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晚自習要上到9點的小學嗎？”
曉非見過，他是某985高校教育學專業碩士，曾到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一所小學支教過一年。在這裏，老師會全天候監管學生一舉一動，一手抓學習，一手還要應付非教學任務。
他也不例外，要在三個角色之間不斷切換——語文老師、包班老師、校長辦公室副主任，日常工作除了教學，還要策劃活動比賽、收集學生資料、組織家長開展主題教育等等。
在社會的想象裏，中小學教師總是跟“鐵飯碗”“工作穩定”“寒暑假帶薪”“社會地位高”等詞聯係起來。而曉非卻看到了活在社會想象之外的中小學老師的真實狀態。
曾經擔任過高中老師的陳晨自嘲自己成了“仆人”“表姐”，接不完的家長電話，填不完的表格，以及幹不完的活。劉豔也是一名高中老師，在辦公室裏，班主任的口頭禪是“抽空備個課”。“備課上課好像反倒成其次的了。”劉豔說，教師行業還有一句戲言，“也就除了火葬場不給咱們安排活了”。
當班主任比居委會更能觸達家庭、點對點聯係家長和孩子，很多非教學性任務借機紛紛進校園，社會把增強民眾教育和提高防範意識的部分壓力轉移到學校，學校再層層壓到老師身上，老師成了各類形式主義的“迎接檢查專業戶”。
前有湖南湘西教師李田田撰文批判形式主義檢查，後有鄭州一小學教師呂某留下遺書隨後墜樓自殺，讓老師回歸教書育人的呼聲越來越高。
研究教育學的曉非不禁發問：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才能將老師“解放”出來？非教學類工作該由誰來做，如何合理配置人力資源？這些工作到底有沒有價值，是不是必要的？教育的本質是什麽？
“我們有個稱號叫‘表姐’”
“小學老師的實際工作內容和社會想象之間偏差太大了。”陳晨目前在西安一所公立小學擔任一年級班主任和語文老師。她坦言，老師快成仆人了，大家有一個外號，叫“表姐”。
這句玩笑話的背後是他們日常的工作狀態——填不完的表格，包括班級工作日誌、班級安全日誌、家校溝通表、家訪表、教學計劃表、教學任務表，大單元教學表，特色作業表等等。單單是特色作業就包括特色教案、設計、目標、依據、內容、效果等等。
她解釋，安全日誌是用來保護老師的，萬一學生出了什麽安全問題，教師往往是第一個被舉報的，如果有存檔、留底、證據，老師就可以拿出來保護自己。
在小學階段，如果出現傳染性的疾病，班上學生請假到一定程度會停課，她需要記錄誰生病請假了，生的是什麽病，體溫多少度，家在哪裏，在哪個醫院就診，幾點就診，就診結果，醫生建議等等，工作繁瑣。作為一個老師，備課上課才是本職工作，但她每天的備課時間被擠壓到隻有“一小會”。
彩雲在小學任教了29年，曾擔任14年班主任。在她看來，學校大概是從二零一幾年以後開始變得很忙，老師工作之餘還要完成很多非教學任務。尤其是疫情期間，孩子不能到校上課，老師們除了準備課件、線上授課，還要穿上防護服參加社區防疫檢測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她負責學校的話劇社團，有其他學校來參觀學習或者縣裏舉辦文化節，她就要帶著孩子匯報表演。此外，她每天還要登錄某學習類APP，打卡做摘錄筆記，分數不能低於30分。她下載了多個APP，參與各項調查，比如政府創建文明城市調查、教育安全平台等，不斷催促家長和孩子完成網絡學習。
學校為了創建示範學校，經常要做統計，為了迎合領導的檢查，老師需要準備很多資料，缺少的記錄還要補回來。例如她教音樂課，還兼著上其他課，都必須要有教研活動的記錄，以備教學檢查，以此證明學校的教育沒有缺位。
年輕老師則更辛苦，不但要運營宣傳學校的公眾號，還要參加各種教學比賽，例如優質課比賽、文藝匯演、課堂樂器比賽等。老教師基本上能推就推，年輕教師隻好上場。很多年輕老師拉不下臉來拒絕，也不敢說不，從早上忙到下午，甚至忙到深夜，要是在學校做不完，隻能帶回家做，疲憊不堪。
彩雲任教的學校。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班主任負責學生在學校的一切”
劉豔大學畢業後進入縣級一所寄宿製高中教書，今年是她工作的第五年。“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學生在學校的一切都是班主任負責。”
