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麗的“戰爭”：當一個女性遭遇職場性侵

在家待業3個月後，麵前擺著一個新的工作機會，崔麗麗卻不敢答應。一家外資汽車零部件企業邀請她出山，主持大中華區的銷售市場。

“現在我連自己都還沒有拯救過來，怎麽去幫他們？” 去年9月，40歲的崔麗麗人生跌入穀底。她原本是一家汽車零部件製造企業的營銷總監，在一場商務宴請的酒局中喝醉後，被公司老板強奸。

事發前一個月，她還塗著鮮紅色的口紅，穿著白色正裝，接受媒體采訪，分析行業形勢，為自己的公司背書。

對於一個40歲的職場女性，追究施暴者責任的另一端，是家庭、名譽和前途。她原本想“體麵”地解決這件事，但對方表現出的態度，讓她感到自己被當成了“玩具”。憤怒激活了她的權利意識，讓她決心開啟一場戰鬥。

從結果上看，崔麗麗是獲勝的一方——事發六個月後，她打贏了性侵官司，施暴者被判4年有期徒刑。

但很快，她被公司開除，一位謀求上市的股東曾發來信息，讓她“以公司利益為重”。最初同情她的女性直屬上司，也最終倒戈，告訴她“自己的職責是守好公司”。

在被自己視作實現人生價值的職場上“眾叛親離”，崔麗麗無法確信，自己是輸是贏。

酒局

崔麗麗怎麽也想不起來，那晚到底發生了什麽。

2023年9月22日晚上11點半，隻有三個人的酒局上，崔麗麗感覺自己快要醉了，強撐著去結賬，回來後沒過多久便趴到桌上，失去了意識。

直到第二天淩晨4點醒來時，她發現自己赤裸著躺在老板錢軍的酒店房間，衣服散落在地上，錢軍睡在旁邊另一張床上。

她強迫自己回憶，從頭開始一點點捋下去，記憶卻總是卡在醉倒前的一刻。每天，她都責問自己：怎麽就醉到什麽都記不起來了呢？為什麽一定要喝酒？

浙江杭州一家高端日料店裏，崔麗麗為那場商務宴請提前訂了包間，點好菜，要了三瓶17度的清酒，每瓶720毫升。

不到十平米的榻榻米房間內，有四張座位，錢軍和客人對坐，崔麗麗坐在錢軍一側靠門口的位置。

飯局開始之前，錢軍交代崔麗麗，“一定要讓王總喝美了，把他拿下。”崔麗麗的印象裏，錢軍熟稔酒場，和客戶能喝能聊，說這句話意味著“他要放量來喝了”。

4天後，錢軍和崔麗麗就要向客戶匯報自家公司新生產線的建設情況，以爭取拿到生產授權，“王總”是評審中的關鍵人物。

在這場酒局上，崔麗麗給自己的定位是“後勤”，要倒酒、布菜、叫服務員、買單……和她平時在公司商務宴請中的角色一樣，至於喝酒，“意思一下就行。”她的酒量不高，白酒能喝二兩左右。這次，她喝了一小盅之後，就擱下不再喝。

真正的主角是老板錢軍和客人王總。半個小時後，兩個人已經差不多喝完第一瓶。這時，崔麗麗收到錢軍的微信，“你陪著多喝點兒，我快掛了。”

崔麗麗清楚，他平時白酒都能喝六兩，正疑惑這次怎麽喝十幾度的清酒就說自己快掛了？就收到錢軍發來的一條信息，“後勁大啊。”

平時商務宴請的酒局上，崔麗麗的酒有她的男下屬們幫忙擋著，這次，作為三人中的唯一一個下級職員，酒還是得喝，“老板都這樣說了，我再不喝不是裝傻了嗎？”

她毫不猶豫地答應喝酒，源於自己的職業慣性，也是出於對錢軍的服從以及信任。

2023年9月22日，崔麗麗與錢軍（化名）的微信聊天記錄截圖。 受訪者供圖

兩年前，崔麗麗跳槽到這家民營公司，幫公司開發新市場。臨近40歲，她仍想在職場拚一把。

在公司裏，老板錢軍有絕對的權威和話語權，管理和技術決策都經他手。他是一個技術博士，曾在某大學擔任講師，後辭職創辦公司，業務發展很快。近年來，他們要轉向更大的市場，正在籌劃上市。

