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無用論”蔓延 跨學科，人文學科的救命稻草？

近年來，“文科無用論”在全球蔓延。一方麵，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壓力直接傳導至人文社科領域，從實踐理性出發，文科在社會大眾層麵遭遇邊緣化。另一方麵，麵對加速的社會變革，人們愈發不滿於文科回應現實、響應關切的滯後性。在這場關涉價值重估的危機中，我國近年來以“新文科”建設為綱，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跨學科熱潮，伴隨著人、財、物等資源的集中和傾斜，一批高研院、文科實驗室、重大項目課題相繼誕生。而論及成效如何，此輪以新文科為主體的跨學科實踐，在開放狀態中展現出了複雜性。

作者指出，人文學科麵臨新的難題，既包括學科內部問題，也包括所需承擔的使命與自身能力不匹配的難題。新一輪跨學科不僅是對傳統學科自身缺陷的不滿和改進，更是為了回應日常生活世界變革對人文學科調適的呼籲，迎接人類麵臨的巨大挑戰。當今中國的跨學科呈現橫跨、斜跨等三種形態，並演繹出四種變體。(1)依附式跨學科：作為批判性的跨學科，它雖然往往也身在學院，但是對於既有的學院和學科體製，總是保持著警惕、疏離和不合作的態度，以確保其獨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作為批判性的跨學科在旅行到他國後，其批判性被弱化或者喪失，不得不依附於某個一級學科和學術體製存活。(2)掏空式跨學科：以部分文學研究為例，當前流行以文學為材料的社會學、政治學、法學和統計學研究，而作為本體的文學研究卻不知所蹤。(3)隨意式跨學科：包括中國在內，在一批後現代主義哲學家相對主義觀念的影響下，對科學理論和概念隨意引用卻不論理論的適用性。近年來興起的學術黑話，試圖用物理學、數學理論“指導”中國的人文學術，便是這種症候的反映。(4)虛假式跨學科：跨學科產生了大量的偽問題和虛假知識。當缺乏應有的警醒意識和自謙精神，跨學科會成為淩空虛蹈或“學術表演”，反而強化了學科偏見和封閉。

本文指出，評估跨學科的效度應包含四個相互關聯的方麵：開放的學術環境和知識觀是前置條件，二者缺一不可；跨學科是否解決了外部世界對之提出的問題；跨學科是否帶來學科增值；跨學科是否最終帶來人類知識和思想增量。當前，跨學科仍需化解好問題診斷與方法適用之間的矛盾，處理好學科與跨學科這一對“歡喜冤家”之間的關係，解決好跨學科研究與成果評價不匹配的難題。

本文原載《澳門理工學報》2024年第3期，原題為《跨學科：人文學科的救命稻草？》。此處為推送版，有所改動，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跨學科：人文學科的救命稻草？

▍人文學科的危機與生機

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伍德沃斯（R.S.Woodworth）於1926年提出“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差不多已經過去了100年。經過近100年的發展，跨學科已經成長為學術領域一股令人矚目的力量。伴隨著跨學科的出現，關於人文學科危機的討論一直不絕於耳，近年來甚至有加劇的趨勢。在西方，曆史學家J.H.普拉姆（J.H.Plumb）在1964年就編寫了一本名為《人文學科的危機》（Crisis in the Humanities）的書，他認為，在人文學科中，這種身份和合法性的永恒危機部分源於學科定義的模糊性。王汎森在《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一書中將傳統人文學科的生存危機概括為：人文學科科學化、高等教育的指標化、電子文獻數據化，這幾項突出的變化使得人文學科的優先性、主體性和多樣性日趨喪失，人文學科日漸邊緣化。在新近的文章中，朱國華將人文學科危機概括為招生人數的萎縮、教職崗位和科研經費的削弱，人文學科不再處於大學體製的中心地位，大學的商業化威脅著人文學科的生存。除了上述危機，中國的人文學科還需要解決自身獨特的問題，即作為後發現代化國家，中國的人文學術長期籠罩在西方學術範式的陰影中，自主意義上的人文學科依然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特別是對全球知識生產體係的貢獻，相比自然科學部分領域躋身世界先進水平，中國人文學科在世界知識體係中的地位“整體水平還存在著巨大落差”。與朱國華這種拿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比照的觀點有所不同，張寶明恰恰認為，人文學的危機不是來自外部，而是源自人文學內部的不正常的心態，即人文學者“深沉的自危性”，特別是與自然科學齊頭並進的心態導致了人文學的危機。張寶明認為，長期以來人文學者習慣於用科學的方法裁量人文學，忽視了人文學的獨特價值，特別是問題意識之外的“問道意識”。不過，也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把人文學科的危機歸結為這種人文學科自然科學化的思維方式，歐洲人文與自然科學院副主席斯文德·埃裏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就不以為然，他認為人文學科的危機有更加深層的原因，那種自斯諾（C. P. Snow）而起的將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對立的兩分法實際上是一種“簡化的、具有誤導性的學科對立”觀點，遮蔽了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其僅僅捕捉到問題的體製方麵，然而對於其文化、個人層麵還是涉及到諸如這些重大挑戰的現象層麵都沒有涉及”。

如果說朱國華、張寶明的考察還是在一般和整全意義上打量人文學科，那麽拉森則提醒人們，自然科學、人文學科內部的差異可能要比兩大學科之間的對立還要大得多。拉森的觀察很具啟發，以文學學科為例，相較於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科際整合的艱難，文學學科內部二級學科之間壁壘森嚴，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更值得深思。項義華在對文學內部學科合作的狀況梳理後發現，文學學科分割的情況相當嚴重，“語言學與文學的分割、中國語言文學與外國語言文學的分割以及中國語言文學各二級學科的分割，以及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分割”尤為嚴重。

