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記者 黃澤敏
三年裏來，推開家門的第一時間，徐涵經常是著急忙慌地上廁所，她對媽媽的解釋是，在學校裏憋了一天。
這是她上初中以來的常有狀況。她解釋說，班主任會坐在教室後邊“全天候”盯著，無論上課或下課。課間十分鍾需保持靜默，不許說話，想上廁所了才能離開座位。
因此，廁所成為她們的社交場所。如此三年下來，徐涵隻交到兩個朋友，分別是同桌，以及同桌對桌。
上了高中，課間時間終於自由一些，但徐涵說，有時“運氣不好”趕上老師拖堂，就隻能強忍尿意，一忍就得忍到下一個課間。
《青春派》劇照
學生在課間時間活動受限的現象，早在2015年就引起熱議，人民日報做過學校課間活動變“圈養”的現象的相關報道。
時至今日，課間“圈養”仍未消失。近日，山西晉中一位老師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吐槽“課間圈養”：7成學生課間不出教室，偌大的校園空空蕩蕩……
甚至，據媒體報道，有學校出現“高中生要帶通行證才能進廁所”的規定。
“課間10分鍾，’野’點又何妨”，這句話曾引發學生、家長及公眾的共鳴，但是為何難以落地？
“都是人質，不是學生”
坐在教室，如坐針氈。
頭頂上的監控攝像頭不時旋轉，實時進行“移動監測”。上課了，王晨晨不敢輕易“溜號”，到了下課，也不敢和朋友打鬧玩笑。因為監控那頭，是班主任不知會何時聚焦的雙眼。
攝像頭在一年前就存在了。高一剛入學，班主任就當著全班人的麵將攝像頭安放在黑板上方。自那以後，他們在教室裏的一舉一動會實時出現在班主任的手機裏。有時，攝像頭會突然傳出班主任的聲音，似是“從天而降”，將王晨晨嚇一跳。
在教室裏，她得保持警惕，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正在被遠程“審視”。教室對麵，是班主任的辦公室，“常常（看到班主任）在辦公室門口趴著門框瞅我們。”她說。
《你好，舊時光》劇照
“上學就像上監獄一樣。”
16歲的王晨晨沒有想過，此前憧憬的高中生活會被套在“監控”之下。在某社交平台，她用“文科牲”來介紹自己。
一年前，王晨晨考入哈爾濱一所普通高校的文科優班。她覺得大抵是“優班”的緣故，班主任尤其強調學習。以“學習”之名的管製，從教室到課間，再到午休、體育課。
王晨晨不喜歡被限製在座位上，一有機會，她就會往課室外跑。
午飯過後的休息時間，她會和朋友在校道上散步。體育課上，跑圈解散後的自由時間，她會在操場打會兒羽毛球再回教室。但她也因此被班主任找去談話過幾次，責怪她們不在座位上學習。
能自由掌控而不被“譴責”的時間並不多。更多時候，她沒有太多選擇，就連十分鍾的課間休息也得爭分奪秒。
據她觀察，老師通常會踏著提前兩分鍾響起的預備鈴進教室，“晚到”的學生極可能被說上兩句。若再遇上老師拖堂，實際留給王晨晨的休息時間並不多。有時候，去廁所還是去打水，得來個二選一。
運氣好的話，她能擴大課間活動範圍，在過道和朋友聊上幾句。但不能太大聲，否則，辦公室會隨機出現一位老師出麵製止。
有時，管控課間分貝無需老師出手，教室裏的攝像頭會成為老師進行管理的得力助手。
在高一學生徐涵就讀的蓋州市某公立中學，教室分貝超過班主任可接受範圍時，攝像頭會替主人發聲“警告”。
攝像頭的警報聲徐涵並不陌生。她形容那是“噠噠噠”的聲音，持續時間有長有短，皆由班主任控製。長的一次約響20秒，通常會被按響兩次，短的則響三五秒，會按五六次。每次警報響起，會噠噠持續約一分鍾，時而長短交接，“特別嚇人，那一分鍾老煎熬了”。
當一個可以隨時查看並發出警報的攝像頭開啟時，一舉一動，包括說話音量，都不再任由個人支配。個人行為需要服從於集體，或者說是服從於規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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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間和同學交流時，徐涵會下意識壓低音量，不是擔心影響誰休息，而是害怕惹怒“警報”。
