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相親公園圖鑒：有人堅持五年如同上班，有人稱“我像掛著的豬肉”
每日人物
2023-12-07 12:44:59發布於北京每日人物官方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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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園的相親角，是北京規模最大的一處，每周四和周日下午，超過八千份征婚啟事在這裏等待配對，數百名家長在此尋找、駐足。
北京還有兩個同樣出名的相親角——玉淵潭公園和天壇公園。這三處相親角開放時間不同，相錯開放，涵蓋一周七天。除了三大公園，海澱公園、朝陽公園等北京公園，也都有或有過相親角。
相親公園的共同特點是女生簡曆極多，能占到八成以上。另一方麵，各自也有差別：中山公園規模最大，外地人也最多；天壇公園的北京本地人最多；玉淵潭公園的年齡層要更小，甚至“連00後都有”。
有人避之不及，有人則成了“相親釘子戶”。最後，無論人們常去的是哪一個相親公園，一旦卷入這個係統，時間久了，就會慢慢被它改變。
文 |王瀟
編輯 |易方興
運營 |橙子
“我好像一塊掛著的豬肉”
35歲的北京人張陣，已經相親了不下一百個女生了。
他自己隻去過一次相親公園，但卻早已是北京各大相親公園的“老熟人”了。因為絕大多數時候，都是他媽媽去跑公園，他本人並不需要出現。張陣體重兩百多斤，他說自己一定要找個瘦的。在公園裏，他媽媽碰到合適的女生就會上去搭訕，介紹兒子的情況——老北京人、有房有車、年薪三四十萬。然後，給女生看照片，同意之後，再約見麵。這樣的過程已經重複了無數次。尋找結婚對象就如同長跑，他們家這一跑，就是五年多。
這些年，張陣幾乎試遍了所有相親渠道：相親公園、親戚朋友介紹、相親網站，就連“婚姻中介的盈利模式都要摸清楚了”，紅螺寺、廣濟寺（主求姻緣的寺廟）都去了，連家裏的冰箱貼都是月老。相比這種種渠道，最便宜、最直接、也能在短時間接觸最多人的，無疑是相親公園。在北京，作為傳統，也作為公共空間的一種，不少公園都承載了相親的需求。但論及相親規模，中山公園、天壇公園和玉淵潭公園則排在前列。
不過，盡管相親公園有諸多優勢，但隻去過相親公園一次的張陣，卻並沒有留下什麽好印象。那一天，他站在相親公園裏，滿眼都是地上的一張張A4紙，短短數十字，囊括年齡、戶口、學曆、收入等多個維度，幾十年的人生就被壓成了一張紙。他覺得自己“好像一塊掛著的豬肉，被挑挑揀揀”。
11月初，我也來到了中山公園去體驗相親。中山公園的相親角是北京規模最大的一處，每周四和周日下午，超過八千份征婚啟事在這裏等待配對，數百名家長在此尋找、駐足。
進門向北走，盡頭處是一道帶拱門的石牆，像一道圍城，隔開兩個世界。跨過拱門，我才理解了張陣所說的“被挑挑揀揀的感覺”。這裏在很多方麵都像一個集市。大爺大媽們或支個馬紮，或靠樹根一站，擺攤一樣，麵前齊齊地碼著一溜A4紙（相親者簡曆），“攤主”熱情地招呼著逛攤駐足的人。
一個坐擁十幾張A4紙的大爺，向麵前男孩的家長推薦，先是腳尖一點——“91年北京女孩”，男孩家長嘴角向下搖搖頭，“大了”；大爺又把腳尖一挪，點點“94年央視京戶靚女”，家長掃向紙麵下方的擇偶要求，輕皺眉頭。大爺見狀緊接一句“可以聊一聊，主要看緣分”。