除了學科體製和學科內部的問題外，更為致命的問題是，人文學科往往無法對外界發生的變化及時作出恰如其分的反應，其結果是人文學科往往滯後於時代的發展和需要。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以曆史學為例指出，作為思想解放運動的“文藝複興”遲至17世紀才結束，但曆史學家關於“文藝複興”的表述要在兩個世紀後的19世紀中期才被廣泛使用，工業革命起源於17世紀，而曆史學家開始積極探索工業革命則晚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僅如此，曆史學家們還傾向於把那些流動的體驗分門別類地塞進不同的專業，並通過專業協會和刊物等對行外人“豎起了‘不得擅入’的警告牌”，布爾斯廷進而認為，隻有當新事物已經平常到“不再威脅學者端方莊重的思維模式後，曆史書才會記錄它們”，“不可避免地，偉大的變革在這個體係裏找不到體麵的位置，因為它或是橫跨了既有的分類，或是完全不在舊類別的範圍內。如果一些事實恰好能歸入傳統章節標題下，那它便不太可能是激進的新事物；若不能歸入，則很有可能被排除在外”。

雪上加霜的是，作為人文學術生產流程之關鍵一環的學術發表，情況也不太樂觀。在當今中國，人文學者發表越來越難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過於拘泥於學術期刊評估指標，趨利避害式的思維導致人文類學術期刊陣容越來越萎縮，可供人文學者發表文章的版麵越來越少。龐大的人文學科從業者與可供發表的版麵稀缺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這種僧多粥少的局麵進一步加劇了人文學科的危機。

人文學科麵臨著新的難題，既包括學科內部的問題，也包括所需承擔的使命與自身能力不匹配的難題。人文學科一個重要的使命是，為當今世界正在麵臨的危機提供思路、尋找出路。這些危機包括戴維·帕金（David Parkin）所講的人類共同麵對的難題：一是世界處於變局之中，世界運行的邏輯發生了變化，人類越來越意識到依靠單一的力量無法解決現實問題；二是與時代賦予的使命相比，人文學科以學科為名築起高牆，難以有效響應社會關切，在麵對現實世界提出的真實問題時顯得力不從心。成伯清把人文社會科學這種力不從心的狀態形象地描述為“懸浮型學術”——“學術不能紮根於具體的社會脈絡，缺乏現實感，不能直指世道人心，幾成通病。換言之，學術探索似乎跟真實的社會生活無關，淪為同行之間的一種符號遊戲”。

麵對人文學科的危機，不同的學者開出不同的藥方，有些方案甚至南轅北轍。比如鄧正來等學者認為，人文學科的出路首先是去學科。當然，更多的學者采取了一種相對穩妥的方案，即一方麵對學科本身的問題作出必要的反思和警惕，另一方麵主張積極向外拓展，將跨學科看成是化解人文學科危機的一種可行方案。近年來，人文學科老樹發新芽，在危機處煥發生機，中國的人文學術的新變體現在各種轉向上，比如人文研究的情感轉向、空間轉向、地理轉向、人類學轉向等，更不用說在中國大陸風靡近20年的文化研究、已經蔚為大觀的數字人文研究、由一批文史哲學者聯合推動的人文語義學研究、基於後人類理論的後文學研究，以及已經進入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名錄、在各高校蓬勃發展的創意寫作等。這些新生的跨學科彰顯了人文學科研究求新求變的新生命力。

▍新一輪跨學科的特點

與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因為學術興趣或者市場經濟的作用催生的跨學科研究相比，中國當下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以新文科為代表的新一輪跨學科有其自身的特點和邏輯。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跨學科早已經被引入中國，不過在學科和學術體製霸權下，作為一種萌發於邊緣之際、具備革命性先導力量的跨學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僅無法得到傳統學科正眼相看的待遇，反而被僵化的學科與學術體製視為攪局者。曾經有一段時間，那些或遊離於學科門類之外的跨學科研究，或寄生於高校研究院等科研機構的跨學科門類，在常規學科力量的擠壓下，幾乎瀕臨斷炊解散的命運。不過，這種狀況在今天得到了好轉，在國家強勢推動下的新文科示範效應下，各式各樣的跨學科門類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跨學科熱潮。近3年間，以《新文科建設宣言》為標誌，新文科從概念到行動，全方位響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人文學科帶來的挑戰，這種自我調適對中國高校文科乃至中國社會正在產生廣泛而深入的影響。相比於1980年代以來的衝擊—反應模式下、與體製若即若離的跨學科，當下的跨學科更像是紮根於中國經濟社會現實，行政部門主動為之、高校學者上下呼應的集體行動。新一輪跨學科不僅是對傳統學科自身缺陷的不滿和改進，更是為了回應日常生活世界變革對人文學科調適的呼籲，迎接人類麵臨的巨大挑戰。比如基因編輯背後的科技倫理反思浪潮、ChatGPT背後知識生產的重新定義，其本質是在不確定時代，人們嚐試尋求解決方案的一個通道和手段。當然，從國家角度，這一輪跨學科關係到更為重大的主題，比如日益劇烈的國家競爭，中國社會的技術進步、中國式現代化深入推進所需要的人文知識創新等。

