模式嗎？

孫萍：外賣騎手對集體化勞動有一種逃離感。因為外賣勞動是對勞動過程的控製，不是對勞動個體的控製。平台不管送餐人是張三還是李四，重要的是有人把餐送去。所以在流水線上坐班，有人監工，被人管著的感覺，他們已經不太習慣了，很難再回到工廠車間。

但也不意味著外賣騎手比製造業、建築業工人獲得了更多的主體性。他們想要提高收入，養家糊口，有所儲蓄，可能就要“黏”在平台上，依賴和服從平台。在社會勞動分工中，他們沒有太多選擇，也沒有穩定性可言，因為他們中很多人自始至終都沒有過社會保障。

澎湃新聞：對於改善外賣騎手的生存處境，你有一些建議嗎？

孫萍：我們寫過非常多的建議，要把改善算法的倫理問題提上日程，要探索更多的兜底保障機製，新職業商業保險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對方有未來養老需求，平台可以考慮給工作3年以上或者5年以上的騎手，繳納社保。

除此之外，還需要提高女性騎手夜間送餐的措施保護，比如在夜間不要給她們派太遠的單子，或者到人跡罕至的地方送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