除了有著熱鬧氣氛外，正如集市上可以對商品進行評論，在相親公園，但凡是寫在A4紙上的條件，都可以被圍觀、審視、評價。
▲北京中山公園相親角。圖 / 視覺中國
比如，老北京人趙建國，就在他人的指點下，不斷修改著兒子的簡曆。今年六月份，他看報紙上說中山公園有相親角，尋摸著給28歲的兒子找對象。他文化水平不高，讓打印店老板幫忙編了一段“描述”，一張紙密密麻麻，介紹了兒子的年齡、職高學曆、櫃台工作，詳細得連職高讀了幾個項目，在阿迪達斯站櫃台，都一五一十寫了上去，右上角還印著兒子照片。
有熱心家長看了直搖頭，指點他：北京戶口要在開頭點出來；不用放照片，“這都沒有用”；內容不要太囉嗦，“哪有人有工夫看這麽細”；不用寫專業，“就寫專科大家就了解了”。
於是，一頓修改下來，簡曆上短短五十個字，就總結了兒子28年的人生和婚姻期待。
趙建國去的次數多了，有的家長給他透露了更多信息。不隻中山公園，北京還有兩個同樣出名的相親角——玉淵潭公園和天壇公園。三個公園的相親角開放時間不同，相錯開放，涵蓋一周七天。
他也發現，這三個公園的共同特點是女生簡曆極多，能占到八成以上。另一方麵，各自也有差別：中山公園規模最大，外地人也最多；天壇公園的北京本地人最多；玉淵潭公園的年齡層要更小。趙建國逛中山公園和天壇公園時，兒子算年紀小的，可到了玉淵潭，發現更多比兒子還小的，地上擺著96年、97年的，“連00後都出來了”。
對於給兒子找對象這事，趙建國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他原本坐公交車去相親公園，有一次錢包被偷了，從那以後，腿腳不好的他開始蹬自行車去相親角，連下雨天也要去，挨個相親公園轉悠，“多來看看，沒準遇到合適的呢”。
但很顯然，找到合適的，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這背後，也有時代的隱憂。根據民政部統計數據，2022年，全國結婚登記數量為683.3萬對，跌破700萬對，較上一年減少80.3萬對，下降約10.6%，結婚率已經連降九年。而北京的結婚率要更低一些，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3》，2022年北京的結婚率在全國排名倒數第五，僅為4.18‰。
▲圖 / 《夫妻的世界》劇照
哪裏人？
在北京的這些相親公園裏，婚姻是可以被量化的，各種資源也是能被置換的。人們的搭訕也因此擁有了固定的模式，一般從一兩個問題開啟，比如，哪裏人？
“哪裏人”的問題，幾乎算是個前置問題。很多時候，隻有當這個問題達成了一致，後續的對話才能進行下去。
一開始張陣也是如此。五年前的時候，那會兒張陣才30歲。當時，張陣媽媽發愁起兒子的婚姻，對未來的兒媳婦有許多要求。他們一家都是老北京，其中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求女方“必須是北京本地人”。
顯然，戶口是一種資源。以2023年為例，北京申報落戶人數超十萬，僅6003人成功“上岸”，且要求頗高。對於想擁有北京戶口的普通人來說，結婚幾乎成了最容易實現的方式。
30歲的南方女生王清，畢業於一所985院校，工作能力強。今年她想跳槽，好幾家公司想挖她。不過，最後對方HR一聽她未婚未育，就沒了下文。
起先，王清沒當回事，加上她所在的部門沒有經理，她很有希望升職。但左等右等，一直沒動靜。直到有一次閑聊，總監感歎“感覺你總有一天是要離開北京，回老家的”。她這才不得不開始考慮“定下來”的事。她當周就直奔天壇公園，目標明確，對方最好有北京戶口。
