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獄5個多月，閆嘯天唯一的收入來自炒股盈利：一筆四千多元的意外之財。
這個“本事”是過去在監獄裏跟著“股票高手”學來的。他腦子靈光，一邊聽對方傳授個人經驗，一邊學習財經報刊上的金融知識，重點段落全部手抄下來。
在一本黑色筆記裏，他密密麻麻寫滿了諸如宇通客車、恒順醋業、密爾克衛、蘇泊爾等股票的每月價格、收益、總市值。
這是閆嘯天重回社會的“一次投資實踐”。嚐到甜頭，他便果斷離場，再也沒碰過，“這玩意兒不能弄太深，否則被套死。”
如今走在街頭，無人知曉他的過往身份——曾經轟動全國的“河南大學生掏鳥”案主犯之一。
2014年夏天，大一放假的閆嘯天和朋友王亞軍，在河南輝縣的老家樹上掏了十幾隻燕隼，部分轉賣。隨後，他還單獨收購了一隻鳳頭鷹。
這都不是普通的鳥。非法獵捕和收購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為閆嘯天帶來10年半的刑期。王亞軍比他短半年。
當年案件判決一公布，迅速在全國引起大討論，國內多位知名法學家意見各異，立場分屬“不同陣營”。
鄭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德法撰文稱該案“判決適用野生動物保護法正確，並未枉法裁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則認為，“生效判決在事實依據上是不充分的。”
漫長激烈的反複爭論，讓該案被列入2015年度河南十大法治熱點事件，甚至還被寫進《河南法治藍皮書（2016）》。
出獄當天，媒體去閆嘯天家裏采訪
一方麵，公眾的矛盾情緒，聚焦於“掏鳥”行為在字麵意義上的“社會低危害性”，大家說得最多的是，“掏個鳥判十年，拐賣婦女兒童、貪汙受賄判幾年？”
與此同時，閆嘯天的大學生身份，又額外獲得外界對他的同情惋惜，不少人認為法院“判得太重了”，而後續牽扯出辦理該案的檢察員索賄，更是加劇了輿論的極度撕裂。
入獄時，閆嘯天隻有21歲，帶著莽撞稚氣，把原本最自由開闊、充滿想象的人生時光，投入到漫長枯燥的監獄改造中。
他表現積極，三次減刑，8年10個月後回到家中。他對當年的判決不服氣，找律師寫下6000多字的《刑事申訴狀》，反複推敲每一個字，並於11月2日寄往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
對一個剛服刑完畢、臨近而立之年的青年人來說，重建生活或許是眼下更實際的困難。他看不清未來，像一艘經曆了海上風暴的漁船，在被濃霧遮蔽的海麵，試圖重新尋回航向。
停在原地
每次飯吃到一半，或剛放下碗筷，閆嘯天都迅速衝向廁所，一蹲十來分鍾——這是遺留在他身體裏的“監獄後遺症”。
勞改生活讓他不得不常年趴在縫紉機上，眼睛追隨細小的針線舞動。他先後患上近視散光、肩周炎和腸胃疾病。
夜晚的監區燈光依舊長明。睡在上鋪的閆嘯天，距離白熾燈泡不到1米。長時間的不關燈睡眠後，他幾乎失去了對黑夜的感知。1米77的個頭，體重不足63公斤，營養補不進去，父母搖頭歎氣。
他覺得回家有些不真實。連續好多個夜晚，他躺在嶄新的被單裏，陷入場景相似的噩夢中。
夢裏，他總被一群人莫名其妙戴上手銬關進監獄，怎麽掙紮喊叫都無濟於事。在床上來回翻身、甩頭環顧四周，才驚覺是一場夢。
