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韓國GDP僅僅隻有半島對岸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但三十多年後，韓國在1990年代邁入發達國家，靠著連續30年、每年接近10%的GDP增長率，韓國從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躋身為亞洲屈指可數的發達國家，並在21世紀後多次位列全球第十大經濟體。
韓國經濟增長讓世界矚目，某種意義上甚至超越了我們。
在短短三十多年時間裏，從最貧窮國家到發達國家，韓國的漢江奇跡令世人咋舌，它是世界上工業化最快的國家，但增長快帶來的社會問題也快。
盡管韓國沒有出現日本“失去的30年”，但增長並沒能掩蓋社會問題；韓國處於人口緊急狀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也是發達國家中自殺率最高的，還是發達國家中工作時間最長的。
毫不意外，它也是發達國家中幸福指數最低的。
和日本類似，韓國在短短幾十年內從赤貧到成為發達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帶來的人口老齡化，已經讓韓國年輕人不堪重負，許多韓國人自稱是“三不世代”，不結婚、不戀愛、不生子，甚至是躺平。
韓國的經驗給了我們這樣一種反思的可能：即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西方化的全盤模仿，能否在短短幾十年內，徹底改變一個社會的樣貌？
答案是否定的。
從數據來看，韓國的青年失業率不到6%，而我們這一數字高達17.1%，二者差值接近三倍，看起來韓國的問題並不嚴重，但這背後依然隱藏著複雜的韓國社會問題。
根據韓國統計廳8月18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截止7月份，在韓國15歲至29歲的年輕人中，不工作、不求職、也不學習的“三不青年”人數達到44萬3000人，創下曆年最高記錄。
這些韓國的躺平族，並非因為疾病或殘疾而無法工作，而是主動選擇退出就業市場。隨著韓國勞動人口的逐漸減少，主動選擇“躺平”的年輕人比例反而有所增加。
截止7月，在韓國815萬青年人中，有5.4%是“躺平族”，這個比例也是曆年同月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韓國躺平青年都是沒有工作的意向，有75.6%的韓國年輕人表示他們不願意工作。
韓國經濟產業研究院經濟研究室室長金光碩表示，當前韓國求職者渴望獲得優質高薪工作，但實際上的優質工作機會有限，導致競爭激烈，許多年輕人因對理想工作缺乏信心而選擇“躺平”。
這種負麵預期使得他們寧願暫時退出就業市場，也不願意將就於自己不滿意的工作。
韓國年輕人的這一變化，幾乎就是國內社交媒體上“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的翻版。
在這一點上，韓國和我們有著諸多相似的文化背景，同是儒家思想影響，以及私人教育和學曆內卷嚴重，寒窗苦讀二十餘載，隨著稀缺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韓國年輕人也開始放不下“長衫”，對工作不願意將就。
造成這一因素的背後，是漢江奇跡本身。
1960年代，韓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70%多，到20多年後，變成了城市人口占70%多，城鎮化的過快發展帶來了消費和經濟的增長，但壞的一麵也不是沒有。
韓國的產業迭代迅速，從早期工業化、勞動密集型工業、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到技術密集型信息與通信技術產業、各種服務業擴張，這些變化極快，加起來隻用了不到半個世紀。
換算下來，大約是一個人一生的工作年限，這也意味著，韓國人不得不頻繁遭遇職業變化。
和我們類似，韓國采取的戰略也是“先增長，後分配”，韓國對社會再生產的主要立場，也可以概括為“最大限度地縮減社會福利和公共支出”，以及將社會福利的責任轉移給家庭。
這導致韓國家庭承擔了幾乎全部的社會福利責任，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韓國沒有為國民提供社會體係保障，失業的人們最終隻能向家庭求救。
家庭，是韓國過去增長和危機到來時的港灣和基石。
但韓國家庭之所以願意承擔原本是社會的責任，主要還在於過去的韓國教育投資回報豐厚；但隨著韓國經濟增長放緩，社會階層固化，貧富差距開始拉大的時候，教育、住房投資成本越來越高的時候，韓國家庭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場投入和回報不對等的投資”。
於是乎，韓國年輕人率先躺平，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晚婚、獨身、丁克、甚至是不工作等社會現象湧現。
看起來，這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結果，但本質上，這也是一個經濟體快速增長後帶來的“後遺症”，先輩們吃幹抹淨後，留給年輕人的隻有無盡的債務、貶值的學曆和越來越高的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
這一點，不僅僅是韓國和日本，在我國，類似的趨勢也愈發顯著。
2023年，韓國生育率創下0.72的新低，今年韓國宣布進入“人口緊急狀態”，社會的高速增長和增長放緩之間的落差感，已經體現在韓國年輕人身體力行做出的行為選擇上。
經濟成本帶來的各項成本和高預期的未來，都讓年輕人在物質基礎、自我準備、建立家庭和成為父母方麵非常困難，而勞動力市場的擠壓和學曆貶值，則讓一切變得雪上加霜。
而最終讓年輕人演變為躺平一族的，可能是福利體係。
不管是韓國還是美國亦或是我們，都沒有特別好的福利體係，這導致普通年輕人在勞動力市場很難找到體麵工作，尤其是在沒有福利體係的加持下，生兒育女成家立業的困難程度，也幾何倍增。
內卷帶來的高度競爭和優勝劣汰，讓教育成了一場必玩的遊戲；哪怕一個社會並不需要那麽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但如果這是一場必須要玩的遊戲，那麽參與者和不參與者的代價，都極高極高。
曆史上，任何一個經濟體的快速增長，都可能是以透支未來為代價的。
更形象來說，所謂的“未來”更具象化的東西就是年輕人。
老一輩人享受到了經濟增長的紅利，財富快速聚集、工作機會更多的時代，他們擁有體麵的工作、優渥的退休金，可社會發展的紅利也在快速消耗殆盡。
等到年輕人踏入社會，理所當然，他們有著對未來更好的期望值，可這時由於增長紅利的邊際效益遞減，年輕人的期望變得更高了，但實際上的教育回報降低、好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疊加生活成本、住房成本的上漲，他們變得更沒有動力去奮鬥。
個人的努力，受製於一個大時代。
韓國從短短幾十年成長為一個發達國家，日本也是同樣的經曆，但在成為發達國家後，各自的經濟增長都開始放緩，此時疊加老齡化的不斷蔓延，年輕人在競爭更激烈的就業市場中尋找工作機會，不僅要麵臨自身對未來的期望，還要承擔老齡化社會的養老重擔。
他們沒有做錯什麽，但卻需要背負一個國家發展帶來的債務和老齡化帶來的養老壓力，這是增長過快帶來的隱性問題。
理論上，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是完美的；哪怕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也依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經濟學家渴望從問題中尋找解決方法。
而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本質上就是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直到趨於完美。
韓國的經驗和教訓，不僅僅是因為和我們擁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曾經曆過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時間段。
當高速增長成為過去，我們所要麵臨的問題，可能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