回首百年的人文學術發展曆史，五四新文化運動催生了現代意義上的文科，可謂文科1.0版，它是以現代性的追求為核心，以現代對傳統的不斷超越為主要標誌，以確立民主與科學兩大支柱為主要使命的現代學科變革，核心目標是解決民族存亡危機下的社會和思想文化問題。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自己的文科體係，可謂2.0版。而文科3.0版是以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肇端，學術與政治的良性互動關係得以重新確立。文科3.0版的重要使命是重新界定學術和政治關係以及建構中國人文學術的自主性。1990年以來的人文學科的標準化、規範化和學術化的努力，是思想淡出、學術凸顯後文科的自我調適。吊詭的是，在確立了人文學科在學科體製中的主體性地位的同時，這種體製化的做法也產生了新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文學科整體上的數目化、功利化、內傾化、不及物的狀況。文科4.0版則是以新一輪的跨學科為錨點，“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經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為背景，突破傳統文科的思維模式，以繼承與創新、交叉與融合、協同與共享為主要途徑，促進多學科交叉與深度融合，推動傳統文科的更新升級，從學科導向轉向以需求為導向，從專業分割轉向交叉融合，從適應服務轉向支撐引領”。此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價值目標是，文科4.0將在堅持學科自主的前提下，重新構建自己的公共屬性，為現代社會以及蘊含其中的思想市場提供公共產品和價值錨定物。新文科一個重要的使命是，以一種整全的視野重新來打量日常生活世界，架構起溝通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之間的橋梁，為當下的人們提供一種價值道義和人文關懷。總體而言，這一輪以新文科為主導的跨學科具有以下三個特性。

第一，國家強勢主導。由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今天無論是中國自主知識體係建設，還是新文科視野下的學科融合，抑或已經正式成為一級學科的新學科如區域國別研究，幾乎都是國家主導、行政部門強勢推動、高校和科研機構積極響應下的產物。在重大項目、巨量經費、集群式學術力量的投入下，與幾年前作為興趣小組或者在某些頭部高校成立的高等研究院所開展的鬆散的跨學科研究相比，抑或與西方主要由市場力量推動的跨學科相比，今天中國的跨學科主要是由行政力量推動，由協同創新中心、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組等名義形成的各種各樣的跨學科研究和機構，已經聲勢壯大、浩浩蕩蕩。這種由行政部門強勢推動、協同攻關、項目製式的跨學科研究，可以在短時間內生產出種類繁多的學術產品，但實際效果如何，恐怕還要留待實踐和時間檢驗。

第二，技術強力推動。新一輪跨學科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新技術的強力推動，帶動了研究方法的巨變進而引發人文社會科學發生重大變化。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等新的技術手段帶來了新的衝擊，也帶來了新的麵貌，不僅是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的擴容，更是研究領域的擴展。新的研究範式極大擴展了傳統人文學科的容量和質量，不僅傳統研究視角下不成為問題的話題再次被問題化，而且傳統的研究領域、研究材料，比如古老的簡牘學、古典文獻學、古代文學研究，也因為研究手段的更新煥發出了新的活力。而作為新生代研究力量的青年學者，因為對技術的天然熟悉和親近，在學術研究、發表等方麵具有前輩學者所無法比擬的優勢，借助於跨學科，他們得以在前輩學人皓首窮經研究的領域之外，另辟一個屬於自己的園地。筆者對近10年5,000份青年學人來稿作出的分析和研究也表明，隨著90後青年學人登上曆史舞台，今天的人文社科已經呈現了與前輩學人不一樣的研究風格和學術氣象。新技術的引入，加速了中國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的更新迭代，也加速了學術研究隊伍的新老交替。因為技術的門檻，前輩學人很容易被擋在新的學科之外，而後代學人則可以放手施展拳腳而不必顧忌前輩學人可能的幹涉。這種狀況與以往任何時候都不一樣，傳統意義上的人文學術講究的是師承和積累，這也不可避免導致固步自封和因循守舊。而這場跨學科運動打破了這個邏輯，其最大好處就在於青年學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學術興趣來開展和規劃自己的研究。一些有學術抱負的青年學人，憑著對新技術的敏感和熟悉、在東西文化語境熏陶中所形成的天然的語言優勢和開闊的學術視野，以及在跨學科、跨文化的視野中采用貫通的研究方法的學術自覺，促進學術研究形成新氣象。技術進步帶來的跨學科，其動能是革命性的，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它將極大促成中國人文學術範式的轉向，推進中國人文學術真正的更新迭代。

第三，學術共同體協同推進。在20世紀，很多人試圖將跨學科製度化，比如成立一些非正式的研討小組，1920年代就曾經在巴爾的摩成立了第一個觀念史研究俱樂部。今天這種俱樂部式的研究模式已經有一個更具有人情味的名字——跨學科研究學術共同體。形形色色的研究共同體已經在各個領域成立起來，比如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數字人文研究共同體、情感研究共同體、人文城市研究共同體、空間研究共同體，這些共同體往往由幾位學界前輩發起，青年學人作為中堅力量，依托大學科研機構、學術會議、綜合性學術期刊或者同仁刊物、評價機構，形成一個鬆散的、但是又頗具凝聚力的跨學科學術共同體。實際上，一批學術期刊已經注意到了當前正在發生的這場跨學科運動，他們從固有的以學科為中心的辦刊模式中解放出來，以大問題、小綜合的專題研究為抓手，聚焦跨學科研究。這方麵，一度被邊緣化的綜合性學術期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其天然的跨學科性正可以大展身手，可以預見，有相當一批綜合性學術期刊，將借助新一輪跨學科運動，重新調整辦刊定位，推進功能轉型。

除了官方大力推進的新文科，一些敏感於人文學術之變的有識之士正在身體力行，嚐試依托一些新成立的研究機構推進跨學科的工作。比如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一直在為人文學鼓與呼，呼籲中文係敢於打通校園內外，勇於進行跨界研究。陳平原於2022年在北京大學成立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並擔任負責人，而這個機構成立的直接起因就在於，“有感於最近二十年來，北大更注重古代中國研究、跨文化研究等領域的學術建設，相對忽略了‘現代中國’，資源分配和人才培養方麵均相對滯後”。著眼於人文學術尤其是中文學科麵臨的危機，陳平原提出四個“三足鼎立”的設想，為北大的人文學科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廣闊的、同時也具有操作性的規劃路徑，這些思路包括上文所說的打破學科內部的藩籬，推動語言學、文獻學和文學的三足鼎立，相互支撐同時各自拓展視野；強調古典研究、現代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者並重；學術研究上，實現文字、圖像與聲音的跨媒介研究；構建教學、科研和社會實踐三合一的模式。

