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薑以琳開始對中國精英學生進行了長達七年的調研，她在五所北京排名前十的高中裏，采訪了28名學生，以及他們的父母和老師，完成了《學神：走向全球競爭的中國年青精英》——這是她的博士論文研究。薑以琳在讀博期間，接觸過很多西方教育社會學的經典，比如西莫斯可汗的《特權》。那是一本研究美國精英學生的著作。但那都是西方的視角，沒法代表東方的精英學生。
薑以琳©薑以琳
在中國，關於精英群體的研究很少見。調研中，薑以琳得以窺見精英世界的一隅。
精英學生大多來自有財富、有權勢的家庭。比如國際部學費近十萬元，補習學校費用兩到三萬，私人家教每節課七八百元。孩子參加SAT（美國高考）考試時，父母要承擔到香港、新加坡考場的機酒和報名費，包辦送給老師的名貴禮物。
更多的幫助是隱形的。有些家長是清華、北大的校友，作為高考曾經的優勝者，他們熟悉競爭的遊戲規則，甚至有些在高校擔任教授的家長，就是潛在的高考閱卷人，知道如何在課業上引導孩子。還有位家長是校外補習機構的創始人，團隊裏有好幾位外籍老師，也會研發英語教材和單詞本，為孩子出國留學積累優勢。
普通人會考慮試錯成本，但精英家長卻鼓勵他們的孩子心無旁騖，追求最高、最好的目標，不為目標之外的任何事物發愁。一次失敗了，就再多試幾次，精英學生的背後，有家庭編織的安全網。
地位再生產就像一場紙牌遊戲，每個家庭都是競爭社會地位的玩家。但一開局，玩家之間就是不平等的。
考入頂尖學府隻是第一步。在國內保持精英地位，並不是這些家庭的最終目標。他們追求的是全球範圍內的精英地位。這些學生被期待進入大型跨國公司工作，參與全球競爭，成為新一代的世界精英。
但讓薑以琳意外的是，在激烈的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少年精英們，卻很看重“鬆弛感”。因為鬆弛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要從小培養。需要去過很多地方，見過不同的人，看過很多世麵。因此，精英學生們所在的頂尖中學裏，不努力就能拿高分的“學神”，地位高於努力且優秀的“學霸”。不努力的“學渣”，地位高於用功了卻沒有高分的“學弱”。
當然，實際情況是，在激烈的競爭麵前，他們很難保持真正的“鬆弛感”。薑以琳在家訪時發現，聲稱不努力的學渣，偷偷在獨自學習。畢業後聲稱豪不費力就得到工作機會的女生，其實當了一段時間的無薪實習生。他們對自己的努力保密，像表麵上優雅、從容的天鵝，隻在水麵下拚命劃水。
同樣是精英學生的特點或者說優勢是，他們從父母那裏繼承了強烈的“高配得感”和對社會規則的熟稔，一方麵，“我就值得被這麽好地對待”，有的學生晚上給老師打電話，無視老師的不悅，讓老師幫自己改資料。對他們來說，世界就是一個後花園，一切資源都可以為我所用；另一方麵，從中學開始，他們就懂得如何跟權威人士打交道。比如用送禮物等方式，維持好跟老師的關係，薑以琳就曾在老師的辦公室裏，看到過喝不完的名貴茶葉。
薑以琳也在這個世界中看見了相對殘酷的一麵：表現不佳的人要麵對自己的失敗。精英們崇拜強者，從不會對失利者展現安慰和同情。一位成績墊底的男生，畢業典禮上，其他同學都在合影留念，隻有他留下了一張單人照。
如果沒有成為全球精英，學校裏的學神，也會變成“普通人”。一個女孩就是這樣，她出了國留了學，但並沒有得到“最好的”工作，她從一個對別人不屑一顧的學生，變成了24小時待命，溫順服從上司安排的職場人。
精英的生產，總有成功和失敗，無論被迫還是主動，總有精英要向下流動，但總體來說，精英家庭的孩子更具壓倒性的優勢。有趣的是，薑以琳本人的成長經曆，也是階層複製的印證。她的父母是台灣一所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她繼承了父母的文化資本，成為一名“學二代”。高考後，薑以琳考上了台灣大學，初中的老師評價她：“果然小孩最後還是要看家長。”
