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機在槎橋村的楊氏宗祠上方盤旋，畫麵裏，一切都是紅色的。
祠堂的天井被紅色的天幕覆蓋，大紅的地毯從楊氏宗祠向東鋪展，經過仙橋學校門前的空地，延伸到村口。男人們統一穿著紅色的Polo衫，在紅色的充氣彩虹門下往來穿梭。年輕人敲鑼打鼓，四個人列成兩隊，扛起一塊刻著“睦鄰友好”的牌匾。
一輛豐田考斯特在彩虹門前停了下來，16名身著暗紅色唐裝的高美村黃姓老人下了車，前往200米外的楊氏宗祠。行進路線是幾天前就確認過的，要符合“左青龍、右白虎”的風水講究。
無人機拍不到的地方，片區民警和交警在周邊巡邏。這天是2023年10月1日，國慶節。日期是精心選定的，兩個總計擁有三萬多人口的潮汕村莊——廣東省揭陽市榕城區槎橋村、高美村——要在這天化解祖先在兩百年前結下的仇怨，從此可以通婚。
同一時間，16名穿著同樣暗紅色唐裝的槎橋村楊姓老人也正在行向高美村的黃姓宗祠。“對等”是雙方必須嚴格遵守的規則。前幾天，有村子試圖用價值百萬的豪車運載訪客，被勒令禁止，大家這才把車輛統一換成豐田考斯特。
儀式的每一個細節都經過了反複的推敲，無論是儀式的時長步驟、老人們的服裝、彩虹門的尺寸、伴手禮的價值抑或往來的人數。對他們來說，這是個大事。
結成世仇
楊燕填是槎橋村黨委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協調槎橋7個自然村、1.2萬村民的公共事務（其中有1.1萬人都姓楊）。大宗族的事又多又瑣碎，到楊燕填家找他議事的村民絡繹不絕，三四個不同的議題，同時聚在他家的茶桌上，等他開口。
他也曾在生意場裏翻滾過。籃兜村緊鄰槎橋，擁有揭陽城鄉接合部最繁忙的一條街。當地人自詡這裏曾是中國最大的廢棄金屬回收加工聚落，如今仍密密麻麻地排布著各種為小型加工廠配套的機電產品鋪麵。楊燕填的鋪子擠在其中，代理產自上海的電焊機。做了村幹部，他分不出更多精力，生意交給了妻子打理。
53歲了，人生走了半輩子的楊燕填還能清楚地記得父親向他發出嚴肅警告的那個下午。這個為了村裏事務常常皺著眉頭、一雙眼睛瞪得滾圓的男人，臉上出現了罕見的迷茫。
放了學，孩子們在一起玩，鄰村高美的黃姓小孩也在其中。父親突然走近：“可以跟她們一起玩，但婚姻就不要了。”還在讀小學的楊燕填懵懵懂懂，但能感知到禁忌中夾帶的恐懼。長大後，他遇到過不少高美村的黃姓女孩，從沒動過戀愛的念頭。
等楊燕填這代人成了父親，違逆和反抗依然不可想象。每個人都能說出幾個“棒打鴛鴦”的故事，楊燕填記得大齡未婚的弟弟難得喜歡一個女孩，媒人去說和，女孩答複：“我是高美的黃姓哦，婚姻恐怕不行吧。”
每個人也都能說出幾個“某某執意嫁到高美，姻緣最終不得善果”的事例。沒人會將之歸咎於伴隨“世仇”自然發生的社會排斥，他們更願意相信，“不得善終”恰恰應了祖宗的毒誓和詛咒。
相信和順從之下，很少有人會問“為什麽”。楊燕填碰到過一個例外。數年前，讀高二的女兒突然把一個高美村的男孩帶回家，男孩離開後，楊燕填告訴女兒：“可以交朋友，不能談婚姻。”女兒當時有什麽情緒？楊燕填的記憶裏一片空白。
“傷心哦，當然傷心了。可是沒辦法，跟那邊通婚的很少，嫁過去都沒有好結果的。”妻子鄭擁華坐在丈夫身旁，一張臉皺作一團。
“那個男孩子不錯的。”楊燕填不覺得自己做錯過什麽，但語氣裏透著惋惜。“後來他又來過我這裏兩三次，一坐就好長時間，一直問，叔叔，為什麽？為什麽？為什麽？”