▍跨學科的若幹形態

作為一種新興的研究方法，不同的西方學者將跨學科分為不同的類型。辨析每一種類型的優缺點不是本文的目標，但是這些分類確實對考察國內跨學科研究形態提供了某種啟發。在對當下中國的跨學科研究現狀審視後可以發現，中國語境下的跨學科具有自己獨特的樣態，大致歸納為橫跨、斜跨和內跨等三種形態。

第一，橫跨。以對話為中介的跨學科，類似於克萊恩（Julie Klein）提出的工具性跨學科，是相對獨立於學科之外進行的團隊合作活動，是為了應對現實挑戰而推進的跨學科。跨學科是由“interdisciplinary”組成，inter意味著一種對話的姿態，有學者將“interdisciplinary”、“interdisciplinarity”譯為“學科互涉（性）”。這裏起碼包含了三層含義。其一，跨學科是不同學科之間的互涉、對話和交流，是突破知識上的“邊界監察”的行為，這種突破不僅意味著對視，還意味著冒險。相對於安分守己、步步為營的學科知識生產而言，跨學科的魅力在於在邊緣處綻放光彩、在水窮處窺見雲初起，這是一個向未知和不確定性探索的冒險過程。其二，跨學科的目的是一種融通，借助他者之境，行為我之實，因此雙方要遵循一定的規則，它意味著跨學科堅持的是一種民主、平等的力量，遵循的是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正如羅伯塔·弗蘭克（Roberta Frank）所讚譽的那樣，跨學科“暗示知識是一種溫暖的、相互促進的、協商性的東西。”其三，跨學科的遊離性或者流動性。相對於學科知識的固化，跨學科是一種流動的知識，也是不斷增殖的知識，“‘跨學科’一詞的價值就在於它的靈活性和不確定性，而且跨學科的形式可能和學科一樣多”。

在學者們的不懈努力以及青年學者的湧入下，近年來中國人文學科領域的跨學科研究在多個維度取得突破性進展，突出體現在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嫁接、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深入融合以及人文學科內部的學科融通三個向度。前者的典型是引入空間理論、風景學理論、文化地理學等所形成的聲勢浩大的人文地理學、地理詩學和地理批評，引入生態理論、生物學理論形成的生態批評，以及引入文本挖掘、網絡分析、圖像與可視化技術等手段進行人文學研究的數字人文就是中國人文學科領域最為活躍、最為成功的跨學科實踐；中者以已經在中國風行20多年的文化研究以及大量引入社會學、政治學、地理學方法的人文城市研究為典型；後者的典型有思想史研究及其各個分支、“試圖融通語言學、文學、邏輯學、闡釋學等學科”的人文語義學研究等。以人文語義學研究為例，沈衛榮提倡側重語言、語詞和文本的曆史性研究的語文學，潘光哲主張對於跨語際實踐物的新名詞和關鍵詞研究，張寶明主張擴大到對人類語言交往實踐、溝通語詞、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的語義學研究。雖然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側重，但殊途同歸，學者們都注意到了過去那種封閉式、單一式的研究已經沒有出路，人文語義學亟待開拓一種“多元化理解的意義空間”。正如張寶明所言，需要在曆史縱深和人文廣延上推進人文語義學方麵的跨學科研究和實踐，其目的就在於，“聚焦於人類交際中不同語言之間的相互碰撞、交融、衝突和翻譯的語際實踐，為人文研究尋找新的學術視域和理論框架”。

第二，斜跨。作為一種批判性的力量，跨學科天然承擔著知識批判的功能和使命。跨學科有自己的辯證法，它從學科的叢林中斜刺過來，麵臨的是一種橫站的命運。跨學科並不一定要站在舞台的中央和聚光燈下，而真正的跨學科恰恰是站在邊緣位置，以一種冷靜的邊緣立場四處打量，透過學科的門縫向遙遠的空域投射出去，往往能有新的意想不到的發現。如喬·莫蘭（Joe Moran）觀察到的，之所以很多開創性的跨學科工作是由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學者完成的，是因為這些學者甘願處於成熟學術界或公認學科的邊緣位置，因為“位於學術邊緣既是問題，但也是機會”。從這個緯度上說，從事跨學科研究有點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不安分的閑逛者。閑逛者是大都市的好奇者，他以好奇者的心態打量陌生的都市，興奮地追逐他所感興趣的一切，他小心翼翼收藏城市。而跨學科的學者，自覺站在學科和學術邊緣，他實際上是知識的閑逛者，是知識的拾荒者和集郵者，是知識的“流浪漢”。

不僅如此，當我們使用跨學科一詞時，實際上暗含著對學科所凝結的知識和權力關係的某種批判意識。斜跨則是一種批判的立場和姿態。如果說橫跨式的跨學科主要是解決學術研究的難題，側重的是一般性的方法論建構，那麽斜跨式的跨學科則在人文學科之何為的深度反思上，重新探尋和建構人文學科的價值和意義，以及重塑其與現實世界的深刻關聯、介入與互動。以文化研究為例，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斜跨型跨學科的大致景象。文化研究誕生在英美，起初它是“一種堅定的、承負著智識—政治的實踐，這緣於它企圖描繪文化過程的複雜性、矛盾性和關係特性。它想要生產出（政治上的）有效知識以便理解事態的難題和問題。它希望幫助人們反對和改變權力結構，以促成激進民主關係的實現”。當文化研究旅行到中國時，所遭遇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批判性被極大弱化，但是它的基本功能並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正如周誌強所觀察到的，“表麵上借助於文化研究的學術活動，討論大眾文化、日常生活審美化、公眾教育等問題，實際上卻宿命地潛伏著對於中國社會政治體製的冷靜反思、強烈批判乃至妥協性對抗的衝動”。