普通老師除了要上課、跟進早晚自習，還要備教案課件，參加教學研討，要坐班、簽到、監考改卷、出課時練習題、培優補差等等。而班主任還遠不止這些工作，教書育人以外，還要完成領導和一些部門安排的活。很多任務和教學並無直接關係，但學校會用檢查倒逼老師執行。
通常來說，對於沒什麽經驗的新老師，學校會分給他一個普通的班，這意味著學生的學習習慣和成績都一般，需要老師投入大量的精力和心血。沒有經驗的新老師，遇上調皮難管的學生，以及時不時安排任務的領導，經常會覺得很無助。
辦公室裏，一些班主任老師的口頭禪是“抽空備個課”。“備課上課好像反倒成其次的了。”劉豔說，教學如同學習，每個人用的方法不一樣。學校似乎要用更多量化的標準來規訓每個教師，這樣做隻是方便了領導檢查，對於教學成績的提高作用並不明顯。
她覺得，現在教育行業是家長累、學生累、老師也累，但好像收效甚微。這也是某種程度上的內卷，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想要獲得資源就必須內卷。在這個程序裏，教師好像是一種內卷的燃料，很少有人在乎教師的處境。
陳晨剛畢業沒多久，在當小學老師之前，她曾去了鄉鎮的一所私立高中任教，帶高二的班級。待了三個月後，因為工作壓力太大，她辭職了。她自嘲，感覺自己是在拿命去換那一點點“窩囊費”。
她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像卷進了不能停歇的係統裏——帶兩個班，工作日早上5點半起床，六點跑操，上午一般有4-6節課加早讀，兩次大課間跑操，下午一般有1-2節課，晚上十點半下晚自習。學校實行班主任陪餐、陪寢製。早餐、午餐和晚餐時間，學生在吃飯的時候，班主任不可以就餐，要站在飯堂監督學生。另外，午休和晚上，她還要到學生宿舍巡邏查寢，等學生全部睡著之後，才有自己的休息時間。每晚等她忙完回到宿舍，已經是深夜11點半，甚至接近零點。
有時候，宿管會突然在深夜給她打電話說哪個學生不見了。有的學生可能會偷偷跑出去談戀愛、翻牆上網。她隻能立馬穿戴整齊出去，到處找學生。家長可能還會在深夜12點甚至半夜兩點給她打電話，甚至領導可能半夜召集老師緊急開會。
在那三個月裏，她見到了各類事情發生，有學生割腕，有學生被診斷出躁狂抑鬱症，還有學生同性戀。讓她更崩潰的是，有的學生明明做錯事了，但家長無理取鬧甚至放狠話恐嚇她。她比較早上學，21歲就畢業參加工作了，麵對這些棘手的事情，幾乎天天崩潰大哭。
“教師的崇高感是我‘下不來的高台’”
教師似乎不好意思公開談錢。
彩雲所就職的小學在浙江省紹興，她解釋，老師的工資是按級別的，一般資曆越老、工資越高。除了基本工資，老師每個月有績效考核獎，以1000元作為基礎打底，代課費是一節課10元，帶班主任一天是20元，另外按教齡每年補貼10元。
彩雲有29年的教齡，考核獎可以拿到1290元，再加上到手的基本工資2900元，一個月拿到手的錢也隻有4190元。
而那些年輕老師工資更低，很多還要靠父母補貼。她的辦公室裏有一位年輕老師拿到手的基本工資，扣去五險一金和所得稅，本來隻有一千多元，去年剛漲到兩千多元。年輕老師通常拿著最少的錢幹著最重的活。
“一線老師很多時候是弱勢群體，出了什麽事，領導和家長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老師。”彩雲說，對於普通老師來說，很多時候能做什麽、可以做什麽，取決於領導能否為老師擔責，家長能否理解老師。
在河南新鄉任教了5年的年輕老師劉豔，也覺得付出和收獲嚴重不對等。她每月基本工資2100元左右，課時費1000元左右，算下來大概三千元，這個收入即便在小縣城也算低的，老師成了“錢少、事多、壓力大”的低收入群體。
對劉豔來說，教師這份職業的崇高感是“下不來的高台”。她感覺周圍的人對老師的學識、道德、人品有一種不切實際的高要求，讓她壓力很大。以前的教師工作自由度更大，現在的教師謹小慎微，就算幹得再努力辛苦，一個舉報就可以抹殺了所有努力。“教師好像不被允許抱怨，是一個失去了表達權利的群體。”
鄭州“00後”女教師呂某因為壓力過大墜樓自殺後，有的學校給老師安排了心理講座，還要求老師寫心理報告，做心理評估測試等等。陳晨覺得，這樣反而增加了大家的工作量和心理負擔。
