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韓國GDP僅僅隻有半島對岸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但三十多年後,韓國在1990年代邁入發達國家,靠著連續30年、每年接近10%的GDP增長率,韓國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躋身為亞洲屈指可數的發達國家,並在21世紀後多次位列全球第十大經濟體。
韓國經濟增長讓世界矚目,某種意義上甚至超越了我們。
在短短三十多年時間裏,從最貧窮國家到發達國家,韓國的漢江奇跡令世人咋舌,它是世界上工業化最快的國家,但增長快帶來的社會問題也快。
盡管韓國沒有出現日本“失去的30年”,但增長並沒能掩蓋社會問題;韓國處於人口緊急狀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也是發達國家中自殺率最高的,還是發達國家中工作時間最長的。
毫不意外,它也是發達國家中幸福指數最低的。
和日本類似,韓國在短短幾十年內從赤貧到成為發達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的人口老齡化,已經讓韓國年輕人不堪重負,許多韓國人自稱是“三不世代”,不結婚、不戀愛、不生子,甚至是躺平。
韓國的經驗給了我們這樣一種反思的可能:即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西方化的全盤模仿,能否在短短幾十年內,徹底改變一個社會的樣貌?
答案是否定的。
![一個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可能是以透支未來為代價](/data/news/202408/30/b0e26e3ce18e36e299caf922d3f679b8.webp)
從數據來看,韓國的青年失業率不到6%,而我們這一數字高達17.1%,二者差值接近三倍,看起來韓國的問題並不嚴重,但這背後依然隱藏著複雜的韓國社會問題。
根據韓國統計廳8月18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截止7月份,在韓國15歲至29歲的年輕人中,不工作、不求職、也不學習的“三不青年”人數達到44萬3000人,創下曆年最高記錄。
這些韓國的躺平族,並非因為疾病或殘疾而無法工作,而是主動選擇退出就業市場。隨著韓國勞動人口的逐漸減少,主動選擇“躺平”的年輕人比例反而有所增加。
截止7月,在韓國815萬青年人中,有5.4%是“躺平族”,這個比例也是曆年同月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韓國躺平青年都是沒有工作的意向,有75.6%的韓國年輕人表示他們不願意工作。
韓國經濟產業研究院經濟研究室室長金光碩表示,當前韓國求職者渴望獲得優質高薪工作,但實際上的優質工作機會有限,導致競爭激烈,許多年輕人因對理想工作缺乏信心而選擇“躺平”。
這種負麵預期使得他們寧願暫時退出就業市場,也不願意將就於自己不滿意的工作。
韓國年輕人的這一變化,幾乎就是國內社交媒體上“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的翻版。
在這一點上,韓國和我們有著諸多相似的文化背景,同是儒家思想影響,以及私人教育和學曆內卷嚴重,寒窗苦讀二十餘載,隨著稀缺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韓國年輕人也開始放不下“長衫”,對工作不願意將就。
造成這一因素的背後,是漢江奇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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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韓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70%多,到20多年後,變成了城市人口占70%多,城鎮化的過快發展帶來了消費和經濟的增長,但壞的一麵也不是沒有。
韓國的產業迭代迅速,從早期工業化、勞動密集型工業、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到技術密集型信息與通信技術產業、各種服務業擴張,這些變化極快,加起來隻用了不到半個世紀。
換算下來,大約是一個人一生的工作年限,這也意味著,韓國人不得不頻繁遭遇職業變化。
和我們類似,韓國采取的戰略也是“先增長,後分配”,韓國對社會再生產的主要立場,也可以概括為“最大限度地縮減社會福利和公共支出”,以及將社會福利的責任轉移給家庭。
這導致韓國家庭承擔了幾乎全部的社會福利責任,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韓國沒有為國民提供社會體係保障,失業的人們最終隻能向家庭求救。
家庭,是韓國過去增長和危機到來時的港灣和基石。
但韓國家庭之所以願意承擔原本是社會的責任,主要還在於過去的韓國教育投資回報豐厚;但隨著韓國經濟增長放緩,社會階層固化,貧富差距開始拉大的時候,教育、住房投資成本越來越高的時候,韓國家庭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場投入和回報不對等的投資”。
於是乎,韓國年輕人率先躺平,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晚婚、獨身、丁克、甚至是不工作等社會現象湧現。
看起來,這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結果,但本質上,這也是一個經濟體快速增長後帶來的“後遺症”,先輩們吃幹抹淨後,留給年輕人的隻有無盡的債務、貶值的學曆和越來越高的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
這一點,不僅僅是韓國和日本,在我國,類似的趨勢也愈發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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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韓國生育率創下0.72的新低,今年韓國宣布進入“人口緊急狀態”,社會的高速增長和增長放緩之間的落差感,已經體現在韓國年輕人身體力行做出的行為選擇上。
經濟成本帶來的各項成本和高預期的未來,都讓年輕人在物質基礎、自我準備、建立家庭和成為父母方麵非常困難,而勞動力市場的擠壓和學曆貶值,則讓一切變得雪上加霜。
而最終讓年輕人演變為躺平一族的,可能是福利體係。
不管是韓國還是美國亦或是我們,都沒有特別好的福利體係,這導致普通年輕人在勞動力市場很難找到體麵工作,尤其是在沒有福利體係的加持下,生兒育女成家立業的困難程度,也幾何倍增。
內卷帶來的高度競爭和優勝劣汰,讓教育成了一場必玩的遊戲;哪怕一個社會並不需要那麽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但如果這是一場必須要玩的遊戲,那麽參與者和不參與者的代價,都極高極高。
曆史上,任何一個經濟體的快速增長,都可能是以透支未來為代價的。
更形象來說,所謂的“未來”更具象化的東西就是年輕人。
老一輩人享受到了經濟增長的紅利,財富快速聚集、工作機會更多的時代,他們擁有體麵的工作、優渥的退休金,可社會發展的紅利也在快速消耗殆盡。
等到年輕人踏入社會,理所當然,他們有著對未來更好的期望值,可這時由於增長紅利的邊際效益遞減,年輕人的期望變得更高了,但實際上的教育回報降低、好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疊加生活成本、住房成本的上漲,他們變得更沒有動力去奮鬥。
個人的努力,受製於一個大時代。
韓國從短短幾十年成長為一個發達國家,日本也是同樣的經曆,但在成為發達國家後,各自的經濟增長都開始放緩,此時疊加老齡化的不斷蔓延,年輕人在競爭更激烈的就業市場中尋找工作機會,不僅要麵臨自身對未來的期望,還要承擔老齡化社會的養老重擔。
他們沒有做錯什麽,但卻需要背負一個國家發展帶來的債務和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壓力,這是增長過快帶來的隱性問題。
理論上,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是完美的;哪怕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也依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經濟學家渴望從問題中尋找解決方法。
而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本質上就是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直到趨於完美。
韓國的經驗和教訓,不僅僅是因為和我們擁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曾經曆過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時間段。
當高速增長成為過去,我們所要麵臨的問題,可能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