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回答1988》
最近出現了一個東亞年輕人都能共鳴的詞：掃興父母。《人物》在八月發布的一篇讀者征集內容中，展示了諸多被父母掃興的瞬間，激起了廣泛的討論。“掃興父母”無疑是東亞文化中常見的親子關係，它的典型指向了東亞文化中一種自我建構的方式——集體主義下的互依自我。
人類學家許烺光先生在《美國人與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比較》（1981）一書中對於美國人與中國人的傳統住宅有過一段描寫：
“美國人的住房通常都有個或大或小的院子。院子周圍有些矮樹，卻很少有高大的院牆。……大多數中國人的住宅都有高大的圍牆，從院外隻能看到屋頂，堅固的大門把院內同外界分開，……避免過往行人的視線進入內院。美國人的室內講究個人活動空間，……私人空間是不容侵犯的。父母在孩子的房間毫無行為自由，而孩子同樣也不能私自闖入父母的領地。
相反，在中國人家中，私人權利幾乎不存在。……不僅父母有權幹涉子女，子女也有權動用父母的東西。……（總之，）美國人在家中的活動範圍是有嚴格的個人界限的，但家中與外界卻並無分界。相反，中國人在家中的活動範圍並無界限，但高高的院牆和雙重大門卻把他們同外界世界隔絕了。”
許先生的描述生動地捕捉到了存在於東西方文化下自我跟他人關係的有趣不同：一邊是內外群體的界限較為模糊，但個體之間的邊界清晰而嚴格；另一邊則是，把內外群體區隔開的那座圍牆高大堅固，而圍牆以裏，內群體成員之間親密無間、不分你我。
今天的文章，心理學學者王芳將與大家探討，除了思維方式，文化是如何進一步塑造我們建構自我的方式的？
講述 | 王芳，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
來源 | 看理想App節目《人格心理學40講》
01.
文化與東西方自我建構差異
打個比方來說，每個人的精神世界都是一個圍繞著自我建構起來的宇宙，毫無疑問自我就是那個宇宙的中心。與此同時，我們身邊還有很多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人，比如說父母、伴侶、子女、朋友等等，他們會以何種方式存在於我們周圍呢？
文化心理學家認為，有兩種方式最具代表性：一種是個體與個體之間趨近但獨立，就是彼此親密但有界限，相互之間的區隔是明晰的，即相對於自我，別的人都是他人，這種自我建構方式稱為獨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
另一種則是緊密且交融的方式，就是彼此之間的界限不那麽明晰，雙方的自我有一部分融合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就是說自我是不獨立於其他人的，他人是他人，也可能是“自己人”，總之是相互依賴在一起的，這種自我建構方式稱為相互依賴的自我，簡稱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
你應該已經猜到了，典型的西方文化裏，人們整體更偏於獨立自我建構，而典型的東亞文化裏，人們整體更偏於互依自我建構。
獨立自我建構（左）與互依自我建構（右）（Markus & Kitayama, 1991）
獨立自我與周圍的他人及環境相分離，是內在而穩定的實體；而互依自我與他人和社會情境不可分割，因而是不能單獨存在，同時彈性、靈活和可變的。
當麵對其他人時，互依自我既可以把他人包容進來成為自我的一部分，也可以把他人隻看作他人（楊宜音，2003）。這就像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差序格局，人與人的關係會隨著親疏遠近而發生變動。
獨立自我強調彰顯個人的獨特性，重要的是去表達自我並實現個人目標；而互依自我則強調歸屬於某個群體，更重要的是在群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實現重要他人的期望以及整個群體的目標。
這可能就是“美國夢”和“中國夢”的區別，一個是通過個人奮鬥實現個人成功，另一個則是依靠集體的力量實現一個民族的偉大複興。再比如，美國人崇拜孤獨的牛仔和運動明星，而我們會更崇拜一支取勝的隊伍或者團隊的領導者。
對於獨立自我來說，他人是評價自我的重要參考，對於互依自我來說，他人不僅有助於做出自我評價，更是定義自我的來源。
研究發現，個體主義文化中的人，例如北歐、西歐以及北美的人，會以更多的個人元素或特質來表述自己，如“我很忙”“我很強壯”“我是一個善良的人”，而來自東亞、非洲和南美洲等集體主義文化的人，更傾向於以他人眼中的我以及社會身份來表述自己，比如“我的家人老說我很忙”“我的同事覺得我人不錯”“我是我媽的乖女兒”等等（Triandis,
1989, 1990; Trafimow et al., 1991）。
《請回答1988》
再比如，你的微信用戶名是什麽？不然就是用真名，不然就是用昵稱，還有一種，會叫“豆豆媽”“妞妞爸”之類的……
其實這就是在用社會角色、身份與相互關係來定義自己，此時自我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以及情境中的，它同時也意味著，如果跟那些相依賴的人分開，或者失去了用以定義自己的社會聯係，我們都會不知道自己是誰。
此外，我們也會對與我們有關係的人格外敏感。在一項實驗中，來自美國和中國的參與者被要求分別想自己、母親以及一個公眾人物。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結果顯示，在思考自己時，大腦的腹內側前額葉皮層會被激活，這是一個和加工自我信息有關的腦區。
但是，與西方參與者不同的是，中國參與者在想到自己的母親時也會激活這個腦區（Zhu et al.,
2007）。換言之，對於中國人來說，母親與自己在大腦的表征上是難以區分、渾然一體的。與此同時這也說明，浸潤在特定文化中，我們的大腦過程甚至都會受到影響。
總之，互依自我將個體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以深度的合作將零散的個體組織為一個“同生死、共榮辱的共同體”（許倬雲，2018），就像我們常說的“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可以讓群體實力最大化，“集中力量辦大事”，同時也因為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關係網絡上的位置，就不會有孤立失落之感（許倬雲，2018）。
02.