第三，內跨。內跨是一種內生型跨學科，這種跨學科以學科為基，但不固守在學科的一畝三分地，而是久居一隅、深耕一方後左顧右盼、旁敲側擊，以問題中人、拿來主義的方式，以不跨的姿態行跨學科之實。內生型跨學科，與主張跨出去的跨學科研究方法不同，它更注重將目光迎回來，以一種內傾和內省的視野將學科重新問題化，重新激活學科的潛能。內跨型跨學科更加注重跨學科對學科的衝擊和偏移，因此它更加關注學科本位意識，即跨學科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學科問題，而不是變成其他學科跑馬圈地的附屬地。

內生型跨學科是以問題域為中心、與現實語境保持複雜互動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其要點有三：一是內生型跨學科主張學科的問題化，來自於日常生活世界和跨學科研究中的真問題，反向激活了學科內部被凝固的力量，一度被死灰塵封的問題在別樣的目光打量下重新激發了活力。霍爾（Stuart Hall）就把理想的文化研究看成一種獨特的“問題域”或“問題架構”。二是內生型跨學科強調的是知識之間的橫通和縱通。有感學術體製人為分割導致的學科分化，日常生活世界所提出的問題是整全的、綜合性的，並不以學科分工為準則。因此從學科出發，將學科和日常生活重新勾連的內生型跨學科就顯得尤其必要。內生型跨學科主張整體論和橫通。哲學家斯穆茨（Jan Christian Smuts）於1926年出版的著作《整體論與進化》中提出整體論，斯穆茨認為，現代學科分化已造成了精神、生命之間的巨大鴻溝，因此提出“整體論”思想，本意描述的是生物係統的整體性，認為係統的性質是由係統內部各部分互相聯係、互相整合的作用來決定的。今天西方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們，大多主張一種將等級森嚴、四分五裂、畫地為牢的狀況重新連接起來的整全的、貫通的研究方法，跨學科正可以在此基礎上發力。這種整全的、貫通的研究方法，跟中國人學問中的橫通、縱通之學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三是內生型跨學科更強調不同學科、不同文明主體之間的對話和轉化機製。當跨學科成為一種整天掛在學者口頭上的流行語時，難免會出現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狀況。孫歌有感於這種狀況，提醒人們對當下流行的、淺層次的跨學科保持一種警醒的姿態。她認為跨學科要建基於廣博紮實的學養之上，否則便是抖小機靈式的隨便“跨”。換句話說，跨學科需要深厚的學養和功力，隻有到了一定的深度，不同知識特別是思想之間才能形成深度對話和交流，因此隻有在對本學科知識傳統的深入開掘和掌握後，真正的跨學科才有可能。孫歌的這段忠告發人深省，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與淺嚐輒止的跨學科相比，內生型跨學科是一種深層次的跨學科，它首先要建基於深厚的學術學養和學科自覺之上，否則很難發現和抓住真正的問題。其次，在進行跨學科研究時，對其他學科特別是產生在域外的知識和理論不是簡單移植，而是要小心翼翼作出辨析和剝離，要仔細梳理和辨識這些知識和理論以及產生這些理論的社會土壤，在剝離後再與本國的語境結合，重新作語境化、曆史化理解。最後，最為關鍵的是，跨學科特別是跨文化研究要提出可供本國或者本學科轉化的問題意識，在本國語境或者本學科中重新激活舊話題。無獨有偶，在新近的文章中，王堯在關於如何在思想史下開展文學史研究的論述中，也提供了一條大致類似的思路，即把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引入文學史研究中，不是要讓文學史成為思想史的分析材料，而是要將思想史作為文學史的研究方法，不僅要關注思想如何影響了文學，更重要的是關注文學如何傳達和創造了思想。這裏實質性地指向了自覺的問題意識，也就是說作為一種內跨型的跨學科，要善於把外部研究，內化為內部研究，形成獨特的問題域，即“更側重關注‘思想’如何成為‘文學’的‘內在’構成”。

▍學術泡沫抑或救命稻草：“青黴素等價物”的跨學科？

毋庸置疑，跨學科確實具有獨到的優勢，“它們可以挑戰傳統的、過時的思想體係，而這些思想體係是由製度權力結構維係的；它們可以產生創新的理論和方法，為現有學科開辟新的視角；它們可以幫助人們更具創造性地思考自己的學科與大學內外其他做事方式之間的關係。”跨學科給人文學術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隻要對人文學術有所關注的學者，都不得不驚歎文化研究、數字人文等新的跨學科類型給人文學術帶來的衝擊和活力，在打通人文學術和社會現實的內外的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視野。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作為一種變革性的力量，跨學科實際上是遊移不定的、流動的、難以把握的。這種居無定所的開放狀態，保證了其活力和可能性，但是旅行到不同國家或與不同的文化結合時，還麵臨著變形的問題。跨學科與本土文化結合的過程中，有時會麵臨變形的命運，而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有所考慮，限於篇幅，本文擇取四種變形略作分析。