談笑不能太大聲，更別提嬉戲打鬧。下課不能在樓道遊戲，到操場打羽毛球等體育活動同樣不被允許。理由是運動會消耗體力，上課了還得花時間緩衝，遲遲進不去學習狀態。
隻能照做。徐涵說，沒有人敢不聽老師的話。不過這樣的限製對徐涵來說無傷大雅。現實中，課間並沒有太多時間能讓她跑到操場去。
除了體育課，能到戶外活動的時間是那20分鍾的大課間。不過做完操，他們就得回到教室，即使可能還剩10分鍾休息時間。徐涵並不認為那是下課。因為回教室後，他們需保持安靜，進行自習，待打上課鈴後正式上課。
9月26日，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耀華小學的學生在大課間練習足球操 / 圖源：新華社
很多限製，並非白紙黑字明確寫著“不允許”三個字，但條條框架無形存在。
聊起孩子們的情況時，劉洋和其他家長們會在私下開玩笑說孩子們“都是人質，不是學生”。
她記得，最初被奪去課間自由時，徐涵還不適應，會在回家後向劉洋抱怨，說自己是台機器，不能說話，下了課也隻能學習，連同學都不認識。現在，徐涵能在課間說話了，但仍被困在校園裏。
一身“毛病”
以安全學習為名義的校園管製，將孩子放置在加厚的安全包裝中。包裝的手法雖不一致，但結果都是讓人透不過氣。
每天，王晨晨會在早晨6點醒來，保證7點15分前抵達學校，再待上13個小時。從7點20分的第一節早自習開始，直到晚上8點30分的晚自習結束。
相同的學科在不同的日子裏反複出現，鋪滿大半張。她細摳夾在不同課程裏的休息時間，算起來竟隻有3個小時，包括中午和下午放學的進餐時間。
她了解過，同校高三生的晚自習課程會持續到晚上10點。那是什麽樣的生活，高二的她還沒有實感，就總覺得下課的時間在縮短，而上課時間相應增長。那意味著，需要坐在教室內的時間更長。她害怕成為高三生。
《青春派》劇照
上學期，王晨晨在一次換座時閃了腰，檢測後發現是脊柱側彎加上脊柱錯位。肌肉的痛感傳達至神經，正骨、按摩都不好使，讓她坐立難安。
一個學期過去，肌肉的不適感仍會在久坐過後出現。她記得醫生的叮囑，不能久坐，得適當運動。但她沒有機會。
脊柱側彎是青少年中常見的脊柱疾病。國家兒童青少年脊柱側彎防控工作組組長、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脊柱外科主任劉海鷹曾在媒體披露，我國中小學生脊柱側彎發生率為1%至3%，側彎人數已超過500萬，且發病人數呈逐年遞增態勢。而長期久坐可能引發脊柱側彎。
除此之外，不少研究和數據都表明，在中少年成長發育期間，久坐、身體活動不足等易導致肥胖、視力下降、勁椎酸痛等問題。
升上高一半個月後，徐涵就感覺自己坐出了一身“毛病”。從最初的腰部不適，到現在她總覺得哪哪都不舒服，腰疼、肩疼、脖子疼。
在她的課表裏，一周7天，每天都需要到校“坐班”，從早到晚。隻有周六，她能偷得半日閑。不過在那天她也得抽出時間坐在家寫作業，“（感覺作業量）比平常要多差不多1.5倍”。
在有些家長眼中，課間體驗的缺失，不僅容易引發孩子的健康問題，還可能影響其心理健康。
任職於青島某高校的劉欣怡多年來從事教育研究，也是一年級學生的家長。在她看來，過度規避風險隻是“因噎廢食”。
“人是群居動物”，強調安靜和紀律的課間，忽視了運動，“違背人性”，而且，“溫室的鮮花開不長久” 。劉欣怡說。
保姆式監管，不幹不行
實際上，各種管製，苦了學生，也累了老師。
陳媛就職於汕尾某私立小學。作為一年級的班主任，她需要負責早讀、看午休、課間“導護”等工作。
執勤當天，導護老師需在早上7點35分到崗，並於每次課間出現。一層樓三個班級，兩名導護老師分別位於樓道兩側，留意學生的舉動，決不允許學生“衝跑”。即使課間已提供了讀書角和益智遊戲等活動選項，盡可能“塞滿”課間。但不能放鬆警惕。
上午課程結束後，她還不能停下。組織學生排隊並帶到飯堂，看著他們一個個洗手，再一個個取餐。她會將湯一碗碗盛好，孩子們排隊領取後開始用餐。用餐過程不得說話，以免發生嗆咳、卡噎等意外。
某種程度上，老師就像是保姆 /《少年派》劇照
待都結束用餐後，再集體起身排隊，洗淨手，上洗手間，喝水，挨個進入午休室。除了帶隊的各班班主任，飯堂內還有2個值日老師，及輪流巡查的校領導。
