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給娘家出錢在老家蓋新房，我向丈夫提出了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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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星期日的傍晚，我母親說：“我和你爸想把老家的房子拆了，建個新的。”

“為什麽，我們不是很喜歡那個房子嗎？”我說。

“它是個危樓了，臥室的牆基開裂了，你爸92年花四千塊建的，水泥都沒舍得用足。——你太久沒回去看看了。還記得老家那個悲劇嗎？死了四十多個大學生？”她指的是2022年4·29長沙樓房坍塌事故。她說這話的時候，正在我上海家裏的廚房，背對著我撥動矽膠鏟子，煮一鍋番茄牛腩湯。她不吃西紅柿，也不喜歡花很長時間做一道味道寡淡的湯水，她是個湖南人。這道菜我愛吃。

“這件事也隻有你能做，我們手上沒有錢。”母親說，“同一個中國，差異怎麽這麽大？你賣掉這間廚房，換算下來，夠老家的人建一棟結結實實的房子了。”她的語氣不完全是對自己女兒的欣賞。

老家?胡雲杉

母親說得沒錯，她不可能有積蓄。也許好幾年前有過吧。她在山裏遠離民宅的鞭炮廠編織鞭炮子，在菜園子後麵的樹林裏養殖白孔雀，打麻將贏多輸少，而我那時也成年了，她的收入能存下來。後來，弟弟沒有考上高中，她不相信他不是塊讀書的料，拿出所有積蓄給他買進一個好高中。他覺得考二本沒希望，她又送他去做美術特長生。弟弟雖然生在窮苦人家，但是個情種，他在美術班追女孩子，失戀以後為了斬斷情絲，退學了。母親在電話裏跟我哭訴，說自己摔進了一個大泥坑，所有人站在高處看她的笑話。我回去看望她，順道去省博物館看看，經過一個酒店時，我看見十六歲的弟弟穿著保安製服，在雨中的停車場指揮橫衝直撞的車輛。接下來，他勤勤懇懇，做過咖啡師、劇本殺店員、遊戲陪練、比亞迪電工、麻辣小龍蝦廚師、重慶米粉加盟店、煲仔飯快餐店，職業生涯像沒有軌道可尋的車子，時不時來一個急轉彎。雖然始終難以完成自立的生存訓練，但他活下來了，負債累累。暴力催債的電話打到我的手機，問我是不是認識他，我不想否認這一點，有時也聊上幾句，“他嗎我前夫，你要是找著人了，提醒他給孩子打撫養費。”

母親的脾氣顯然要暴烈得多。有次，我聽見她對著手機喊，“你要殺就殺要剮就剮”，不知是從哪部肥皂劇裏撿來的台詞，卻沒能像主角一樣用得理直氣壯。我父親沒有這種受虐傾向。他用方言衝手機咆哮，“來噻，來找老子噻，老子殺死你們咯。”他不避開我，掛斷電話還恥笑“這些嚇壞了的孬種崽”。緊接著，他會罵那些發明了網絡借貸的“混蛋精英”，聰明用錯了地方，工作的目的就是引誘無知少年走上錯誤的路。那天，我陪他在上海仁濟醫院拍完心髒的片子，夾在下行電梯擁擠的老人中間，他已經有了蹣跚垂喪的老態。心律失常，醫生說，心態要放平和。我還想說，他挺平和的，每天陪我女兒玩遊戲，搭樂高積木，相伴學習簡單的英語單詞和李杜的古詩詞。難道這一麵隻是他裸露的白天嗎？夜晚，臥室的房門關上，方寸的手機打開，他和我母親也許就掉回了深邃的失控的舊日世界。

短短幾年，我母親提出來需要支持，需要在老家買車、購房、裝修、備彩禮，一路追著社會的風向和潮流奔跑——在新舊交替的時期，在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村，商業與農業，大相徑庭又同時並行的路軌上奔跑，她也一度以為自己成績合格地完賽，來到了美妙的終點。但終點又變成新的起點。她的驕傲和快樂持續不了小半年，就陷入失眠、焦慮和壓迫感之中。總有一條意想不到的大路出現在她麵前，路上眾聲喧嘩，難以抵擋。母親是一本生動的辭海，能幫我理解很多晦澀不明的詞匯。當我在大學的必修課上看馬克思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對著“統治階級”的定義感到抽象迷惑時，至少能確定，母親肯定不在其中。當我在文化史課上，看南亞學者呈現《庶民研究》，我覺得沒有陌生感，我從中看見了母親活動的影子。

弟弟轉發過一條微信聊天記錄給我。他告訴母親，和朋友合夥開的這家煲仔飯經不起虧損，關門大吉啦。他發了一張人去樓空的照片給她，又發了一條失業人數的新聞幫她認清形勢。

她的回複對具體的困境避開不談，而是另起一爐，揭露出一種難以撼動的現實。她說：“我告訴你你的身份和位置是地地道道的砌刀匠的兒子不是什麽有地位有財富的人的後代你不要做發財的大夢本本分分做個好人吧”。她不會拚音，手寫體連智能手機也難以辨認，這些字恐怕要眯縫著老花眼筆畫很久。

也許她從中發現了一定麵積的絕望。也許她隻能打出手上唯一的一張牌，這張牌就是我；因為是唯一的，在她看來，也必須是萬能的。

番茄牛腩湯出鍋的時候，母親撒上蔥段，用調羹舀了一勺紅湯，讓我嚐嚐鹹淡。我說不必了。我對她的廚藝表示完全的信任。我問她：“老家你的那些同齡人，你的熟人們，如果沒人能提供支持，該怎麽應付這些事情呢？”