這幾個月，他總是刻意給自己找點事情做。
在家門口的空地上，他種下韭菜、香菜和小蔥，還在三樓平台養了幾條魚——種植經驗是在監獄攢起來的。失去自由後，他負責照料監區的花花草草，還養了一隻拳頭大小的烏龜。
黃瓤西瓜是閆嘯天近期的得意之作。西瓜籽是幾個月前和同學聚會吃完瓜後掏出來的，種到鋪滿泥土的花盆裏，他給花朵人工授粉，按時澆水、施肥。接下來的一切，就交給時間。
如果一定要盤算，出獄之後還剩下多少從頭再來的可能性，年齡或許是為數不多的優勢。
閆嘯天入獄之前已經有了微信，隻是“密碼忘了”，發朋友圈、視頻聊天、地點定位之類的功能，上手學起來也很快。這幾個月，他嚐試用軟件打車出行，到鄭州坐了新開通的地鐵，還和朋友坐火車跑到廈門看海——這是他30年裏去過最遠的地方。
智能生活的便捷超出他的認知。他遵循往常記憶，去超市隻帶現金，買火車票也到現場排隊，茫然看著別人結賬，要掃一團黑乎乎的碼。
“好像隻有我是個怪異的人。”他這樣想。
出獄後，閆嘯天和朋友們聚會
出獄後沒多久，以前的同學朋友聯係上了他。一個接一個的飯局上，話題總是圍繞著婚姻、賺錢和社會地位，誰混得好，誰結婚了，誰又離婚了之類。人人感歎時間飛逝，“一晃都快10年了”。
大家都刻意不提“掏鳥案”，但閆嘯天的焦慮總會在聚會結束後浮現出來。眼下，他沒有任何工作，也缺少拿得出手的專業技能，和同齡人的差距肉眼可見，“別人都成家立業了，我還停在原地。”
但他對生活不敢抱有太高遠的目標，想著切實具體就好：先考完駕照，然後掙錢，開車帶家人外出旅行。
曾經的“同夥”王亞軍，也獲得減刑機會，於2022年8月返回河南輝縣的老家。
他出獄後更避世一些。去汽配廠做苦力，生活裏除了工作和釣魚，再無其他。言談甚少的王亞軍比閆嘯天大6歲，初中都沒畢業，出事前，連“隼”字都不認識。
對閆嘯天來說，曾經的大學生身份給他在案件裏帶來更多的關注，回家當天也是如此。
今年5月底，幾十家媒體匯集土樓村，將閆嘯天家的門口堵得水泄不通。甚至有賣二手車的人專程跑來，想讓他利用自身流量給品牌做代言人。閆嘯天不知道該怎麽應對這些陌生人，簡單說了幾句話，索性躲回房間。
他實在看不明白屋外的熱鬧，“我一個刑釋人員，有什麽好采訪的。”
囚徒生活3225天
2015年5月28日，閆嘯天收到了改變他人生的一審判決書。短短7頁紙，刑期10年半。
“看到結果，傻眼了。”那會兒，他隻覺得整個腦子都是麻木的，在看守所哭了一夜。
此時，距離他和王亞軍因涉嫌非法獵捕、收購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燕隼被河南省輝縣市森林公安刑事拘留，已經過去整整10個月。
兩人幾乎是不抱期待地選擇了上訴。不出意外，三個月後，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了原判。
同年9月，大專生閆嘯天穿著被抓時的黑白相間長袖T恤，被一輛警用麵包車，押送至新鄉市建設路的河南省第二監獄服刑。王亞軍則被移送到河南省焦南監獄。
閆嘯天戴著手銬，腳上和另一個犯人共用一副鐐銬，一人銬一隻腳。坐在車裏，他使勁朝著安裝了鐵欄杆的車窗往外張望，想要記住外麵的街道、行人和商鋪。從輝縣市看守所到監獄的距離不到50公裏，未來10年，“這樣的場景，看一眼少一眼。”