互依自我的弊端
不過，這種相互依賴甚至共生共存的關係也可能存在副作用，最典型的就是心理意義上的“自我-他人”邊界不清。
舉個例子，前幾年有檔綜藝叫《我家那閨女》，大概形式是一些女明星或女運動員在前台進行生活展示，而她們的爸爸們則坐在第二現場觀察評論。
看了幾集後，感覺是一個大型催婚催育現場，也是上一輩和年輕人價值觀的對撞場。即便這些女性已然經濟獨立、事業成功，但在多數父親們的眼裏，結婚生孩子依然是她們人生的必選項。
其中有一集的嘉賓是Papi醬，她談到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每個人都有一些重要他人，比如父母、孩子、伴侶，如果再加上自己，按照在人生中的重要性排個序的話，你會怎麽排？Papi醬的排序是：1.
自己，2. 伴侶，3. 孩子，4. 父母。
《我家那閨女》
此言一出，第二現場的爸爸們就炸了，集體不認同：首先，把自己排第一，自私！第二，把父母排最後，不孝！第三，把孩子排伴侶後邊，媳婦老公可以換，孩子肯定是自己的啊！他們全都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而把伴侶和自己放在很後麵。
其實，Papi醬的排序特別符合現代婚姻家庭心理學的觀點，當然這肯定有個體差異，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這裏說的是普遍來說倡導的排序。
首先，健康的自我是其他一切關係的基礎，一個人首先是自己，然後才是各種社會身份，包括妻子、丈夫、父親、母親，愛自己才能愛別人。其次，夫妻關係是家庭關係的核心，婚姻關係大於親子關係，核心家庭重於原生家庭，經營好自己的婚姻，你的孩子和父母都能在關係中受益。
而且，在所有這些關係裏，伴侶是唯一你能自己選擇且陪伴一生的人，而孩子和父母都應有自己的生活。
我們希望父母的排序也是如此，多關心自己和伴侶，而不是把所有重心都放在我們身上，未來我們的孩子也是一樣。
這並不意味著不關心或者不重要，所有能被排進來的人都很重要，而是倡導每個人都自愛，都經營好自己和小家庭的生活，而不要過度介入別人的生活導致邊界不清。很多人把父母或孩子置於伴侶甚至自己之前，想一想是不是諸多家庭矛盾的原因。
《小歡喜》
大概少有哪個國家的人會像中國人一樣，父母子女之間的感情如此之深，又如此之糾結，再如此痛心疾首。當彼此的自我強烈糾纏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親熱是親熱，但因為沒有空隙，最後很遺憾地可能演變成互相傷害。
父母和子女，在傳統的奉獻和索取、控製和被控製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關係可能性？那或許就是，既有邊界又有聯結，每個人都自主自由，但相互之間又關愛與交融。
當然，我們不大可能也沒必要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個體主義文化下那種完全的獨立自我，而是結合東西方、傳統與現代，努力建立起一種親而不密、感情互惠同時精神獨立的關係，或許才是更為理想的適應。
03.