很多時候，在外企工作多年的崔麗麗並不認同錢軍的管理方式。他曾親自在公司大門口抓考勤，在大會上讓沒完成業績的營銷中心負責人帶頭檢討、自我批評，給所有在場的人鞠躬認錯，並威脅他們下次再沒完成就“罰站”。

崔麗麗覺得這是無效而“官僚”的方式，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隻有形式上的壓製。 但她也是一個深諳職場規則的人，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氣質，在這裏，服從和執行力是最大的美德。

正因為出色的“職業素質”，崔麗麗到公司一年多，就得到了錢軍的認可。她記得，錢軍不止一次公開表揚她，稱她來了以後給公司打了強心劑，“是公司的新鮮血液”。

崔麗麗發現，錢軍支持她的工作，也能聽進去她的意見，甚至根據她的建議調整了公司的營銷中心組織架構。拋去職務身份，在崔麗麗印象裏，技術出身的錢軍“人也比較簡單，看起來很樸實”。合作一年多後，崔麗麗確認錢軍值得信任，逐漸把他當成了“可以交出後背的隊友”。

但這一次，她“被自己人坑了”。

酒席進行到晚上九點四十分左右，崔麗麗起身去結賬，剛站起來就一陣眩暈襲來。在衛生間，她看到鏡子裏的自己是模糊的，意識到“快要喝大了”。

但嫌酒不夠的錢軍叫了服務員，又加了兩瓶清酒。

酒局繼續，更多時候，錢軍成了控場的人，他招呼著崔麗麗，“來來，咱們倆敬王總一杯。”

崔麗麗那晚的記憶，停在醉倒前的最後一刻。

掙紮

第二天淩晨四點，醒來的崔麗麗仍在醉意中。她撿起地上的衣服，穿上，迷糊中忘記穿鞋子。回到自己的房間門口，刷房卡時卻發現打不開，那個不好的猜想再也抑製不住地占據了她的意識，她不知道怎麽辦，光著腳蹲在門口哭了起來。

她需要去前台續上房卡，但不能光著腳下去。她隻好起身，敲響了錢軍的房門。房門打開，錢軍安撫她不要激動，她徑直走過去找到自己的鞋子，穿上後離開，然後搖晃著到了前台，續上房卡後返回房間繼續睡下。

早上九點多，徹底清醒的崔麗麗覺得不對勁，她再次敲了錢軍房間的門，以求一個解答。

她保持著禮貌，始終沒忘記自己是下屬，對錢軍問的每一句都用“您”來稱呼。

崔麗麗的回憶，當時錢軍回答說，昨晚她喝醉了，他們打車回到酒店，錢軍把她背進來，但她的房間門打不開，就把她放到了自己的房間，崔麗麗吐在了衣服和床上，自己為她脫了衣服。

崔麗麗想要查看自己吐在了床上哪個位置，錢軍卻攔住她，以髒為借口捂住被子不讓看。

“有沒有發生關係”，甚至“我為什麽沒有穿衣服”這些話，崔麗麗都沒有問出口。她覺得，這是一件羞恥的事情。

第二天上午，錢軍給她發了一條信息，是超出以往兩人工作聊天之外的關心和問候，“這幾天多喝點暖和身體的。”崔麗麗覺得難以接受，“那種感覺好像我是他的什麽人一樣。”

2023年9月23日，崔麗麗與錢軍（化名）的微信聊天記錄截圖。 受訪者供圖

之後的四天裏，崔麗麗克製住自己的疑慮，馬上就到來的評審對公司太重要了，她留在杭州繼續處理工作、拜訪客戶。在工作上，她不允許自己半途而廢。

9月26日，與客戶的評審交流會上，崔麗麗再次見到錢軍，不知為何她止不住地顫抖、犯惡心。

崔麗麗的印象裏，錢軍像沒事人一樣，在會議結束後的例行晚宴上，仍舊給崔麗麗勸酒，“麗麗你怎麽不喝啊，你再陪王總喝一杯。”