直到真正抵達這所始建於1948年的監獄門口。這個在他第一印象裏“比看守所大好多”的地方，過去專門用於關押服刑期較長的重刑犯。
每個監舍門口都掛著一塊透明亞克力夾板。名片大小的紙牌上麵，列出服刑人員的名字、罪名和刑期：殺人、縱火、販毒、詐騙、涉黑。他邊看邊走著，緊張感就加深一分，直到踏入屬於他的5號監舍。
可容納20人的屋子，左右兩側靠牆分別擺放著5張上下鋪。中間過道有幾張桌子，床下是收納好的板凳和洗漱用品。整個房間最昂貴的設備，是監控犯人的攝像頭。
和獄友們的“罪大惡極”相比，閆嘯天的罪名排不上號。沒過多久，有個20歲出頭的年輕人因為掏鳥入獄的消息，在監區裏傳開了。
服刑的大哥們都找機會來看一眼這個“小孩兒”，開玩笑、取綽號，覺得他的案子“像個笑話”。獄友叫他“鳥弟”，獄警叫他“鳥兒”。
過去，閆嘯天在外麵聽到過有關監獄生活的各種傳言，比如“稍微不注意就會挨打”。得知同住舍友中也有殺人犯，他的恐懼感達到了頂峰。
但他在監獄裏沒怎麽被欺負過，反而師從一名犯下故意殺人罪的老犯人，學會了彈吉他。對方被判了死緩，很年輕就鋃鐺入獄。
學習吉他一年多，他掌握了幾個和弦，還找機會組建了一支樂隊。幹脆和鳥關聯到底，名字就叫“黑鳥樂隊”。大家跟著樂譜彈Beyond和許巍的歌，最愛《真的愛你》《海闊天空》和《故鄉》。
有一年春節搞活動，“黑鳥樂隊”登台演出還獲了獎，50元獎金，外加火腿腸、餅幹之類的食品獎勵。
閆嘯天在監獄裏學會了彈吉他
但在標準化的勞動改造麵前，人人平等，大學生也沒有優待。除了晚上睡覺，閆嘯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在40人一組的生產線上加工衣服。
過去，他的雙手主要用於機械專業的CAD製圖和車床加工。現在，這雙手需要按照要求，製造出商場裏特定款式的男女T恤、羽絨服以及富士康的工裝。
為了保證生產，“工人們”早上6點多起床，晚上7點收工，有時也會加班到很晚，每人每天大概能掙2塊錢。一條生產線每天最多能做出2000多件衣服。
閆嘯天因為反映生產任務重，與監獄方麵鬧別扭，曾被關進去三天。
兩三平米的小屋沒有床和窗，人隻能躺在水泥地上打地鋪，大小便都在一個桶裏解決。每日夥食降格到兩個饅頭、幾杯水。不能穿日常囚服，得換上特製的連體衣。處罰嚴厲，眾人敬畏。
常規來說，服刑者的一日三餐，在不限量的饅頭和單一的炒素菜中循環往複，沒什麽味道可講究。米飯成了稀罕物，一周隻有一次機會。爛掉的菜也會被端上桌子。
趕上有一年國慶節，監獄裏改善夥食。許久不見葷腥的閆嘯天打了一整碗紅燒肉，幾個老犯人筷子不見動靜，隻朝著狼吞虎咽地往嘴裏塞的閆嘯天露出一抹壞笑。
吃完沒一會兒，他就跑到廁所上吐下瀉，也發現很多人都跟著在嘔吐。這是他在牢獄生活中最早學會的生存技能之一：胃裏長時間沒有進油水，不能大量快速吃肉。有經驗的犯人，都是吃一口饅頭，就一口肉。
監獄裏允許相對自由花費的規定額度，每人每月最多300元。閆嘯天最大的花費就是買泡麵，其次是香煙。
他不抽煙，但這是高牆內的硬通貨，有利於在獄友之間“搞社交”。“黑鳥樂隊”的吉他、貝斯、鍵盤，架子鼓，都是攢了幾個月香煙陸續換來的。一條煙110元，單件樂器能抵四五條煙。
在這裏，所有人都得適應規則，能讓自己“活得舒服點”的辦法並不多。