《學神：走向全球競爭的中國年青精英》
以下是薑以琳的自述：
弱者“天生腦子有問題”
2012年，我第一次去頂峰中學（化名）做調研。那是一所被媒體稱為“神一般的學校”的傳統名校。古雅的建築和文物，都是精英文化品位的展現。校園裏很安靜，我走進去也沒有什麽人理我。明明是在車水馬龍的繁華地段，出現了一個世外桃源一樣的地方。
另一所學校在一個小時車程之外的城市邊緣。那裏的國際氣息更強烈。國際部大樓大廳裝飾著幾十麵外國國旗，中央有一台大得需要兩人環抱的地球儀。二樓有大幅世界地圖，標出了北美和歐洲的16所大學，哈佛的名字被加粗放大，劍橋大學也用大字體標出。
這所中學的老師經常告訴學生，“你們將改變世界”“你們都有當總理的潛質”。另一所高中的副校長指著路邊的學生對我說：“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學校認為我們的學生是天才。”
在這種環境浸潤久了，慢慢也會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有一個女孩子，她單戀另一所中學的男孩，每天放學就到人家的校門口去等那個男孩。同班同學們就對這個女孩的行為嗤之以鼻，覺得“她丟了我們學校的臉”。
一位家長發來的高中教室照片©薑以琳
他們經常會拿其他學校來比，學校怎麽樣，平均分是多少。當有人考試不佳，或者做了一件事沒有達到大家的標準的時候，所有人是急著跟他劃分界限的。這些中學都有一個地位體係的評判標準，學神-學霸-學渣-學弱。“學神”是不用功但成績很高的人，“學霸”是分數高，也努力學習的人。學霸沒能占據最高地位，是因為他們還不夠“輕鬆”。“學渣”不用功，成績也不好。地位墊底的“學弱”，是努力了也考不到高分。
我在學校裏遇到一位“學弱”，跟他打招呼時，其他同學就會把我拉開，告訴我不要理他。他們數說他的種種“缺點”，比如打架、追女生，甚至是“笑起來很惡心”。但當我問到，如果他的學習成績很好，會不會受到不同的對待，有的學生回答道：“當然會。”拍畢業照的時候，也沒有同學跟他合照。
有一次，一個“學弱”學生回答錯了問題，底下有個同學直接罵了一句髒話。
聊到學弱的話題，成績好的學生跟我說，他們是“天生腦子有問題”。那次我反駁了他們，學生意識到我生氣，趕緊找補，說或許家庭教育、社區的鄰裏問題都有影響的。聊到最後，他們看到我整個人已經放鬆下來，結論又回到了“我覺得這應該還是天資的問題”。
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努力但是失敗了，大家不接受這個，整個環境也缺少對失敗的解釋機製。隻能把失敗歸因為“先天愚鈍”，把成績、地位歸因為個人能力。一旦我們采取了這種解釋，就更不可能去同情他們，幫助他們，甚至連怎麽幫都不知道了。要求大家對比自己更弱的人有同理心，或者是互相幫助，這很困難。如果大家都秉持這樣的觀念，人與人之間就會更冷漠。當然了，這不隻是學校裏的問題，也是整個社會存在的問題。
繼承者們
在我調研的歐米茄中學（化名），每天放學門口會停滿黑色的豪車，都是來接孩子的父母。有一次，我看到一對中年夫婦，父親站在車旁邊，母親提前打開好副駕駛車門，站在校門口等孩子。高個子男生小平走出來後，二話沒說，就把裝滿試卷的書包和袋子塞給母親，然後板著臉徑直走向副駕駛位，砰的一聲關上了車門。父親有些惱火，走過去想拉開車門，似乎想對兒子說點什麽，但那位母親做了個手勢，阻止了他。
這些精英父母，很多會溺愛、縱容他們的孩子。比如孩子們會被允許收藏名牌鞋子、買高級私人健身房會員卡、在考試後到外國旅遊，拿父母的卡購物慶祝，以至於有些家長會收到銀行的信息，反映在海外有不正常的大額消費。有個叫朱莉的學生，因為要買一個很貴的水杯跟父母吵了一架，賭氣回到自己的房間。但是當天晚上，她的媽媽就認輸了，從房間門縫底下塞進了一張信用卡。