這次，她以身體不舒服為由拒絕了。借著上洗手間的名義，離開酒局後，她打電話給丈夫，說自己“可能被人欺負了”。丈夫明白了她的意思，讓她趕緊買票回家。

“她能把事情告訴我，就是勇敢麵對的第一步。”丈夫吳東說。

他們兩個人是高中同學，相戀相伴多年，有了一個十多歲的女兒，相互扶持走到現在。在家裏，他們關上門來，討論這件事情的所有可能性。吳東聽完事情經過，第一反應就是勸妻子報警，“但她一開始是迷茫的。”

在崔麗麗心中，報警意味著事情要公之於眾，到時所有人都會知道她是一個“被強奸了的女人”“被玷汙的女人”。

退一步說，報警之後呢？離事情發生已經過去一周多，早已經沒有了生物證據，警方是否能立案，立案後勝算有多少，錢軍是否會被追究責任，都是未知數。

猶豫、糾結和掙紮，崔麗麗的內心做著鬥爭。她已經40歲，作為一個中年職場女性，職業生涯、收入期權、名譽、家庭，都是她要考慮的事情。

圖源：IC PHOTO

屈辱，是她對自己感受最多的描述。崔麗麗說，她仍舊是一個傳統的女性，想到自己可能被侵犯，屈辱感就會占據心頭，阻止她進一步思考下去。

她不得不考慮周圍人的眼光。女兒知道這件事情怎麽辦？家裏的老人知道了怎麽辦？小區裏的人，甚至對門的鄰居知道了怎麽辦？

去年過年回到老家，崔麗麗怕呆在人多的地方，她遠離熱鬧，因為在那裏，“會自己可憐自己，你怎麽就到了這個地步？”

崔麗麗的媽媽也是一個“容易信任別人、對別人比對自己好的人”，過年回家，她因為這件事和媽媽大吵一架，“過了四十年來最差的一個春節。”媽媽從未見過女兒這樣，猜測她是不是在外麵被別人欺負了，但崔麗麗沒法告訴她實情。

她考慮過搬離天津，這個她和丈夫在無人幫助下拚搏了近20年的城市，最終有了自己的房子車子，養育了一個女兒。他們規劃了未來的生活，不想被這件事打破。

她曾期待著，等公司上市，老板曾承諾她的股權兌現，就可以實現自己50歲不到就環遊世界的夢想了。如果因為這件事，公司上市受阻，這些股權也了打水漂。

崔麗麗在汽車銷售行業裏摸爬滾打17年，積攢了經驗和人脈，這是她在職場的立身資本。身為女性，她無法預料如果圈子裏的人知道了這件事，會如何看她，她擔心自己是否還能繼續從事這份職業。

最重要的是，她不記得那晚醉倒之後的事情，不確定自己有沒有真的被錢軍侵犯。

但她從沒有裸睡的習慣，那晚醒來全身赤裸，“事情從一開始就不對。”

真相

崔麗麗沒有處理這類事情的經驗。吳東覺得那時的妻子“整個人已經蒙掉了”，做安保設備行業的他提醒妻子要先去查監控。

10月3日，崔麗麗到杭州報警尋找丟失的手鐲，在當地派出所民警的見證下，查看了9月22日晚的酒店監控。

在監控裏，她看到自己被錢軍一路從車上抱進大廳，走進電梯，然後徑直抱進了他的房間，其間崔麗麗看起來一直是無意識的狀態。

她意識到，錢軍對自己撒了謊。他根本沒有試圖刷開崔崔麗麗的房門，也沒有在她門前停留。

崔麗麗找到當天值班的前台女孩、保潔和保安，他們的講述拚湊了一個更為完整的事實。

錢軍抱著崔麗麗進入酒店大門後，前台值班的女孩曾當麵詢問，後來還打了房間電話，詢問錢軍是否需要幫忙，錢軍均回答不用。樓上巡邏的保安在前台的交代下幫忙刷開了錢軍房門，錢軍抱著崔麗麗進入後，轉身踢上門，保安再敲門，裏麵就沒有了應答。打掃房間的保潔則證實了錢軍的房間沒有嘔吐物。