“我告訴你，我們是怎麽應付的。”母親強硬的語氣忽然鬆懈，歎氣說，“你呀，像個外人一樣，你不知道老家正在發生什麽，那裏的人是怎麽弄錢的。”

她講起我一個表姐夫的父親，是個和氣本分的老人。他每天淩晨三點半駕著三輪車出門，清掃鄉鎮柏油公路，收拾定點放置的“美麗鄉村”垃圾桶。老人有兩個兒子，幼子未婚，還有兩個孫子。老人在一個大霧天的早上死於車禍，獲賠六十多萬。但人們認為這是一起顯而易見的有準備的自殺，因為老人提前留好了遺言字條和喪葬事宜的安排。為了撞在那輛寶馬車上，他一定等了不短的時間，因為我們那裏滿街都是比亞迪。母親轉述人們的評價，同樣是賣命，老人這個賣法很聰明，既找到一個好買主，也抬高了自己的斤兩。母親說這話的時候，我好像聽見了歌德詩劇裏魔鬼的笑聲：“就算要出賣靈魂，也得找一個付得起價錢的人。”

幾年前的春節，我返鄉，聽到一個年邁的堂姑一籌莫展地說，她很為大齡未婚的兒子感到憂心。她認為關鍵的解法是買一套小城的房子。她早出晚歸在鞭炮廠插編引線，老伴在另一個鎮的煙花廠上硝藥，兒子承包了村裏閑置的稻田養牛蛙，但三個人的收入支付不起小城房子的首付款，收入不穩定也不敢供房貸。這位堂姑說著的時候，不免發散了想象，說起鞭炮廠和煙花廠因為事故而喪生的人，一次性地拿到了比較高的賠償和保額，臉上浮現出淺淡的微笑，用一種不無羨慕的奇怪的語氣絮叨著。我在母親的講述中交錯著想起她瘦削苦相的臉，心下生出一股悲壯恐怖的色彩。

母親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她看著我說：“你會幫媽媽的，對吧？”

我心想，當然了。但我沒有馬上答應。我說，我要和丈夫商量一下，即便從法律上說，我如果有一塊錢，他也占著五毛的股權。

母親微微一笑：“知道。不過你要盡快決定，開工一晚，冬天水泥會凍住，那樣就麻煩了。”

母親往鍋裏倒入山茶油，開始炒香芹黃牛肉，這是我丈夫愛吃的。他十八九歲騎著摩托車翻山越河第一次來我家，母親炒一大桌子菜招待他，對他的飯量最為滿意。至於頭腦和靈魂，她說，看不出來，這取決於他以後遇到什麽樣的女人。我戀愛談得不夠自在，因為母親為了捍衛傳統，不惜犧牲我的快樂。男孩玩牌晚了，要留宿時，她總是安排他們跟我弟弟睡一張床。她的腦子裏也沒有同性戀的概念。有幾年時間，這個男孩總是假裝先跟我弟弟睡了，等我母親房間的燈熄滅以後，再不動聲色地去他該去的地方。相當麻煩，但他贏得了我母親的信任。弟弟一直默默地站我一邊，可是有次我們吵架了，他在餐桌上把我的事兒全抖擻出來。我夾菜吃飯，沒有辨駁，是因為我覺得這些老規矩早就該見鬼去了。可惜弟弟學習太差，沒有人相信他。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而母親，她對一個孩子如此敗壞另一個孩子聲譽的卑劣行為感到怒不可遏。

有一年我在感情裏缺乏信念，分手了一陣子。母親先是傷心，然後問我，她能不能請人家做她的幹兒子。她給他做了那麽多的飯，舍不得失去他。

母親算是如願。十多年過去了，她換了個廚房，還在給這個人做飯。在她心裏，他早就超越了什麽幹兒子，也比親兒子讓她省心。

然而對我來說，跟丈夫談論老家的事宜，不管是積極的建設，還是消極的退避，都並不輕鬆。因為對於那個他度過了人生起始十六年的地方，他內心感到厭惡和恐懼。如今，他在上海過著一種有序的、不乏創造性和成就感的生活，雖然勞心費力，但也你情我願；然而，隻要春節一回老家，在混亂、失能、空蕩蕩的環境中待上幾天，他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一個消沉不安的人，一個容易暴躁的難相處的人，或者是，一隻回來複仇卻找不到具體敵手的小刺蝟。他也的確使用過“複仇”這個讓我摸不著頭腦的詞。我丈夫一直對幼年時期諱莫如深，一次劇烈的爭吵以後，為了繼續實現一點良善的理解，他向我透露了些許痛苦的記憶。我驚訝地發現，我們雖然都出生在1990年，但他經曆了我爺爺小時候那種沒有保障和庇護的危機四伏的生活。

好些年，我父親以每年主持修建兩三座樓房的勞動節奏早出晚歸，把每一次結款交給我母親持家，同一時間，他的父親對勞動和養育三個孩子沒有表現出興趣，而是以茶葉商販的身份在外地遊蕩，像一個始終突破不了瓶頸期的旅行作家，等到終於回家時，卻隻能在口頭上展示他的收獲。這家人在物質上缺衣少食，心靈上受盡屈辱，社交生活除了鄙視、謾罵和肢體衝突，幾乎沒有別的內容。世事難料。我父親因為腦部腫瘤和幾次手術，淪為赤貧，差點死掉，對我的期待也變成了“健健康康地活著”。他父親身強體健地回來了，沉迷地下六合彩，沒有避免被莊家收割的普遍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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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女性，我很難理解父子關係。但在我看來，丈夫有一個艱難而孤獨的早年，和他有一個失能又強勢的父親，關係很大。

