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王迪在網上實名舉報該校文學院原黨委書記兼副院長、博導王某某，引發輿論高度關注。事件發生後，中國人民大學迅速介入調查，果斷地對王某某予以開除黨籍、撤銷教授職稱、解聘等一係列處分。
事件雖然很快平息，但公眾對國內現行導師製度的思考並未停止：博士生導師的權力到底有多大？博士生和導師之間的矛盾根源是什麽？近日，海報新聞記者對話多位博士生，希望通過他們的講述，讓更多人了解學術背後博士生與導師之間的權力關係。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在網上實名舉報該校文學院原黨委書記兼副院長、博導。
從入學到畢業，導師很大程度決定了學生的命運
讀書將近20年，好不容易考上博士，在外人眼裏，這或許是令人羨慕不已的事，可對於某些博士生來說，在導師手下討生活的日子，卻像進了“圍城”。
“咱們國家的博士生培養實行導師負責製，從入學到畢業，整個過程導師的權力太大了，博導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博士生的命運。”南方某985高校的工科博士顧愷開門見山，“直白一點說，就是看導師要不要你。”
對於一些博士生來說，焦慮和壓抑的感受從考博報名時就冒出來了。顧愷說，“考博”這個詞已經不太準確了，現在是“申請—考核製”。
多位博士生接受海報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的博士生招生製度正在經曆重大變革，這種變革在選拔人才方麵帶來巨大好處，但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
據了解，多年前，我國高等院校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大多采用普通招考，統一筆試為先。這種招生方式因存在一些弊端，且和國際模式不同，屢遭詬病。2003年起，中國一批頂尖高校博士生招生率先改革。北京大學、複旦大學等高校最早試點“申請—考核製”，統一筆試被逐漸淡化。
後來，國內越來越多的高校宣布取消筆試。據不完全統計，2024年，在全國147所“雙一流”高校中，除了同時實行碩博連讀、直接攻博的方式外，上百所“雙一流”高校已全麵取消統考，實行“申請—考核製”。
這意味著，新的模式已逐漸成為我國“雙一流”高校博士招生的主渠道。隨著“申請—考核製”的實行，導師的話語權也不斷提高。
“因為導師是博士培養的第一責任人，導師話語權比較大是合理的，但導師權力過大，就會出現一些問題。”顧愷提到，雖然很多高校有學術委員會把關，但是“導師說了算”的情況很常見，這很容易滋生“灰色地帶”。一些人會在申請前先聯係博導溝通或疏通關係，看導師是否有合適名額，是否同意自己報考。
“我們會先給導師送點小禮物，拉近一下感情。我當年給導師送的禮物是茶葉和煙，價值在3000元-5000元之間。”顧愷表示，這些禮物對於很多導師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但卻從側麵說明，導師和學生的地位難以做到完全平等。
“至於導師招生背後有沒有更多人情和名額的置換，就無法細說了。”對於招生內幕，顧愷諱莫如深，但他提到，“博士招生看起來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但從一開始，決定權很大程度上在導師手裏。”
不過，顧愷還是認為，博士招生過程中，因為學術能力強、有才華而入門的，仍然是大多數。多年來，中國的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過程中，選拔和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
華北一所“雙一流”高校大學老師秦帆告訴海報新聞記者，他考博時就沒有提前和導師打招呼，而是埋頭複習了兩三年，以筆試第一名的成績進入複試，最終考入一位被稱為“學術大牛”的博導門下。
“導師人非常好，給了我很多學業上的幫助。”畢業後，秦帆應聘到當地一所大學任教。在他看來，博導選學生，要的是善於學習、能搞研究的學生。招生絕大多數還是公平公正的，最終還是看學術能力和綜合能力。
博導=老板？
考博入門時的微妙關係，隻是一個開始，讀博的過程，才是真正的考驗。
多位受訪的博士提及，導師與博士生之間，從入門開始就產生一種綁定關係，除了師生身份綁定，還有利益的綁定。
“我們入門後，很多人叫博導為‘老板’，而不是叫老師。”顧愷透露，在一些博士生眼中，博導的團隊更像是一個企業團隊。博導像是一個跑項目的老板，他忙於申請課題、拉項目；博士生們負責做實驗、分工幹活。項目成功後，“老板”進行分配，大家都有一些成果。“最後的學術成果和論文署名，導師往往會署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些博士生自稱淪為“學術打工人”，自嘲為導師項目組的“牛馬”。
“有的博導水平比較高，科研成就比較高，師德水平高，他會對學生進行專業指導，但有的導師長期忙於拉項目、跑項目，幾乎變成了一個官僚或商人的角色，所以他對於學生們專業知識的指導就非常有限。”顧愷感慨，“摻雜了利益的關係，就很難公平公正。”
畢業多年的農學博士趙亮告訴記者，博士培養製度和本科、碩士不同，博士培養一般是一名或多名學生跟著一位導師學習，專攻一個方向。不像本科生科目很多，個別科目偶爾掛科也不影響畢業，即使和一位老師關係不好，還有很多老師，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打壓而導致學業受阻。