第一，依附式跨學科。一般意義上的跨學科都對應於學科，是以學科為基，朝向其他學科的聯合。而作為批判性的跨學科，它雖然往往也身在學院，但是對於既有的學院和學科體製，總是保持著警惕、疏離和不合作的態度，以確保其獨立性和自主性。但是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作為批判性的跨學科在旅行到他國後，其批判性被弱化或者喪失，不得不依附於某個一級學科和學術體製存活。比如文化研究作為一種典型的跨學科研究，其在西方誕生之初是遊離於主流學科之外的，具有極強的反學科和超越學科的批判性力量。雖然它旅行到美國後也出現了學科化、封閉化的傾向，但就整體而言，依然保持著相對較強的批判鋒芒和獨立姿態。但是在中國，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以及大量吸收了文化研究方法的專業學者，大多數還是首先作為學術體製內的學者而存在，對於傳統的學科、學術發表機製和評價機製有著很強的依賴性，其出發點可能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批判，更普遍地是將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用於進行符合體製需求的學術生產。以致有學者批評，這種依附狀態，在某種程度上正在慢慢耗散它的“宏闊的社會學視野和強烈的現實關懷品格”。不僅如此，文化研究還麵臨著表層化、簡單化的問題，正因停留在表層的跨學科研究，忽略了文化研究的東西方語境和文化差異，一些文化研究者在運用文化研究分析中國的文化現實時，往往不做曆史化、具體化處理，辨析其中的異同，而是照搬照抄或者機械挪用，其結論有時令人啼笑皆非。

第二，掏空式跨學科。掏空式跨學科實際上已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而不再依托於學科，更像是完全脫離學科的本末倒置式的研究。以文學研究來說，掏空式的跨學科研究，則是以文學作為材料的社會學研究、政治學研究、法學研究和統計學研究，而作為本體的文學研究卻不知所蹤。文學淪為其他學科的婢女或者其他學科理論的跑馬場，文學研究者淪為斯坦利·費什（Stanley Fish）所說的“道德學家、治療師、政治顧問和全球變革的推動者”。這種鳩占鵲巢式的偏差在文學研究領域愈演愈烈，近年來文學理論界所反思的沒有文學的文學研究、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以及文學理論的場外征用等命題，便是這種症候的反映。這種跨學科研究，實際上是一種以跨學科為名的掏空式的研究，是對文學研究主體性的消解。

第三，隨意式跨學科。所謂隨意式跨學科，就是從別的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中挪用和嫁接理論、方法，而完全不考慮這些理論和方法的具體語境、適用性及其意義。這種隨意式跨學科突出體現在一批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在相對主義觀念的影響下，對科學理論和概念隨意引用，這種做法引起了科學家的強烈不滿。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就曾在美國文化研究雜誌《社會文本》以惡作劇的方式發表了一篇杜撰的“諧擬”文章，引起了軒然大波。文章諷刺了德勒茲（Gilles Deleuze）、德裏達（Jacques Derrida）、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等哲學家。其後艾倫·索卡爾又和讓·布裏克蒙（Jean Bricmont）合作著書詳細批判了這些哲學家的“瘋狂”做法，受到其批評的有拉康（Jacques Lacan）的引入拓撲學、虛數、數理邏輯的精神分析“數學化”；克裏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詩性語言與數學結合論，被譏諷為“賣弄學問的膚淺方麵，更甚於拉康”；德勒茲和加塔利作品中的數學哲學“無所不在的偽科學語言”；隱喻性質的、“既不存在於數學中也不在於物理學中”的“鮑德裏亞式的發明”；維利裏奧（Paul Virilio）的對物理學和相對論的引入所呈現的“科學”是“極大的混淆與瘋狂幻想的混合”。艾倫·索卡爾稱這些哲學家的做法為對科學的“濫用”，這些濫用包括“對於頂多隻有模糊觀念的科學理論發表長篇大論”、“將自然科學的概念帶入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卻不提供一些概念上或經驗上的正當理由”、“毫無忌憚地在完全不相幹的語境裏濫用專業術語，借以展現浮麵的博學”以及“操弄實際上毫無意義的語匯和句子”。這種傾向事實上也影響到了中國學術界，比如一些人文學科的學者模仿後現代理論家們強行套用物理學、化學的原理來圖解人文學科，形成了一些學術黑話。而在中國更值得深思的現象是，不獨是人文學科，某些科學家們也似乎熱衷於跨界，用物理學、數學理論來“指導”中國的人文學術。近年來有一種跨學科研究取向是用自然科學來強解人文學術特別是傳統文化研究，且不用說其論證是否科學，這種對傳統文化的強作解人，實際上完全無視傳統文化出場的曆史語境。1980年代所謂方法論熱已經留下類似的教訓，如今隨著科學技術的再次迅猛發展，這種隨意“逾越邊界”、借跨學科之名抽離曆史語境的蠻橫式的嫁接、無視先決條件的隨意建構以及在人文學者這些非科學家麵前濫用科學術語的隨意式跨學科，恐將淪落為艾倫·索卡爾所批判的“時髦的空話”。

第四，虛假式跨學科。孫歌認為跨學科產生了大量的偽問題，也有可能產生虛假的知識。孫歌沒有詳細闡釋這種虛假的知識的生成方式和機製，不過吳俊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孫歌的判斷：“文科跨學科（建製）的表麵化、形式化問題嚴重，如有名無實的高研院、所謂文科實驗室、重大項目數據庫可疑的真實性和科學性等。”此外，很多所謂的跨學科對話，隻不過是固守在學科內的自說自話和皮相之見，受製於學科思維的慣性，跨學科對話缺乏應有的警醒意識和自謙精神，學科傲慢導致跨學科成為淩空虛蹈抑或一種“學術表演”，其結果反而強化了學科偏見和學科封閉。虛假式跨學科違背了跨學科研究的本意，實際上已經不能算是跨學科研究了。