耕作方式與亞文化差異
到這裏討論的都是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事實上在同一個文化內部，也會存在亞文化之間的差異，比如說中國的南方與北方。
2014年，Science雜誌發表了一篇封麵文章，講的就是中國的南北方文化差異（Talhelm et al.,
2014）。第一作者是一位美國人，他在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任助理教授，在那之前，他曾經在廣州和北京都分別待了很多年。
在廣州和北京居住的經曆令他觀察到，雖然都是集體主義文化，但中國的南北方似乎也存在不小的文化差異，於是他就做了一係列研究來進行比較。
那如何來區分南方和北方呢？他采納了一個解釋文化差異的生產方式假說（mode of subsistence
hypothesis）。近年來，新興的文化功能性視角認為，文化是人類用以適應環境的強大工具（e.g., Varnum &
Grossmann, 2017），比如不同的文化可能分別適應於不同的生產方式。
對於獵人來說，個人行動往往比集體行動更有價值，而對於農民來說，相互合作與集體行動則更有價值，於是，狩獵文化往往比農耕文化更傾向於個體主義（Berry,
1976），相反，後者更傾向於集體主義（Bond & Smith, 1996）。
中國整體以農耕文化為主，但是主要種植的農作物卻在南北方有所不同，我們都知道南方主要種植水稻，而北方則以小麥為主。這個研究就認為，這種耕作的曆史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南北方的文化差異（這個研究提出的理論後來就被稱為“水稻理論（rice
theory）”。到這裏，根據你的體感猜一下，是北方還是南方更集體主義？這個研究的答案是：南方。
《小森林 冬春篇》
研究者使用了一係列指標，控製了包括氣候、經濟在內的一係列混淆因素，最後發現南方水稻種植區的人要比北方小麥種植區的人更加具有前麵提到的整體性思維以及相互依賴的自我建構。
對此研究者的解釋是：水稻種植與小麥種植對應著迥然不同的耕作體係，其中以灌溉方式和勞動力投入最為突出。稻田需要持續的供水，農民需要相互合作建設灌溉係統，並協調各人的用水與耕作日程，因此稻農傾向於建立基於互惠的緊密聯係並避免衝突。
相比之下，小麥的種植更簡單，小麥基本不需精細灌溉，更輕的勞動任務也讓麥農無需依靠他人就能自給自足。
因此，水稻種植的曆史可能使該區域的文化更傾向於相互依賴，而小麥種植則使當地文化變得更加獨立（Talhelm et al.,
2014）。
後續研究也基本認可南方整體更為集體主義的結論，如表現為對朋友更優待、內外群體的心理界限更明顯、家族意識更強烈等，但也提出了其他解釋機製，比如認為這一差異與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中心南遷有關（馬欣然，任孝鵬，徐江，2016）。
04.
文化會隨時間發生變化嗎？
如果說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於生存環境的適應，那麽當環境發生變化，文化會不會隨之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變呢？研究發現，有可能。即使在一個文化內部，以縱向時間維度來看，都可能發生小幅的波動，而驅動因素之一可能是宏觀經濟狀況的變化。
例如，針對美國社會的研究發現，美國人的個體主義傾向會在經濟繁榮時期進一步上升，而在經濟衰退時期有所下降。
在經濟繁榮時期，美國人更有可能給新生兒取獨特的、不常見的名字，更重視培養兒童的自主性，更渴望看起來與他人不同，在同期流行的歌曲中也會表達更高的自我中心傾向，這些都是高個體主義的表現（Bianchi,
2016）。研究者解釋，經濟不景氣會增加不確定性，人們會尋求抱團取暖、相互依賴；相反，當資源比較充沛，人們就會更追求獨立和彰顯自我。
那麽，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國也有類似的現象發生嗎？一些證據表明，似乎有，例如父母們給新生寶寶們取的名字越來越獨特（徐江，任孝鵬，2016）。但是，最近發表的一個研究卻發現了不同的結果。
這個研究分析的素材是自然語言，使用的是穀歌的Ngram項目，這是一個開源的語料庫，其中包含了從1500年到2008年間在全世界範圍內以多種語言正式出版的約800萬本圖書。它就像一個搜索引擎，輸入特定的詞匯，就會輸出這個詞的詞頻按時間變化的圖表，從而可以分析出反映在圖書中的文化變遷。
最近的這個研究就考察了從1950年至1999年間（2000年後語料庫的計算方式有所區別就沒有納入進來）體現在中文書籍自然語言中的文化變化。結果，跨越50年的數據分析發現，並沒有證據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文化變得更傾向於個體主義了，集體主義文化仍在延續（Hamamura
et al., 2021）。
這一結果提示，至少以正式出版的書籍這一文化產品來看，個體主義的上升也許並不是社會現代化的普遍結果，至少在中國，集體主義是可以自我維係的。
《小森林 冬春篇》
另外一種解釋是，不同的文化產品可以捕捉到不同的方麵，例如鄰國日本，在當代日本人身上既可以觀察到代表個體主義的某些方麵（如自我表達）的增加，又可以觀察到反映集體主義的某些心理傾向（如情境決定論）的增加（Twenge,
Zhang, & Im, 2004），也就是說呈現出日益興起的個體主義與傳統較高的集體主義並存的現象（Hamamura & Xu,
2015）。
這似乎暗示著，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可能並不是一個維度的兩端，而是正交的，二者可以在同一個文化甚至個體身上同時存在（e.g.,
Vignoles et al., 2016）。
對於群體而言，文化幫助種群適應環境，也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發生些許流變；對於個體而言，在一個特定的文化中成長、生活，絕不僅僅意味著繼承了一整套的文化遺產，更重要的是，文化鍛造了我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自我，甚至大腦運作的方式，文化訓練我們成為一個合格的群體成員，或許，是文化使我們真正成為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