不過，在相親公園，同樣是北京戶口，背後體現的價值也有分別。比如37歲的吳川，今年剛從老家浙江調到北京工作，工作會解決戶口。他很想結婚，所以進京的第二天，他就帶著印有“新北京人”幾個醒目大字的簡曆，去了中山公園。
可到了公園，吳川才發現不是那麽回事。他看到，有的簡曆擇偶要求裏，明確寫著“要身份證110開頭的”，這就排除了他這類新北京人。
▲圖 / 《上海女子圖鑒》劇照
相比之下，在北京相親公園的評價體係之中，沒有北京戶口的人很多時候顯得頗為尷尬。33歲的甘肅人李林，在相親公園和家長們的聊天幾乎不會超過兩句，因為一旦得知他是外地人，家長們就會眼含失望地結束搭訕。有時甚至女方家長們一聽他的口音，就掐了話頭。
而京房，作為京籍的連帶資源，通常也一起出現。但也有著細分要求，有的簡曆還明確印著“要房子在朝陽區、東西城區、海澱區的”。
趙建國就吃了這個虧。他在西城區買了套兩居室回遷房，打算自己和兒子一起住，今年六月剛裝修完，心想總算在主城區有樓房了，這才敢動身去相親角。
可到了相親角才發現“根本不是這麽回事兒”。女方家長問得很細，不僅得有房子，房本上的名字還必須得是兒子一個人的。但是，平房拆遷，寫著兒子名字的那套房得過兩年才能分下來，女方家長一聽，揚起嗓子，“過兩年哪行？這根本不算”。
趙建國很感歎，因為他自己年輕時，和父母一起住，“屋裏拉個簾就能結婚了”。
被年齡捆綁
“哪一年”在相親角也是個重要問題，一般緊隨“哪裏人”之後。而這個問題通常和女性緊密捆綁。
張陣媽媽已經放棄了大多數條件，但有一個條件是張陣著重強調過絕不能讓步的：女方一定要30歲以下。
說服過程並不容易，在張陣媽媽原本的一套嚴苛篩選條件下，竟真的找來了一個符合條件的，可張陣一聯係，女方四十多歲，回去一問，張陣媽媽擺擺手“湊合一下也行”。
早些時候，張陣根據A4紙上的內容，特地做了一個PPT，取名“相親綱領”，還列了個EXCEL表格，表格裏列了三大考察維度：硬性價值、軟性價值和情感價值。他拿著手機一條條跟媽媽解釋，外貌、身材、生育能力等都是硬性價值，張陣在PPT裏寫下結論：隨年齡增長（價值）下降，通常男性下降平緩，女性下降迅速。
要麽找個比自己還有錢的，要麽找個年輕的，張陣眼神懇切，“總得圖一頭吧”，比自己小五歲——是張陣能接受的女方年齡上限。
對於年齡的審視，也是許多去過北京相親公園的人，體驗不好的一個重要原因。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時代裏婚姻價值評判的縮影。
“女性的價值隨著年齡迅速下降”，這個觀點作為一種刻板成見，幾乎成了相親公園的共識。在公園裏，常常匯集了非常多優秀的女性簡曆。家長們一聊起女兒的條件，眼裏是藏不住的驕傲——有的一路讀到985院校博士，有的是大廠高P，還有在北京有兩套房。一位大叔提到自己37歲的女兒時滿臉的寵愛，“她可漂亮了，上學時還是禮儀隊的呢”，說著就掏出手機給大家看照片。
但家長們的驕傲，會在聽到有關年齡的評價時戛然而止。這裏的女性絕大部分都是80後，是相親公園係統中所謂的“大齡剩女”。有人頗為尖刻，“感覺37歲已經不是女生能挑的年紀了”；還有人直接吵了起來，一個“攤主”在擺攤時說了句“女孩四十多歲沒嫁人，父母肯定‘不著調’”，旁邊一個四十多歲女兒的父親氣得大口喘氣，滿臉通紅，跨步到攤主跟前指著他鼻子理論。
在相親公園，年齡直接指向的是生育條件。37歲的新北京人吳川，剛到天壇公園沒多久，就坐在石桌邊和一位阿姨對著簡曆攀談起來。桌上擺著他和一個91年女性的簡曆，身旁還站著一個頭發半白的大爺，胸前挎包上別著89年女兒的簡曆。如果把搭訕比做簡曆初篩，吳川現在已經進入了麵試階段。