夏天監舍35攝氏度以上的高溫讓人絕望。唯一的電扇根本不頂用，汗水和憋悶的窒息感快要將人吞沒。舍友們創立特有的“囚徒降溫法”：用自來水將床單打濕，裹在身上助眠，或者“托關係”去廚房借用過的塑料油壺，灌滿涼水，抱著能勉強入睡。
服刑生活頭一兩年，閆嘯天有了生不如死的感覺，“覺得沒希望，看不到未來。”
怕自己熬不下去，他在獄友送的一個日記本上打格子畫線，自製日曆。每一行開頭填入年月份，一直寫到刑期結束的2025年1月27日。
每過完一個月，他就在空白欄寫下本月重要的事：花錢金額、獎勵加分。他就這樣數著日子過，看著空白格一行一行被填滿。
家差點散了
“你這樣做生意能行？這不是免費給人家幹活！”
在一樓的客廳，閆愛民要債失敗，兒子衝他嚷起來。這是閆嘯天出獄回家後，父子倆唯一一次拌嘴。
閆愛民今年53歲，一直搞裝修。他性格奔放，常年戴著一副眼鏡，看起來不像做生意的小老板，更像鄉村教師的模樣。有人說他長文質彬彬，長得像電視裏的“人大代表”，他樂意聽。
“好麵子”的閆愛民經常給別人幹了活卻收不來錢。熟人給他介紹生意，收不回款項不說，反倒被繼續忽悠刷信用卡再借給欠款者錢。
看著有些生氣的兒子，閆愛民隻是嗬嗬一笑，不再爭辯什麽。
這些年來，閆家父母的執著，都放在為兒子申訴上了。他們認為兒子“是冤枉的”，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影響判決結果的機會，歪門邪道也得試試。
閆愛民和妻子劉素琴到處托關係，“聽說誰能辦事就去求人家。”他們把案件線索遞給媒體，希望被報道，甚至還給辦案人員行賄，無暇顧及的裝修店近乎荒廢掉，整個家都差點散了。
一度有騙子抓住他們救子心切的弱點，時不時來騙吃騙喝。閆愛民不在乎，他沒法兒讓自己停下來，“我不去，別人怎麽看我，孩子怎麽看我？”
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及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都將閆家的申訴駁回。王亞軍家的申訴亦然。
閆嘯天並不完全知曉高牆外的一切。
他的床鋪在監舍靠窗的位置，隔著幾層鐵絲網，能隱約看到幾棟紅色的住宅樓，這成了他向往外界的自由之地。三千多天的監獄生活裏，每次想家，他都偷偷透過窗戶看看那個小區，幻想著父母在外麵的生活。
過去幾年，閆愛民總是開著別人抵賬的二手舊車，跑到一小時車程外的監獄探望兒子。疫情前，每月能見一次，一次半小時。
兩人一見麵，閆愛民就說自己還在努力申訴，但閆嘯天知道這些都是徒勞，勸父親“不要再跑了”。他認罪、接受現實，也承諾自己會好好改造。
新冠之後，線下會見取消，改為每月通一次6分鍾的電話。普通犯人每月能打三次，閆嘯天是重要罪犯，光這一次都要經過層層審批。
電話隻能單向從監獄裏撥出去，計時一到便自動斷掉。電話裏隻能傳達隻言片語，閆嘯天先後錯過了奶奶、爺爺、二伯的葬禮。
父親閆愛民
在“大學生掏鳥案”引起外界關注之前，位於河南省輝縣市高莊鄉的土樓村，更出名的符號是貧窮。這個常住1600多人的村子，北依太行山，南眺黃河，周邊自然風光優美。
一名曾在土樓村扶貧的幹部，對此地脫貧前的印象是，“雨天出行難，飲水半桶泥，莊稼靠天收，電壓常不穩，有時甚至連電風扇都帶不起來”。
閆嘯天家的經濟狀況算是中等。房子共有三層，一樓陳設簡單，鋪了地板擺了沙發，頂層平台有一間狹小的閣樓。閆嘯天的臥室在二樓，是出獄前父母特意裝修的，比家裏任何一個房間都好一些。