楊燕填也沒有標準答案。槎橋村上一任村黨委書記楊繼波曾翻查過兩方的族譜和其他曆史資料，都沒能找到關於仇怨何以結成的記載。但大家有一個模糊的共識，“當年就是為了爭一點兒土地，或者一個灌溉水源”。
2023年10月1日，廣東揭陽市榕城區槎橋村、高美村舉行和解儀式。圖/揭陽日報
在他們的認知裏，世仇實在是潮汕相鄰村落之間再普遍不過的現象。揭陽人歐俊勇是韓山師範學院曆史文化學院的副教授，他長期在家鄉調查研究宗族社會的運作機製。他發現，結成世仇的，通常是一村一姓的單姓村。
歐俊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數百年前，為了避免聚落內部發生矛盾，方便自我管理，潮汕地區的宗族構建者們逐漸選擇了一村一姓模式。但清朝乾隆和嘉慶年間的人口快速增長，給一村一姓模式帶來了新問題。“宗族最關鍵的目標就是繁衍。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持續增長，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更多，村落之間的邊界就緊張了。”
歐俊勇發現，單姓村落矛盾形成的模式有四種：資源爭奪、家庭糾紛、大姓對小姓的壓製以及卷入曆史大事件。不過，根本原因還是人地矛盾。
“環境變化了，現在的人可能很難理解當時的情況。當年村子之間的矛盾，實質就是對生產資料的爭奪。用來灌溉的水源，被你截過去，我這裏可用的就少了，就會影響我的水稻產量。在我小的時候，村民曬稻穀也要分區域，如果你占了我的場地，也會產生矛盾。”仙橋街道黨工委副書記、榕城區駐仙橋街道幫扶工作隊隊長楊貴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究其因由，乃當時之朝廷、官府腐敗，官師乏力控製鄉村社會，鄉村缺乏正統文化的勸導訓誨，族與族間百姓有不平事時，未能得到及時公平勸導化解，發生小摩擦小紛爭，又乏和解勸處，導致東起西火，甲唱乙和，紛爭攪擾難以止息，因小忿而害大義，構怨而毀其聯婚之約。據《潮汕史》記載。宋、元、明、清時期，整個潮汕地區均有類似情況出現。”楊繼波這樣理解。
資源有限，人口眾多，宗族要爭奪對周邊的控製權，衝突最激烈的地方，曾經出現過異姓宗族之間使用火炮等武器的械鬥。歐俊勇說，一些村莊為了避免族人傷亡帶來贍養孤寡的麻煩，會從外部雇傭不被父母在乎的“浪仔”。“浪仔”傷亡，向其父母賠錢了事。
而有世仇的兩村也並非完全隔絕，限製僅加諸後代的婚姻，“沒有婚姻，就斷絕了兩邊人家形成緊密關係的可能性。兩邊爭鬥，就少了許多麻煩和顧慮。”歐俊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和解受挫
兩百多年過去了，農田已經變成密密麻麻的鋼材、塑料和鞋服加工廠，壯年男性依靠辦廠獲取財富，養活一家老小。在槎橋村和高美村，還依賴農耕生存的人不多了，讓祖宗在祠堂裏立下毒誓的資源爭奪早就不重要了。事實上，由於被拆分成了美西與美東兩個行政村，就連高美村也早就不存在了。
越來越多的世仇村和解了。普寧市的北山村與果隴村、揭東區的池渡村與山美村、汕頭的家美社區和西岐村??歐俊勇的頭腦中有一個長長的世仇村和解名單。
但據歐俊勇觀察，年輕人的情感需求從來都不是推動世仇村和解的主要原因。改革開放後，借助區位優勢，粵東地區有許多村莊都發展起自己的輕工業，不再依賴山林土地。已經致富的鄉賢們深刻地認識到，交流、合作能帶來難以估量的資源和財富。