一件小事：我返鄉辦婚禮的時候，懷孕六個多月了。丈夫的父親想以他的方式表達對我的重視，或者是，對他孫輩的重視，我吃不準。他一定要帶我去另一個偏遠的村子，拜一個據說很靈的神婆“何仙姑”。我身體很好，上海的孕檢趟趟順利，沒有流產的先兆，但現代醫學說服不了他。僵持了一兩天，我感覺這位父親的不高興已經造成了一種脅迫的氣氛。丈夫勸我接受他的好意。

看起來很荒謬的一幕：父親的弟弟掌握方向盤，不會開車的父親坐在副駕駛指揮，我和丈夫坐在後排——這兩個剛在上海讀完碩士的年輕人就這麽被兩個文盲和一輛破車率領著，在一條路況爛透了的山體邊緣一路狂飆。貼著車窗，垂直往下看，是一條流速很快的泥沙俱下的河流。前一天有輛摩托車掉下去了，這天，幾個村民拿著魚叉鋤頭在戳來戳去地撈屍。

這天，我在神婆的祠堂，在盛夏的燠熱和煙熏火燎的空氣中無法克製孕吐。神婆用毛筆在黃紙上畫符，墨汁散發出變質的氣味，她虔誠專注的舉止不受幹擾。她把黃紙卷成能包裹秘密的細條狀，以防外人窺見她與神鬼之間的“交流”。卷紙在紅燭跳躍的火苗上一節一節地燃燒，灰燼掉落在一隻藍色的瓷碗裏。丈夫的父親數點鈔票，買下那些灰燼。他們教育我：“像泡茶一樣，開水一衝，喝下去。”

“這是不可能的了。”我笑起來，“我是過來看看的。”眼下也沒有到福樓拜為了寫作服砒霜的女主人公而吞吃一把砒霜的程度。

不過，很多普通人對待生活的認真勁頭，其實比藝術家對待創作更加嚴肅和強烈。我想起一個少年時期的朋友，職業是理工大學的老師，先天性的宮頸機能不全引發接二連三的流產，幾乎擊潰了她的精神。她接受手術和西藥，同時，每個星期在喝一杯遞到我麵前的同款“灰燼”。一定有人麵帶微笑地看著她咽下去。一旦她咽不下去，麻煩就來了。

我不可能撤掉已經形成的隔閡和界限，融入也消融於此。一如他們也無法進入我的空間，一如我寫下的和我閱讀的那些書和雜誌，在這裏一不留神就失去了原本的功能，變成餐桌上隔熱的杯墊、碗墊、擦拭湯汁的抹布（“不好用”），灶台邊燒開水時引火的燃料（“好用”）。我不免想起出版社和雜誌社的編輯朋友們，他們在有限的特定階層熱鬧慣了，生存也幸運地受到工作意義感的保護。

一個訣竅是，隻要你能克製啟蒙和改良的衝動，像撒手人寰一樣做到真正的撒手不管，既沒有不同意見，也沒有建設性想法，你就會收獲人們的欣賞。他們把你當“自己人”，送你一桶新釀的血糯米酒，一籃子大雨初歇從林子裏采摘回來的鬆樹菇，一碗清洗過了的酸甜可口的野樹莓，或者別的幫你休息得更好的東西。我丈夫早就聰明地掌握個中訣竅了。他勸我活得更加高效，“少回頭，往前看，人生三萬天，要把生命投入到擁有可能性的地方。”

晚飯後，我和丈夫出門散步。計劃是先沿張家浜河走走，然後他回家，帶孩子去遊泳，我去市圖書館聽一場新書的分享：關於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後半生，51歲從作家轉身做導演，拍攝19部電影，收錄了她的片場手記的《迷途》最近出版了中譯本。

也許因為我在母親的身邊生活，每當我去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和書店閑逛，總有一種偷來的甜蜜不安的感受。母親會怎麽說呢？——“別總是被一些沒有卵用的東西吸引！”“別在死人身上浪費時間！”或者，“去關心你認識的那些活生生的人吧（她指的是老家的人），瞧瞧她們在過什麽日子！”

我們站在鏡天湖的橋上看晚霞。雲彩隨著光線發生細微的變化。兩隻黑天鵝領著一群剛出生的灰萌萌的小天鵝遊過來，看起來生氣十足，然而過不了多久，這些可愛的小家夥會被剪去飛羽，遺忘高空飛翔的基因，每天在這裏接受投喂和繞圈子的命運了。

丈夫指著遠處說：“看，好美啊！”

我說起母親想在老家建房子的事。

丈夫普通話切換方言，說：“有個關隘，我爸曉得了會怎麽講？他們講話很難聽的——蠢包崽子！”

“曉得”是必然的。兩家離得很近，頭天晚上他母親的雞窩遭了賊，第二天上午，我母親就知道被偷了幾隻雞。他父親的意思我明白。丈夫娶進來我這個妻子，而非他嫁給我做了上門女婿，所以丈母娘家是別人家。過年那天，我在他家吃了午飯，想回家跟父母一起吃晚飯，他的父親不高興。“你已經是這邊的人了，不是那邊的人了。”以及，“外婆的外，是外人的外。”我母親不喜歡做“外”人，孩子從出生起就是她一手照料，她想讓孩子叫“奶奶”。然而這又表現得像在搶奪本不屬於她的權利，於是折中取舍，她讓孩子丟棄“外”字，叫“婆婆”，叫“公公”。別人打趣孩子，“你才三歲就有公公婆婆啦？定娃娃親啦？”如果像在英語中一樣，“祖母”統一為grandma，不分親疏，沒有邊界，的確更利於生活，也利於我解決目前的問題。

另一個原則是，如果結了婚，你的讓渡和擁有就變成了雙倍，或者減半，也就是“一碗水端平”。丈夫的父母不需要建房子，我說：“要不，給他們換算成一份養老金？”