他的擇偶要求嚴格框定在1993年到1999年之間（幾乎比他小十歲左右），原因隻有一個：這個年齡段的女性生育條件最好，“除了年紀，什麽都不看”。他進一步發表演講，“在這裏年輕就是降維打擊”，學曆、工作都不重要，他拍了拍簡曆，“隻要年輕”。
身邊的兩位家長頻頻點頭，“這說得在理”，聊到最後，兩位家長像遇到知音一般希望吳川能和自己的女兒約個飯“勸勸她們”。
有的人把生育問題直接搬到了台麵上。天壇公園過道站著一位“釘子戶”爺爺，嘴裏吆喝著“免費男人白送”，他從2007年兒子離婚後就在相親角“駐紮”，一待就是十多年，兒子如今已快五十歲，有房有車，國企工作，對女方的要求簡單粗暴：不管多大，隻要還能生孩子就行。
▲圖 / 《東京貴族女子》劇照
“子宮是在婚姻中出讓的最大資源”，另一位女生周成，覺得在相親公園裏很多人評價她，都是在判斷她的生育能力。不得已，她給自己製定了一套計劃：兩年內結婚、生子，33歲前恢複完，這樣就能趕在35歲跳槽升職。於是，像打怪升級一般，結婚、生產都成了計劃的一部分。
她像找工作一樣去找對象。去相親公園前，她會分析自己的條件，劣勢是沒有戶口，年齡卡在30歲，“有點不上不下”，但優勢是氣質、談吐和教養。為了展現優勢，她製訂計劃：畫個淡妝，本人去，當麵和家長溝通。
這個方法也確實起到了一些作用。因為有些男生的家長不喜歡年紀太小，所以，那些兒子在1986-1992年的家長願意和她聊聊。
相比之下，對相親公園的男性來說，年齡太小的反而不受待見。
有一位37歲女博士的母親來逛相親公園，女兒一直都在忙學習，發文章，一路讀到博士，如今當上研究員。生活中的異性不多，也幾乎沒有和異性相處的經驗。這位母親說，女兒“非常單純”，最好找個比女兒大五歲以內的。
還有一個東北阿姨給自己40歲的女兒找對象，女兒一直忙工作，沒想著結婚這回事。她希望男方比女兒大7歲以內，這樣“更會照顧人，難道要找個小的養著他麽”。
就這樣，在相親公園裏，男女兩方出現了供需不平衡，像在空集中尋找。與此同時，人們不斷降低的結婚意願，也讓這種找尋變得更加艱難。
比如，世紀佳緣發布《2022-2023年中國男女婚戀觀調研報告》顯示，76%的男性認為婚姻是人生必須經曆的事，而隻有56%的女性這樣想。分學曆看，隨著學曆升高，女性心中婚姻的必要性明顯下降。
對於相親角的女性來說，婚姻確實不再像原本那樣重要。一位逛相親公園的女生用二次函數Y=aX2+b做比喻，a是工作，不能為零；b是婚姻，如果有，這條函數線就有了更多可能，但沒有b也沒關係。三十歲時，她用工作的積蓄給自己買了一套小公寓，就是保證當b=0時，自己的人生一樣繼續。
▲圖 / 《家族的形式》劇照
愛欲之死
婚姻與愛難以分割，但在相親公園，“愛”這個字眼幾乎從未被提起。
在相親公園，我見到了37歲的吳川。得知我想記錄北京相親公園故事的願望後，他與我有過一次對話，這次對話，也展現出他的相親方式，以及他對愛的態度。
談話間，在聽到我問“愛難道不是最重要的嗎”之後，他像是聽到了一個驚天笑話，嘴巴大張做出“愛”的口型，似乎由於太過震驚，他遲遲沒有出聲，伴著諷刺的眼神僵了好幾秒，最終帶著不可置信的語氣說：
“愛？（此處拉長）成年人不談愛情。”
在對話中，吳川還展現出了一種聊天模式。他試圖說服我：作為一個外地姑娘，想在北京活下去，隻能通過“結婚改變命運”。
他眼睛向上看，思考間，嘴裏念叨：“你是1998年，屬水，摩羯座。”然後突然眼睛轉向我，斬釘截鐵說了一句：“走鋼絲！”
