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對於咱80、90後來說，都並不陌生。
自打這80年代末從日本進入中國後，KTV曾以非常驚人的速度火遍大江南北，巔峰時期，全國KTV數量曾高達12萬家。
當然了，那會兒還叫卡拉OK，從最繁華的北上廣商業中心，到最偏遠的三線小鎮，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走進其中的任何一家，我們都能聽到國語、粵語、閩南歌曲的各種撕心裂肺。
在娛樂市場相對匱乏的年代，能約三兩好友去卡拉OK大廳秀倆嗓子，就是當時年輕人最為流行的活動之一。
可曾經吸引了兩三代人的KTV，如今卻似乎再也不能勾起年輕人的興趣，除了大爺大媽，我們已經很難在KTV裏看到其他人的身影，不過幾年時間，KTV就仿佛變成了落後了幾百年的過時產品。
KTV到底是怎麽從潮流先驅，變成了脫離時代太遠的過氣產品？
1971年，日本人井上大佑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卡拉OK，最開始擺在小酒館裏，通過投幣的方式來供顧客使用，還不能算是一種獨立的經營模式。
到80年代初，因為VCD音影存儲技術走向成熟，卡拉OK變得更容易操作，存儲容量更大，並且有了歌詞字幕效果，於是就出現了專門提供卡拉OK服務的娛樂場所。
那時候的卡拉OK跟現在可不同，整個店裏所有人都在一個大廳，中間是個大舞池，大夥兒在一塊跳得了交際舞蹦得了迪。舞池周圍擺滿沙發和桌子，然後每桌放一本厚厚的點歌簿，客人按上麵的編碼點歌。點的歌也是唱給全場人聽，那跟現在的小包間比，唱首歌還是需要點勇氣的。
有的甚至還配了主持人，或是有節目表演，總之互動性極強。
在搖滾火熱的年代，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能力組建樂隊，所以到KTV開一開腔也算是過一把當歌手的癮，發泄一番年輕人過剩的精力。
從主攻招待客戶的南派KTV，到專抓大眾娛樂的北派KTV，北京廣州兩個中心開啟了KTV的全國共振。
北京的第一家卡拉OK店在1988年夏天才開業，但到了1995年，各種歌廳娛樂場所卻已經超過了1400家，KTV的價格也水漲船高，有的甚至放到今天都叫人難以接受。
1995年《北京日報》報道過一則案例，有人去唱卡拉OK，結賬時發現“2聽可口可樂76元，一瓶可賽礦泉水28元，一聽啤酒45元，一壺紅茶78元，一個果盤198元”，另外再加15％的服務費和包間費，最後總消費達到了驚人的1314元。
這一年北京房價也才三千多，每個月要多來幾次KTV，就等於是送出了一個房間。
不過，這樣離譜的KTV消費水平並沒有持續太久。
1994年，鬆下的彩電錄像一體機進入中國，酒井法子為其拍攝的廣告也在央視播出，無數觀眾忽然意識到，原來在家裏就能夠唱卡拉OK了。
而在前一年，中國工程師薑萬猛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VCD，很快就取代了磁帶錄像機成為中國家庭的必備品。1997年全國VCD的銷量突破了1000萬，價格也從一開始的兩三千塊暴跌到了四五百。
比VCD機更便宜的是VCD光盤，90年代咱們的盜版光盤市場不說是百花齊放吧，那也算得上是群魔亂舞。
每一張正版專輯，背後至少能對應10份盜版，最典型的是金錢豹唱片，因為MV魔性上頭，備受盜版商歡迎而廣為流傳，也能算得上是80、90後的經典記憶，隻是那個時候可能還比較困惑，不明白為什麽唱片裏的大姐姐們，總是要穿著泳裝唱歌。
但不管怎麽樣，家用卡拉OK、VCD，再加上盜版光盤的流行，最後共同產生的結果，就是讓商用KTV的用戶快速流失。
98年北京關門的歌廳多達七成，包括開在王府井這樣熱門地段的KTV，也一樣難逃倒閉命運，有老板就哀歎：“現在許多人家裏都有家庭影院、音響了，那誰還到外麵唱歌啊？”
90年代末，KTV的低潮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很快，有一種更適合大眾消費的KTV經營模式開始在全國流行，這就是量販式KTV。
和傳統的商務KTV相比，量販式KTV的特點就是薄利多銷，並且用一天24小時不間斷營業來提高包廂的利用率。
2000年初，著名的錢櫃KTV,周六上午場每小時為45元，晚8點到12點則為195元，另外一家知名KTV麥樂迪白天場每小時為39元，晚間場則為100元。
這個價位相比90年代的虛火，顯然是要親民了不少。
除了量販式KTV靠著低價策略重新拉攏顧客，另外還有一項容易被忽略的外在因素，也在激發大眾的歌唱欲望。
從2000年開始，華語樂壇正式進入長達10年的神仙打架模式。孫燕姿、周傑倫、林俊傑等作為新人相繼出道，已經出道的陳奕迅、劉若英等也在連續發力，推出了《十年》《後來》這樣極具知名度的超級爆款。
而2004年，《超級女聲》和《星光大道》前後登場，又一起開啟了中國綜藝的歌唱選秀大潮。