▍跨學科：一個依然待訪的他者

1991年國際跨學科會議發表了《巴黎宣言》，該宣言在文明論的視野下提出未來跨學科性的目標，將是跨越科技與人文的裂痕，跨越國家這樣的政治實體，跨越民族性差異，跨越文化和宗教的界限，創造一種全球性文明，這種文明將體現個體性與整體性的統一。30多年過去了，一方麵，我們驚歎《巴黎宣言》的前瞻性，其所提出的命題，依然是未竟的目標；另一方麵，我們也應注意到，正如喬·莫蘭所轉引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所說，跨學科會成為一個“既時髦又令人擔憂的術語”。我們需要保持清醒的是，跨學科並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藥，也不是拯救人文學科的唯一途徑，相對於學科的整建製、大部隊，它更像先遣隊、特種兵。在人文學科中，那些敢於邁出學科體製的人，往往被視為人文學科的叛徒、不安分守己者的異類或者嘩眾取寵者。確實如此，跨學科的複雜性、開放性、協商性、群體性，與它的神秘邊緣、遊離不定、先聲奪人的天然氣質的疊加，往往給人一種不可靠的印象。跨學科的這些氣質往往掩蓋了它的實際效果，以致有人譏諷跨學科研究是一個咒語，一項人權，“正被吹捧成青黴素的知識等價物”（羅伯特·西格爾，Robert Siegler）。

跨學科若要獲得跟學科一樣的名聲，需要建立自己的度量衡。對於今天的學術界來說，要不要跨學科已經不成為問題，我們要弄清楚的是跨學科的效度問題，即在何種意義上，跨學科是必要的且是有效的。在筆者看來，跨學科的效度包含如下四個相互關聯的方麵。第一，跨學科是否具備足夠的前置條件，包括開放的學術環境和開放的知識觀，二者缺一不可。作為一種知識生產方式，跨學科研究比學科研究更需要足夠自由支配的時間，足夠自由、開放的學術環境，足夠寬鬆、溫和的學術考評機製，這樣才能保證來自各個學科的學者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從各自學科中的勞頓中解放出來，走出學科藩籬，就共同關心的話題做充分的對話和交流。當然，在跨學科研究中還需要來自各個學科的學者持一種開放的知識觀，與其他學科的知識進行充分對話、交流和碰撞，並以這種開放的知識來反觀、反思、反省自己的學科。第二，跨學科是否解決了外部世界對之提出的問題。跨學科源自外部世界對人文社會科學帶來的挑戰，跨學科成功與否也必然要在是否能夠切實應對挑戰、提供方案中的有效性中來加以檢驗。第三，跨學科是否帶來學科增值。跨學科以深厚的學科學養為根基，一方麵，沒有堅實學科支撐的跨學科必定是遊學無根、行而不遠；另一方麵跨學科研究最終要反哺學科建設、激活學科的能量和活力。第四，跨學科是否最終帶來人類知識和思想增量。作為一種學術和知識生產方式，跨學科最終要為人文學科在內的人類知識和思想提供增量，為人類文明提供新的方略和思想支撐。

作為學科基礎之上的知識重組和製度重構，為我們考察人文學科與跨學科的關係提供了一條路徑，即我們需要在學科和製度、知識和組織、研究與評價等多維度上作出思考和判斷。待訪的跨學科抑或作為澄明之境的跨學科，需要在如何實現“跨”上做文章。從大的維度說，我們當然呼喚恒通的知識、人文學的想象力、複雜思維的能力等，但是從人文學科鏈接和跨學科發展的操作維度，則需要解決三道難題。

第一，解決好問題診斷與方法適用之間的矛盾。跨學科如何有效抵達並形成自己的問題域，從大的維度而言，它涉及“製度剛性與學科自主”，遇到其難以克服的知識悖論，比如庫恩（Thomas Kuhn）認為，在跨學科研究本身理論中存在悖論，不同學科之間難以進行充分的交流，他們的合作必然存在空隙和新的裂痕，彌補裂痕必然產生新的裂痕。克萊恩指出，學科的局限與跨學科為打破局限必然出現悖論。此外，人文學科進行跨學科研究實際上是比較艱難的，不僅是在應對“錯綜複雜的問題域”中存在明顯的知識儲備不足，還要克服人文學者所固有的偏見和優越感。實際上人文學者有一種過於膨脹的濟世情懷與過度萎縮的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這樣的自大式的自卑如震耳欲聾的“不響”，其結果是，人文學者采用“一種單一褊狹的文化向度試圖去把握複雜社會學維度的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和大眾社會，無異於削足適履”。跨學科需要解決好日益碎片化、固化的學科之間的跨學科悖論，解決如何在“人—後人”的夾縫中找尋到跨學科生存空間的難題。數字時代我們從事跨學科研究，如果還固守於啟蒙理性時代的人的主體性，顯然與“人類世”的主潮產生了隔膜，這樣的跨學科研究並不能真正進入到當代人的生命世界中。人—後人，為我們考察人文學術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一方麵，我們要堅持啟蒙立場，回歸日常，回到常識，找到那些被壓抑的主體性。另一方麵，我們又要看到，人已經不是這個世界唯一的主體，眾生平等的世界中，人類隻不過是世界之一元，在一個後現代和後人類的語境下，我們重新審視人和世界的關係，這是人文學科跨學科研究的價值基點。