崔麗麗幾乎確信了“一定是發生了什麽事”，以至於錢軍要用謊言掩飾。最壞的猜測眼看就要成為現實，身處杭州的崔麗麗難以獨自承受，她聯係了朋友曾雅陪伴自己。

曾雅記得，在酒店樓下見到崔麗麗時，她正耷拉著腦袋一直哭，看起來不知所措，一點也不像她從前樂觀積極、什麽事兒都能搞定的樣子。

兩個人聊了一整晚，同為職場女性，她理解崔麗麗。在職場上，“要與老板對抗，員工是很弱的”，決定揭開這件事，就可能會麵臨被恐嚇、汙蔑和誹謗。

崔麗麗決定先在最小的影響範圍內解決這件事情，“如果錢軍能承認，向我認真道歉，我也不會報警。”崔麗麗想，這樣的話，她會吞下這口氣，默默離開這家公司。

10月6日，國慶假期後的第一天，崔麗麗找到自己的直屬領導劉萍，告訴她自己可能“被老板強暴了”，這件事已經影響到自己的工作狀態，需要請假。同為女性的劉萍表現出了震驚，安慰了崔麗麗。

與直屬領導談完後，崔麗麗直奔錢軍辦公室。見是她進來，錢軍立馬把辦公室的門關上。恐怖感再次籠罩崔麗麗全身，她強撐著談下去，錄了音。

她告訴錢軍自己已經查了監控。但即使這樣，錢軍還是之前的說辭。

當她質問錢軍有沒有侵犯自己時，錢軍反駁 “根本沒有發生過這種事，你不要汙蔑我的人格，這會對公司產生不利後果。”

談不下去了，崔麗麗離開公司。劉萍給她發來消息，表示她會做中間人，促成崔麗麗和錢軍兩方談談。

接下來的幾天，錢軍始終沒有給出明確的態度。

根據劉萍的轉達，錢軍表示不會主動找崔麗麗談，“他希望你來提出具體要求。”崔麗麗意識到，自己如果真的提出要求了，可能會被反咬成敲詐勒索。

“這讓我非常不舒服。”錢軍的態度讓崔麗麗感到自己在被玩弄，原本想“體麵”解決此事的想法變得可笑。這擊破了她最後的隱忍，多年的職場曆練，讓崔麗麗已經習慣控製自己的情緒，她形容自己“近乎冷血”。這一次她卻無法克製自己的憤怒，積壓在她的胸口，衝上她的腦袋，讓她難以自持。

崔麗麗也堅定了報警的想法，她決定，“要拿出開發市場的決心來追究這件事。

戰鬥

相對身處漩渦的妻子，吳東更加理性，他堅持報警，也對司法部門有著樸素的信任。“崔麗麗是一個要強的人，如果讓她咽下這個事情，她會一輩子委屈。”比起這些，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他決定把後續所有事情推給律師，不要讓妻子再一遍遍講述。

事情發生後，抑鬱困擾著崔麗麗，情緒上來的時候她會止不住流淚，她失去了味覺，失眠讓她的頭腦混沌。夜裏，她常常被噩夢驚醒，夢裏光著腳在大雨中奔跑，尋找自己的鞋子，哭聲總是驚醒隔壁房間的丈夫。

出事之後，她就不願意和丈夫在一張床上睡覺，即使他是她最親近最信任的人。

冬日傍晚天黑得早，每到那時候，崔麗麗的恐懼就會加重。偶爾一次走出家門，在人多的地方看到和錢軍身形相似的、禿頂的男人，都會覺得害怕。

除了丈夫和兩個最親近的女性朋友，身邊的人都不知道崔麗麗經曆了什麽。左手骨折時，婆婆來照顧她一個多月，有事情她隻敢在臥室裏和丈夫關起門來偷偷講。

吳東每周五都陪妻子去看心理醫生。他能明顯感受到，去看心理醫生的前後，崔麗麗都是會煩躁、心慌，極度情緒化。崔麗麗說，每到那個時候，她不得不麵對自己出了問題、是個病人的現實。