丈夫覺得這主意糟透了。他認為家裏的老人沒有掌財的能力。他講起鄉鄰喬叟喬嫂的災禍。他們的兒子在香港從事保險行業，惦記著老人，據說寄了不少錢回來。為了讓大家知道自家孩子不啃老，自己不像很多老人老無所依，喝醉的時候，清醒的時候，他們拿儲蓄情況到處說。有天晚上，一夥吸毒的年輕人搶劫了這對老人，“得了六百塊錢，差點把他們殺了。”

我們在合歡路和錦繡路交叉的路口即將分開時，丈夫讓我站在他的位置上，替他想一想。

等到淩晨臨睡前，我終於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我對丈夫說：“最好的辦法就是，我們先離婚。這樣你爸問起來，你就說那是她家的事，與你和他都無關了。等我做完這件事——如果我們想複婚，再複婚。”

我丈夫目瞪口呆，然後笑了：“你像咱們的孩子一樣，講話沒有分寸感。”

我思路打開，如同老朋友真心為他著想，建議說：“你要是二婚，千萬別再找我這樣的啦，來路太複雜。你找個婚戀市場上最受歡迎的江浙滬獨生女吧。”

“爸賭媽病弟讀書，對吧？”丈夫笑著說。他在網上衝浪，一些話像是從漂流瓶裏撿來的，雖然有點尷尬，有時也讓人產生聯想。

我不置可否，說恐怕更糟，我弟不愛讀書。

既然話說開去，我呼吸到一種比較空曠的自由，一種不占據的鬆快。我跟丈夫講到備選方案，推薦他一個身世比礦泉水還清澈爽利的上海朋友，作為我們離婚後他的出路。這位上海朋友表達過對我丈夫的欣賞，用詞沒有分寸，“夢寐以求”，她說。我隻能說，隔床如隔山，我看她的丈夫也蠻可愛的。

我不是那種把離婚掛在嘴邊實際上內心害怕破碎的人。透過離婚這個鎖進儲藏室的鮮少現身的詞，他也許看見了我的決心，一種不聰明、不好看、不可撼動的保護母親的決心。這決心像一把利刃，穿透一切，也包括我對他的愛情。

第二天一早，我正在給丈夫挑選襯衫，他走過來，掰過我的肩膀說：“我爸那邊我去處理。你如果能解決歸屬權的問題，把房子和宅基地歸於你，而不是你弟，那我支持你。”

“這怎麽可能呢？”我差點跳起來，隻有方言能表達我的激動，“改別人的天，換別人的地，何必？我就不能什麽也不幹，什麽也不要嗎？”

丈夫眯著眼睛笑了。他用沒什麽音調起伏的普通話說：“試試看，你也要學會關照自己。你媽媽首先不會同意的。”

從一封寫給六歲女兒的家信（不久前被扔進了電腦垃圾桶），我找回了以下段落的碎片：

你在20年代的上海，生活充滿了安全、確定和豐富；和你同齡的那個我，在90年代的山林裏，生活是另一個樣子。少女媽媽是存在的，她很可能就出現在鄰居家。有些女人才三十多歲，就做了祖母。我的媽媽非常嚴肅地看少年犯罪類型的電視劇，提防我墜入深淵，恐嚇我好好讀書。（“如果讀書不好，你的人生就完蛋了，什麽好事都輪不上你！”）雖然她在一個連圖書室、興趣班也沒有的地方帶小孩，但她絕對稱得上一個重視教育的野心勃勃的母親。她守在做衛生紙的紙廠大門口，等待運廢品的大卡車遠道回來。她跳上來不及卸貨的車廂，撿回魯迅的書和黃岡的奧數題。很多東西對一個小學生來說，超綱了，我看不懂。媽媽像西方的牧師抱著《聖經》，總是虔誠地抱著《新華字典》。她指指《傷逝》，指指《狂人日記》，又返回去指指《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非常焦慮，“你認得這些字嗎？你認得，那怎麽還說看不懂呢？”

上小學後，學校會頒發一種“三好學生”的獎狀，雖然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三好，但我得很多的這個獎。媽媽反應冷淡，拒絕幫我粘牆上，“我不用給你買草稿紙了”，她戳著獎狀的背麵這麽說。她還說，含糊不清的評價是摻了水分的表麵花頭，隻有明確印著第幾名的獎狀才能說明實力和努力程度。我心思不在學習，期期收成慘淡。然而，媽媽的願力是那麽強烈，我甚至覺得她有點歇斯底裏了。有次，我空手回來，媽媽憤怒地衝到餐廳，手臂一揮，動作極快地揭下牆上褪色的“優秀幼兒”獎狀，三五下撕個粉碎，拋灑在我的頭上。我嚇壞了，僵在那裏看著這個美麗瘋狂的女人扭曲的眉眼，一動不敢動。

媽媽大聲說：“你很快是初中生了！難不成要一輩子做優秀幼兒嗎？”