“博士生隻有一位導師，相當於隻有一個前途的出口，而且博士生年齡普遍大一些，麵臨成家立業、養家糊口的壓力。”趙亮說，“在一個人能決定你命運的時候，言語上的PUA（網絡用詞，意思是在一段關係中一方通過言語打壓、行為否定、精神打壓的方式對另一方進行情感操縱和精神控製）、時間和金錢的壓榨、學術成果的占用、性騷擾、畢業難等等，都可能出現。”
近年來，博士生們出現抑鬱症、自殺等現象並不少見。根據2021年《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的數據，35.5%和60.1%的研究生有一定的抑鬱與焦慮問題，與導師關係是該群體心理健康的四大影響因素之一。
這意味著，如何處理師生關係，已經成為博士們無法回避的課題。
“一些學生和導師出現矛盾後，糾結內耗的原因，還包括換導師難。”趙亮告訴記者，如果不是發生了實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大家想更換導師很難，甚至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王迪的舉報為例，在遭受導師性騷擾長達兩年的時間裏，她一直苦苦煎熬。雖然王迪舉報成功，原導師被處理，如願更換了導師，但舉報的過程，無疑也給她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並非每個人都像王迪這樣勇敢，還有一些學生沒有勇氣和導師決裂，更沒有換導師的勇氣，隻能默默忍受。學生申請更換導師，相當於跟導師撕破臉了，這種‘出事’後的學生，其他導師也很難毫無芥蒂地接納。”趙亮感慨。
“當然，我覺得博士麵臨的困境也不能完全怪導師，大多數導師不管從學術還是師德都是很值得敬佩的，而且他們也有很多壓力，很多問題的出現跟目前的高校學術環境和製度密不可分。”趙亮感慨，現在一些導師也麵臨學術及職稱等考核壓力過大、課題資金不足、擴招後的博士生素質參差不齊等種種情況，不得不疲於應對，甚至一些年輕教師，還麵臨非升即走的困境，隻能拚命“卷”學術成果，這些情況也都可能對博士的培養產生負麵影響。
延遲畢業的噩夢
延遲畢業是博士生最怕的噩夢。
“近年來，延遲畢業的博士生越來越多。”顧愷感慨，一些博士因種種原因，臨近畢業仍無法完成論文或取得相關學術成果，未能達到畢業條件。
近年來，我國博士研究生不斷擴招。2019年我國年招收博士生人數首次突破10萬大關。隨之而來的，還有居高不下的延畢率。
“在國內高校中，大部分學校清退的最高年限是8年。超過8年還沒有正式畢業的話，就要麵臨被學校清退、開除學籍。”顧愷說，延畢是常態，肄業也並不罕見。
據中國教育在線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03年博士生延畢率約為46.5%，2012年突破60%後仍不斷上升，到2018年已達到64%。
有媒體報道，早在2020年，就有近30所高校公示清退超過1300名碩博研究生，原因涉及“已超最長學習年限”“未報到入讀”“申請退學”等多個方麵。
2023年12月，在教育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司長任友群介紹，“2023年，我國應屆博士畢業生達到7.52萬人，2022年加上往屆，沒有準點畢業，延續畢業的博士，共超過8萬畢業生。”
“博導的話語權很大，相當於有一票否決權。”顧愷說，博士順利畢業，首先得滿足學校、學院、導師的標準。一個博士能不能畢業，會不會延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己的導師。博士畢業的論文中，開題、中期答辯等都需要自己的導師簽字，而博士論文答辯的時候，如果有導師在現場幫學生“助威”，向各位專家介紹自己的學生在博士期間做了哪些工作，獲得了哪些成果，選擇這個題目的原因等，能讓答辯更順利。
“一般導師同意學生去答辯，畢業基本上就沒問題了。如果導師不讓去答辯，學生就得延遲畢業。”顧愷告訴記者，有的導師要求高，不讓學生隨便發論文；有的會壓數據，或者給學生提很高的要求，讓學生做很難的實驗，然後出好文章才能畢業；也有的導師是故意為難學生，使其延遲畢業。
“我讀博的時候遇到過用言語打壓學生的博導。他總是強調你的缺點，否定你的優點，把你說得一無是處，打擊你的自信心，讓你服從他，給他幹活。”在趙亮博士的印象中，讀博期間給導師搬家、接送孩子等很常見。
趙亮還說起一件至今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有一次聚會時，導師喝醉了，摸了女學生的手，這個女生選擇了隱忍。幸好這位導師第二天酒醒後沒有再進一步行動，也沒有再騷擾這名女生。“那時候年輕，大家為了能早點畢業，能忍就忍了。”趙亮說。
“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人不建議選我的博導。”說起自己的博導，今年讀博一的周晴看起來有些無措。
“我的導師是女性，氣場很強，她很會罵人。我跟她在一塊兒時，要時刻觀察導師的情緒，我得猜我哪裏錯了，該怎麽彌補。在這樣的導師手下讀書，平時要小心翼翼，節假日要記得送祝福，逢年過節要及時送禮物。”周晴無奈地說。
博士生的抗爭
學術剽竊、學術霸淩、校園欺淩、非法經商、接受學生禮物……今年8月，某高校年輕教師齊川帶領一名博士生，進行了一場署名權之爭，成功舉報博導。
像齊川這樣選擇反抗的年輕教師和博士生不在少數。近期，網上陸續曝出多個轟動全網的舉報案例。