一學校門口等待的家長們©薑以琳
物質上的付出，對於這些精英父母來說不算什麽。在我調研的這幾所中學裏，家長基本都是各個單位或國企的高層主管，以及一流高校的教授。學生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比中國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高出約1.5倍。我懷疑一些家長少報了他們的家庭收入。
我認識一個叫托尼的學生，他媽媽會每天早起，給他做麵包，因為怕外邊麵包店的麵粉不好。托尼想跟女朋友去哪兒玩，吃點什麽，爸媽都會同意。在我想要找家長做訪談時，托尼叫他媽媽來跟我聊聊天，他媽媽就來了。
但在有些方麵，父母對孩子的要求，又是不容商量的。浴朗是我在另一所超級中學認識的第一個學生。她是高二那年轉校過來的。剛開始在某中學住校時，她每天打電話回家哭，哭了兩個月，有一天她媽媽終於跟她說：“你夠了。”之所以轉到某中學，是因為浴朗媽媽聽說，全市最好的奧數競賽老師都在這所學校。他們的目標，就是要讓浴朗通過奧數競賽保送清華或者北大。
通常，像浴朗這樣的精英後代，身上背負著父母的高期待：進入中國的頂尖中學，考上世界一流大學，畢業後在大型跨國公司工作，參與全球地位競爭。就像一位家長跟我說的那樣，孩子的爸爸來自內蒙古的一個小村子，考上了大學，來到北京。孩子的目標，就是將她爸爸的奮鬥成果延續下去，從北京走向世界。
我遇到過一對關係很親近的父子，羅伯特和郭爸爸。羅伯特在學校算是個“學渣”。在寫一個經濟學的作業時，他在認真讀書和打遊戲之間選擇了遊戲，因為讓自己心情好比較重要。羅伯特還會經常招呼班上的男生去他家打地鋪，他爸爸也會幫他一起招待。
老師覺得郭爸爸太溺愛兒子，但實際上他是對自己的目標非常明確的。他在金融相關行業工作，是一位年薪超百萬的高階主管。郭爸爸以前是高考四川前幾名考到北京來的，他很早就知道羅伯特不可能像他一樣在高考勝出，最後到了兒子八年級，確定了必須送他出國。郭爸爸知道兒子到了青春期，可能會反抗父母，必須讓兒子覺得什麽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
所以在八年級的暑假，郭爸爸送兒子參加了一次去美國參觀大學的交流旅行。曆時十五天，學生們從東海岸遊曆到西海岸。這果然引起了羅伯特的興趣，在兒子第一次聊起想申請美國學校時，郭爸爸還假裝不想讓孩子出國。因為郭爸爸是金融行業的，所以連買家行為和心理預期都要放進他的計劃裏。在那之後，羅伯特就一心想去美國，從未偏離過這條道路。
這個爸爸我印象真的很深刻，他在我講話的時候，是非常堅定的。我問他，萬一羅伯特還是決定參加高考呢？他隻是莞爾一笑，他覺得孩子一定會按照他的想法，沒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對孩子的縱容跟要求，這兩者並不會有所衝突。反而對這些精英家庭會想，已經給了小孩這麽多，小孩是不是也應該要有相應的結果。
精英的品格
對老師來講，精英家長們不是好打交道的群體。詩穎高三那年，我在學校遇到了她的媽媽劉女士。因為詩穎意外地沒通過清華自主招生考試，劉女士變得有些焦慮，她開始協助女兒備考，想提高詩穎的成績，以保證在高考中勝出。
不怎麽來學校的劉女士主動找到語文老師。一見麵，劉女士剛剛提到“關於詩穎的語文作文......”語文老師立馬跟她道歉：“我沒有教好她，對不起。”
劉女士是清華大學的校友，也是一位中文係教授。她和老師之間有很直接的地位差距。她會覺得，老師和學生是在一條船上，既然詩穎參加自主招生失敗了，那麽就該提點老師，你該“劃船”了。