除了每周去看心理醫生時出門，她幾乎都窩在家中，在網絡上搜索性侵、強奸、工傷認定等等一切與事件有關的詞。吳東形容妻子在“畫地為牢”，把自己困在被強奸的陰影中。

2024年7月9日，經天津市安定醫院專家會診後，崔麗麗被確診創傷後應激障礙。 受訪者供圖

“我隻能盡力去理解。”事情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吳東明白自己無法真正體會妻子的心情。

崔麗麗出事之後，吳東便轉成半工作的狀態，更多時間用來陪伴妻子。他一直以來的包容、理解和支持，成了崔麗麗唯一的外部支撐。他覺得這是男人的擔當，“不能再讓她覺得我對她不好，她已經被不公平地對待了。”

但繃著的弦也有斷的一刻。一周以前，崔麗麗沉浸在自己的事情中情緒再次崩潰時，吳東對她脫口而出“你這人太自私了”，馬上，他意識到不應該這樣說，打了自己一巴掌。

吳東知道，最能幫助妻子的，不是逃避傷痛，而是陪她堅定地去完成這場戰鬥。

2023年10月10日，崔麗麗在丈夫的陪同下再次回到杭州，在酒店門口撥通了報警電話。電話接通，崔麗麗隻剩下哭了，什麽也說不出來，丈夫拿過電話，替她完成了報警。

轉折

在這場性侵案中，崔麗麗一開始便處於不利位置。

沒有直接證據，讓立案變得困難。崔麗麗的狀態也越來越差。吳東形容她整個人陷入到痛苦中，“人已經傻掉了”，以前她在職場上、生活中遇到的事情，都是身外事，可以思路清晰地處理掉，現在自己牽涉其中，她束手無策。

10月27日，崔麗麗接到警方的電話，得知錢軍終於被立案調查。4天後，錢軍被采取強製措施。

11月7日，濱江分局以錢軍涉嫌強奸罪移送濱江區檢察院審查批捕。但錢軍到案後，仍舊是否認的說辭。

濱江區檢察院召開了檢察官聯席會議，決定一方麵引導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另一方麵圍繞已有的在案證據細致審查。

辦理此案的檢察官重看了一遍監控錄像，發現在錢軍進入房間的半個多小時後，房間外出現了一個人，輕手輕腳，他聽了一會兒後，拿出了手機，動作像在錄房間內的聲音。

晚上10點，辦案的檢察官冒著大雨到事發酒店調查，會同公安部門，拿到了隔壁房客錄下的關鍵錄音證據。

崔麗麗記得，這位檢察官在電話裏告訴她：“你放心，我一定會為你主持正義。”

檢察機關審查後認為，錢軍采用暴力、脅迫等手段，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敢反抗，違背被害人的意誌，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應當以強奸罪追究其刑事責任。11月10日，濱江區檢察院傳來了消息，錢軍被批準逮捕。

聽到這個消息，她第一次在事發後提出要去接女兒放學。2024年1月，案件進入檢察院階段，錢軍的供詞反反複複，每份供述不盡相同，這也使得崔麗麗心神不安，恍惚間在小區滑倒，左手摔至粉碎性骨折，也缺席了後麵的庭審。

4月2日，法院對此案作出判決，以強奸罪判處錢軍有期徒刑四年。在民事賠償方麵，崔麗麗拿到了經濟損失3000元，這是她在事發後到醫院精神科就診的花費。

“公司的利益”

拿到判決書後，崔麗麗得知了整個事情和庭審的經過，她原本覺得事情就要告一段落，卻陷入了更大的幻滅中。她發現，這場性侵事件中，自己應對的不僅僅是錢軍，還有公司和背後的資本力量。

據《方圓》雜誌的報道，檢方曾披露，錢軍提交了很多資料，來“證明”崔麗麗是因為工作不稱職擔心被辭退，通過勾引誣陷要挾報複老板，索要高額補償費。以前的同事、領導很多為了公司聲譽，為了公司能順利上市，都選擇站在了她的對立麵。