我心裏除了愛戀，又一次對她產生了深深的同情。每個孩子出生時都渴望一個強大的母親，我的同情心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在觀看媽媽的生活時滋長起來的。她婚後有幾年時間，我爸爸在廣東打工，修建自來水廠的職工宿舍，每逢端午中秋和生日，媽媽就站在樓頂看著月亮哭泣。她對寂寞沒有心理準備，也不是那種快活瀟灑的性格，而我那時還太小，不懂得勸她暫時忘了我爸爸，出去找找樂子。她不知道，媽媽的快樂會點亮孩子的生活。媽媽心情不太好，物質條件也不優渥，我趨利避害，住到一牆之隔的爺爺奶奶家去了。爺爺曾經在一家國企做中層幹部，退休金豐厚，飯菜美味，電視機也是寬屏和彩色的。兩位老人有條件過活潑悅己的生活，也非常寵愛我，我經常被他們飯桌上打情罵俏的言語神態逗得捧腹大笑。我經常往碗裏夾很多的肉類，紅燒肉啦，雞腿啦，魚肚啦，豬蹄啦，說出門看看我的大狗，看看我的小夥伴，然後端著碗一路小跑著，像外賣員把這些食物投遞到媽媽的碗裏。爺爺奶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從來不說什麽。但他們也不怎麽主動邀請我的媽媽。有幾回，他們要設宴招待遠道而來的前同事前領導，隻會對爸爸和我說，“過去一起吃飯，殺了一隻羊”。媽媽就在旁邊，她一個人做飯也很麻煩，但她完全被忽視了。

有一次，媽媽在廚房切芹菜，爺爺讓她去做一件活兒，大概是搬動稻穀風車之類的。媽媽說，等切完手上這把芹菜。爺爺說，馬上就去。媽媽沒有放下刀，繼續切菜。她的不服從激怒了他。他揚起巴掌，麵露凶光，不知是嚇唬她，還是真的準備給出一耳光。她菜刀提過頭頂，瞪視著他，極果決地說：“你敢碰我試試！我賭你今天被抬出去你信不信！”

媽媽很可怕，又很可憐。慢慢地，我覺得自己如果不去外麵的世界為她爭得一點尊嚴，簡直是在謀害她的人生了。

在我自己做了媽媽，和女兒在地毯上動物似的打滾和大笑，聽她用普通話撒嬌叫“媽咪媽咪”，我會驀然心起疑慮，不知在廚房忙碌的另一個女人，我用硬紮紮的方言叫“嗯媽”的那個女人，做我的媽媽，有沒有過這樣徹底放鬆的片刻。我不記得我們之間有過擁抱和親吻。記憶中最親密的身體接觸是，她給我洗澡，拇指肚用力地擦洗我的膝蓋彎，我說，疼，輕一點。有那麽一次，我大概是皮膚感到饑渴，或者是從電視的二手生活中接受了再教育，開玩笑地提出擁抱的請求。媽媽愣了一下，不同意，她說：“真搞笑，那是外國電影裏才有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不興這些。”她搓洗衣服時經常哼唱一首歡快的小曲，“媽媽的吻，甜蜜的吻”，我陰陽怪氣地問過她，“你怎麽知道那是甜蜜的吻？”——我的女兒，你已經見不到我所說的那個她了。她做了外婆以後，從你出生的第一天起，每天吻你好多好多，從你的腳丫子到腦門上的小頭發，“親親，親親”，直到你嚴肅地向她提出“限量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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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初中以後，左鄰右舍的每一戶人家的女孩，阿鈴，大雁，小美，姣姣，芳芳，阿誌，小青，表姐們，堂姐們，和我同齡的，大一點的，慢慢地都離開學校了。有的年齡太小，就近在麻將館沏茶，有的滿十六不到十八，能去不遠不近的縣城餐館做服務員，炒蛋炒飯，還有的去了再遠些的長沙，在賓館拆洗床單，膽子大的，去了廣東的深圳、中山、東莞、佛山，做什麽不知道。我一個表姐，在長沙的賓館打工，沾上了一些事，被老板娘下毒殺害了，時年十九歲。

等到我快初中畢業時，媽媽熟識的朋友都在勸她，讓我加入打工妹的隊伍。從農婦到女工，聽著也是實現階層躍遷了。一次，一個嬸嬸在我家玩，大意是說：“別讓她讀書了，高中成績也不見得好，考大學那種事，沒有準數的。如果沒考上，不是浪費三年學費嗎？最後不是還得去打工嗎？早打工早掙錢，不是很好嗎？”

我在一邊聽著，覺得她講得好有道理。媽媽掙不到錢，如果我掙到錢交給媽媽，她一定會笑的。

媽媽倚著門框站在那裏，喝著茶水。她用力嚼茶葉的樣子好像一次一次地咬牙關。別人不理解她，她總是用一些本地娛樂新聞，誰的狗被偷了，誰又偷人了，盡快轉移那些勸我放棄學業的討論。媽媽堅定地抱著一定要讓孩子讀大學的理想；所以後來，弟弟從她攢錢買進的高中退學，可真是傷透了她的心。她不排斥給他買個三本讀讀的，——考不上二本，買不起二本，但事實證明，隻要你眼光好，三本自身也可能升上二本。而她自己，隻學完拚音就輟學了，通往大學的路怎麽走，她哪裏知道？多年以後，我自己做了媽媽，與上海的媽媽們聊天，兩個高頻詞匯“雞娃”和“焦慮”，是頗能形容我媽媽當時的處境。不過相比上海媽媽，我的媽媽顯然更加茫然，也非常孤獨。

一天晚飯後，我和母親出門走走，去長柳路買第二天早上要吃的吐司。她已經接納了吃蔓越莓吐司，但不喝牛奶，酸奶，覺得榨橙汁既浪費果肉，操作也麻煩。

偶爾她會用筷子敲敲飯碗的邊緣，問我：“你現在早餐為什麽不吃豬油蛋炒飯了？明明很香！”

還有：“你為什麽不愛吃煙熏肉、水醃魚、外婆菜、皮蛋、醃辣醬了？這些食物把你養大，你為什麽要拋棄它們？你會拋棄我嗎？”

或者幹脆是：“你和我們坐不到一張飯桌上了！你一點都不像我的孩子！”