“過去認為是根本矛盾的東西不存在了，伴隨城鎮化，村與村的邊界也越來越模糊，相鄰的村莊之間反而可以優勢互補。大家一起發財，世代恪守的祖訓自然就要被廢除了，和解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歐俊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槎橋村楊氏宗祠外景。攝影/本刊記者 王宇
在槎橋，楊繼波是最早公開提出和解的人。2014年9月，楊繼波受邀參加揭西縣楊氏宗親參與的楊、林、侯三姓“睦鄰友好”慶典。曾結下世仇的宗族一起敬告祖宗，互贈“睦鄰友好”匾額。
楊繼波受到啟發，彼時他剛調任槎橋村黨委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半年。槎橋人口眾多，7個自然村人心不齊，這個曾任仙橋街道文化站站長的槎橋人正為如何管理村落而犯愁。“這樣的事情百利而無一害。”楊繼波自信找到了一條歸攏人心的捷徑。
他找到楊氏宗祠理事會會長楊東河，話剛起了頭，就遭到了對方的反對。楊東河覺得，這是槎橋與高美的事，而明明槎橋村內部還麵臨著更多更緊迫的問題，他最想解決的是村內祭祖隊伍的行進路線受到幹擾的問題。
繁衍至今已曆四十代，最讓楊氏族人引以為傲的，就是始祖楊繪。楊氏宗祠中，供奉著這位被蘇軾親切地稱作“元素兄”的朝廷大員的牌位和畫像。
每年冬至日前三天，上午巳時，族人在楊氏宗祠開始一年一度的祭祖盛事。楊東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除了留在槎橋的族人，分散在東南亞、香港及潮汕其他區域的楊氏族人數量有百萬之眾，而他們正是依靠楊氏宗祠來確認自己的來處和歸屬。因此，祭祖不僅是槎橋楊氏族人的盛事，也是所有認祖歸宗的楊姓族人的盛事。
“對於一個傳統村落，最重要的就是祭祖、拜神的活動。”歐俊勇說，在識字率很低的傳統社會，經驗是寶貴的資源。隻有親身參與過儀式的年長者，才掌握宗族的發展曆史和祭祀的禮儀。在潮汕地區，像楊東河這樣在村中擁有威望、掌管宗祠祭祖事務的老人群體，被稱為“老人頭”。
“在村莊裏，話語權掌握在輩分高的人手裏。有聲望、有文化、公道正派的長者，往往扮演宗族公共事務決策者的角色。”歐俊勇發現，兩委幹部、代表傳統的老人組和鄉賢群體，如果這三種力量配合得好，一個村落很快就可以發展起來，但如果他們之間存在紛爭，村落的發展就會有一些問題。
楊東河想解決的問題，主角是槎橋村內的兩個自然村，東光、鬥門，兩村內部有許多矛盾，磕磕絆絆至今，鬥門的村民不允許祭祖的隊伍經過鬥門，而東光的村民則以不允許鬥門老人出殯的隊伍經過東光的方式反製。
矛盾也延伸到了宗祠理事會。楊東河來自東光，一位來自鬥門的“老人頭”與他曾發生爭執，兩方各不相讓，互不來往。對方拒絕參加宗祠理事會會議很久了。楊東河希望這一局麵能有人出麵化解。
因此，當楊繼波提出要與高美村和解時，楊東河反問：“家裏的事情都搞不好，怎麽搞外麵的事？”可在楊繼波看來，世仇和解是以整個村莊和宗族的名義，打破祖宗的誓言和解，獲得“老人頭”的支持是必須的，“一句話就把我給堵回去了”。事情就此擱置。
再提和解
九年後，再次將世仇和解提上議程的，是仙橋街道黨工委副書記楊貴彬。
楊貴彬也是槎橋人，兩年前，從榕城區調任仙橋街道，他的另一重身份，是駐仙橋街道幫扶工作隊隊長，負責鄉村振興工作。今年7月，揭陽市委、榕城區委第三巡察組到仙橋巡視，提出要“為民辦實事”。仙橋街道領導班子開會時，楊貴彬在眾多事項中挑中了促成兩村和解。