精英家長展現出來的高權利感，也會被他們的孩子習得。詩穎最後如願考上了清華大學，在高考後的那個暑假，我采訪了那位語文老師。她跟我埋怨，說對詩穎非常失望。因為學校和老師們都對詩穎投入很多，給了很多支持，但她高考後就和老師斷了聯係，從來沒有對老師說過感謝的話，也沒去看過老師。
詩穎可能認為，高分是個人成就。她對考試成功的理所當然的態度，不應被簡單地理解為不懂感恩，而是強烈的權利意識的體現。
另一位被老師抱怨過的家長，是浴朗的媽媽，那位為了得到最好的奧數師資，讓女兒轉校的母親，她是清華大學的校友。浴朗為了備戰奧數，放棄了自主招生和其他加分渠道。但她們沒想到，2014年政策突然調整，奧數比賽獲獎者，將不再獲得高考保送資格。在這種打擊下，浴朗在奧數競賽中考試失利了。
浴朗媽媽開始頻繁給奧賽教練孫老師打電話求助。剛開始，孫老師不想幫她們。我采訪孫老師的時候，他從頭到尾一直在說這對母女功利，政策變了，不再保送了，浴朗就沒有動力參加奧數比賽了。但浴朗媽媽每天給老師打電話，軟磨硬泡，打了兩個禮拜，老師說，他完全受不了了，真的要崩潰了，最後才透露，清華和北大為奧數落選者舉辦了一個冬令營，通過結業考試可以獲得加分。這是當年其他學生和奧數教練沒有掌握的信息。後來，浴朗通過考試，獲得了60分高考加分，最終被清華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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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身上許多有一種精英的態度，認為整個世界都是我的後花園，所有的資源都可以為我所用。有一個叫特蕾西的學生曾經在晚上十點之後，臨時給她的老師發消息，讓他臨時幫助改申請大學的文件。老師很生氣，但她沒有理會。在她看來，隻要足夠優秀，就理應得到權威人士的幫助和青睞。
哪怕畢業後進入職場也是如此。特蕾西後來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畢業，在香港一家知名投資銀行擔任交易員。她回北京度假時，我約她在商業區見麵。她很自然地走進一家茶葉店，給上司挑禮物。
高中時，這些精英學生也會給老師送小禮物。他們會跟權威人士打好關係，這有很多好處，比如評三好學生，可以獲得二到三十分不等的高考加分。如果想出國留學，老師或校長也會幫忙寫推薦信。有些老師參加過高考命題，他們不會泄題，但如果學生私下跟老師討論課業問題，老師會引導學生往正確的方向去想解題思路。
特蕾西跟我解釋，送禮是維持與上司關係的一部分。“如果老板喜歡你，就會把能賺錢的項目交給你。”
她對此很自信：“我的上司都很喜歡我。他們為什麽不喜歡我呢？我這麽好的員工。”我回去聽高中時期的訪談錄音時，才發現她以前也說過一樣的話：“老師都喜歡我。有什麽理由不喜歡我呢？我這麽好的學生。”
這些學生們進入職場，大多會選擇金融或科技行業。每次聊天時，他們跟我分享的事都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比如有個女孩，她在一家國外的公司剛工作一年，就想拿著人家的推薦信跳槽。我們一般會覺得，好歹給公司幹個兩三年，展現一下誠意，再讓老板給推薦信。還有個學生說，她在華爾街的起薪才14萬美金，相當於近百萬人民幣，還不包含紅利。但她覺得太少了，“老板簡直就是在剝削我”。他們有很強的配得感，我就值得被這麽好地對待。
另一個叫柳向祖的男孩也很有意思。他在北京讀研，同時在一家美國汽車公司工作。我們在海澱吃晚飯時，他大聲批評自己的老板，說這家公司不負責任，在發展中國家生產有害環境的產品，很“邪惡”。我聽得目瞪口呆，公眾場合人來人往，你怎麽知道不會被老板和熟人聽到。但他無所謂，向祖還跟公司高層反映過情況和自己的建議，他甚至每天開著對手公司的車去上班。