我對弟弟複述過母親的話，弟弟讓我寬心，因為母親也說他不像她的孩子。但我覺得同一句話，不是同一個意思。弟弟說，不計較，就算我們是她從垃圾站撿的，也不用去找“更相像”的父母，因為我們已經成年了。唯一的母親像一座房子已然竣工，完成了她自己的屬性。

從麵包店結賬出來，母親接到弟弟的電話，她打斷他說，正忙著，晚點說。她不擅長說謊，我幾乎在她關掉手機目光探視我的那一刻明白過來，她顧慮我在場。這陣子，母親的電話分外的多。她在自己的房間打很長時間的電話，跟很多人聊天，房門緊閉。

過了一會兒，她主動提起房屋宅基地歸屬權的問題。

她拿我丈夫的父親做類比。之前，丈夫的姐姐居無定所，想在娘家的宅基地蓋幾間小平房。那地方很大，容納了菜地、果園和茶園，容納她一家三口本是綽綽有餘。但是她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公公，毫無商量餘地地拒絕了她，讓她自謀生路。他認為一個結了婚的女兒已經不屬於這個家庭，像一株被連根拔起的植物，不應該繼續長在原來的地方。這個家庭的一切，好的壞的，都是要留給兒子或由兒子承擔的。那時，當我這個輪不上開口的兒媳婦反問他們，為什麽不分給她，她的情感記憶都在這裏……我接受了丈夫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群起攻之，“不懂事，天真”。可以說，我的母親和丈夫的父親是同道中人，同一套倫理秩序的捍衛者，為了一些糟糕強大的理性而抑製了自然美麗的情感。在此之前，他們在聚會上坐下來聊天，能像知音一般親近地聊上很久。接下來，他們為了捍衛各自的兒子反目成仇，也不是沒有可能。

我也在研究母親求索的問題。我從網上了解到《民法典》的規定，結婚的女兒同樣有宅基地使用權的繼承權，但戶口遷出本地的，就不一定了。在老家，人們默認女兒沒有土地的繼承權，女兒們自己也不爭搶、不多說，是因為那裏隻是按既定觀念和風俗行事嗎？

我對丈夫舊話重提，還是走離婚程式最簡單。咱們應該像上海那些迫於政策，通過離婚、假結婚置房產的夫妻和單身人士學習，“用最直接的方式，把事情撂完”。我說，二選一不難選：此刻我們離民政局隻有十五分鍾車程，而離男權製的建立已經有幾千年……還記得咱們老鄉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咋說的嗎？“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及丈夫的男權。”一百年過去了，世界改變了多少？我們有信心推得翻嗎？假使推得翻，假使打得下我的江山，我也不一定想把時間花在這上麵。

然而，丈夫一聽我說離婚計劃，就像在南京東路小劇場聽與己無關的脫口秀似的，樂不可支地笑起來。

有一天，母親的妹妹，與我關係較近的一位姨媽發微信說，母親認為我“無能”，“不會撈一把人（幫忙）”。在姐妹倆拖遝親密的聊天記錄中，我看見母親說，“離開老家的小孩都是叛徒越跑越遠”。

還有：“幹脆不回來掉頭回來呢要打卻（劫）我們。”

加上：“我盡了全力讓她出息讓她好過。不曉得接下來她要做出什麽。”

後來，我才東拚西湊地知道，讓母親感到受了背叛的，除了沒有及時說話的我，還有我的丈夫——在她看來他個性不夠徹底和慷慨，行事有掠奪的傾向。她以血緣親疏論遠近，這倒是容易想通的。當初，她在我的婚禮上含著淚水，不是那種幸福激動的淚水，更像是一個被洗劫一空的人空茫失落的眼淚。也許她的內心早就從一個外來的男人身上看見了掠奪的性質，我站在中間，越是投入，越是往他靠，她失去得越是徹底。共同生活的力量是強大的，她今日的境遇，自己也要想通的。

然而，思路還是在這裏卡住了：她的兒子和丈夫沒有選擇跟她“站在一邊”。

一天，我向弟弟求證，他的臉沒有出現在視頻電話的框子裏。他的手臂晃動著，往牆上安裝一台不鏽鋼抽油煙機。他找到了一個絕望感不相上下的投資人，相約折騰下一家煲仔飯店。等我說完的時候，弟弟會把嘴巴湊進框子裏，答上一段。我覺得交流很隔膜，因為我隻看得到他的嘴巴。弟弟沒有經曆過認識自己、周遊世界的階段，但不可思議地在這兩個方麵收獲了確定感。他發兩個表情包，“我是垃圾”，要麽，“世界是垃圾場”。

作為老大，我沒有體會過老二對老大的特別的情感，想象中可能接近這麽一種意味：在他出生之時，把她當作已然存在的生活的組成部分，來熱愛、擁抱和期待。

一段記憶：從中學畢業的那個暑假開始，有幾年時間，約會變成了我生活中頂頂開心的事。隻是在一個熟人社會，不讓人開心的耳目無處不在。我小心看護著自己的樂趣，不允許男孩的摩托車出現在家門口，也總是等到人們午睡的時間才出門。我趕不上家裏的晚飯，慢慢的也找不出新的解釋。一次，天下大雨，我衝進家門，母親抓住我的胳膊，像拎小雞一樣把我往雨裏扔，“出去鬼混，出去！”她厭煩地說。弟弟倚在門口，正在給我剝一顆煨熟的雞蛋。這天以後，七歲的弟弟總是在晚飯以後出門。他脖子上掛一隻手電筒，走到國道入口的那家雜貨鋪等我，有時帶一把傘，有時帶一瓶水。