“過去我們到基層走訪多少有所耳聞，街道領導班子內部也曾溝通過，所以等我再提出來，也得到街道主要領導的支持。”楊貴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些黨員幹部會認為這是民眾自己的事，我不這麽認為。基層治理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如果村子能有一個和諧的氛圍，就能促進我們基層治理繼續做實一些事。軟環境是非常重要的支撐。”楊貴彬有自己的判斷。
楊氏宗祠內，擺放著高美村贈送的“睦鄰友好”牌匾。攝影/本刊記者 王宇
楊貴彬聽說2014年曾有過嚐試，於是他著手了解，當年究竟“堵”在了哪裏，“潮汕地區的老人家受宗族觀念，特別是祖訓的影響非常大，對於咒語，他們不敢輕易打破。此外就是大村內部的一些小矛盾。還有一些幹部會認為，這是老人的事，宗族的事”。
得知楊東河的事，他請楊繼波推薦一個“既與老人家親近、思想上又能與我們接軌的人”，楊繼波舉薦了楊東河的侄子楊少育，他是當地藍天救援隊的隊長，又是揭陽市人大代表。
“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作為藍天救援隊隊長，楊少育要協調600名不同背景、性格的隊員，深知合作的價值和矛盾帶來的內耗。“這次是政府牽頭幫我們辦和解，我們不能錯過這次機會。”楊少育目標明確，與叔父見麵前就想好了一整套理由，他甚至告訴楊東河，“這一次如果卡在你這個環節，以後世世代代的子孫都會說你是罪人。”
第一次溝通，楊東河便妥協了。與理事會其他“老人頭”商議後，楊東河提出了新的建議：僅靠老人的力量，很難承擔和解的重任，應該有“兩委”幹部參與其中，共同承擔責任。此外，對於其他持反對意見的老人，應該靠黨政的權威來說服。
楊貴彬也發現，其他村落會自發推動的好事，在槎橋困難重重。“開會的時候他也說好，你也說好，但就是沒人幹。”盡管街道多次開內部會議協調，又組織各村“兩委”幹部溝通，但一個多月過去了，幹部們依然隻是觀望。“村幹部們以前有很多失敗教訓，工作遇到困難，他們會看我們的決心，所以在這種關鍵時刻，我們就要給他們推力。”楊貴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街道決定成立一個協調小組，由街道黨工委書記擔任組長，鎮長、黨工委副書記擔任副組長。這還不夠，各個村子也成立了類似的專項工作小組，人員以“兩委”幹部為主，當地的鄉賢、有影響力的群眾也得參與。“工作有了實際的抓手、一係列整體的運作，氛圍才慢慢形成。”楊貴彬說。
“和解變成黨政的事情，我們好像就有了一個令牌，才比較好辦事。”柚園村的“兩委”幹部楊清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對於和解的儀式，街道定下四個原則：氛圍濃烈，以便感染村民，讓“睦鄰友好”的改變深入人心；不請客、不做大戲、儀式從簡、避免浪費；強調平等，照顧小村；自籌資金，公開透明。
“要避免浪費，但是該有的隆重和禮儀必須得有，因為對老人家而言，儀式是必需的。強調平等，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在這個過程中還存在比胳膊粗細的問題，造成新的矛盾。雙方互訪時，規模更大、財富更多的村子應該在人數、禮物價值等方麵遷就小村。”楊貴彬告訴記者。