公開質疑權威，這也是他們在中學時期就被培養出來的品質。他們敢在課上質疑老師，這種行為有個專門的說法，叫“把老師掛在黑板上”，意思說學生非常聰明，他們會在課堂上直接證明老師是錯的。進入職場後，他們也敢於“把上司掛在黑板上”。
“果然小孩最後還是要看家長”
這項研究做完，其實會有點失落。因為階層難以撼動，精英階層自我複製的動力遠遠大於呼籲社會公平的動力。
其實世界上任何一個頂級學府，都是以精英為主的。讀本科時，我去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交換生，同學很多都是美國的有錢人。他們常說，誰家裏是億萬富翁，我就想，億萬是個什麽概念。美國室友帶我去她家裏住了一天，他們家是很高級的住宅，每個人都有一輛豪華房車或者跑車，想去哪裏都不受限製。這也讓我意識到世界的貧富差距有多懸殊。
無論是中方還是西方的頂尖學府，無論是考試還是申請製度，最後篩選出來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個人特質，但基本都是各個社會中家庭條件比較優渥的人。不能完全怪篩選方式不對，而是精英家庭實在太會適應了。甚至有些精英們，本身就是製定遊戲規則的人。
如果我們要寄望於教育，讓教育來實現社會平等、促進階層流動的話，我覺得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但作為社會學家，我們可能沒辦法提出好的解決方案，但可以通過做研究，確切地指出問題的本源。社會學家就像是劇場裏打燈光的人。演員怎麽演，戲怎麽進行下去，我們沒有辦法決定，隻能不斷地打燈，拚命閃，拜托大家注意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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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一個雙職工的家庭，父母都是在科研單位工作。我父母收入不算很高，但文化素養很高，所以我也是“學二代”。我的初中是一所私立學校，裏麵有很多台灣的有錢人。我是考進去幫學校衝升學率的學童。
我們家沒有那些同學那麽有錢。看到老師有喜歡的學生，我媽媽也會努力給老師送禮，但又沒有什麽華貴的禮物。那時候有人送我媽一大罐蠻貴的香水，她立刻要我拿去送給老師。我才知道，她那時候也會感到有點壓力。
我的高中是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類似北京的實驗中學。有很多工人的小孩，也是憑著努力考上這所高中。我那時是負責家長會簽到表的，我的父母隨時都可以來開家長會，請個假就好了，他們的爸媽根本不可以請假。
當時我沒有接觸到任何教育理論，隻是覺得這個世界不太一樣。後來，我考上了台灣大學，回初中看老師，老師有些意外，說：“看你初中成績不好，居然考上了台大，果然小孩最後的結果還是要看家長。”
我的確繼承了父母的一些文化資本，很多觀念也是從父母那裏學來的。比如讀書就是要往死裏讀，要有風骨，不要光想著賺錢。十歲的時候我就發下宏願，社會要我好好讀書，我這輩子就好好讀書（笑）。從來不知道讀書以外的世界。我大學的誌願表，是媽媽坐在沙發上看著我填下去的。因為父母都在學術界，我一開始就知道學術圈是什麽。我更能意識到什麽是學術界感興趣的選題，做什麽報告才會拿高分。大學寫報告，有什麽問題不會，也會跟媽媽討論。
作為學二代，我們不會怕係主任、院長、校長這種權威人士。進入高校工作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學校開會，院長坐在最正前方，其他先進去的人，都會找一個離他遠一點的位子。我看到院長隔壁沒人坐，直接一屁股坐在他正旁，對我來說這很正常。可是院長就笑著問我，你不怕我？我才知道，原來是有人會怕他的。