在燦爛星光和歌手夢想的照耀下，唱歌對無數年輕人來說，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娛樂和消遣，更可以是一種出人頭地，受到萬眾歡迎的神奇捷徑。
當然這樣的成功，最後隻會落在極少數的幸運兒頭上，但KTV卻畢竟提供了一個舞台，給了普通人一個沉浸式幻想的空間。
這樣，消費價格降低，加上流行音樂和社會氛圍的助推，KTV在21世紀再次走紅，進入了新一輪的快速擴張。
但這樣的火熱在音樂圈的眼裏，卻是另外一種滋味，因為不管他們的歌曲，在KTV裏是唱上了幾百萬遍還是幾千萬遍，唱片公司和歌手其實都拿不到一毛錢。
此時KTV的盜版曲庫跟盜版光盤一樣猖獗，但音樂公司和藝人又不可能，去全國各地挨個找KTV維權。而反過來講，就是有KTV願意付費，也沒法為幾萬首歌曲分別找到授權人。
在這個背景下呢，2008年，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成立，開始作為KTV和音樂公司的中間人，來統一授權和收費。
本來KTV走向正規授權，長期來看對華語樂壇的發展是一項利好，對KTV自身來說，也可以避免侵權風險，算是雙贏的好事。
但問題是，理想情況下的製度設計，總是跟現實情況有出入，音集會的出現，反而是給KTV的發展造成了一係列新的困難。
最直接的就是經營成本上漲。
按照音集協的收費標準，根據地域不同，KTV的版權使用費是8到11塊不等。
這個價格乍看起來並不高，但是要注意，這錢是按天數和KTV終端、也就是包廂數量固定要交的，而不管這天、這個包廂到底有沒有來客人。
比如在北京，一家有30個包廂的中型KTV，一年營業300天，每年光是版權費就得多花9.9萬元，這對走低價路線的量販式KTV的影響不言而喻。
除了收費偏高，還讓KTV經營者感到鬱悶的是，音集協是真的就“隻管收錢”。它既不提供正版曲庫，也不提供歌曲更新服務，最後KTV用的還是盜版曲庫，等於是花錢連個響都聽不到。
比這個更叫人難以接受的是，KTV就算花錢買了正版，還是難逃侵權官司。
因為不是所有唱片公司的所有歌曲都交給音集協代理，每年進進出出的情況又很常見，所以許多老歌的產權背景，就是一筆糊塗賬。
而2008年最開始建立的時候，音集協的授權歌曲超過15萬首。
但KTV又不可能去時刻關注這15萬首歌的具體情況，很多時候都是人家找上門來了，才知道原來那首歌是不包含在授權列表裏。
而音集協碰到這種爭議情況，也沒有別的辦法，就是一紙通知，要求KTV自己下架。
最典型的是在2018年，因為權利人退會，音集協就要求全國的KTV要下架6609首歌曲，其中還包括有像是《十年》《泡沫》《死了都要愛》這樣的流行經典，在當時也曾引起廣泛熱議。
有人就調侃，付費KTV就是“正版受害者”，花著正版的錢遭著盜版的罪，同時還連累了消費者一起遭罪。
一般用戶並不關心歌曲的版權糾紛，隻是覺得現在KTV是“加價不加量”，收費越來越高，能點的歌反而是越來越少。
畢竟KTV不管裝修多精美，小吃多豐富，核心功能還是唱歌，要是這點都滿足不了，去的人自然就會減少。
而對KTV來說，另外一個難以解決的痛點，是時代變遷的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在八九十年代，中國青年的時間是多餘的，娛樂是匱乏的，夜生活是沒有的。KTV的橫空出世，就像是一塊拚圖，填補了大家日常休閑的那塊巨大空缺，所以它能在很短時間裏就火遍全國，成為青年活動的中心，交際的勝地。
但是在2010年以後，隨著手機、電腦各種電子產品的普及，遊樂園、桌遊店、劇本殺、密室逃脫等等新型娛樂場所的開發，KTV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就不可避免地下降了。
到2015年，全國KTV達到了巔峰的12萬家，但經營者卻發現，生意是越來越難做了。年輕人減少光顧，節假日的洶湧人流也不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驚人的關店潮，到2022年，全國KTV門店數量已經跌到隻剩5萬家。
剩下來還在苦苦支撐的KTV，要麽轉型成為“中老年服務基地”，發展夕陽紅娛樂項目，要麽就是徹底放棄大眾市場，專門經營高端商務。
但不管怎麽樣，我們都必須承認，那個全民唱K的時代已經結束，KTV曾經享受過時代的紅利，現在也同樣被時代拋棄。
當然，走過同一段曆程的也不隻是有KTV，台球館、錄像廳、街機廳，都已經一個個地淡出了我們的視線。
它們或者是跟不上時代的發展，或者是被更新穎的行業所取代，在時代的洪流中，所有的時髦其實都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浪花。
而從那個年代過來的觀眾或許也會有幾分惆悵，它們曾是我們青春的記憶，但未來也終將隨著青春一同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