接下來就是槎橋和高美互相溝通推動了，平衡始終是最核心的抓手。每個自然村和宗祠的“吉日”都不同，究竟選哪個日子舉辦“睦鄰友好”慶典。最後大家達成一致：“國家最大，國慶日才是大節，慶典要與國同樂。”
行政村內部有小的自然村，村與村之間也需要平衡。比如高美這一側，大宗祠年久失修，儀式的舉辦地點成了問題；四個自然村，卻同時祭拜三個先祖，老人們為請哪位祖宗見證和解爭論不已。有人建議，三個祖宗都要輪流接受祭拜。最終，他們選擇輩分更高的江夏公，為此，還特意到隔壁的潮陽市請來先祖。
9月下旬，慶典已經成為兩村內部將要辦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兩村提前互訪、彩排、校準所有細節、查漏補缺。“這一出戲，劇本由我們街道協調小組來寫，戲台由我們搭，導演也是我們做，角色要請老人們來演。”楊繼波向《中國新聞周刊》總結。
困擾和答案
慶典之後，一些正反饋來了，“我們的判斷沒有錯，‘睦鄰友好’後，高美與槎橋之間的排汙問題順利得到解決。”楊貴彬說。
但對兩村黨委書記而言，世仇村的和解遠遠無法解決他們當前麵臨的困難。黃潮明今年58歲，從1999年就開始擔任村委會的幹部職務，擔任美西村黨委書記已有15年。麵對記者，他很坦然，“‘睦鄰友好’解決的是傳統風俗層麵的矛盾，而不是社會矛盾。”
槎橋的經濟落後於周邊村落，這已經成為村民的共識。與槎橋隔一條榕池路，籃兜村是當地經濟繁榮的代表，道路兩側吸引了周邊各村像楊燕填這樣頭腦靈活的人在此經營門店。沿著門店旁邊的街巷向內，村民們借助自家的宅基地建起了製鞋工廠、軋鋼廠等加工企業。而在槎橋，目前僅有零星的鞋服和塑料加工企業。
“槎橋總體沒什麽收入。過去人心不齊，錯過了土地開發的最後時機。”楊燕填感到遺憾。
他羨慕高美後來分化的兩村之一，美西村。美西村在改革開放後不久就得到開發，在基本農田管理並不規範的年代，不少集體所有的土地都被轉換成工業用地，支撐了當地小型軋鋼廠、鞋廠的發展。這是槎橋錯失的“發展機遇”，也是楊燕填夢寐以求的發展狀態。
他把最新的希望寄托在旅遊開發上。采訪期間，槎橋村獲批成為廣東省第八批古村落之一，這意味著來自政府的保護和潛在的資源支持。不過，楊燕填認為，資源和希望最終還是來自楊氏龐大的宗親網絡。“曾經有一個香港商人為了保護他們宗族的古村落，捐資千萬，重修了一座祠堂。”他有這樣的期待。
確實，歐俊勇也認為，“宗族社會有強大的華僑群體作為支撐，他們在外麵賺到錢，就會通過為宗祠捐資、建立基金會等方式支持宗族發展。”在他調研的村莊中，村莊領導者不僅能平息村內爭端，還能從海外的華僑宗親等地源源不斷爭取資源、資金支持，使宗族得以繼續發展。
但楊燕填已有本能的危機感，“我們父親那一輩沒有能力建設村子。我們孩子這一輩，我不希望限製他們出去發展。建設村子必須在我們這一代完成。”
所以，巡視組想促成兩村和解是不可錯過的時機，即使這並不是當前兩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而百年前困擾他們和鄰村的生產資料爭奪，如今換了形式，仍然存在，困擾著村內的人。出路在哪裏？他們還沒有找到答案。下一個外力介入的窗口期會是什麽時候，誰也說不好。
但楊燕填還是會說起對未來的期待，在那個想象中，楊氏宗祠的香火很興旺，村內的幾股力量形成合力，槎橋村在向上走，“我希望大家知道，槎橋已經有1000多年的曆史了，‘未有揭陽城，已有槎橋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