其中崔麗麗的直屬領導劉萍在錢軍被批捕前後的證詞相反，一開始，她對檢方表示崔麗麗工作表現不錯也很努力，之後卻開始指責她能力不行、工作懈怠，還稱她“一年多沒有開單”。

在接受新京報記者的采訪時，劉萍否認了自己曾表達過認可崔麗麗工作能力的說法，而是隻認可了她的工作態度。

相比劉萍剛聽到她的遭遇時，表達的同情和理解。崔麗麗站到公司“對立麵”後，劉萍又告訴她，“我的職責告訴我要守好公司。”

2023年10月6日，崔麗麗曾用OA（數字化辦公）係統提交請假，理由是“在因公出差過程中遭受重大侵害”。劉萍回複她，為了不擴大影響，需要把請假的原因修改為“調休，處理私事兒”，劉萍沒有同意，之後她便通過微信單獨給劉萍提交請假申請。

劉萍解釋稱，當時的做法是為了把事情控製在最小範圍內，以維護崔麗麗和公司的利益。“我們公司三百多號人，我第一反應是要把公司穩住。”

崔麗麗報警後，她很快就被移出了公司的管理群，隨後OA係統也被停用，10月底，崔麗麗被劉萍移出公司各個微信工作群。

崔麗麗與劉萍（化名）的聊天記錄截圖。 受訪者供圖

錢軍堅持無罪，也有保住公司的決心。近幾年，他的公司一路狂奔，獲得了資本青睞，融資也相當順利，一切都在為上市做準備。因此，他是否會被刑事處罰，至關重要。

錢軍被批捕後，一位資方股東給崔麗麗發來消息：“還是要以公司利益為重，公司倒下，200多人受到影響。沒有業績，股票都是虛的。”

一個半小時後的淩晨，這位股東稱自己大概了解了事情，再次表示，“股東層麵，大都是資本圈的玩家，利益至上，……拭目以待。”

崔麗麗沒有回複對方一個字，她覺得“他們才是利益共同體。”在資本麵前，個人的遭遇被無視，這裏沒有“受害者”，一切不利因素都成為需要清除的障礙。

公司對她的處理結果也最終降臨。錢軍的判決下來半個月後，人力通知她，因未遵守公司請假製度且無故曠工，屬嚴重違反公司製度，她被解除了勞動合同。這是事發之後，人力與她的第一次交涉。

對此，劉萍向新京報記者做了進一步解釋：崔麗麗在2023年12月到2024年3月間，請假申請出現中斷。崔麗麗則稱，這是因為醫院開的病假條證明每次最長半個月，每家醫院最多開兩次。

“再拖著也沒有意義，辭退的方式是對她最有利的，可以多賠她一些錢。”劉萍說。“在整個事情的處理中，我不認為公司有做得不對的地方，性侵案件是兩個人之間的問題，公司從未介入到性侵案件的處理中。”

被強奸的傷害蔓延到崔麗麗人生的各個場域。她不敢接受新公司的邀請，“現在我覺得我就是一個笑話，你想不明白怎麽會到今天這個樣子。”

曾雅見證了崔麗麗這一年來沉入穀底的經曆，“很心疼”，她們都對自己的事業有追求，聊過很多關於事業和未來的規劃，也都是不太能閑得下來的人，現在，沒有了自己的生活和社交圈，對崔麗麗來說，是一種殘酷的事情。

更大的傷害，來自於她在工作上的付出沒有被尊重，她沒有得到真正的道歉，“你的老板就是拿你當一個玩具。”作為一個職場女性，在對一份工作拚命付出，得到的卻是現在的結果，崔麗麗形容，這是對她17年職業生涯的摧毀。

崔麗麗要為強奸以及強奸對她造成心理上的傷害申請工傷認定，走勞動仲裁，繼續給自己討說法。

現在，她要拿回自己的解釋權，講出自己的事。她知道自己的女兒長大了，“一定會理解媽媽，佩服她的媽媽是一個勇敢的人，而不是一個窩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