第二，處理好跨學科與學科一對“歡喜冤家”的關係難題。毋庸置疑，學科依然是最為基本的力量，其地位無可撼動。但是以學科為代表的專門化的知識帶來的後果可能是“‘對越來越少的東西知道的越來越多’，或者‘無所不知卻又一無所知’，有時這也阻礙了新發現和新理論的誕生。”其一，避免跨學科研究的學科化衝動。如果說學科是“依身起念，依念作繭”的產物，趨向封閉和保守是其難以克服的宿命。那麽跨學科則是破繭而出的騰空一躍，是一種建設性的破壞，是從學科中打開一扇窗戶的變革性力量。跨學科之所以有它的魅力，是因為“跨學科研究在過去幾十年裏產生了人文學科中一些最有趣的知識拓展”，與其將跨學科研究看作一門學科，不如將之看作一種方法。比如對於人文語義學謀求學科地位的做法，張寶明認為應自覺守住人文語義學的跨學科邊界，抑製學科化的衝動，“人文語義學現在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科，而是一種超越學科門類和語言文化限製的研究問題的視野與方法，需要多學科多領域的學者協同互動、聯手推進。”其二，作為方法的跨學科，理應反哺學科，厚植學科基礎。正如在人文學術中引入和推進數字人文研究，顯然不是要代替人文研究，這種外部式、鳥瞰式的研究方式雖然極大擴展了人文研究的視閾，但不可能代替人文學術的內部研究，更不能代替“人性、人生、人世”的研究，即“數字人文可以成為文學研究的有效輔助手段，但不能取締文學研究的根本與靈魂。”反觀今天很多跨學科研究，則存在本末倒置的問題。其三，對於學科來說，跨學科不僅帶來新的研究方法和視野，還是一種推動學科變革的力量。跨學科植根於公共領域、交往理性的知識生產機製，會反過來撬動現有學科的薄弱環節，撕開板結化、凝固化的學科裂縫。“跨學科或跨域的要點，並不主要在更新知識層麵，而在更新學術文化的生產機製，由生產機製的更新達到重建、重構學科製度的目標。”

關於學科與跨學科的問題，王汎森有一段精彩的論述，他認為學問要有一個“主幹”，這樣才能如聖誕樹一般繼續掛東西。如果說以學科為根基的學問是主幹的話，那麽跨學科對於學科來說，就有點像聖誕樹上的裝飾。王汎森的比喻很形象，當然，學科並不是了無生機的聖誕樹，跨學科也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物。學科像是奔湧向前的江河，沒有活水也就無波瀾湧現，而跨學科則是那股被注入的泉水，相互滌蕩才能保持彼此的活力。瞿駿在新近的著作中對王汎森的命題作了進一步發揮。他以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為例指出，從事這一行業的學者往往被浩瀚的史料所淹沒，在眾多的議題和理論中進退失據、左支右絀，對這一行業的學者來說，“何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議題’，如何凸顯出‘主幹’，進而使之枝繁葉茂，讓琳琅滿目的裝飾能夠‘掛’得上去，就得由從事這一行當的學者做長時間思考和實踐”。瞿駿將這種學科與跨學科的互動關係概述為“立幹以扶枝”，倒不失為一種形象而貼切的比喻。

第三，處理好跨學科研究與成果評價不匹配的難題。與雨後春筍般的跨學科相比，對於跨學科研究的評價還處於比較滯後的階段。在國家的推動下，像新文科這樣的跨學科工程已經產生了不少成果，但是對這些成果的評價依然麵臨著非常尷尬的境遇。同樣以數字人文為例，在對數字人文的成果評價方麵，呈現出眾說紛紜、紛繁複雜的一麵，學者們圍繞評價指標的多元性、包容性以及避免再等級化、跨學科評價與現行學術評價機製銜接和角色扮演、真正意義上的同行評議和批評機製的構建、量化評價指針的創新以及數字人文到底是保持目前的跨領域的鬆散聯盟還是更加體製化、建製化等問題展開了積極探索和討論。這些話題已經不僅是數字人文這一領域麵臨的問題，而是跨學科研究所普遍麵臨的問題。跨學科學術成果的評價是橫亙在跨學科研究麵前的亟需解決的難題，沒有公正、合理、恰如其分的跨學科成果評價，跨學科研究就很難得以持續推進。筆者以為，跨學科學術成果評價大致需要在四個相關的維度上作出探索。

其一，現有的完全以學科為中心和基準的評價體係必須改變。目前主要的學術評獎機構依然是按照學科分門別類，很少設置跨學科研究的獎項。無論是教育部優秀成果獎還是各個地方的哲學社科獎，以及一些民間的論文評選，留給跨學科成果的空間微乎其微，上榜的跨學科成果也是屈指可數。從主要的評價機構看，從評刊轉向評文，已經出現了進步，但是評文的方式依然采取的是學科評價，跨學科的研究成果並沒有得到充分關注。相對而言，這方麵做得比較好的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選，已經開始關注到國內正在崛起的跨學科研究，並在每年的課題指南中加以體現。

其二，評價標準上，我們還習慣於用學科評價的一套方式和標準來評價跨學科成果。與學科成果重視學術積累和傳承、學科規範和推進相比，跨學科成果則往往不是為了解決學科問題，而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其成果也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實踐導向和價值導向，有著突出的實踐性、交叉性、開放性。用學科的一套標準來評價跨學科成果，勢必麵臨被學科肢解的命運，要麽麵臨被低估、被忽視的命運，要麽因為跨學科成果溢出了學科視域而被束之高閣。

其三，評價主體上，以學科為主體的學術共同體很難有能力來評價跨學科成果。跨學科因為涉及兩個甚至多個學科，僅僅靠一個學科的專家力量並不能對跨學科成果作有效評估，因此從學科為主的學術共同體轉向跨學科的學術共同體就勢在必行。“同行評價是一種專業評價，對於專業領域內的問題，同行評價有充分的發言權。但是對於那些立足於學術前沿、跨學科、跨專業論文，這種以學科為界的小同行評議就有些捉襟見肘了，因為這些專家可能對本學科的情況如數家珍，但是一旦超越學科，就很難對之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當然，在這個問題上，亦存在著不少的分歧，有些學者主張構建小同行共同體，有的學者則主張構建跨學科的學術共同體。

其四，在評價規則上，跨學科評估依靠的不是權威人士的一錘定音式的評價，而恰恰是來自不同學科的討論和協商。與學科評價注重對學科學術的貢獻不同，跨學科要在多個相互關聯的維度上對其成果進行評價。換句話說，不僅是最大程度“追求真理”，更應該“解決現實問題”，它要在學術價值和思想價值、學術價值和公共價值、“獨創性和共識性”、內部性和外部性等各個維度對跨學科成果進行學術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