7月21日晚，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生王迪在社交平台發布了一段58分鍾的視頻，實名舉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原黨委書記兼副院長、博導王某某性騷擾，長達兩年時間裏打擊報複，並威脅自己不能畢業。輿論發酵後，中國人民大學迅速回應並進行調查處理，給予王某某開除黨籍處分，撤銷教授職稱，取消研究生指導教師資格，撤銷其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崗位任職資格，解除聘用關係。同時，報請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撤銷其教師資格，並將問題線索依法反映給有關機關。
文學院在讀博士生王迪舉報導師後，中國人民大學迅速回應並進行調查處理。
21日晚，看到中國人民大學通報女博士生舉報導師性騷擾的處理結果後，陝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7屆畢業生柳和珍，通過朋友圈曝光了導師王某性騷擾。
7月25日晚，陝西師範大學發布通報，撤銷王某副教授職稱，取消其研究生指導教師資格，撤銷其陝西師範大學教師崗位任職資格，解除聘用關係。同時報請有關教育行政部門依法撤銷其教師資格，並將問題線索依法反映給有關機關。
據南方周末報道，近年來，由學生在網絡上發帖，社會關注後，引起學校重視，再進行處理，已成為高校性騷擾事件發展的常態。
早在2014年，就有學者們聯名建議建立高校常態化反性騷擾機製。不過，10年過去，盡管教育部先後下發多份文件，這一機製仍未建立。
“我相信，等‘00後’博士生越來越多，遇到不公時，選擇反抗的人會越來越多。”趙亮表示，自己是“80後”博士，這一代人更隱忍，“00後”則由於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越來越不願意委曲求全，他們更願意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90後”顧愷提到，“我見過一位導師，表麵上每個月會給學生發5000元補貼，但隻讓學生留200元，私下再把4800元還給他，甚至有時連那200元都要回去。後來學生實在受不了了，向學院舉報了他，經過學校調查處理，情況才有所改善。”
顧愷說，大多數時候，他會聽從導師的建議，但如果導師有講錯的地方，他也會主動提出來。
“導師製”何去何從？
事實上，有關“導師負責製”而產生的一些問題近年來已經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如何改變這種現狀，眾多學者和媒體也曾提出過方案。
有專家認為，中國需要改革研究生製度，實現畢業考核標準的多元化。除了導師的評價外，還應該引入其他評價機製，如學術委員會的評審、同行評議等，以確保學生的畢業評價更加客觀公正。同時，也要加強對導師權力的監管和製約，不能讓導師為所欲為。
近日，中國科學家顏寧在女性科學家論壇上直言：“在中國，很多的機製需要優化，包括導師製度。”
顏寧教授建議，在中國建立類似於普林斯頓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的委員會製度，由多位教授或學者共同指導和評價學生或研究人員，避免導師的權力過大，保障學生或研究人員的權益，提高導師的責任和水平。
在一份對中國博士畢業生的全國大型調查中，理工科和醫科學科有一半以上的博士生希望接受集體指導模式。特別是在跨學科人才培養、科教融合聯合培養博士生、應用型專業學位博士生培養方麵，探索和建立靈活、有效的多元化導師指導模式更為重要。
與此同時，國家相關部門也越來越重視導師權力過大的問題。
2013年，教育部、發改委、財政部發布的《關於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提出：“健全導師責權機製，改革評定製度，強化與招生培養緊密銜接的崗位意識，防止形成導師終身製。”
2020年10月，教育部出台的《關於加強博士生導師崗位管理的若幹意見》強調：“健全崗位選聘製度，製定全麵的博士生導師選聘標準，建立招生資格定期審核和動態調整製度，確保博士生導師選聘質量。”
記者注意到，該意見強調，要健全導師變更製度。培養單位要明確導師變更程序，建立動態靈活的調整辦法。對於師生出現矛盾或其他不利於保持良好師生關係的情況，培養單位應本著保護師生雙方權益的原則及時給予調解，必要時可解除指導關係，重新確定導師。
另外，對於未能有效履行崗位職責，在博士生招生、培養、學位授予等環節出現嚴重問題的導師，培養單位應視情況采取約談、限招、停招、退出導師崗位等措施。對師德失範者和違法違紀者，要嚴肅處理並對有關責任人予以追責問責。
對於博士生來說，還有一個向好的消息。2023年12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決定於試點設立青年學生基礎研究項目（博士研究生）（以下簡稱博士生項目），試點開展對博士生的直接資助。博士生項目資助強度為30萬元/項，支持博士研究生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範圍內自主選題，開展基礎研究工作。
“我們能看到國家也在積極推進導師製度改革。這肯定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完成的，但是有希望的。”受訪的博士生們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