他的意思是，我未來的人生“會像走鋼絲一般”——如果闖過去了，在北京會過得很順利；可要是闖不過去，就會很痛苦。末了，他還說，“你把握不住生命中的貴人”。
後來，在聽了很多相親公園的聊天之後，我才發現，這種對對方的“打壓”是普遍的，而且通常會包裝在“為你好”的糖衣之下。公園裏的家長們也會不自覺地采用打壓技巧。比如有位叫徐南的32歲女生，在天壇公園時就遇見一個大爺，大爺掏心窩子地給她提建議：外地姑娘別太挑，有個京戶京房就行了，“別把自己耽誤了”。
▲圖 / 《做自己的光》劇照
她向別人一打聽才知道，大爺的兒子各方麵條件都比她差很多，大專學曆，身高一米七左右，“就隻勝在京戶京房”。
在這裏，最重要的事不是愛，條件才是。而與外部的打壓相對，有的自身優秀的人，甚至還會故意打壓自己，讓自己顯得更加“親民”。
比如徐南，她就從不和別人講自己出國交換過，也不說自己在老家已經買了一套房，就連年薪也會故意少報幾萬。她覺得，刻意隱藏鋒芒，才能顯得“不容易脫控”，因為“家長們都想找穩定，能過日子的”。
不過，在相親公園，有一條不容侵犯的底線，就是可以適當誇大，但不能撒謊。不過這一條屬於道德標準，遵守全看個人。
趙建國也幹過欺騙的事。開始跑相親公園之後，最初每次隻敢坐在玉淵潭相親角的入口，不敢向裏走，“人家都學曆高，還夠不上那個圈”。
有個家長給他出主意：把學曆寫成大學生。後來，學曆一改，果然有人聯係，一個中央財經大學的女生跟兒子聊了兩天，還挺投機。二人約在奧森公園見麵，可兒子等了兩個小時都沒等來。回來後趙建國一分析，“是不是女孩發現了”，兒子也想起，對方問自己哪個大學畢業的，他支支吾吾答不上來。
那之後，趙建國立馬改了回來，不敢再謊報條件。
在《愛欲之死》一書中，韓炳哲也論述了當今社會裏愛的消逝。“是什麽將愛置於瀕死的邊緣？自然是當今時代的個人主義，一種將一切事物在市場上明碼標價的必要性，一種可定義當今社會所有個體自私行為的邏輯。”從這個角度出發，韓炳哲探究了純粹之愛遭遇的多種多樣的威脅，“導致愛情危機的，不僅僅是對他者的選擇增多，也是他者本身的消亡。”
不過，從另一種角度來講，相親公園的存在也有其深刻的合理性，因為愛過於抽象和不可控，如果隻看條件，操作性要強得多。
比如相親了一百多次的張陣，現在已經有了熟練的方法論。他用麵試來定義相親：三麵定生死。一麵看“貨是否對版”，二麵看聊不聊得來，三麵就能決定要不要深入了解，他能在三麵內迅速判斷yes 或 no。
經曆太多次之後，張陣變得愈發缺乏耐心，超過朝陽區的相親對象他已不願考慮，“太遠了，最好是下班了順便見一麵”；初次見麵也從請吃飯變成了喝咖啡，高效，還省錢，聊尬了立馬結賬走人，“像完成KPI”。
困在無風之地
在北京，無論常去的是哪一個相親公園，時間久了，人們卷入相親公園的係統，也會慢慢被它改變。
張陣媽媽原本就定了很多標準：北京人，身高170cm以上，工作穩定……結果，一年一年過去，兒子遲遲沒結婚，張陣媽媽越來越急，“都要病急亂投醫了”。
如今，她放棄了這個要求：“我們對戶口都沒什麽要求，倆人聊得來就行。”
身處其中，每一次不愉快的相親體驗，都是一次對人的觀念的塑造。有一次，一個相親對象直接給張陣甩出四個指標：外地人、性格內向、國企體製內、身材瘦。張陣納悶：自己明明一個都不符合，怎麽還能見上麵？這不是浪費時間嗎？
才見第一麵，就被“迅速且直白地拒絕”，張陣心想，“我也幹脆直接點”。
於是，張陣開始掰著指頭跟相親對象辯論：就算北京2300萬人，26-35歲之間的男性也就50萬人，在國有企業工作的人就算按照1/5來算，也隻剩下了10萬。而在這10萬人中，還要篩掉已婚、有女朋友的。最後在剩下的人裏再挑選出身材瘦、性格內向的外地人，“還能剩下多少？”