我到大城市頭幾年，被生活逼到一隻角落裏，沒有防護地走在大街上，覺得樹露出死相，那些高樓傾斜著倒向我。弟弟那時候在夜宵店打工，每天坐在矮凳上，麵朝一大腳盆的小龍蝦，手持牙刷刷洗小龍蝦的腹部。我們打完一個電話後，他調休跟著中介去看長沙的二手房。他聯合未成年的女朋友，決心一起好好打工給我買房的想法，讓我感到震驚。

“刷一輩子的小龍蝦也給你買不起一間房子”，弟弟在視頻裏給我看堆成小山的龍蝦，“小龍蝦還有殼，姐姐你下輩子投胎做龍蝦。”

新店的網絡還沒裝，流量讓通話變得不流暢。我說：“你為什麽不要宅基地？”

“我不需要這個。”他說。十足確信的腔調一直不變，讓我想起他買進高中後搭火車來找我補習的那個暑假，他走進複旦光華樓二樓的教室，在最後一排坐下來，像是對冷颼颼的空調過敏，他馬上要走。他也是這樣毫不含糊，說，“我不屬於這裏。”

隻見手機屏幕上，他的嘴巴動一會兒，卡一會兒，又糊一會兒。傳來的聲音倒是清晰的：“爸媽在乎的我不在乎。你開心嗎？你開心就好。你要是開心，那套商品房你也拿去。”

我說：“沒什麽開不開心的，隻是做一件事與另一件事的區別。”

弟弟說：“好了，我也是為了自保。我不想被綁架，不想聽他們說，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我。”

聲音消失了。弟弟的嘴巴糊了，凝固在屏幕上，像一片小小的赤潮。我掛斷電話。過了一會兒，弟弟發來文字說：姐姐，你知道網上流行的說法嗎？房貸、車貸、傳宗接代。我要是接受了這房子，很快會被催婚催生的，很慘的。如果我沒地方辦婚禮，婚禮就會延遲，所以姐姐，我覺得你不要現在答應建房子。不要啟動一件事情，然後引發下一件事情。

弟弟轉發過來母親和他的聊天記錄。母親對比分析我們姐弟的處境，感慨一番“同胞不同命”，預測了弟弟牛馬一般勞碌黯淡的前途，最後沒有忘記質問他：“你說說，你不要宅基地，是不是豬腦子？”

讀到這一行時，連我也幾乎相信，如果不是母親拚命護著這小子，他的確難逃豬一般被宰殺的命運。

但弟弟自己不會這麽想。他像個哲學家，懷著一些樸素又根本的看法，比如，“我來到世上時，什麽也沒有。等我離開世界時，又是什麽也沒有。那中間這個過程，我少拿了一點，多虧了一點，又有什麽要緊呢？

等母親想聯合我父親的力量，給她的個人意誌做加持，她發現自己的丈夫早就不是那個愛情至上的忠誠男人了。他正在邁入老年，性別特征越來越弱化，心理景觀也隨之更替，變成了一個“後代至上”的男人。他在沙發上搖著蒲扇，追憶往昔，同一生命階段發生的大事，戀愛的體驗，婚禮的籌備，學藝出師，家人過世，他都不愛講了。他愛講的，就是他在計劃生育的特殊時期，如何通過賄賂留住了我的性命。

我母親去領結婚證時，被查出有了一個多月的身孕。章子戳下去之前，她必須拿到流產證明。不然，這對年輕人不允許結合，孩子出生後沒有戶口，不能上學。我作為一個胎兒，投生得實在不是時候。如果提前知道自己很可能會在群體的仇怨和歧視中出生，一定主動地臍帶繞頸，自我了斷了。那天，一些未婚先孕的年輕夫婦別無選擇，當下就去了隔壁房間流產。我母親在恐怖的尖叫聲中嚇得失落了魂魄。我父親堅持說，他會想辦法的，一個好好的孩子不能變成一場血黴。他們沒有領證就回家了。婚禮照常準備，婚期逼近，我在黑暗的軟殼中生長。

一天，我的母親被車子拉到了衛生院。我父親騎著摩托車隨後趕到的時候，她排在長廊裏一列等待流產的女人中間，麻木地緩慢行進著。她在令人膽寒的尖叫聲中崩潰了，“殺豬一樣”，她後來跟我說，“每個女的被推出來時，下半身都是血，臉是死白的。”我父親把她從人群中拽出來，拉到隊伍的最後麵，好像這樣做能延長我的壽命。母親的身體像泥沙總是往地下沉，她說，“沒有麻藥”，“沒有辦法”，“沒有用”。也就是這個時候，一位老村支書正費力地撥開孕婦們，穿過長廊，迎麵走來。不久前，我父親幫他建了一棟漂亮的房子。他過去打招呼，問村支書要去哪間科室，然後轉身跑去供銷社買了一條軟殼白沙香煙。村支書說：“放心吧，沒問題。”

如今講起來，我父親說：“我女兒排著隊來陽世的路上，前麵真是鋪滿了白骨啊。我女兒命硬的，要珍惜，要把那些同齡人的命，通通活在自己身上。”

還有碰杯：“我倆跟一般父女還不同，有過命的交情。”

我長到三十多歲，想不起他衝我講過一句過火的話。等到我女兒出生，他在日常的照顧陪伴中，一粥一飯，一言一語，發乎自然，表現出極盡耐心的慧性。他對後代的維護，一定加重了我母親的寂寞。好些時候，我母親問他要不要一起去楊浦大橋下麵跟大家跳舞，他說，那些陌生人跟他沒有關係，孩子喜歡跟他待著，孩子需要他。他們一起搭樂高積木，各種造型的城堡，各種顏色的房子。