麵對長官，我們不會局促，這也是我在職場的一個好處。
對上司不太有局促感在學術界可能很吃香，但是在其他行業裏可能很糟，像是上司可能覺得我這種行為就是沒有禮貌。所以文化資本的用處要看場域，每個家庭不同，子女在各個行業裏的優勢也就不同。
富不過三代？
有很多人也會關注，精英階層會不會向下流動？我接觸的學生中，也有這樣的案例。比如建民。他高考沒考好，誌願也沒填好，錯過了理想的大學，最後被一所之前從沒考慮的過的內地省屬大學錄取。大四那年，既沒有收到工作offer，也沒有考上研究生。建民的媽媽幫他在北京找到一份比其他同學更普通的工作，他拒絕了，在一次去日本的交流旅行後，建民決定留在東京工作。
隻要出國，大家就不會對他指指點點，他的爸媽也不用一天到晚回答，為什麽他們的小孩在頂峰中學讀書，卻沒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他爸媽隻要說，孩子在日本工作就可以了，反正其他人也猜不出他的薪資，這是一種保護機製。建民很開心能在東京找到工作。但他就變成一個普通的日本上班族，以他的收入，很難靠自己買到房子。
©視覺中國
還有一個叫克萊爾的女孩。她本來是某中學的有名學神，很受歡迎，國際部自稱是她朋友的學生比她實際交往的人都多。克萊爾後來考上了耶魯大學。我去看她時，她哽咽著告訴我，自己在耶魯變成了學渣，產生了自卑感。畢業後去了一家不是特別好的公司。她是那個部門唯一的常春藤盟校畢業生。她的高中同學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她的薪水在行業裏相當低。克萊爾的高中朋友說，換做是他，絕不會接受這份工作。
因為他們都是克萊爾以前的朋友，所以不會像高中孤立學弱一樣孤立她，但言語中已經有了一些明確的態度——地位跌落的克萊爾和他們不同。後來克萊爾結婚了，開始曬一些去瑞典看極光的照片，過著愉快的家庭生活。像這種28、29歲的女孩，她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改變。重心不再是課業、職場或是收入，反而是家庭了。現在她們還沒有孩子，再過幾年，性別差異整個就會（體現）出來。
向下流動，有被迫的，也有主動選擇的。疫情之後，雖然這群小孩沒有受到裁員影響，但也發生了一些改變，他們大部分人更想好好活著，開開心心生活，沒有拚命工作的想法。
那個大聲批判自己老板的柳向祖，他也跟我說過，覺得自己每天都很辛苦，生活很狼狽，也不知道為什麽自己要工作，但不知道怎麽辦，因為自己還要養家。因為他們大多都在收入最高的金融、科技行業，習慣了這樣的收入，很難再去找到其他可以相提並論的行業。
我所知道的，隻有一個在外資企業的工作的女生，就真的放棄了她的職位，跑去當自由健身教練，還不是在職的那種。她之前在外企工資很高，做健身教練不那麽穩定，但時間自由，生活也過得比較開心。她最不同的地方在於，得到了爸爸媽媽的認可，支持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這樣一來，她就不再是精英了。
另一個男生也不喜歡他在金融行業的工作，總是要出差，賺錢是很多，但是不開心。所以他最後的結論就是，他堅持做這份工作，就是為了讓以後他的小孩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不需要跟爸爸一樣努力賺錢。這不也預示了，他的小孩可能也會向下流動嗎？而且他支持，並且在為此鋪路。
我很想看這群精英未來是如何培育他們的小孩的，會不會驗證富不過三代這句老話。當然，不過三代不是因為敗光了，純粹隻是因為他們希望支持小孩做自己喜歡的事。我很喜歡這樣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