在家裏，閆嘯天從小都是最有主見也最能拿主意的人。
出獄後，劉素琴建議兒子可以學網紅，做短視頻帶貨或者學學直播技術，被懟了回來：“那不行！直播帶貨都得是名人，或有所作為的人，我這種情況不合適。”
他對現在的自由極其珍視，不想再出任何風頭，最好學個技術，老老實實上班。
少年的麵孔
少年在出事前，並不像如今這麽謹慎。他人聰明，為人處世情商也高，早在十幾歲的年紀，就長出一顆“生意腦袋”。
在輝縣二中念書時，他找同學借了三四千元玩遊戲，輸了。不敢告訴家人，隻能自己想辦法還債。
那個年代，手機都使用可拆解的電池，也沒有現在商場裏隨處可見的充電寶。用當下互聯網時代的流行話術來說，他“發現了用戶需求”，還“投放到精準的市場”，在學校裏賣手機電池，同時還“拓展了業務邊界”，順帶給人修手機。
不到兩個月，外債就還清了。
他對電子產品的興趣，甚至帶著一些天賦，“一看就會”。高中時，老師的電腦壞了，都來找他修。高考後，閆嘯天的成績不到400分，選擇了省內的鄭州職業技術學院，學機械工程。
在大學校園裏，他先是折騰吹風機生意，做賠了。到了大一下學期，他又發現了新的商機：很多同學周末不下樓，在宿舍打遊戲經常吃不好，他萌生了做外賣的想法。
那會兒，學校支持學生創業，也提供了專門場地，閆嘯天買來鍋碗瓢盆和煤氣罐，自己負責做飯，還雇了幾個舍友送外賣，一單能提成3毛錢至5毛錢，生意出奇地好。
又隻用了兩個月，他就掙了七八千，一舉成為同學眼中的“富豪”。
和賺錢相關的這一切，他都是瞞著父母做的。過了很久，劉素琴才從兒子同學家長口中聽聞，“你兒子可厲害！在學校做生意。”
回家後的閆嘯天
在父母印象裏，兒子就是平平無奇的人，除了“從小愛養小動物，別的也沒看出啥能力”。閆嘯天喜歡養蠍子、麻雀、喜鵲之類的小動物。初中時，看了央視播出的紀錄片《最後一個獵鷹人 趙明哲》，他大受鼓舞，說自己也渴望能擁有一隻鷹，當一個馴鷹人。
這與後來閆愛民從新聞媒體的報道中了解到兒子在網絡上的殘忍言行大相徑庭。
在流行貼吧和論壇的年代，閆嘯天發布過一張有很多死麻雀的圖片，配文是：殺的鳥。
他的發帖內容幾乎都與動物相關，“收各種鷹”、“希望能聚集咱學校有共同獵捕愛好的同學”、“今天爬樹掏了一窩喜鵲累死我了，現在賣了，有人要沒有？”
最讓他被網友唾棄為“獵殺者”形象的，是一張手握鴨子脖頸的照片，他在文字中向玄學求問，“我是一個狩獵的年輕小夥子，我殺生很多很多，野兔，鴿子，刺蝟，各種鳥都殺過，請大師指點我會有報應嗎？要怎麽破，需要贖罪嗎，這個圖片是我殺的鴨子。”
在手工和機械裝置方麵，他也展露出“優秀的動手能力”，甚至臨近危險的灰色地帶：他從網上購入槍管、瞄準鏡、閥門等零件，嚐試組裝出一把氣槍。
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槍口比動能大於等於1.8焦耳/平方厘米時，一律認定為槍支 ”。幸運的是，閆嘯天的那把槍實際上沒有組裝成功，無法使用，也就沒有動能和焦耳一說。
這張半成品槍的圖片被人從貼吧裏挖了出來，加深了他的“殘暴”形象。那一年，公眾情緒從對他的惋惜，逐漸演化成批判和質疑。
“慣犯”，人們在網絡上如此形容。
但在現實世界，他卻收獲了幾乎完全相悖的評價。同學、朋友從未將他視作真正意義上的罪犯。