一整套流程下來，飯堂都會保持安靜有序的狀態。而所有的措施，都指向“保障學生的安全”。
“現在都是安全第一。”天津某公立小學教師孫曉玉說。
下課鈴響，班主任到班“盯班”，不能空崗。遇上低年級學生想上廁所，得帶著去。導護工作也需到位，每天都會排班，她被排了一周兩次。
數不清的瑣碎小事貫穿整個工作過程，尤其是當班主任的那一年，孫曉玉時常忙得連去廁所的時間都沒有。她形容那是“全方位保姆式監管”，生怕學生磕了碰了。
但實際上她也知道，課間十分鍾，老師是否在場並不直接決定學生的安全係數。很多時候，老師們隻能製止眼下可見的追逐打鬧，當意外的磕碰發生時，站在樓道裏的老師通常無法及時出手相救。
可監管並不能少。在她看來，當意外真的降臨時，執勤老師是否在場，會明顯導向兩種不同效果。
一種是實時監管、曾出手製止的“負責任”老師，其及時發現了意外並進行安撫，在最大程度上減少了進一步的傷害，這可能熄滅家長的怒火。另一種則是擅離職守，這免不了家長的追責。
對於當下的種種管製，很多老師既心疼也無奈。孫曉玉不是不知道讓孩子們參加運動的好處，但她不敢放任孩子奔跑。
“不限製、不圈養，你讓他放飛了自我，釋放了天性，也會有很多安全隱患。一旦出了事，（部分）家長（就會）開始對學校不依不饒”。在校內因磕碰而受傷，是學校最害怕遇到的事。
《風犬少年的天空》劇照
幾次“無厘頭”的校鬧，足以讓正常的教學秩序和家校關係土崩瓦解，“學校也是為了不給自己找麻煩，所以派老師進行全方位的監管”。
她記得校領導曾告訴他們，多做一點是對自己的保護。
誰來負責？
教學工作和孫曉玉最初的想象大不相同。因其所在地小升初“搖號”上學，她覺得當下小學教師更像在服務業，大家更多關注學生們的“安危”。所以她得繼續做好“保姆”工作，將孩子們“養好”。
可“圈養”，不能完全解決學生的安全問題，也不會是一個長久之計。
常規認為，限製學生行動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校園傷害案件出現概率，因此，加大監管力度，成為降低校方責任的方法之一。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輝表示，在校園傷害案中，校方承擔法律責任與放開孩子自由活動不存在必然聯係。
按照《民法典》第1199條、1200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滿8周歲），在校受到人身傷害，學校證明自身無過錯則可免責。限製民事行為能力人（8周歲以上18不滿18周歲），在校受到人身傷害，學校有過錯才擔責，無過錯無責任。
王輝介紹，在法理上，是否履行教育、管理職責才是判斷學校要不要承擔責任的前提和關鍵因素。並不是孩子在學校裏受到傷害，學校就一定得承擔相關責任。
但在實際糾紛中，學校在舉證證明自身無過錯的過程中往往存在一定困難。
他以學生上體育課發生安全事故為例。學校要想證明自身無過錯，就需要證明操場不構成安全威脅，如操場欄杆、跑道硬度、體育設施等都符合安全標準，又或者證明已盡到教育監管義務，如事發時體育老師在場盡到了教育、管理職責等，日常中有對學生進行安全強調。這些舉證義務對學校而言難度相對較高。
要從根本上解決校園安全問題，光靠增強學校、家長及學生的安全防範意識還不夠。還得理清關乎校園安全的各個主體責任，避免過分強調學校、教師在校園安全中的責任和義務。
王輝認為，在各種安全檢查都通過的情況下，應該降低學校的舉證義務，而將承擔賠償義務的一方，歸結為造成孩子實際傷害的一方，如打人者。同時，也應考慮孩子自身是否有相關責任。
《少年法庭》劇照
可現實是，太多家長不會追究自己孩子的責任。一旦出事，孩子總會是家人眼中的“受害者”。
劉洋當了10年幼兒園老師。她自稱見識過太多“孩子無錯”式家長。有的家長，孩子摔地上了，就責怪地板，孩子撞到桌子，就怪桌子。如此行為，隻因孩子哭了。
身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劉欣怡理解一個嬰兒從“肉蛋蛋”成長為會跑跳的孩子那種心理。當然是萬分疼愛，悉心照料。
但她始終覺得，“要把自己的孩子當作是一個人，而不是寵物。作為一個人，是需要去適應大環境的，要是被過度保護的話，是一定會失去些什麽的。”