我明確告訴父母，如果他們想拆舊建新，我會支持他們。從1992年建自家的第一個房子，到2018年離開湖南幫我照料孩子，漫長的時間裏除去生病和康複，我父親一共主持修建了五十三座民居房，一所學校，兩所工廠和一座水壩。他對一輩子謀生的行業保持著充沛的興味，因為心髒早搏，他這些年不方便再從事建築行業，那麽，這有可能是他們一起修建的最後一座房子，有可能成為他一生誌業的最高點，有定檔意味的最後寄托。

我對父母說：“把它當作你們最好的作品來做吧。”

第二天，父親把畫好的設計圖紙給我看，謀篇布局，清清楚楚。他說，當初我結婚時沒能送我禮物，這個房子就是我的禮物。我說，媽媽準備了很多她做的禮物，被子啦——棉花也是她一手種一手摘的，刺繡枕套啦，刺繡屏風啦，刺繡掛畫啦，等到我嫁女兒，我肯定沒有她那種耐心。父親點點頭，繼續說，他會把房子建得很結實，以後我可以留給我的女兒。

至於歸屬權，母親後來告訴我，父親是如何說服她的。他說來說去強調一個觀點：“你隻要把長女當長子看待，眼前的一切就明了起來了。”

我沒有追問母親是否真的誠服心悅。我心裏又泛起那種對她的幾乎與歲月等長的堅韌的同情心。她給三個男人做了那麽多的飯，也沒有爭得一個盟友。每個人的意誌像房子裏的一堵牆，平行或交匯，都不是為了另一堵牆。有一些時刻，為了讓她顯得不那麽孤獨，我很想舍棄那些進步的，現代的，應該樹立起來的新旗子，往她身邊靠，站在她一起。

與我有關的每一個問題，最終還是回到了我自己。我要接受房子和宅基地嗎？放棄與接受，各自的意義是什麽？我所看重的，是哪一種意義？

我手機裏有一條視頻，是兩年前的夏天拍的。爺爺過世，我回老家奔喪。我把冷凍的爺爺推進殯儀館的焚化間後，挑選了一個大理石骨灰盒，站在窗口排隊。過了一會兒，工作人員把敞開的骨灰盒推到我麵前，往盒子邊緣塗抹一層膠水。他說，還很燙，等等蓋蓋子。我說好的。我盯著工作人員頭頂低懸的吊扇，盯著盒子裏保留著輕微的脛骨形狀的灰燼，覺得一生好強的爺爺失勢到了極點。他在盒子裏動彈不得，軀體抵抗不了清風的一點點挑釁。我摘下防曬帽，伸進窗口護爺爺周全，一邊讓工作人員快把吊扇關了，不然我爺爺會滿天跑，跑進每個人的鼻孔裏。葬禮完畢，賓客盡散，已是傍晚。我脫下喪服，換上泳衣，一個人去了小湖泊，在那裏悶頭悶腦地遊泳，眼淚都流進靜謐溫熱的湖水裏。後來，岸邊聚集越來越多的孩子和抱孩子的女人，這些女人或者她們的丈夫是我兒時的夥伴。我從水裏上來，摘下泳鏡，孩子們都笑起來。

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問：“你遊得好快！那是什麽遊法？”

我說，是自由泳。這確實跟這裏大家遊的狗刨和仰泳不一樣。我小時候，女孩子不允許下水遊泳，我們總是站在岸上看男孩們玩。他們用水槍打濕我們的裙子，我們不好回擊，也不敢往水裏扔石頭。現在，這裏依然是男孩們的夏日樂園。父親依然隻帶兒子下水。如此度過幼年的大多數女孩子，終其一生也沒有學會遊泳。

我問他們是不是還想看看別的泳姿，蛙泳？蝶泳？踩水？孩子們興奮地跳起來。在他們的尖叫聲中，一位怪阿姨開始奮力表演。其中一位年輕的母親，我那位接受了宮頸機能手術並養育了兩個孩子的朋友，拍下了我手機裏的那段視頻。

這個夏天，我在老家住了五天。逢人過世，林子裏的噪鵲晝夜不歇地發出傷情的長鳴，我耳朵受不了，一定要早走。整理行李的時候，堂哥家的三個女孩子圍著我，想要一些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在我聽來熟悉而古老，卻仍舊沒有讓一代新人得到滿意的回答。“女孩進入初中後，學不好數學了嗎？”年齡最大的侄女問。我說當然不是，點開手機相冊，翻出一位數學家朋友的照片，春天我們一起帶孩子去了北海道滑雪。我問大侄女，“你想跟她打個視頻聊聊嗎？”

一天前，侄女的母親，比我大兩歲的嫂嫂說，她想要我母親陪同，去見某個“送子”神婆，求一個兒子。我問，為什麽一定要有兒子呢。嫂嫂顯然浸身其中，接受了上一代的思慮，說你不懂，這裏和上海不一樣，家庭需要一個兒子來保有土地，也就是宅基地、稻田、菜地、果園、茶山和林地。如果隻有女兒，女兒一結婚，甚至遠嫁……最後你的土地就會被收回（使用的權利）。

如果我接受房子和宅基地的歸屬權，也許就意味著，一個新的敘事譜係出現了。由此它會引發什麽新的啟示和反應？——“還有這種遊法，好哇塞！”留在我耳朵裏的神氣十足的聲音。

然而母親呢，我對她的保護程度，最好隻是保護七八成嗎？對於她的承受力，我應該更有信心嗎？她想要調和的矛盾到底是什麽呢？她刷抖音的時候，在茫茫網絡中遇見過表達自己困惑的講述嗎？——類似《聖經》講：“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她收獲了洞明的解釋來撫平內心的憂懼嗎？

也許未來是一副可以調整的棋盤。一個決定會推倒另一個決定，滾滾樹冠之上，一朵白雲覆蓋另一朵白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