鄉民們，隻是本能覺得“掏鳥”沒有什麽社會危害，認為閆嘯天還是個“好孩子”，還時不時主動幫閆家人做點事。出獄回家後，還有人帶來現金紅包給他“衝喜”。
十年前網絡上那些激烈的爭辯還留有痕跡。
麵對采訪，閆嘯天不回避，也不否認槍支組裝的事兒，但解釋了那張殺死一群麻雀的圖的真實來源：其實是從“中華打獵論壇”下載的。
“那時太年輕，想裝逼一下。”他補充道。
失去與重建
今年夏天，閆嘯天從重新找回的聯係方式裏，拿到了高中時女朋友的QQ號。她還記得他。
“我在監獄裏，讓一個出去的獄友給你捎信兒，希望能收到你一封信，你怎麽沒寫？”他試探道。
“根本沒人給我捎信！”對方回複。
這個十年前他最在乎的女孩，如今已經二婚，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屏幕這邊的閆嘯天提起全部勇氣，敲出一行字：如果你以後過不好，我會娶你。
“我沒勇氣了。”女孩答。
在男人被收回自由的那十年，一並藏起來的，還有青春萌動和蓬勃欲望。監舍裏，大家靠手動解決性需求，一切視作平常，“沒人嘲笑誰”。
偶有同性戀服刑者，會趁著無人的時機騷擾別人。最開始，閆嘯天隻能躲著走，避免和他們獨處一室。再後來，他膽子變大，遇到同樣的事情，就直接用腳踹。
回家後，閆愛民和劉素琴一度焦灼於兒子的婚事，總覺得他已經比別人晚了太久。閆嘯天煙酒不沾，父親比他還著急，“喝些酒，這樣才像個男人。”
誰勸都沒有用，閆嘯天毫無成家的想法。有媒人上門介紹親事，都被他拒絕了，“我一無所有。”
服刑的這些年裏，兩個女同學常在過節的時候，去閆嘯天的老家探望，幾乎年年不落。母親看破沒說破，她知道女孩們的心思。再後來，一個等不及結婚了，另一個至今未婚。
他也並非一無所有。他走到哪兒，朋友就交到哪兒。
重獲自由的前半個月，獄友們得知“鳥弟”即將恢複自由，幾乎每天都組織請客。所謂“請客”，就是大家各自買些東西，下工後聚在一起吃一下。
他把自己在獄中的物品分給大家，也被交代了許多充滿信任的委托事項，比如，替獄友去看望某人，給獄友家裏捎信。他全都應了下來，後來也確實一一做到。
出獄後，獄警還給他發來那隻他曾照料過的小烏龜的消息，說它活得很好，還有了新夥伴，讓他不要惦記。
閆嘯天和母親劉素琴
敏感的父母，則對兒子與監獄相關的一切保持關聯，感到緊張。隻要有一會兒聯係不上兒子，他們就格外慌亂。他們害怕任何差池。
最近一段時間，幾個獄友陸續出來，閆嘯天去相見，劉素琴焦灼不安。
在她眼裏，“那些人都曾是真正的罪犯，兒子不算是。”兒子寬慰她，“想多了”，大家很珍惜現在的自由，絕對不會再去做犯法的事。
閆嘯天出獄半年後，閆家打算繼續申訴。他們委托了北京天鬥律師事務所律師梁宏剛。梁宏剛閱卷後認為，“法院認定閆嘯天掏了16隻鳥，均為二級保護動物，但其中12隻沒有司法鑒定，僅4隻進行了司法鑒定，且僅僅是依據一張鳥的照片，專家都沒有看到鳥的實物，該鑒定存在重大瑕疵。”
對於申訴，閆嘯天沒說太多。閑來無事時，他還是喜歡去找王亞軍。王亞軍同樣也有申訴的打算。
當年掏鳥的現場位於高莊村，距離王亞軍家不到一公裏，走路五分鍾。那棵十幾米高的楊樹不知何時被砍掉了，變成一片小菜園。
前不久，兩人騎著電動車再次路過。王亞軍突然刹車，抬了抬手，“就是這兒”。閆嘯天一點兒印象都沒了，他安慰兄弟，“忘記了也挺好，生活總要重新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