陳晨所在的小學直接給每位老師發了一張購物卡。她覺得這是安撫老師最有效的手段，“噓寒問暖不如直接打款”。雖然購物卡金額不多，但她確實感受到了溫暖。
她也學會給自己一些私人的空間，例如跟家長“立規矩”：晚上七點以後盡量不要給她打電話，不太急的事可以先微信留言，等到第二天工作時間再回複，如果遇到非常緊急的事就直接打電話給她，她隨時接聽。
有時候走在路上，有人向她打個招呼，問問最近怎麽樣，工作還順利嗎，有什麽需要幫忙的嗎？即使隻是一句客套話，也會讓陳晨感覺到有人在關心她。
教育沒有標準化模板
這些非教學工作到底是不是有價值和必要的？教育的本質是什麽？
曉非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作為某985高校教育學專業碩士，他曾作為支教團一員參加了國家的西部計劃，到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一所小學支教了一年，以研究者的視角深入思考中小學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曉非支教的小學。
在學校裏，他有三個角色身份：語文老師、包班老師和校長辦公室副主任。為什麽很多事情要跟老師直接關聯起來？在他看來，老師是最容易實現點到點觸達家長、聯係群眾的橋梁。甚至居委會對業主的幹涉都是有限的，解決問題的能力還遠比不上學校裏的老師。老師也因此被迫承接了很多本不屬職務範圍內的工作。
為了了解每位學生的信息，班主任要經常聯係家長，填寫表格和資料。有些材料確實可以提高集體管理的效率，但也擠占了教師的時間精力。他認同有些教學外工作是需要做的，但他不認同讓班主任承擔全部。
校長和曉非想到了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增加一位副班主任，從學校裏的閑職崗位中選。例如跟曉非搭檔的副班主任是學校的合同工，平時擔任圖書管理員，他是涼山的彝族本地人，對學生的家庭情況和住址反而更了解。
曉非班上有學生住在懸崖村裏。
曉非覺得，既然有的老師承擔的工作壓力過大，學校為何不多招人？現在求職難，即便是合同工，也有不少人想在中小學謀求一份穩定的工作，不存在招人難的問題。學校也有很多閑職崗位，可以充分調動起來。
曉非也注意到網絡上熱議的教育疲態現象——老師疲於應付各種檢查，家長疲於配合學校各種要求，學生疲於完成各種課業，壓力大睡眠不足。
在曉非看來，教育疲態背後，一方麵是學校擔心學生出事故，減少安全事故，降低學校管理的壓力；另一方麵是，學校以成績和升學為導向，把學生對知識的接受和掌握作為教育的目的，學生考出好成績，學校的名聲才會更響，就越能吸引到更多好的生源，形成循環。
“你能想象晚自習要上到9點的小學嗎？”曉非發問。在他支教的小學裏，老師會全天候管著學生的一舉一動。以語文課為例，如果老師覺得當天的語文課講得不夠，就會在晚自習繼續上課，講完後老師會采用題海戰術，比較卷的班級一到期末能做掉30套卷子。不過，學生課餘活動沒有那麽豐富，每天隻有兩件事：學習和運動，生活狀態比較簡單，開心得也很純粹。
大家為什麽要死記硬背？因為效果好，成績提高比較明顯。即便還隻是小學，學生的壓力也很大。縣城裏好的學校隻有那麽幾所，如果沒有在小升初考到好的中學，一環緊扣一環，以後考上好的大學概率就更小了。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學校無奈隻能實行應試教育，導向比較功利。
但曉非覺得，學校除了培養孩子的認知能力，還應該培養他們的社會與情感能力，例如創造力、合作力、利他主義等等。社會與情感能力影響人的性格，作用於人的一生。“現在很多學校往往忽視了這一點，轉而隻重視認知能力的培養，其實在終身學習的觀念裏，這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做法。”
在他看來，如果教育變成了一個放之四海而皆可用的標準化模板，學校隻按安排照做，沒有充分理解教育的內涵的話，教育可能會變得片麵化、淺表化，不利於培養真正的“人”，“完整的人”。
曉非讓學生在黑板寫下他們想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