這還不算完，哪怕上述“硬性”條件都滿足，還得看兩人聊不聊得來。這些條件就像木板一樣，“如果把每個木板都合上，就會變成一個很小的水桶”。
還有一次，他和一個年紀相仿的北京本地人相親。對方是京東的中層，二人家庭資產狀況、年薪都相當，但見了不到五麵，女方就拒絕了自己，還用了很多張陣聽不懂的互聯網行話。他知道，自己像一個項目那樣，被對方否定了。
他又得出新的結論：門當戶對的女性多半看不上自己，隻能“向下求”。從一次又一次的相親中，張陣覺得自己認清了許多道理，其中的重要一條，就是要學會妥協。現在他隻要求兩點——30歲以下、瘦。
而在相親公園，這種隨著年齡增長不斷拖延下去的焦灼，使得這種“向下”的妥協，成了常態。許多家長們也在不斷“向下”。一個來相親角四年多的阿姨，原本想給女兒找個沒有婚史的，最好是北京人。如今，四年多下來，條件降成了“有婚史也行，隻要沒孩子”，不是北京人也沒關係，“人好就行”。
盡管相親公園有時候令人體驗不佳，但客觀來看，相親公園的存在，的確是一條親民的婚姻之路：成本低，範圍大，還相當便捷。
熬著熬著，相親的家長們都熬成了攤主。有些家長說，什麽方法都試了，才會被擺到這；還有一位女生覺得，不想再談沒有父母支持的戀愛，而相親公園是先見對方父母，這更省時；還有的家長則是資源有限，隻能寄托於相親公園，自己一有空就會來逛，這是他為子女唯一能做的努力。
也確實有人在相親公園成功了。在社交平台上，不時有這樣的分享。比如，有人和妻子通過相親公園相遇，已經在一起五年多，還有了小孩，在社交平台上感歎“相親角也有靠譜的”；還有的人，記錄自己和男朋友從曖昧到確定關係的過程，她在相親角和男朋友一見鍾情，“第一次勇闖相親角就遇到了crush（心動對象）”。
▲天壇公園相親角人氣旺。圖 / 視覺中國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一股冷空氣席卷而來，氣溫也降到了零下。中山公園的相親角旁有一個商店，來逛相親角的父母們都擠在商店裏搓著手取暖，每張臉都是布滿皺紋，凍得紅紅的，互相聊各自的情況，不時冷得吸幾下鼻子。“都是為了自家孩子。”對來到相親公園的父母而言，給兒女找對象似乎變成了退休後的“再就業”。
有人甚至從個體熬成了職業的。比如，在中山公園，有個身著短絨中山裝的爺爺，人稱“老吳頭”。老吳頭體型瘦弱，隨身攜帶的書包被簡曆撐得鼓鼓囊囊，比身體還要寬上一倍，背在身上，把身體壓得歪向另一邊。
五年前，他帶著兒女的簡曆來這裏，兒子一下就找到了，女兒卻遲遲找不到。有家長拜托他幫忙帶簡曆，五年下來，手裏已經積攢了幾百份簡曆，“裏麵好幾對都成了”，但自己女兒的婚事依然沒著落。有人會拿他逗悶子：老吳頭，你要是賣廢品，是不是能換兩條中華煙了。
某種意義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像許多因為各種原因期盼婚姻的人一樣，他也被困在了相親公園裏。每天，老吳頭都會扛著書包乘坐一個多小時的公交車，輾轉各大公園——就像是上班。
這並非一段輕鬆的旅程。正如35歲的北京人張陣所經曆的那樣，他不斷地尋找，不斷地否定和自我否定，然後又不斷的再出發。有段時間，他開始自我懷疑：“我這個人到底有什麽問題？”就連相親標準，甚至也進一步放低了——
“女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